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2005年7月21日汇改后，人民币兑美元历经1年半时间，整体升值约5.5%。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增长的大背景下，2007年人民币还将继续升值，而且幅度还可能会比2006年有所加大。与此同时，由于我国属于劳动力富余国以及自身产业结构的问题，人民币升值将会对本已比较严峻的就业问题带来什么影响呢？
在开放经济中，就业会受到实际汇率变动的影响，国内外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Branson和Love（1987）利用1970～1986年的季度数据对美国制造业的实证研究发现:美元升值会显著地导致产量和就业的下降，特别是对耐用品部门而言；Roberto（2004）对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等南美洲国家的研究也得出了贬值会促进制造业就业的结论。上述研究是从汇率升贬值的角度进行的，与此相对照，Burgess和Knetter（1998）的国际比较研究以及Belke和Gros（2002）对欧洲国家的考察则都是从汇率波动的角度来研究对就业的影响，结论大体一致:剧烈的汇率波动会减少就业，增加失业人数。国内学者如俞乔（1999）、万解秋和徐涛（2004）、范言慧和宋旺（2005）等人的研究也得出了人民币贬值会显著增加就业的结论。
然而，上述研究有两点不足:一是人为设定劳动供给函数的具体形式，没有从微观主体效用最大化行为出发分析劳动供给行为；二是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行为仅通过价格反映在企业的劳动需求上，这样处理过于简单，反映不出理性的个体跨期最优决策行为的影响。本文将从就业结构的角度出发，对前期研究进行拓展，在内生劳动供给的个体跨期最优模型中进一步引入进口商品，但同时假定对资本流动有限制，以使分析更加符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以此来分析开放经济中实际汇率变动对就业的影响。
二、同时消费本国商品和进口商品的内生劳动力供给模型
1.模型的结构
考虑一个无穷期界的开放经济，该经济由一个既从事生产又从事消费的消费者代表。该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来自于对本国商品和进口国外商品的消费以及对闲暇的消费。
其中，u（·）是拟凹（quasi-concave）形式的效用函数，cht，cmt，lt分别表示t时期的本国消费品、进口消费品和劳动供给，且0≤lt≤1，我们把消费者拥有的总时间禀赋标准化为1，因此1-lt就是t时期的闲暇消费，θ是时间贴现率且θ> 0。
在每一期，代表性消费者用以前积累下来的资本和自己的劳动相结合进行生产。生产出的产品除用于自己消费外，还要用来与国外商品进行交换，以满足该消费者对进口商品的消费，最后剩下来的作为实物资本积累下来用于下一期的生产。假定存在对资本流动的限制，因而该消费者不持有任何形式的国外资产，还假定除实物资本外也不持有其他任何形式的国内资产，如货币、债券等。另外，为方便分析且不影响主要结论，假定经济中没有政府，也不存在折旧和人口增长。这样，代表性消费者面临的流量约束可以写成:
公式（2）中，K觶表示资本对时间的导数，A代表技术或生产率，F（k，l）是生产函数。δ是用国外商品表示的本国商品的价格，即实际汇率。[1]
2.求解最优化问题代表性
消费者的目的是在公式（2）的约束下最大化公式（1）。建立该最大化问题的汉密尔顿函数（Hamilton function）如下:
公式（3）中的l是汉密尔顿乘子（Hamilton multiplier）。由此可以得到最优化问题的一阶必要条件:
λ觶表示乘子对时间的导数，公式（7）刻画了乘子的动态变化过程。公式（4）、公式（5）和公式（4）、公式（6）两边分别相除得:
公式（8）、公式（9）分别反映了在最优时，消费者在本国消费品和进口消费品以及本国消费品和劳动供给之间的替代关系。从本文的目的出发，我们只关心系统的稳态，而忽略对系统转移动态学的考察。当k觶＝0，λ觶＝0时整个经济达到了稳态，在稳态时有:
其中，变量上方带有“-”表示变量在稳态时的取值。根据公式（8）、公式（9）、公式（10）、公式（11）四个未知数，可以求出各变量的稳态均衡值。稳态时的均衡劳动供给可以表示如下:
即均衡劳动供给是时间贴现率、生产率和实际汇率的函数。因为在稳态时q等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也即是实际利率，因此公式（12）可以重新写为:
γ表示实际利率。这样，均衡劳动供给就表示为实际利率、生产率和实际汇率的函数。在不知道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具体形式的情况下，要判断这三个变量对均衡劳动供给的具体影响方向是比较困难的。因此，下面我们通过指定函数的具体形式来分析实际汇率及其他两个变量对均衡劳动供给的影响。
3.特定函数形式下的优化问题解
我们采用商品消费和闲暇消费可分离形式的效用函数:
其中，0＜α＜1，表示本国消费品在总消费品中的权重。η＞0，是消费者对商品消费的相对风险规避程度，1/η即商品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γ> 0，是消费者对闲暇消费的相对风险规避程度，1/γ即是劳动供给的跨期替代弹性。生产函数采取Cobb-Douglas生产函数:
b，1-b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的在总产出中的比重，0<b<1。指定了函数的具体形式之后，前面描述稳态的四个公式（8）、（9）、（10）和（11），相应地变为:
根据公式（16）、公式（17）、公式（18）、公式（19），经过多步计算得到如下均衡劳动供给的表达式（用实际利率γ替换时间贴现率θ）:
为更直观反映变量之间的关系，对（20）式进行对数线性化:
由公式（21）可以求出均衡劳动供给的对数对各变量对数的导数:
在公式（22）、（23）、（24）中，因为b，1- b，1-l，1-α，η（1- l）+γl均大于0，因此实际汇率和其他变量对均衡劳动供给的影响是不确定的，都取决于η和1的比较。
三、对中国的经验分析
1.数据的选取和说明
