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十五”期间投资率和消费率的运行特征及其变动趋势

试论“十五”期间投资率和消费率的运行特征及其变动趋势^[1]

投资率和消费率是国民经济中最基本的比例关系之一。在“十五”期间即将结束、“十一五”期间即将开始时，剖析“十五”期间投资率和消费率的运行特征及其变动趋势，采取相应对策，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按照国内外统一的统计口径，依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包括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和货物、服务净出口。最终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存货增加。本文主要是研究居民消费率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当然，也会涉及政府消费和存货增加。此外，还会涉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2]

1.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投资率与消费率的运行轨迹及其与我国“十五”时期之比较

如果仅就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情况来看，世界各国投资率与消费率运行轨迹具有以下特征：

（1）投资率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而消费率则经历了先降后升的过程。依据钱纳里等人的研究，1950～1970年期间，101个国家平均投资率由13.6%上升到23.4%，消费率由89.8%下降到76.5%。依据世界银行发展指数数据库的资料（以下简称世界银行的资料）在1970～2002年期间，世界各国平均投资率由25.6%下降到19.9%；消费率由74.2%上升到79.6%。

决定这个特征的主要因素，是在上述期间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就其和投资率与消费率的变化相联系的角度说，这个过程包括三重含义：一是在产业结构方面，先是第二产业比重较第一产业比重上升，后是第三产业比重较第二产业比重上升。二是在需求结构方面，先是对工业品需求的比重上升，后是对服务业产品需求的比重上升。而就对投资的需求来说，发展工业比发展农业所需要的投资多，发展第三产业需要的投资比发展工业要少。三是在储蓄率方面，伴随人均收入的提高，储蓄率也是由低走高的。而这一点正是投资率由低走高在资金方面的基础，事实也正是这样。上述的101个国家在1950～1970年期间储蓄率由10.3%上升到23.3%。与此相联系，投资率也由13.6%上升到23.4%。但在二战以后，与现代化相伴随的是由国家调控的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体制在熨平经济周期波动方面的作用愈来愈明显，对投资的推动作用趋于平稳。同时，在这种体制下社会公平的原则得到较好实现。特别是伴随公共财政体制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一方面从税收方面遏制了企业主投资需求的增长；另一方面，增加了低收入阶层的实际收入，提高了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从而消费倾向也随之提高。这些因素以及其他相关因素的作用，又使得储蓄率在上升到一定阶段后又趋于平缓下降。依据世界银行的资料，在1970～2002年期间，世界各国储蓄率由25.8%下降到20.4%，在22年间下降了5.4个百分点。上述三点就从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和储蓄率这三个重要方面决定了投资率由升趋降、消费率由降趋升的过程。诚然，上述各点主要是就经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说的。但正是这些国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占了大部分，从而主导了包括投资率和消费率变化在内的经济发展趋势。

（2）以上是就世界各国投资率和消费率总的趋势说的。但是，在实际上，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以上三类国家2002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分别为430美元、1850美元和26490美元）的投资率和消费率的运行轨迹是有很大差别的。据世界银行的资料，其中低收入国家的投资率由1970年的15.7%上升到1995年的25.2%，再下降到2002年的19.7%；中等收入国家由1970年的22.9%上升到1980年的27.2%，再下降到2002年的23.4%；高收入国家由1970年的26.5%下降到2002年的19%。可见，在这32年中，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投资率都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前者上升时间经历了24年，下降时间经历了8年，后者分别为10年和22年），只有高收入国家是逐步下降的。与此相应的是这些国家消费率的变化过程，这是其一。其二，上述数字同时表明：直到2002年，上述三类国家的投资率也还有很大差别，依次分别为19.7%、23.4%和19%。其三，投资率由升到降、消费率由降到升的拐点，世界各国也有很大的差异。就世界各国的平均投资率来看，这个拐点大约发生在人均收入1000美元，但其中中等收入国家不到1000美元，低收入甚至不到400美元。

将上述世界各国投资率和消费率的运行轨迹与我国“十五”期间的有关情况做一下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到：①我国投资率由1952年的22.2%上升到2000年（“九五”时期的最后一年）的36.4%以后，“十五”期间仍在继续上升，到2004年上升到43.9%，^[3]2005年还要上升。可见，我国投资率的上升时间，已经长达54年。这个数字比上述世界各国平均投资率的上升时间长了34年，比其中低收入国家长了10年，比中等收入国家长了24年。②2004年的投资率比2002年世界各国平均投资率高24个百分点，比其中的低收入国家高24.2个百分点，比中等收入国家高20.5个百分点，比高收入国家高24.9个百分点。③即使在21世纪初人均收入已经超过1000美元以后，投资率也没有出现由升到降的拐点，还在继续上升。总之，与世界各国平均投资率的运行轨迹相比较，我国投资率上升时间最长，当前投资率最高，出现拐点的时间最迟。

