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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对推动比较优势变迁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功能评价新视角

时间:2023-06-01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第六节 外资对推动比较优势变迁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功能评价新视角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人们已广泛地认识到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弥补中国的资金缺口、提高劳动力等具有供给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的利用率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外商投资企业贸易流动格局的这一新变化表明,FDI对国际产业分工的影响正在逐步淡出“贸易收支转移”型机制。

第六节 外资对推动比较优势变迁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功能评价新视角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人们已广泛地认识到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弥补中国的资金缺口、提高劳动力等具有供给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的利用率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利用外资的长期实践还显示: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序进行和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的深化,FDI的许多长期效益也开始显现。

一、利用外资对促进国内竞争、改善国民产业竞争力的效应[15]

外资的大量进入特别是通过建立合资和独资企业,促进和推动了国内竞争,提高了国内竞争水平;与此同时,也显著地改善了国民部门的竞争力状况。根据谷克鉴(2000)引用并改进过的HBS推断模型,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国民部门与外资部门竞争力的对比差距伴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不断缩小。这一现象从根本上说缘于外部发达市场经济资本,尤其是外资进入中国的各个产业领域,本质上是开放进程中国民部门应对主要来自外资部门激烈竞争实现的竞争效应的累积和质变。

二、利用外资调整产业结构的效应

分析外资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效应,以港、澳、台地区为代表的中小资本和以世界500强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巨额资本在两个时期,即1979~1991年和1992年之后,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

在20世纪80年代,外商投资主要是利用我国廉价充裕的劳动力资源开展“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当时我国加工贸易进口的主要来源地是港、澳、台地区,参与国际分工的产品层次较低,以服装、纺织、鞋类、食品加工、电子产品等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为主。这些加工贸易对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虽然没有明显的带动作用,但在当时却充分发挥了中国劳动力密集的比较优势,促进了中国资本要素的积累并将中国的生产与世界市场紧密地联系起来,中国的民营经济以此为契机也蓬勃发展起来。

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以来,我国加工贸易进口的主要来源地为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出口目标市场主要是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工业发达国家,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欧盟以及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资本的主要接受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大型跨国公司进入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正在大力发展的产业。跨国公司投资最密集的行业主要有微电子业、汽车制造业、家用电器业、通讯设备业、办公用品业、仪器仪表业、制药业和化学工业等,均属于技术密集或资本密集型行业。由于外商投资比较集中的行业具有明显的国际竞争力和出口优势,成为提升产业整体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16]

三、基于比较优势源泉多样化的“内生效率追求”型产业分工模式的长效机制正在形成

观察近年来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实现的贸易流动,我们发现:外商投资企业在继续向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欧盟和美国集中出口的同时,进口的来源地却出现了显著的分散化趋势。1993~2003年,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向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欧盟和美国的出口份额由88.1%降至79.68%,下降了约8个百分点;而进口份额则由82.57%降至58.99%,下降了约24个百分点。外商投资企业贸易流动格局的这一新变化表明,FDI对国际产业分工的影响正在逐步淡出“贸易收支转移”型机制。过去,迫于贸易壁垒和产业政策调整引致的贸易流向和产业分工的调整,正在转向基于全球范围内比较优势的广泛辨识的“内生效率追求”型变化,比较优势的长效机制正在形成。在这一新的进程中,跨国公司充分寻找和利用全球制造和全球分销为载体,在大大延伸的、极其广阔的地域内,求得生产制造或采购分销的区位选择成本最低、质量最优以及化解风险目标的实现。比如,随着全球化日益深入和广泛分解企业价值链,产品内贸易模式正在迅速崛起使当代比较优势生成源泉更加多样化的同时,从根本上改变了辨识、获取和实现比较优势源泉渠道狭窄的状况。一旦比较优势抵消了物流成本,广泛的产品内分工就会成为全球范围内比较优势的采集器(谷克鉴,2005)。

