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时期中部地区对外开放发展研究

“十二五”时期中部地区对外开放发展研究

“十二五”时期中部地区对外开放发展研究⁽¹⁾

张司飞　孙元元　张秀生

(武汉大学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　武汉430072)

大量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都表明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是存在的，也是东、中、西地区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区域经济应协调发展，要“继续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因此，我们在讨论中部地区崛起之时很有必要研究中部地区的对外开放状况、探讨如何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来弥补中部地区资本供给的不足，促进中部地区市场化体制改革的深化、政府行政效率的提高和企业家精神的培养，提高中部地区的技术水准、孕育创新精神，充分发挥中部地区的后发优势来提高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绩效。

一、中部地区总体对外开放水平的评价

(一)关于对外开放度度量研究的回顾

如何构建一个合理的对外开放度度量体系，客观、全面地测算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国内外学者对之论述颇多，但在以下方面存在着不同看法:即选择单一指标还是建立指标体系、选取何种指标以及如何确定各指标在指标体系中的权重。

在很多研究中，往往采用外贸依存度(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进出口额占该国或地区的GDP的百分比)来作为对外开放度的衡量指标。商品、服务的进出口活动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应的外贸依存度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该国或该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深，各国及地区的对外经济联系不仅限于商品和服务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活动等日益活跃，仅用外贸依存度来刻画一国或地区对国际经济的依存度会忽视国际经济活动的其他方面，从而在一定程度扭曲了对外开放度，如发达国家的金融开放度高于发展中国家，那么仅用外贸依存度就难以反映各国的开放程度(李心丹等，1999)。因此，鉴于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外开放是多渠道、多领域、全方位的，衡量其对外开放度也不能只选取一个指标，而需要有多重指标构成的指标体系(曲如晓，1997;谭慧影，2000)。事实上，选用单一指标来衡量对外开放度的方法主要出现在一些只是在分析中涉及对外开放度的研究中，而在专门研究对外开放度的文献中，指标体系法完全居于主导地位。

关于指标选取的分歧主要在于是否要考虑具体的开放政策、体制。不少学者认为，通常选取的关于对外开放度方面的指标，如外贸依存度、金融依存度(对外债权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投资依存度(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和接受外来直接投资总额的加总占GDP的比重)等是对外开放程度在结果层面上的度量，但是该度量结果与实体经济规模往往呈负相关(库兹涅茨，1989)，如我国的外贸依存度高于美国，但我们不能就据此判断美国的对外开放度低于中国(童有好，2001)。一国或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不能仅考虑其结果层面上的度量，还应考虑过程层面上的度量，如对外开放政策、国家体制等因素。而过程因素和结果度量之间因为存在诸多影响和制约因素(如实体经济规模、世界经济环境、生产力发展水平等)而呈非线性相关，因此不能对过程予以简单替代。但是这些制度因素不像结果指标，难以直接量化，大多研究以有效保护率、平均关税率、贸易数量限制、集成关税率等指标来代替;另外，也有学者通过扭曲程度来进行考察，如商品实际价格对贸易开放条件下价格的偏差程度(Dollars，1992)、外汇市场的黑市交易费用(Levine和Renelt，1992)等。与之相反的是，李罛(1998)认为分析对外开放程度应该注重考察结果而不是过程，对外开放和对外开放程度是不同的概念，无须考虑贸易体制和政策，认为对外开放度的比较在各实体经济规模接近的前提下进行方有意义，从而避免了对外开放度量指标与实体经济规模之间负相关的尴尬。事实上，我国学者只是在理论上考虑到制度体制方面的过程因素，而在中国经济对外开放度的实际研究中大多是直接量化的结果度量。此外，在关于指标选取方法和子指标之间的关系上，不少学者采用统计手段来确定具体的子指标，避免了指标选择过程中带有过多的人为因素和各子指标的相关性问题，如有些学者通过建立回归方程来选取相关指标(Harrison，1996)，也有学者结合主成分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来研究各子指标的贡献率和归类(方国斌，2003)。