2.“十五”时期投资率和消费率运行轨迹与前九个五年计划时期之比较

我国“一五”时期的投资率和消费率分别为24.7%和75.6%，1958～1960年“大跃进”时期分别为38.1%和61.5%，1961～1965年经济调整时期分别为21.9%和77.2%，“三五”时期分别为28.3%和71.4%，“四五”时期分别为34.1%和65.6%，“五五”时期分别为35.5%和64.6%，“六五”时期分别为34.5%和66.1%，“七五”时期分别为36.7%和63.4%，“八五”时期分别为40.3%和58.7%，“九五”时期分别为37.6%和59.4%，2001～2004年分别为40.9%和56.8%。可见，与以往九个五年计划时期相比较，2001～2004年投资率是最高的，消费率是最低的；投资率最多要高19个百分点，最少也要高0.6个百分点；消费率最多要低20.4个百分点，最少也要低1.9个百分点。

上面做的是各个时期的比较，如果做年份比较，其差距更明显。2004年投资率高达43.9%，比最低的1962年高28.8个百分点，消费率只有53.6%，要低30.2个百分点；比“大跃进”期间投资率最高年份1959年高1.1个百分点，消费率要低3个百分点；比改革以来投资率最高年份1993年也要高0.4个百分点，消费率要低4.9个百分点。如果再考虑到2005年投资率要进一步上升，消费率要相应下降的情况，那上述差距还要大一些。

如前所述，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存贷增加，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现在我们分析这二者的内部构成的变化，进一步说明“十五”时期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的严重程度。

如果考虑到2001～2004年固定资本形成比重上升，存贷增加比重下降的情况，那么，这期间实际形成的投资率比重比上述情况还要高一些。这期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比重和存贷增加比重分别为99.03%和0.97%。前者比“一五”时期要高31.5个百分点，比1958～1960年要高22.5个百分点，比1961～1965年要高14.8个百分点，比“三五”时期要高24.3个百分点，比“四五”时期要高21.3个百分点，比“五五”时期要高17.2个百分点，比“六五”时期要高16.7个百分点，比“七五”时期要高20.6个百分点，比“八五”时期要高13.5个百分点，比“九五”时期要高5.7个百分点。可见，2001～2005年，同以往九个五年计划时期相比，固定资本形成比重是最高的，最多高出31.5个百分点，最低也要高出5.7个百分点。其对应的数字，就是存贷增加低出的数字。这些数字进一步说明了投资率过高的严重程度。

如果再考虑到2001～2004年政府消费比重上升和居民消费比重下降的情况，那就可以进一步看到居民消费率下降的严重程度。这期间居民消费比重为78%，政府消费比重为22%。居民消费比重比“一五”时期下降了5.5个百分点，比1958～1960年下降了4.8个百分点，比1961～1965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比“三五”时期下降了5.4个百分点，比“四五”时期下降了3.2个百分点，比“五五”时期下降了0.8个百分点，比“六五”时期下降了0.9个百分点，比“七五”时期下降了2.4个百分点，比“八五”时期下降了0.6个百分点，比“九五”时期下降了1.4个百分点。^[4]可见，与以往九个五年计划时期相比，2001～2004年居民消费率是最低的，最多低5.5个百分点，最少也低0.6个百分点。

总之，与以往九个五年计划时期相比较，“十五”期间的投资率是趋于巅峰，特别是固定资本形成率更是如此；而消费率则跌入低谷，居民消费率尤其这样。

3.“十五”期间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形成原因

上述的国际比较和国内历史比较均表明：我国“十五”期间投资率是最高的，消费率则是最低的。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明确这一点，对于预测“十一五”期间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发展趋势，采取相应的对策，是完全必要的。

“十五”期间我国投资率继续上升主要是由下列一些重要因素决定的。

（1）就形成投资率走高的经济机制来说，经济改革以前，国有经济（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国有企业）内含有投资膨胀机制。改革以来，随着政府职能的逐步转变和国有企业改革的逐步推行，在中央政府和改制已经到位的国有企业，投资膨胀机制已有很大的削弱。但由于这些改革均未到位，国有经济原来包含的投资膨胀机制并未根本消除，在改制尚未到位的国有企业是这样，在地方政府方面则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2000～2004年，由中央管理的项目投资由6433.8亿元增长到6453.9亿元，只增长了0.3%；而由地方管理的项目投资则由26483.9亿元猛增到63618.8亿元，增长了1.4倍。^[5]诚然，后者包含了由中央政府统筹安排给地方政府的资金，还包含了非国有企业的投资。因而，它的高速增长有合理成分。但即使考虑到这些，由地方政府推动的投资的增速也大大超过了中央政府的投资。它突出地反映了由政企分开、财税改革和干部制度改革不到位等因素而导致的地方政府投资机制的膨胀。

非国有企业在改革以后资金积累已有了很大增长。在法律和政策环境逐步改善，市场准入和要素运用等方面限制逐步放宽的情况下，它们的拓展空间愈来愈大。“十五”期间经济增长提速，这些就使得它们的投资迅速增长，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迅速上升。2000～2003年，非国有经济投资由16413.3亿元增长到33905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由49.9%上升到61.1%。这种增长必然带有盲目性。