在华外商投资的全球采购活动的日趋活跃和区域分散化也是长效机制形成的重要的企业组织因素。据观察,一般大型跨国公司拥有雄厚的组织资本,可以投入足够的资金来垫支巨额的沉淀成本,从而具有发达和完善的全球采购网络,且采购活动区域可以相对分散;与此相反,小企业的采购网络狭小,其采购活动往往不得不相对集中。随着近年来在华投资项目的平均规模的扩大和大型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规模和份额的激增,中国外商投资企业面向世界市场分散化的全球采购活动大幅度增长,从而导致基于全球范围内比较优势来源多样化的“内生效率追求”型产业模式的形成。

四、外资对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贸易关系产生复杂影响

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是中国利用外资的长期稳定的结构性特征,所占投资项目、合同利用外资,还是实际投资额始终保持在70%左右。因而,外商在华投资除了持续影响中国有形商品的国际贸易外,还要看到外资也开始对中国同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贸易关系产生复杂影响。

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利用外资实践适逢新一轮全球产业大转移。除了中国制定的一系列开放政策使得中国特定的发展阶段固有的比较优势成为吸引外商投资的重要源泉,还要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格局和贸易关系的复杂变化推动全球性企业不断改变自身的区位选择,以规避由于经济发展阶段中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和产业政策的实施形成的有效汇率、有效生产成本和收益的不利影响,加之部分国家原以国内市场为主要销售对象的企业也因成本和收益的变化而将投资转移到海外和中国。在最终销售市场并未发生根本变化,而投资最初阶段仍需从母国大量进口生产设备和加工组装零部件的情形下,FDI就必然带来“贸易收支转移”型的贸易流动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实现的进出口贸易流动格局是中国同主要贸易伙伴同期贸易收支地位变化的首要解释变量。

正确地分析描述这一机制,对于贸易伙伴国认识来自于中国的贸易关系的变化、协调同他们的经济贸易关系将是十分必要的。表4-13的数据显示,由于长期稳定的转口贸易和加工复出口地位,中国内地长期保持并持续增加对香港地区的贸易顺差,美国则因其在华投资的产业和地区结构和运输距离的影响,使得其投资商来自本国的进口规模较低,而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商却将原出口市场份额转移至美国,从而使得外商投资企业实现的对美贸易长期保持贸易顺差状态;而日本、中国台湾和欧盟等经济体由于在华投资产业集中在汽车、机器制造和电器产业,在投资最初阶段需要大量进口供组装的零部件和机器设备,从而形成中国对其大量贸易逆差。

表4-13 五大经济体外商投资企业对华贸易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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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04年外资统计年鉴》;《中国利用外资的功能评价与战略选择》,《财贸经济》,2005年第3期。

五、外资对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拉大区域间产业发展差异的双重效应

利用外资对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一方面,表现为外资的流入克服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资金缺口和部分生产要素的不足;另一方面,外资通过特殊的加工贸易和外商其他形式的出口带动整个外贸出口的扩大,从而促进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对中国先行开放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开放条件下的外资流向和要素流动使整个经济发展水平在地区间的不均衡非但未能缩小,甚至还有继续扩大之势。主要表现为:越是经济转型和开放较快、较成熟的地区,越是具有鲜明的外向型贸易转移倾向。由于先行开放地区相互利用技术和经验形成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的作用,使得外资和其他经济活动更加集中在沿海开放地区。本章第二节的计量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结论。

六、利用外资对推动中国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

由于中国在技术发展水平和资金实力上长期显著地落后于发达国家,因此,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一般采取鼓励资本技术供给和引导技术需求的政策。在资本技术供给方面,在大量的产品开发、应用技术开发等领域则按照商业与比较优势原则,在自主开发和外部供给中作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在资本技术需求方面,则鼓励企业采用适用技术,在消化、吸收、开发和提升中动态地增强自身的技术力量;同时,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循环,通过国际市场开拓,增强和积累自身技术开发的能力,实现所谓的新要素比例模型描述的资本技术渐进型赶超。

如果考虑中国存在的大国情形,FDI的外溢效应中还存在经济发展门槛效应,即在经济发展达到某一个水平以后,FDI外溢效应的作用将发生显著的跳跃,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张建华(2003)等运用计量模型对广东省39个行业和21个城市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证实外资企业对内资工业部门的总体正向外溢效应的存在;并且发现广东省FDI技术外溢的主要渠道是示范和联系效应,并形成了一定程度的FDI的集聚效应。