关于各子指标权重的确定问题，主要有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在绝大多数的研究中，对于权重的确定选择了主观赋权法，这种方法简便高效。但是有学者认为这种主观方法缺乏理论上的系统性和逻辑上的严密性，且难以统一、不利于比较(刘朝明，2001)。应健和张国林(2002)提出了将各子指标所度量的金额占全部对外联系指标量总和的比重作为权重的方法;刘朝明等(2001)根据对外开放在经济贸易的面和量上的广泛性和复杂性，运用多元统计分析中的聚类分析方法对各单项指标分组，利用相关系数确定权数。这些在客观赋权法上的探索为提高对外开放度评价指标的客观性做出了努力。

(二)度量模型的构建及说明

1．子指标的选择

本文倾向于构建一个涉及相关方面的综合性指标，以求全面完整地反映该国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在国际分工、国际贸易、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等方面的参与程度。一般来说，子指标的选择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建模的目的，二是子指标取值的可获得性。本文的模型是为了度量我国中部地区的总体对外开放度并与东部、西部地区比较。对外开放度是一种相对指标，其本身的意义在于比较，而在本文中的比较是在同一国境、同一关境内的比较，所以此处的对外开放度度量模型在子指标的选择上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着重于衡量不同关境下比较的度量模型。因此，在常见的政策、体制方面的度量指标，如平均关税率、有效保护率、贸易数量限制、集成关税率、商品实际价格对贸易开放条件下价格的偏差程度、外汇市场的黑市交易费用等，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意义。从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对外开放的进程来看，我们无法忽视由非平衡开放体制这类过程因素给各地区对外开放度的结果指标所带来的影响。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这类政策层面上的区域开放结构失衡正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对外开放水平的深化而逐渐消除。我们在此考察的是各地区2008年的开放度水平，因此可以不考虑这样一类体制政策方面的因素。此外，金融开放度方面缺乏相应的分省区统计资料，故无法纳入分析范围。

我们根据上述考虑并结合前人的研究，将以下指标选入对外开放度的指标体系:外贸依存度、进口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外商实际投资额、外商投资企业数(年末注册登记数)、人均对外承包工程经营额、人均对外劳务经营额、人均对外设计咨询营业额、国际旅游外汇收入比重(国际旅游外汇收入/GDP)。⁽²⁾以上指标主要涉及国际商品贸易、国际投资、国际服务贸易、国际旅游四个方面。

2．因子分析

我们选择了10个子指标，各子指标的权重难以主观加以判断;同时，各子指标值之间相关度较高，直接进行加权计算不合乎统计要求。为此我们尝试运用因子分析方法，从反映各区域对外开放度水平的众多变量中提取几个能够反映原变量所代表的主要信息的重要公因子，进而确定权重，最后得出对外开放度评价值。

首先，利用公式O_ij=(o_ij－o_j)/δ_j(若δ_j=0，则令O_ij= 0; o_ij是第i个地区j指标的值，o_j是各地区j指标的均值，δ_j是j指标值的标准差)对各子指标值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然后将标准化后的数据输入SPSS13.0进行因子分析，经PROMAX转化，得出公因子载荷矩阵(见表1)。

表1　公因子载荷矩阵

从上表可以看出，前三个公因子的累积贡献率已达到87.46%，大于85%，因此可以用前三个公因子的变化代表整个样本相关变量的变化。

从根据Quartimax法得到的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见表2)可以看出，外商实际投资额、三资企业工业产值、外商投资企业数、出口依存度、国际旅游外汇收入比重这5个指标在公因子1中承担了较大的载荷，这5个指标我们称之为国际资本项目流动因子;外贸依存度、进口依存度、人均对外设计咨询营业额、人均对外劳务经营额这4个指标在公因子2中承担了较大的载荷，我们称之为国际经常项目流动因子;人均对外承包工程经营额在公因子3上的载荷很大，单独归为对外承包工程因子。