21世纪初，经济发达国家为了发挥它们在众多高科技领域居领先地位的优势，维护其在国际分工的产业链条中的高端地位，继续将中低端产品的生产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我国拥有市场容量大、劳动力数量多、要素价格便宜和社会稳定等方面的优势，从而成为跨国公司的投资热点，这种情况在21世纪初达到一个新的高点。外商直接投资由2000年的407.2亿元增长到2004年的606.3亿元，增长了48.9%。^[6]

上述三方面投资机制都会促使“十五”期间投资迅速增长。

（2）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就其与提高投资率的关系来说，有三点值得重视。一是在这个阶段，重工业发展较快，占的比重也较大。而这类工业是资金密集型工业，它的发展需要追加的投资较多。而就近几年的情况看，它的发展速度又过快了。这是促使投资率上升的重要因素。二是人均收入已经超过1000美元，这个阶段在经济上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消费结构变化很快，由此带动的生产结构变化也快，于是经济增长提速。而且，我国当前消费结构升级正处于由千元级向万元级、10万元级过渡的阶段。其突出表现就是对住宅和汽车等的需求快速增长。尽管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平均主义还远没有消除，但由于经济转轨时期各种特殊矛盾的作用，居民收入差别迅速扩大。在居民中已有部分人群的收入水平很高。这些人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很少，但由于我国人口多，这些人的绝对量也不小。他们对住宅和汽车等的需求量就很大。而这些产业的利润率又高，其本身发展的动力就很强。而且其产业关联度又大，由此也会带动经济增长提速，投资率上升。三是我国虽然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但由于处于知识经济已经开始到来的时代，因而在一定程度又是与现代化相结合的，而许多现代产业都是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

（3）中国新一轮经济周期的特点，也是推动投资率上升的重要因素。如果我们以作为低谷年的1999年（这年经济增长7.1%）为起点考察新一轮经济周期的运行，就可以看到以下重要特点：①就周期的构成阶段看，不仅不会出现由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相结合而形成1961年那种危机阶段（这年经济增长-27.3%），也不会出现由政治因素形成的1976年那样的危机阶段（这年经济增长-1.6%），而且也不会出现1990年那样的近乎衰退的阶段（这年经济增长3.8%），仅仅由经济增长在合理的区间（7%～9.5%）运行的上升和下降两个阶段构成。②在经济上升阶段，不仅在上升时间上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各个周期的最多年份，更是在合理增长区间上限线内运行的最多年份（年增长8%～9.5%）。在以前8个周期，上升阶段的上升年份（包括波峰年份）最多为3年，最少为1年；在合理增长区间的上升年份更少，最多为1年，最少为0年。而在新一轮周期，这两个数字均为4年。这是到2004年的数字。但依据目前的情况看，在合理增长区间上限线内运行的年份至少还可以延续到2010年。③在这个周期的下降阶段，也将在经济增长合理区间下限线内运行（年增长7%～8%）。④就经济增速波峰年份和波谷年份的波动幅度看，不仅不会是以往周期多次发生的超强波周期（波幅在20个百分点以上）、强波周期（波幅在10个百分点以上），也不会是中波周期（波幅在5～10个百分点），而是首次出现的轻波周期（波幅在5个百分点以内）。将上述四个特点概括起来可以清楚看出：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总体特点真正是经济快速、平稳、持续发展。这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是第一次。

决定上述特点的有以下重要因素：一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改革开放效应；二是知识经济时代科技进步效应；三是我国当前工业化中期阶段效应；四是积累了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全过程的宏观调控经验；五是经济大国的正面效应；六是中国仍然可以赢得一个较长时期的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七是就当前的国际形势看，我们仍然可以赢得一个相当长的国际和平环境。

显然，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述特点不仅是促使“十五”期间投资率上升的重要因素，而且会使投资率在高位上稳定下来。

（4）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特点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包括资金在内的要素投入。这样，经济增长提速必然带来投资率的上升。

（5）区域发展战略的全面实施，也是投资率上升的重要因素。我国在2000年前后相继提出并实施了东部率先实现现代化、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这就必然会带来投资率的上升。

（6）城乡居民储备率的迅速攀升，是支撑投资率上升的资金基础。2000～2004年，我国城乡居民储备率由10%上升到21.7%。^[7]但这期间储蓄倾向的上升，并不只是一般地由于居民收入的提高，还特殊地由于收入差别扩大导致储蓄倾向高得多的高收入人群的增加。

（7）金融体制改革滞后和金融机构功能不健全，对投资率的提高也有重要的影响。其突出表现有二：一是利率市场化改革还没有到位，大大限制了它在抑制投资需求上升方面的功能。二是金融机构单纯为生产服务的面貌改变并不大。2001～2004年，城乡居民储蓄占金融机构资金来源的比重在42.5%～47.6%之间波动，但在资金运用方面，用于城乡居民的消费信贷则微乎其微。至于证券市场方面的情况则更是如此。在上述期间，股票发行、国债发行、企业债券发行和证券投资基金的总额由9093.7亿元增加到17709.1亿元；^[8]而这些方面的资金运用，几乎同消费无缘。