案 例

三星电子创新经营及其对中国产业的启示[17]

韩国三星电子株式会社(以下简称三星电子)成立于1969年。在20世纪90年代初,三星电子只是一家做OEM和购买外国芯片进行组装的普通电子产品公司,但到2005年,三星电子有7种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占有率位居第一;在1997年韩国经济危机中,三星电子从负债70多亿美元到成为全球最大的内存芯片、液晶显示器和彩电制造商以及第三大手机制造商,只用了短短5年时间;十几年前,三星电子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仅仅是廉价的电子产品代名词,但在“2005年度世界品牌价值排名100强”中,三星的品牌价值达到149亿美元,排名亚洲第一,全球第20位,连续5年成为全球品牌价值上升最快的公司。2005年,三星电子营业收入达到715亿美元,纯利润高达60亿美元,在《财富》世界500强中排名第39位。

创新是企业家的灵魂

谈及三星的成功,几乎每一位员工都会提及三星会长李健熙那句脍炙人口的名言:除了妻儿,一切都要改变。纵观三星电子发展的历史,在三星电子战略决策几个关键点上,李健熙会长的预见性和决断力就充分显示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卓越的指挥力(见表4-14)。

表4-14 三星电子李健熙会长创新性的战略决策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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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产业结构与核心技术源于创新思维

自从哈佛著名管理专家C.K.Prahalad和Gary Hamel提出核心竞争力概念以来,核心竞争力一直被主流管理学家信奉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他们认为:企业应尽力避免多元化,而应将资源投入到产业价值链中公司最擅长的环节中,以得到较高的生产效率,并通过持续研发和投资,对本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进行强化。

但三星在专业化的潮流中并没有盲从。三星电子有半导体、通讯、数字多媒体、家电四大产业均衡发展,这种“黄金”产业结构源于三星电子对核心竞争力的创新性理解。

首先,“黄金”产业结构是三星电子在多个领域所形成优势资源的共性决定的。换句话说,三星的多元化不是基于产品的共性,而是基于资源的共性予以展开的。三星电子的相关多元化始终遵循着优势资源的共性予以展开。例如,在三星生产的芯片中,有30%提供给三星手机;三星是目前唯一能自行生产适合第三代手机使用的数字动态图形处理芯片及数字电视所用存储器的企业。这种基于共同核心技术开发的产品系列无疑使三星的多种产品具备强大的竞争实力。

其次,“黄金”产业结构是在数字整合时代防范核心能力刚性的必然选择。三星电子认为,如果企业过分强调“选择与集中”,那么,专业化经营会使企业中越来越多的活动外包,但这同时就意味着企业越来越依赖于外部技术和生产能力,而企业自身内部不同知识间的相关核心技能却越来越少,此时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虽然始终得到强化,但由于受到路径依赖的影响,企业人力资本和固定资产的专用性逐步加剧,使企业形成强烈的组织惯性,从而具有了核心能力刚性的特征,阻碍了企业未来的创新和变革。一旦外界竞争环境变化,企业的经营风险会迅速放大,经营绩效也会大受影响。而三星电子目前是世界上唯一在半导体、通讯、家电、笔记本电脑、显示器等领域中销售额均名列前茅的公司,这使三星在汇聚数字化产品的数字整合(Digital Convergence)时代,防范核心能力刚性为技术和产品的持续升级提供了最合适的条件。

多元化的产业结构也规避了单一产业周期波动的风险。2001年,由于IT行业的大萧条,128兆DRAM(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现货价格从2000年7月每个18美元跌到2001年11月不到1美元。在该年度,美国MICRON公司和德国INFINEON公司分别亏损数千万美元,而三星电子的移动电话等信息通讯部门在此期间取得了的高额利润,使三星的整体盈利达到12多亿美元,仅次于GE、IBM和NOKIA。如今,均衡发展的多元化产业发展战略不但实现了利润结构的均衡发展,而且各个产业进入了相互之间发挥协同作用的阶段。

推动力:数字三星=数字化产品+数字化管理

第一,供应链管理下的数字化生产计划和控制。三星电子的供应链是一个跨越多厂家、多部门的网络化组织,快速响应市场需求成为衡量其生产计划系统的重要指标。三星电子的各个工厂根据市场的需求采用了不同的生产计划和控制模式,以适应敏捷制造的需求。