表2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表

续表

接着，利用公因子权重计算公式(W_j=λ_j/∑λ_j，j= 1，2)得到三个公因子的权重W₁、W₂、W₃;同时，根据因子值和公式(O_i=∑W_j×F_ij，O_i为第i个地区的对外开放度，F_ij为第i个地区公因子j的值)，最终得出各地区对外开放度的评价值(见表3)。

表3　2009年各地区的对外开放度评价值

3．度量结果说明

由表3可知，我国各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化特征:东部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高于内陆地区，其中前15位中东部地区省市占了9位(含辽宁)，中部省区占了4位，西部省区占了2位。因此，以广大内陆为主的中部地区其他省份总体对外开放度水平不容乐观，远低于东部;与西部相比，也不存在优势，甚至落后于西部某些省份。从中部地区的内部结构来看，安徽省的对外开放水平处于这一集团的上游，在全国也是处于对外开放度较高的水平;山西、河南、湖北三省高于中部地区其他两省，从排名上看在全国也恰好居中，高于东部地区的河北等省;而湖南、江西的对外开放度处于中下游水平。虽然中部六省对外开放度整体居中，但形势依然严峻。

二、中部地区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水平不高的原因

(一)一般性因素

1．区位和历史因素

历史因素和区位因素往往决定着一个区域对外开放的初始水平。从中国对外开放的流向结构来看，主要集中于中国港澳台地区、美国、日本、欧盟、韩国以及东南亚等区域;从世界市场形成、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来看，海洋文明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紧邻中国港澳台地区，面朝美国、日本、韩国等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在其中的区位优势不言自明。而中部地区在封闭经济条件下所谓的“得中独厚”的区位优势，在这一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却恰恰成了区位劣势。这种区位劣势主要体现为因距离引起的运输成本的提高和有效经济信息传递的衰减，从而阻滞外贸的发展、外资的进入，不利于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

从历史的角度看，东部沿海地区自近代以来，经济发展水平高，对外通商、外商投资频繁，较早接触西方文明、商业意识强，形成了独特的区域性对外经济交流的商业文化。无论是在清代的海禁期间还是改革开放初期，东南沿海一带的走私活动屡禁不止，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这一地区对外经济交流的民间冲动。而处于内陆的中部地区，缺乏这样一种历史氛围，这种历史文化传统上的东部和中部地区之间的差异影响着两个地带对外经济交往的民间氛围。

2．政策因素

在我国，对外开放政策差异是影响各地区对外开放结果差异的重要因素。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推行渐进式的对外开放政策，在区域层面上表现为由点到线再到面、自东向西、自南向北依次推进。东部地区在这一梯度开放战略下拥有大量对外开放的优惠政策，而中西部地区则在一定程度上被政策边缘化了。保税区、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各类开放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旅游度假区等区域往往是对外开放优惠政策集中区，各地区对它们的拥有量可以反映各地区在政策层面上的差距。据郭克莎和李海舰(1995)的统计，东部地区有各类国家级经济开放地区362个，⁽³⁾占总数的85.4%;中部地区仅有36个，比重为8.5%;西部更少，只有26个，比重为6.1%。东、中、西部三大地带在区域层面上的政策差异可见一斑。尽管区域间开放水平客观上存在着差异性和梯度性，但是将这种客观存在的结果意义上的梯度性作为实施所谓的梯度开放战略的理论依据，该政策行为本身就是对梯度理论的曲解，这种曲解使我们并没有看到设想中的梯度转移及扩散效应，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其中的极化效应，东、中、西之间的对外开放水平在初始条件下的差异反而进一步扩大了。