总体说来，与投资率相对应的是消费率，因而投资率的提高就意味着消费率的下降。但分别说来，正像上述一系列推动投资率上升的因素一样，也有一系列因素促使消费率下降。但在这里只是分析作为消费率主要组成部分的居民消费率下降的因素。

就“十五”期间的情况来看，居民消费率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是同政府消费率上升相联系的。与“九五”期间相比，2001～2004年政府消费率在整个消费率中占的比重由20.6%上升到22%，居民消费率由79.4%下降到78%。这一点是同政企、政事分开和行政体制改革不到位，以及由此必然造成的行政管理费大量增长相联系的。2000～2003年，行政管理费由1787.59亿元增长到3437.68亿元，占政府消费的比重由15.2%上升到23.2%。^[9]

但就居民消费率的下降来说，也还有与它本身直接相关的一系列因素的作用。

（1）居民收入水平低。从总体上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以来，居民收入有了空前未有的大提高。但直到2004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仅有2936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只有9422元。收入水平低是同收入水平的增速低于经济增速和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速直接相联系的。如果以1978年为100，则2004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为760，社会劳动生产率指数为591.5，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指数为588，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为554。^[10]这些数字不仅表明了居民收入水平低的原因，而且揭示了消费率低的关键所在。

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更低。其原因主要是城镇化进程太慢，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滞后，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出台不够及时，农村税费改革前农民的税费负担重，以及农业资金和科技投入少等因素的作用而导致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太低。直到2004年，第一、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分别为5888.5元/人、42782元/人和18999.6元/人。可见，这年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有第二产业的13.8%，第三产业的39%。^[11]一般说来，在保持适当投资率的条件下，收入水平的提高主要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占全国人口总数大部分的农村居民来说，尤其是这样。在农业劳动生产率还低于第二、三产业的条件下，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也一定较低。这是一条规律。当然，当前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低，同上述的诸如城镇化进程慢和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滞后等因素的作用，也有很大关系。但即使没有这些因素的作用，在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低的情况下，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也会较低，只不过低的程度有很大差别。

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比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要高得多，但也是低的。在城镇居民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群众中尤其如此。就整体来说，2004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高出2.21倍。但就城镇居民的低收入户和中低收入户来说，分别只高出24%和105%；前者比农村的中高收入户只高出1%，比高收入户还低47.5%；后者比农村的中高收入户只高出66.9%，比高收入户还低13.1%。^[12]

城镇居民收入低的主要原因：①就业面没有获得应有的扩大。对城镇居民来说，扩大就业是提高他们的收入的基础性工程。诚然，当前我国存在数以亿计的富余劳动力，每年新增加的劳动数量也很多，伴随国有和集体企业改革深化又要释放出大量劳动力。因此，在我国，扩大就业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极为艰巨的任务。但是，多年来，由于没有把扩大就业放在政府调控中的突出位置，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三产业（尤其是其中的社区服务业）、手工业、中小企业和非公有经济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在财税、信贷和法制等方面缺乏更有力的措施。当然，在这些方面近几年来有所改进，但也没有完全到位。以致在2000～2004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由681万人增加到827万人，失业率由3.1%扩大到4.2%。^[13]当然，做到这一点，也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来之不易。但我国当前扩大就业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而且，失业人数增加和失业率的扩大，是导致城镇居民收入低的一个重要因素。②劳动力价格过低。应该肯定，改革以来城镇职工工资比改革以前有了前所未有的显著提高。1978～2004年，城镇职工平均货币工资由615元提高到16024元，平均实际工资提高了3.85倍。但是，劳动力价格仍然过低。如果以1978年为100，则2002年工业劳动生产率指数为891，而工业职工工资总额指数只有331。因而，在这期间工业工资总额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也由16.7%下降到9.3%。^[14]这些数字表明：尽管绝对工资是大大提高了，但相对工资（即工资指数相对工业劳动生产率和工业增加值的指数）却大大下降了。如果再考虑到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的工资状况，那上述的城镇职工上升幅度就要大打折扣。据粗略估算，近年来农民工约1.4亿人，但他们的人均收入只有5000～6000元，^[15]还不到城镇职工的平均工资的1/3。而且就是这样的低工资，又在许多情况下还不能按时拿到手。

劳动力价格过低，有历史原因。在计划经济时期，工资就很低。改革以后，由于长期存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机制，在客观上会抑制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再加以政府在逆市场供求机制作用而进行的调节方面还缺乏力度。这样，劳动力价格过低的状况就难以改变。