在三星苏州白色家电工厂,产品以满足终端消费者的需求为主要目标,因此,工厂采用按单生产模式(Make to Order)。对于供货商而言,在信息系统支持下,按单生产的需求规律也是有效的,例如,供应商可以及时、准确地得到1~3个月的预测计划,乃至每天的原材料需求的信息。因此,三星白色家电的订单反应周期大大缩短,一般出口订单为一个月左右,而内销订单的反应时间仅为一周。

在三星苏州SESS(半导体)工厂,三星的主要客户是像惠普、戴尔、IBM、SONY这种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并与三星有长期稳定合作关系的跨国公司,这些大客户的需求比较稳定,因此,SESS工厂的生产模式基本上是按计划进行。由于计划是建立在比较全面的信息统计和需求分析的前提下,在满足客户需求和控制成品库存的同时,生产线的利用率得以提高,能达到85%以上。

第二,坚决彻底的库存管理。①低附加值的物流业务实行外包。例如,苏州三星家电的海外运输业务由中远集团承接。②从战略高度强调供应链系统的库存控制。三星电子没有简单地将库存转嫁到分销商那里,而是通过投入巨资构筑的供应链管理系统(SCM),将供应商、分销商、零售商等所有的合作伙伴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实现信息共享,快速反应,共同控制整个供应链中的库存。在三星家电工厂,每天根据真正的生产计划,分五个时段将需求信息传递给供货商,原材料的供应则每2个小时补充一次,真正实现了准时生产(Just in Time),三星的原材料库存由此降低到了只有2~4个小时,整个工厂内的成品库存区很小,库存量也很低。

第三,对供应商的管理。三星电子与供应商的合作,一直奉行严格管理、共承共荣的原则。在供应商的选择上,三星白色家电工厂对240多家供应商,按品质、技术、生产能力、价格、对应力(快速反应)五大核心指标,划分不同等级,每一核心指标下设若干分指标并标以不同权重,各个数据随着供应商表现和市场供求的变化不断调整,从而及时反映出供应商的最新信用等级。从源头上保证三星产品的高技术、高品质战略原则。在合作方面,三星要求供应商实行财务信息共享制度,并同时对二级供应商(供应商的供货商)的原料价格也进行调查和管理,以确保相对于竞争对手,三星及其供应商的原材料进货价格能做到最低。此外,三星白色家电的技术人员长期在12家主要供货商进行技术培训、指导和监督,并且帮助供应商进行质量体系的完善和认证,使供货商的零部件质量达到三星严格的技术等级要求。

三星的中国攻略:创新仍在演绎

在1993年三星电子刚进入中国时,三星的中国战略与其他跨国公司一样,主要是“利用中国低价劳动力为基础的生产基地战略”。但是,三星电子却是最先将对华发展战略进行重大调整的。目前,三星电子已经把中国作为“最重要的海外业务与品牌拓展市场”,并积极探索在中国建立“以产品的高级化、个性化为基础的品牌中心战略”。

首先,三星电子将对中国的投资重心由以往的“单纯的生产制造”转变成“包括研发和市场开拓的全方位投资”。目前,三星不但把世界上最先进的半导体生产基地建在苏州,而且将标志着跨国公司竞争力的四个研发中心设在中国。截至2004年2月,三星在中国的职员数超过了4万人,累计投资总额超过31亿美元。这一投资定位的转变无疑使三星赢得了中国当地政府及本地消费者的认同与好感,为三星的投资环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三星电子通过各种创新性的营销手段来打造三星数码品牌形象,提升整体品牌价值。1999年后,在中国市场上,三星电子坚决执行高端路线,不打价格战;在品牌推广上,三星积极开展体育营销。三星电子是历届奥运会,包括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指定赞助商和全球合作伙伴。尽管北京奥运的“买单”成本高达7000万美元,但三星认为:“通过对奥运会赞助活动的参与,将大大提高三星电子在中国和全球的知名度。”