此外，值得探讨的是渐进式的对外开放不仅直接表现在区域层面上，在产业层面上也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我国的对外开放并不是一下子对所有行业全面开放，而是在产业、行业层面上渐进式开放。中国最初进行市场开放和放弃外商投资限制的是大量低技能劳动密集型产业，该类产业和东部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和资源禀赋结构相一致，从而对该地区吸收外来投资、提升该产业的竞争力，促进该产业的出口有着重要意义，进而提高了东南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而同期的中部地区仍是我国在赶超战略下的重化工业基地，其产业市场开放程度低，进口受限，不存在着促进管理、技术等创新的竞争效应，且往往与中部地区的资源禀赋错位，出口竞争力低下;其产业的外资投资限制较多，且赶超战略下所发展的产业存在着很难看好的市场前景、较高的生产成本等不利因素，影响了资本在市场意义上的投资效益，从而严重影响该产业甚至中部地区的外资吸收能力。因此，这种产业层面上的渐进式开放战略在客观上造成了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对外开放结果上的差距。

3．体制因素

很多研究表明市场化程度、民营经济活力、政府工作效率等体制因素对一个地区对外开放水平影响很大。一个能促使效率改进的体制可以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外部性内在化、提供激励机制、抑制机会主义行为等机制来改善一个地区的投资软环境，从而提升一个地区的外资吸引力、产品竞争力以及对外开放程度。而且，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本身就是体制变迁的过程，开放的速度和程度取决于体制、制度变迁的进度(牛南洁，2000)。樊纲、王小鲁等(2003)建立的市场化指数，涉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发育程度和法律环境制度等分项指标，较好地度量了地区之间体制改革进程的差异。该研究表明2000年中部地区除了安徽一省进入前十位、超过部分东部省市之外，其余中部省份的市场化指数都低于东部地区，即中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低于东部。而且从数值上看，中部地区平均得分为5.47分，比东部地区低1.69分，差距明显;但其与西部地区差距不大，这大致和对外开放总体水平评价的三大地带分类结果相吻合，这也表明了体制因素是中部地区对外开放水平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基础能力因素

一个地区的基础设施、区域创新能力、区域融资能力等基础能力影响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同样影响该地区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良好的基础能力有助于一个地区吸引大量投资，包括国内投资和外商投资，提升该地区产品的竞争力、有助于促进该地区产品的出口和提高该地区的国民收入水平，增加该地区的进口需求，从而全面提高该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而我国中部地区在相关基础能力方面都明显落后于东部地区。不仅在涉及基础设施投资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涉及具体基础设施项目的公路密度指标上，中部地区落后于东部地区，而且在区域创新能力方面，根据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2006)统计的涉及知识创造能力、知识获取(流动)能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技术创新环境、创新绩效多项分指标的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指标分析，2005年中部6省的区域创新能力落后于除河北、海南之外的东部省市，按各省得分值计算的中部平均分为24.74分，大大低于东部的40.74分。从区域融资能力来看，以证券交易所为例，中国仅有的两大证券交易所一家在上海、一家在深圳，无缘于中部地区，而且东部地区民间融资活动异常活跃，这也是中部地区所无法比拟的。

(三)对外贸易区域差异的特殊性因素

在因子分析中，我们发现2008年各地区进出口商品总值和外商实际投资额之间高度相关，相关系数为92.4%，这意味着进出口商品总值和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某种机制上的相关性。许和连和赖明勇(2002)根据1979—1999年的相关资料，利用协整分析技术和误差修正模型从长期和短期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总额及结构的影响，他们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促进我国出口贸易，其中对工业制成品的促进作用大于初级产品。在2002—2005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为53.2%、55.5%、57.4%、58.5%，也就是说，2002年以来外商投资企业占据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半壁江山，且这一份额呈递增之势，这表明了外商投资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重要作用。因此，在分析各地区对外贸易差异的特殊性因素时，我们不能忽略外资分布的地区差异这一特殊因素。

(四)外资利用区域差异的特殊性因素

关于外资利用区域差异的特殊性因素可以从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来考虑:

1．产业结构因素

外商在进行投资区位选择时往往要考虑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是否和该地区的资源禀赋相匹配，是否发挥了该地区的比较优势，是否和自己的产业选择相适应，因此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将影响其对外资的吸引力。孙俊(2002)使用28个省市1985—1999年的跨地区时间序列资料分析了各地区产业结构对外商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1992年后，随着政策性区域差异的缩小、开放程度、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各地区的产业结构成为外商选择直接投资地的决定因素之一。鉴于我国的资源禀赋，外商投资行业主要集中在低技能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上，近年来电子设备、信息产品的投资发展较快，农业、采掘业等产业的比例较小。而中部地区在第一产业的比重高于东部，而第二产业的比重又低于东部;而且，第二产业内部中采掘、能源、原材料工业比重较大。因此，中部地区的产业构成和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选择很难匹配。

2．信息成本因素

外商直接投资决策受到诸多不确定性的影响，和本地厂商相比，外商因为信息不对称而面临较高的信息成本。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外商倾向于投资信息成本较低的区域。Wei(1995)认为不完全的产权、合同法律是我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障碍，而我国港台地区依靠共同的文化圈和家庭关系等非正式联系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这种法律不完善带来的信息成本，成为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的最重要的来源地。这种非正式关系的地理分布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因此，客观上造成了中部地区引资的落后态势。除此之外，梁灿飞和魏后凯(2001)的研究表明地区经济中心、已建立大量三资企业的区域以及外商可以享受优惠政策的区域也是信息成本较低的区域，而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这些区域的拥有量上的区别也是极为明显的。又如上文提到的两大地带在国家级经济开放地区的拥有量上也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中部地区面临着较高的信息成本。

3．聚集效应因素

规模报酬递增和外部经济的存在是各类资本为了获得其中的效益而趋于集中的动力，这对于外商直接投资来说，也不例外。为了避免较高的信息成本、更方便地获取来自于专业化的劳动力供给和专业化的配套服务以及非正式性关系的利益，外商投资更趋于集中。梁灿飞和魏后凯(2001)根据城市截面资料的实证研究证明了涉及集聚效应的若干变量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正向作用。这种由于集聚效应导致的外商直接投资的路径依赖和自我强化机制无疑使在吸引外资方面初始水平较低的中部地区雪上加霜，这样一种外资利用的区域结构失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难以在纯市场环境下改变的。

4．投资效率因素

外商直接投资基本上是市场行为，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因此投资回报成为影响外商投资区位决策的重要因素。尽管外资区域结构严重失衡，但是聚集效应抑制了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效应。武剑(2003)计算了1995—1999年各地区外商直接资投资效率，发现中部地区的投资效率为1.305，低于东部地区的1.517。投资效率和投资收益相关，这直接影响着外商的投资决策。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较高的投资效率意味着较高的投资收益，因此，中部地区投资效率的低下抑制了该地区的外资吸引力。

三、提高中部地区对外开放水平的对策

综上所述，从对外开放的总体水平来看，中部大大落后于东部地区，略高于西部地区;从对外开放的结构来看，中部地区在进出口商品、外资利用、服务贸易等开放客体上，无论是在商品总量构成、结构、贸易方式，还是在投资规模、行业、方式、来源地构成以及服务贸易总量的比较上，均落后于东部地区，个别项目甚至落后于西部地区。因此，中部地区对外开放水平比较落后，亟待提高。

导致中部地区对外开放水平落后的原因涉及历史、地理、文化、经济、政治等诸多因素，各因素之间又相互交织。中部地区如何走出这片纷繁复杂的泥泞之地、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呢?

(一)认识对外开放潜力，积极迎接挑战、扩大开放

首先，从对外开放的国家政策层面上看，加入WTO后，我国全面对外开放的格局逐渐形成，渐进式的开放政策逐渐宣告终结，区域性的优惠性开放措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不利于中部地区的国家政策层面上的区域失衡逐渐退去了。其次，各地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体制性的区域差距可能会进一步缩小。再次，国家对经济发展区域失衡尤为重视，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相继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若干战略，加大了对这些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并给予了一定的政策支持。最后，中部地区自身的资源禀赋结构将会为之带来更多的机会，如中部地区拥有丰富的劳动力，可以承接大量东部地区由于产业升级、生产成本上升等转移过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中包括大量外商投资企业。