（2）消费倾向低。显然，居民消费率低，不仅取决于居民收入低，而且取决于居民消费占居民收入中的比重（即消费倾向）。依据边际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的递减规律，消费倾向又不仅决定于居民总体收入水平的高低，而且决定各类居民群体的收入差别的大小。1980～2004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纯收入）由246.8元提高到5644.7元，居民平均消费水平由236元提高到4556元，居民消费倾向由0.965下降到0.807。^[16]其中消费倾向的下降，不仅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有关，而且同各类居民群众收入差别有联系。下列数据可以更清楚地表明这一点。2000～2004年，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和平均每人消费性支出分别由6280元增长到9421.6元，由4998元增长到7182.1元，消费倾向由0.795下降到0.762，下降0.033个百分点。其中，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132元增长到3642.2元，人均消费性支出由2899.1元增长到3396.3元，消费倾向由0.925上升到0.932，上升了0.007个百分点；中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由4623.5元增加到6024.1元，人均消费性支出由3947.9元增加到5096.2元，消费倾向由0.853下降到0.846，下降了0.007个百分点；中等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由5897.9元增加到8166.5元，人均消费性支出由4794.6元增加到6498.4元，消费倾向由0.812下降到0.796，下降了0.016个百分点；中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由7487.4元增加到11050.9元，人均消费性支出由5894.9元增加到8345.7元，消费倾向由0.787下降到0.755，下降了0.032个百分点；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1299元增加到20101.6元，人均消费性支出由8135.7元增加到13753.1元，消费倾向由0.72下降到0.684，下降了0.036个百分点。^[17]可见，在这期间，随着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上升，消费倾向总体上是下降的。但其中的低收入户是上升的；而从中低收入户到高收入户都是下降的，而且收入水平越高，下降的数字越大。这表明，城镇居民收入差别的扩大是降低消费倾向的重要因素。

当然，在这方面起作用的不只是城镇居民之间收入差别的扩大，也不只是农村居民之间收入差别的扩大，还有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别的扩大。

但消费倾向的下降，又不只是由于各类居民之间收入差别扩大，还有其他多种因素的作用。

第一，由于养老、失业和医疗保险制度和财税制度改革滞后，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财政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各类保险面窄，水平低，甚至义务教育所需经费也未完全落实，再加上医疗和教育等方面的高收费甚至乱收费，不仅大大降低了居民的即期消费，而且恶化了消费预期。

第二，在买方市场形成和需要巨额支出的众多现代消费品盛行的条件下，消费信贷需要相应地发展。而我国由于金融机构功能不健全、信用制度缺失和消费观念转变滞后等方面的原因，消费信贷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这种情况限制了即期消费的提高。

第三，当前我国消费品市场中大部分商品是供求平衡的，甚至是供过于求，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商品是供不应求的。这表明部分商品结构不适合消费者的需要，以致居民这部分消费需求不能实现。

第四，与以往不同，众多的现代消费品的使用，都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但人们常常只在考虑扩大生产投资时，考虑相应的基础设施投资，而对消费方面的基础设施则没有及时给予应有的注意。当然这种状况，现在已有很大改变，但这方面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这一点在农村的许多地区表现得仍很明显，以致许多现代消费品不能使用。

第五，市场交易秩序混乱。诸如假冒伪劣商品、虚假广告、过度包装和价格欺诈等都很盛行。这些降低了居民的消费欲望。

第六，传统文化中的节约，是一种美德，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宝贵资源。当前仍然应该大力发扬这种美德。但像任何观念形态一样，都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抛弃不适时宜的方面，增加适合时宜的新内涵。但当前仍有一部分居民坚守改革以前那种低生活水平条件下的节约习惯。特别是在一部分离退休人员中，他们收入水平不低，住房、养老、医疗等方面都有保障，又无养老和育小的负担，本来可以有较高的消费倾向。但由于旧的节约习惯，致使消费倾向很低。当然，发生这种情况，也不只是由于旧的节约习惯，同银发产业的开发不足也有很大关系。诚然，这部分人在居民中占的比重很小，但绝对量也不会少。当然，这也只是一部分离退休人员的情况。在大部分退休人员中，由于没有完全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收入水平很低，也是构成低消费率的因素。

4.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变动趋势和应采取的对策

将上述的提高投资率和降低居民消费率的各种因素归纳起来，具有以下两个重要特点：①它们不是偶然的，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而是必然的、长期起作用的因素。②在正常情况下，这些因素的作用是朝着降低投资率、提高居民消费率这个总方向发展的。但这些因素积极作用的发挥需要经过一个长短有别的过程。因而，这个总方向的实现也要经历一个过程。