在本土化方面,三星电子强调做一家中国本土企业,扎根在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发展。如在产品和生产本土化上,三星正积极推进“当地完结型”经营模式,实现从产品的早期研发直至原材料采购、营销、生产、销售等一系列的经营环节,在中国当地完成。目前,中国三星许多产品的零部件的国产化率已经达到了80%以上,这与日美企业一味强调关键零部件进口的策略有明显的区别。

三星创新性的中国战略,在中国市场取得了丰厚回报:2004年,三星在华销售额达到了250亿美元(包括中国香港),是中国销售额最高的外资企业之一,中国市场将最终超过美国和欧洲市场,成为三星最重要的海外基地。

【注释】

[1]卢锋:《产品内分工:一个分析框架》,CCER Working Paper No.C2004005。

[2]Automotive News Europe,25 October,1999.转引自Yongmin,Chen et al.(2004),“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Strategic Outsourcing”,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Vol.63(2),PP.419-436.

[3]一般而言,两国开展贸易后有可能生产比原来多两倍或两倍以上的差异化产品。

[4]参见喻春娇:《产品内分工喻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战略选择》,2005年博士毕业论文。

[5]Sanyal and Jones(1982)最早尝试建立了一个关于中间产品(middle products)的贸易模型,将世界上交易的产品都视做中间产品,这些中间产品通过服务部门(零售、仓储、运输等)融合营销或分销服务后,转化为最终消费品。他们关于中间产品的内涵的界定与本书所讨论的中间产品的内涵存在本质区别。事实上,在有些情形下,“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的严格区分不是那么容易的,例如,汽车引擎、电脑主板被厂商用于生产汽车、电脑时,它们是中间产品,而面粉在被厂商用于面包生产时是中间产品,在被消费者直接购买使用时是最终产品(Hummels等人,2001b)。

[6]Athukorala Prema-Chandra(2003)认为表3-9中统计的数据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世界制造业部门的产品内分工程度,因为加工组装活动不仅仅包括在SITC7和SITC8中统计的数据,还包括制药业部门的活动(统计在SITC6中)以及统计在SITC9中的软件贸易中的加工组装活动。但是,根据Feenstra(1998)和Yeats(2001)的观点,国际外购活动在其他SITC部门并不十分普遍,因而这种低估程度不会很大。

[7]迈克尔·托达罗:《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440页。

[8]案例根据作者调研、《经济观察报》2006年3月26日和十届全国人大四次政府工作报告编写。

[9]根据我们在前面关于RCA出口值的分析,由于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中国ICT部门的出口占据绝对重要的地位,并且中国ICT部门零部件进口比重很高(目前基本上是净进口者),故采用ICT部门的最终产品出口RCA值无法说明中国在该部门的竞争力,而采用ICT部门零部件出口RCA值则在一定程度上能显示中国在生产这些产品方面的比较优势。

[10]根据我们在前面关于RCA出口值的分析,由于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中国ICT部门的出口占据绝对重要的地位,并且中国ICT部门零部件进口比重很高(目前基本上是净进口者),故采用ICT部门的最终产品的出口RCA值无法说明中国在该部门的竞争力,而采用ICT部门零部件出口RCA值则在一定程度上能显示中国在生产这些产品方面的比较优势。

[11]克拉克在对国民经济进行分类时,曾认为矿业处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之间的分界线上,采矿业理应划入第一产业,但随后将其划为第二产业(参见李悦:《产业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页)。笔者在此依然按照所引用的OECD1995年相关数据中的分类,将采矿业和石油均列入第一产业,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如果将二者纳入第二产业,则更能支持文中的结论,即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偏好依次为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

[12]泰国在金融、建筑、贸易等行业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比重合计为34.8%,而在第二产业中的金属、汽车电子电气等行业所吸收外资的比重为25.2%(罗余才,2002)。

[13]王洛林主编:《中国外商投资报告2000——大型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

[14]参见古扎拉蒂:《计量经济学》(下册),中国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15页。

[15]本部分内容参见谷克鉴:《中国利用外资的功能评价与战略选择》,《财贸经济》,2005年第3期。

[16]赵晋平:《加强外资产业政策导向,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摘自马洪等主编:《中国发展研究》,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第462页。

[17]本案例发表在《商业经济与管理》2004年第11期,本书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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