(二)中央政府应适当给予中部地区政策、投资方面的倾斜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凭借政策、区位、历史基础等优势迅速发展起来。在市场机制下，集聚效应的存在弱化了扩散效应，难以在一定时期内产生先富区域帮助后富区域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效应。因此，中央政府应当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前提下，实行适当的政策倾斜，给予中部地区一些关于产业开放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在中部地区开辟部分“特区”;增加对中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实现先进地区对后发地区的反哺。

(三)中部地区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产业结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着一个区域对外开放的水平和质量，对中部地区来说，也是其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增强整体竞争力的关键。中部地区应当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以市场为主导手段，尽快调整不尽合理的产业结构，促进对外贸易和吸引外商投资:首先，在巩固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特色、高效农业，加快发展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特色轻工业加工工业，形成一批富有国际竞争力的农业企业;合理开发优势突出的能源矿产资源，积极吸引外资、引进适用性技术，深化能源矿产资源的加工;承接东部地区和世界范围内的产业梯度转移，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提高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提升国际竞争力;推动国际劳务输出、对外承包工程的发展，为剩余劳动力开辟新的出路;积极跟进部分具有优势地位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如旅游业、教育业，促进这些行业的开放，加强国际交流;依托武汉等大城市较为发达的科教实力，增加这些区域的人力资本、R＆D投入，引进适用的先进技术，不失时机地促成比较优势层次的提升，从依赖于自然资源和非熟练劳动力的“自然的”比较优势上升至熟练劳动力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创造的”比较优势，进而带动整个地区产业结构的提升，实现跨越式发展。

(四)中部地区要积极营造良好的对外开放的软环境和硬环境

软环境主要指一个地区的法律环境、政府工作效率与廉洁度、税负水平、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程度、产品市场、要素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程度等。中部地区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行政方式，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切实依法减轻企业负担，促进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打破出口以外贸企业为主、招商以国有企业为主的传统，形成国有企业、三资企业、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共同参与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实现贸易方式、引资方式的多样性，降低风险，提高效率;激发民众的商品意识、市场意识;完善各类中介组织、要素市场、产品市场，从而形成一个政府、企业、民众之间良性互动的网络。这有助于降低区域信息成本、生产成本、提高投资效率，对于提升本区域企业的竞争力和外资吸引力也具有深远意义。硬环境主要指一个地区的基础能力，如基础设施、创新能力、融资能力等。鉴于中部地区目前的经济实力，很难全面加大基础能力的投资，只能对重点区域、重点部门进行基础能力建设，如加强对长江沿岸、重要铁路、公路沿线的重要城市的基础能力建设，搞好各类工业园区的建设，提供一定的优惠性政策，以其为载体吸引外资集聚，逐步形成以点带线的对外开放格局。

(五)中部地区要加强与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合作

中部地区提高对外开放的潜力的发挥和良好对外开放环境的营建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与东部、西部地区的经济合作。东部地区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比较优势得以提升、产业结构升级在即，部分丧失比较优势的低技能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待转移;同时，西部地区工、农业水平在总体上落后于中部，在充分利用西部地区丰富的资源和市场方面，中部地区有一定的区位、文化上的优势，而且在如火如荼的西部大开发中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已惠及中部地区部分省份。所以，中部地区应以此为契机，在优势互补、互利互惠的原则下，建立以企业为主体、政府为推动力的东、中、西部区域合作机制，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拓展东西部市场，促进中部地区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实现中部地区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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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张秀生．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09: 152-172．

［33］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2005—2006．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8-9．

［34］中央人民政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5—2009)．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注释】

(1)本文系国家发改委“‘十二五’时期中国中部地区发展思路研究”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暂仅供“中国中部发展论坛2010”会议及会议论文集使用。

(2)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2009》、《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9》。

(3)包括上海市的浦东新区和福建省的台商投资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