据此可以判断，“十五”期间及其以后一段时期内投资率的变动趋势将经历三个阶段。第一，2001～2006年是投资率上升到高峰的阶段和相继进行的削峰阶段。2003年的投资率由2000年的36.4%上升42.4%达到了高峰。于是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政府加强了宏观经济调控，治理经济局部过热，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控制投资的过快增长。但2004年投资率仍然上升到43.9%。据有关单位预测，2005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将由2004年51%上升到54%。^[18]这样，2005年还不能实现削峰，预计要到2006年才能完成这个任务。这样，2006年投资率就会超过44%。第二，在“十一五”期间的后四年（2007～2010年），在实现削峰任务以后，争取把投资率从峰尖（44%以上）降到高位区间（投资率为40%左右）。高位区间确定的依据是改革以来的实践经验。1978～2004年平均投资率为37.7%。其中，1978年投资率达到38.2%，发生了经济过热；1985年投资率达到了38.5%，又发生了经济过热；1988年投资率达到了37.4%，再次发生了经济过热；1993年投资率达到了43.5%，又发生了经济过热；2003～2004年投资率分别达到42.4%和43.9%，发生了经济局部过热。这五次经济过热或局部经济过热的平均投资率为40.3%。在前四次经济过热之后，与经济增长率下降相伴随，投资率也下降，其最低的四年（1982年为32.1%，1987年为36.7%，1990年为35.2%，2000年为36.4%）平均投资率为35.1%。无论是1978～2004年的平均投资率，或者是五次经济过热年份的平均投资率，还是四次最低年份的平均投资率，中间都有曲折变化，但总的趋势都是上升的。^[19]依据这个历史经验，似乎可以把我国现阶段投资率的高位区间定为40%左右，把中位区间定为38%左右，把低位区间定为35%左右。第三，在2011～2020年争取把投资率由高位区间逐步下降到中位区间和低位区间。如果是这样，那么，我国投资率由升到降的拐点，将不是发生在1000美元左右，而是在2000美元左右。

如前所述，影响居民消费率的不仅有投资率，还有政府消费率。但前者是主要因素，后者是次要因素。因此，大体说来，与上述投资率变动的三个阶段相对应，居民消费率变动也将经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1～2006年），居民消费率跌入低谷和相继进行的填谷阶段。2003年居民消费率由2000年48%下降到43.3%，2004年进一步下降到41.9%，跌入了低谷。基于前述理由，2003年下半年开始填谷，预计这个任务要到2006年才能实现。这样，如果按照2001～2004年政府平均消费率占最终消费率的22%，以及净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比重2.3%计算。^[20]以下第三阶段都依照这两个假定，那么2006年居民消费率就只有41%左右。第二阶段（2007～2010年）争取把居民消费率从最低谷（41%左右）提高到45%左右。第三阶段（2011～2020年）争取把居民消费率先提高到47%左右，再提高到49%左右。当然，即使做到了这一点，居民消费率仍然不高，还会上升。但这是2020年以后的事，这里暂且不论。以上预测都是假定政府消费率和净出口比重是不变的。但在实际上，随着国有经济改革以及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政府和公共财政的建立和完善，政府消费率是会下降的。再考虑到当前出口比重已经很高和出口的贸易摩擦加剧等方面的情况，今后这个比重也难以上升，宁可说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如果考虑到这两个变量，那么上述第二、三阶段的居民消费率还会高一些。

要实现上述降低投资率和提高消费率的进程，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

（1）要提高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的认识，增强解决这个问题的紧迫感。在这方面，值得着重提出的有以下三点：

第一，我国投资率长期趋高（当前是畸高）、消费率长期趋低（当前是畸低）的格局，不仅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经济性质很不适应，而且从一般意义上说，也落后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某些现状。为了说明这一点，有必要对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生产发展的三个阶段做些很简要的说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发展的三个阶段，即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大体说来，在前面两个阶段，资本家提高剩余价值率的主要手段是提高绝对剩余价值，即在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条件下，通过延长劳动日和加强劳动强度提高绝对剩余价值。在第三阶段，则主要依靠提高相对剩余价值，即在劳动日长度不变条件下，主要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以提高相对剩余价值。但在马克思生前，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不可能看到剩余价值生产、发展的第三阶段。这就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国家明显呈现出来的绝对剩余价值率和相对剩余价值率下降的阶段。前者主要是通过劳动日的进一步缩短和劳动强度的进一步下降实现的；后者主要是通过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增长实现的。在劳动生产率大幅增长的条件下，劳动力再生产费用需要上升，创造劳动力价值的必要劳动会延长，剩余劳动会相对缩短。但在这种条件下，作为剩余劳动的凝结物的剩余产品仍然会大大增长。

上述绝对剩余价值率和相对剩余价值率双下降局面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在以往年代无产者反对资产者的阶级斗争已经取得巨大成果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展的必然产物。就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来说，在劳动生产率巨大增长的条件下，蛋糕可以做得很大。这样，相对过去来说，劳动者得到的多些，但资本家得到的蛋糕仍然会增加。而且在上述条件下，提高劳动力再生产费用又是做大蛋糕的必要条件。从这方面来说，让劳动者相对多得一些，还是资产者的营业需要。就政治文明的高度发展来说，在政治民主化的条件下，作为选民的无产者意愿（如要求缩短工作时间和增加工资）对政府决策的影响会大大增加。与此相联系，政治家的偏好（如追求政绩和争取连任）也会促使他向劳动者的意愿倾斜。就精神文明的发展来说，资产者与劳动者也会由以往年代的对抗逐步走向一定的和谐。当然，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剩余价值总会存在，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总还存在对立。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要地位。这个基本经济制度是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的。因此，反映阶级剥削的剩余价值范畴从主要方面来说已经不存在了，但作为市场经济一般范畴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价值产品的价值，下同）还是存在的。如前所述，1978～2004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指数均低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指数。这在某种程度上间接表明了当前我国还处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阶段。而上述的1978～2002年工业职工工资指数远远低于工业劳动生产率指标，则更直接地尖锐地反映了这一点。而上述两组数字正是造成当前我国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基本原因。从这种相互联系的意义上说，这一点正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反映。这样，我国这种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状况，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就很不适应，甚至不及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国家在二战以后呈现出的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双双下降的局面。当然，我国占主要地位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但正因为如此，就更加显得不及。