我们选取1980～2003年中国的年度数据进行检验，实际汇率的数据来自IMF的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IFS）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reer，以2000年为100），该指数上升表示人民币升值，下降表示贬值。劳动供给用每年的就业人数（em）来代替，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出于稳健性的考虑，我们同时用全员劳动生产率（tlp，GDP/就业人数）和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行检验，前者的数据同样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后者的数据来自张军和施少华（2003）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测算，但张文的数据只提供到1998年，我们发现张文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与全员劳动生产率的相关性达0.97，因此，我们根据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数据估算出了1999～2003年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实际利率（r）是用一年期的贷款利率经过零售价格指数调整而得，年贷款利率的数据同样来自IMF 的IFS，零售价格指数的数据则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检验过程和结果
经过初步检验我们发现，除了实际利率（r）以外，其他变量的时间序列都有明显的上升或下降的趋势，都是非平稳的。为避免伪回归问题，我们对非平稳变量的对数序列做一阶差分，使其变平稳，然后将这些差分序列和平稳的实际利率（r）序列放在一起做回归。最终采用的计量模型如下:
公式（25）和公式（26）中，d表示一阶差分，c是截距项，βi，μi（i= 1，2，3）分别表示两模型中各变量的系数。
首先对各变量之间做相关性检验，结果见表1:
表1 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由表1我们看到，就业与其他解释变量之间相关系数的符号均符合理论分析，而且除了实际利率外，就业与其他变量的相关性都比较显著。另外，表1还显示，模型的各解释变量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从而不用担心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下面对公式（25）、公式（26）进行估计，结果如下:
其中，括号内数字是t统计量，两模型的残差均通过了异方差和自相关检验。由公式（27）和公式（28）我们看到，实际汇率变动对就业有着显著的反向影响，验证了前面的理论分析，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会促进就业，升值则使就业减少，该结果也与万解秋和徐涛（2004），范言慧和宋旺（2005）的实证结果一致。虽然估计出的不同生产率指标的系数有一定差别，但两个系数的符号都是负的且非常显著，有力地支持了我们的理论分析，这说明中国过去20年生产率的提高反而抑制了就业的增加。最后，实际利率的系数为正，符合模型的分析，但是并不显著，考虑到我国利率还未完全市场化，利率还不能够准确的反映资本的边际报酬率，因此，会导致计量结果的不显著。
总地看来，对中国的检验基本上支持了模型的结论，在中国当前相对风险规避程度比较大的情况下，实际汇率贬值可以起到促进就业的作用，而生产率的上升则降低了就业。
四、结论及启示
本文建立了一个带有内生劳动力供给的个体跨期最优模型，并在该模型下分析了实际汇率、生产率和实际利率对就业的影响，结论是当消费者的相对风险规避程度比较大（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小）时，实际汇率贬值会促进就业，而生产率的上升增加会减少就业，代表时间贴现率的实际利率的上升则会增加就业。如果相对风险规避程度比较小（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大），就会有相反的结论。考虑到目前中国的相对风险规避程度较大，因此，预期实际汇率贬值会使就业增加，生产率上升会减少就业，接下来对中国的经验分析验证了这一点。
本文的结论给我们的启示是:虽然中国过去的经验验证了人民币贬值可以显著增加就业，但这是以较大的相对风险规避程度为前提。而且消费者的相对风险规避程度是不断变化的，对正处在转轨经济中的中国尤其如此。从长远来看，随着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经济中的不确定因素会逐渐减少，再加上养老保险等保险制度的建立，预计中国居民的相对风险规避程度会越来越小，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越来越大，因而通过汇率贬值来促进就业将会变得不可行。这要求我们对汇率贬值的效应要有清醒的认识，从长期来看，应该通过结构调整等因素来解决就业问题，而不能一味地依赖于低币值的汇率政策。
参考文献:
1.刘光溪:《从转型经济的复杂性谈人民币汇率改革作用的局限性》，《经济研究参考》2006年第23期，第4～9页。
2.鄂永健、丁剑平:《实际汇率与就业——基于内生劳动力的跨期均匀分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解决中国失业问题的宏观政策导向——贸易和非贸易部门变量的国际比较》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70373075。
3.王伟旭、曾秋根:《警惕美国的第二次阴谋》，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年。
4.韦肇煜:《知识经济时代的中国产业结构调整问题研究》，中国投标网2005年10 月29日。
5.范言慧、宋旺:《实际汇率对就业的影响——对中国制造业总体的经验分析》，《世界经济》2005年第4期，第3～12页。
6.顾六宝、肖红叶:《中国消费跨期替代弹性的两种估算方法》，《统计研究》2004年第9期，第8～11页。
7.万解秋、徐涛:《汇率调整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基于理论与经验的研究》，《经济研究》2004年第2期，第39～46页。
8.俞乔:《论我国汇率政策与国内目标的冲突及协调》，《经济研究》1999年第7期，第23～32页。
9.张军、施少华:《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1952～1998》，《世界经济文汇》2003年第2期，第17～24页。
10. Simon Burgess，Michael M. Knetter.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Employment Adjustment to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J/0L］. NBER Working Paper，No.5861，December 1996.
【注释】
[1]显然这是间接标价法，δ上升表示本币升值，下降表示本币贬值。
[2]消费者同时消费本国商品和进口商品，前者价格标准化为1，后者价格是1/δ，因而综合价格水平可以表示为（1/δ）1-α，所以δ下降，综合价格水平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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