第二，我国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格局，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也大相径庭。发展生产以提高人民生活为根本目的，是这种发展观的最重要内容。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计划经济时代，高投资率都成为每次经济过热的带头羊，1953年、1956年、1958年和1970年的经济过热都是这样。改革以后，1978年、1984年、1988年和1993年的经济过热和2003年下半年以来发生的局部经济过热也是如此。从这种历史联系的角度考察，我们仍然可以从这次经济局部过热中可以看到计划经济体制下那种重投资、轻消费的经济战略的历史影子。这当然不是说改革前后在这方面没有原则区别。在改革以前的一个长期内，由于执行重投资、轻消费的战略，既阻碍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又妨害了人民生活的改善。改革以来，虽然还没有改变重投资、轻消费的格局，但在这方面已经发生了原则性变化，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进步。1952～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1%，居民平均消费水平年均提高2.2%，前者为后者的2.77倍；而在1979～2004年，二者分别提高了9.4%和7%，前者仅为后者的1.34倍。^[21]这些数据表明：前后两个时期在这方面存在原则区别。即前一个时期几乎是为生产而生产；而后一个时期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兼顾了消费，使人民生活得到了空前未有的大提高。只是兼顾得很不够，而正是这个很不够，显示出历史影子。而且这个影子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它同前述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没到位有着最重要的直接联系。

第三，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长期格局孕育着严重后果。这种格局不仅已经导致了多次经济过热，而且成为2003年下半年以来发生的局部经济过热迟迟难以退去的基本原因。长此以往，它还会导致由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瓶颈”制约而导致的、更严重的经济危机。显然，一方面投资率过高，必然遇到因资源稀缺而发生的供给“瓶颈”制约。事实上，当前就存在这种制约，而且在有些投资品方面这种制约还很严重；另一方面消费率过低，消费品生产又必然会遇到需求的“瓶颈”制约。事实上，我国多年以来就存在部分消费品的产能过剩和产品供给过剩。当然，这种过剩同消费品生产结构与需求结构不相适应是有关的，但也不能说同消费率过低没有联系，而且这种过剩最终又会导致投资品过剩。因为投资需求最终是要受到作为最终需求的消费需求制约的。这样，如果投资率过高和消费率过低的局面长期得不到改变，那么，严重的经济危机就必然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主要采用行政手段，实现“硬着陆”，那就会把中国推向灾难的深渊，像1961年那样。如果主要用经济和法律手段，实现“软着陆”，那也根本无法阻止危机的发生，只是减轻危机的损失。还要提到：长期存在的高投资率、低消费还会在经济改革和社会稳定方面造成严重的消极后果。因而这是一个事关发展、改革和稳定全局的大问题。所以，我们绝不能因为当前我国总的经济形势很好，就忽视这种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

（2）要提高投资率和消费率预期指标在宏观调控中的战略地位。这一点，是针对我国“九五”计划纲要特别是“十五”计划纲要对这个问题的某种忽视而提出的。在改革以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六五”计划）第一编“基本任务和综合指标”中就有积累指标和消费指标的规定。在“七五”计划第一部分“主要任务和经济发展目标”中也有投资指标和消费指标的规定。在“八五”计划纲要第二部分“基本任务和综合经济指标”中也有这样的规定。但在“九五”计划纲要中，在第二部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中仅有居民收入增长指标的规定，只是在第三部分“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部分才有投资指标的规定。在“十五”计划纲要中，在第二章“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中，提出了宏观调控的各项预期目标，其中包括“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主要目标”，唯独没有投资调控的预期目标。只是在第二十五章论述宏观调控政策时，才在提出消费率预期指标的同时，也提出了投资率的预期目标。可见，在第七个到第十个五年计划中，投资指标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有每况愈下之势。这是值得推敲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扩大再生产公式。这个公式揭示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适用的两条基本规律：一是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的对比关系，二是积累和消费的对比关系。当然，这一抽象理论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需要具体化。当前，前者可以具体化第一、二、三产业的对比关系，后者可以具体化投资和消费的对比关系。当然，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还要考虑进出口的因素。这是从理论上说的。就实践上来说，如前所述，改革前后我国多次发生投资膨胀，都成为每一次经济过热的带头羊。因此，很有必要将投资率与消费率一起列入国家宏观调控的最重要的预期目标。

（3）要提高确定投资率和消费率预期指标的科学性。我国“六五”计划规定：到1985年，消费率达到71%左右，积累率为29%左右。但在实际执行结果，到1985年积累率达到了35%，消费率为65%。“七五”计划规定：五年内平均每年消费率为70%，平均每年积累率为30%。但实际执行结果，前者只有66.1%，后者达到33.9%。“八五”计划规定：五年内，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每年增长5.7%，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每年增长3%。但实际执行结果，前者高达18.9%，后者也达到8.2%。“九五”计划纲要规定：五年内，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年均增长5%，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0%。而实际执行结果，五年内，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年均增长5.8%，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4.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9.1%。按照“十五”计划纲要提出的预计目标，“十五”期间要使居民消费率提高到50%左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调控在35%左右。但在实际上，2001～2004年，居民消费率分别只有46.6%、45.3%、43.3%和41.9%；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分别高达为38.2%、41.4%、47.4%和51.3%。四年合计，前者只有44.3%，后者高达44.6%。^[22]预计2005年前者还会进一步下降，后者还会进一步上升到54%。^[23]

上述情况表明：在改革以来制定的五个五年计划（或五年计划纲要）中，有关投资和消费指标的规定，只有“九五”计划比较切合实际。与计划规定预期目标相比较，其实际结果，城镇居民年均消费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纯收入的年均增速只高0.8个百分点，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年均增速只低0.9个百分点。其余四个五年计划规定的指标（或预期目标）与实际执行结果都相距甚远。即以当前正在执行的“十五”计划纲要而论，依据2005年上半年情况判断，居民消费率指标实际执行结果要低5个百分点以上，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要高10个百分点以上。

诚然，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难以在制定计划时完全估计到，计划规定指标与实行执行结果发生差异是常有的事。而且，在我国现行体制下，为了削弱地方政府层层加码的消极作用，国家计划指标定得低一些，也有积极意义。但为了有效发挥计划（即使是指导性计划）的指导作用，需要提高计划指标的科学性。特别是像投资和消费这样的基本指标，它对国民经济其他指标有重要的制约作用。它的科学性如何，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他指标科学性。

而且，在经济预测科学、经济信息和现代计算机技术都很发达的条件下，把计划指标定得尽可能准确些，并不是什么苛求，而是大体上可以做到的事，上述的我国“九五”计划纲要的有关规定已经开始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在这方面，日本也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日本虽然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发达国家，但也实行指导性计划，而且有些年份计划预测指标定得很准确。比如，日本企划厅对日本1978年、1979这两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计划预测数字为5.7%和5.5%，实际完成数字为4.9%和5.6%，^[24]相差甚微。当然，这是对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但其对投资和消费的预测，是相通的。

（4）要建立实现投资率和消费率预期指标的保证体系。

第一，要建立长效实现机制。可以通过深化经济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建设节约型经济以及政策（包括财政、金融和收入分配等）、法律制定和实施等途径来形成这种机制。比如，通过进一步实现政企、政事分开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遏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又如，通过法律规定不断调整工资指导战。

第二，要建立预警机制。为此，要制定预警指标体系。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以及三者的增速与国内生产总值和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速之间的对比关系；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别；储蓄率及投资信贷和消费信贷。要分别确定投资率和消费率的最高警戒线，还要依法授予国家有关单位（如国家统计局）定期发布预警信息。

第三，要强化监督机制。全国人大、常委会特别是财政委员会要着力加强全国人大讨论通过的有关投资率和消费率规定执行状况的监督。还要通过定期发布有关经济信息，加强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

【注释】

[1]本文是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中国经济论坛”（2005.10）提供的论文，将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年第1期。

[2]有关这些概念的解释，见《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85～86、266页。

[3]《中国统计摘要》（2005），中国统计出版社（后同），第31页。

[4]《中国统计摘要》（2005），第31～33页。

[5]《中国统计摘要》（2005），第52页。

[6]《中国统计摘要》（2005），中国统计出版社，第169页。

[7]《中国统计摘要》（2005），第39、84、102页。

[8]《中国统计摘要》（2005），第84、88页。

[9]《中国统计年鉴》（2004）和《中国统计摘要》（2005）有关各页。

[10]《中国统计年鉴》（2004）和《中国统计摘要》（2005）有关各页。

[11]《中国统计摘要》（2005），第18、19、45页。

[12]《中国统计摘要》（2005），第102、107、112页。

[13]《中国统计摘要》（2005），第47页。

[14]《中国统计年鉴》（2004）和《中国统计摘要》（2005）有关各页。

[15]《经济日报》2005年8月10日第13版。

[16]《中国统计年鉴》（2005），第107页。

[17]《中国统计年鉴》（2005），第107页。

[18]《经济日报》2005年7月20日第4版。

[19]《中国统计摘要》（2005），第31页。

[20]《中国统计摘要》（2005），第31～33页。

[21]《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摘要》有关各年。

[22]《中国经济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摘要》有关各年。

[23]《经济日报》2005年7月20日第4版。

[24]《国际统计年鉴》（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第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