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能源排放数据的网站

第二节　相关研究评述

一、居民消费碳排放核算和影响因素研究进展

（一）家庭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研究

国外对居民能源消费及相关碳排放的研究较早，从国家和地方层面都有相关的研究，比国内的研究更为深入。Common等人在1992年就对澳大利亚家庭能源消费及其CO₂排放进行了深入研分析；Michiya Suzuki等人在1995年利用投入—产出法研究了日本住宅能源消费及其CO₂排放量，并阐述和比较了不同结构住宅能源消费与碳排放量；Weber等人在2000年利用不同的模型分析了不同的消费项目，计算并比较了德国、荷兰和法国的家庭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由于三个国家的气候条件不同，法国平均每个家庭碳排放量低于另外两个国家；Rashmi Kadian等人应用LEAP系统（Long－range Energy Alternatives Planning System）对印度Delhi市居民家庭部门能源消费总量及其相关的碳排放进行了建模；C.Annemarie等人对英国、荷兰、瑞典和挪威的直接生活能源和间接生活能源碳排放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生活用能方式和用能结构的差异是导致不同国家直接生活能源碳排放产生差异的主要因素；Druckman等人利用地方资源分析方法（LARA）分析了威尔士和英格兰家庭能源消费及相关的碳排放。

（二）居民单项消费内容的碳排放研究

这一类研究主要基于居民消费的某一特定消费内容，如家庭电力消费、居民间接能源消费、居民食品消费、居民交通出行、垃圾焚烧等所引致的直接或间接的碳排放，这些排放为居民消费碳排放总量的一部分。

在国外的研究中，Bin等人在2005年利用消费者生活方式方法（Consumer Lifestyle Approach，CLA）分析了美国居民消费者行为与能源消费及相关的碳排放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家庭居民直接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分别占居民家庭间接能源消费与碳排放的50%和70%，分别占能源消费总量和碳排放总量的28%和41%，该文分析了居民家庭直接能源和间接能源消费动态变化特征，可以为制定有效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政策提供依据，文中给出了详细的直接和间接的碳排放计算方法，对本书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Jean－Pierre Nicolas则深入研究了法国乘客交通出行的碳排放变化趋势。

国内研究者的成果相当丰硕。刘晶茹等人以1985年和1998年家庭电力消费为例，利用生命周期方法核算了中国家庭因生活用电产生的CO₂、烟尘和SO₂的排放。研究结果发现，1998年三种污染物的排放量对全国的贡献率比1985年分别增加了5.06%、3.57%和5.16%。在中国开展家庭消费环境影响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魏一鸣等人应用消费者生活方式方法研究了1998—2002年中国农村和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变化对终端能源消费及其相关碳排放的影响，研究表明，居民生活方式能源消费和CO₂排放分别占能源消费总量和CO₂排放总量的26%和30%，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能源消费产生的间接影响分别是直接影响的2.44倍和1.86倍。凤振华等人采用CLA法，研究并比较了中国各个地区和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碳排放量，指出城镇居民直接能源消费碳排放一直处于上升状态，而农村增速较缓慢，城镇居民间接能源消费碳排放高于直接能源消费碳排放。城镇居民的食品、衣着、教育文化和居住是主要的碳排放源，而农村居民在食品消费方面占碳排放的主要部分。居民收入水平对居民生活方式的间接能源消费碳排放影响大，高收入水平居民的碳排放量高于低收入水平居民，收入水平越高，碳排放结构越多样化。

杨选梅以“南京1000家家庭碳排放”调查的家庭活动数据为分析基础，运用CLA法研究了家庭消费活动与碳排放的关系，并利用多元回归分析了碳排放与家庭特征的相关关系。

魏一鸣等人利用投入—产出法分析了1992—2002年中国农村和城镇居民消费对碳排放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研究表明，1992—2002年中国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对碳排放直接和间接影响约占一次能源碳排放总量的40%，其中衣着、食品和居民设备用品及服务引起的间接能源消费碳排放占间接能源消费碳排放的一半以上，居住消费是碳排放强度最高的生活行为。

罗婷文等人根据宏观年鉴统计数据，研究了城市化进程中北京城市家庭食物碳消费的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如果以1993年为界，家庭食物户均和人均碳消费量都由明显减少转变为明显增长的趋势，北京城市家庭基本已经完成食物消费结构变化，但经济的增长也许会带来居民人均食物碳消费量的增加，北京城市家庭食物碳消费还没有达到稳定状态。

吴开亚等人指出，城市化快速发展给社会和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他研究了1980—2007年上海市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和食物碳消费的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指出居民食物碳消费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从“以粮食碳消费为主”的单一模式转变为“以粮食、植物油和畜禽肉碳消费为主”的多元消费模式，但碳消费结构较欠合理，虽然居民人均食物碳消费量呈下降趋势，城市人口逐年增加却导致食物碳消费总量呈现波动上升趋势。

智静等人分析了1978—2006年中国城乡居民食品消费结构差异和食品消费周期中的能源和化学品的投入，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阐述了城乡居民食品消费对碳排放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居民的食品消费碳排放总量大于农村居民，其中直接碳排放农村居民多于城镇居民，而间接碳排放城镇居民大于农村居民。该文还指出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将增加居民食品消费对碳排放的影响。

赵敏等人利用IPCC碳排放计算方法，研究了2002—2006年上海市居民不同交通出行方式对碳排放的影响和规律。研究表明，上海居民交通出行导致的碳排放总量呈显著上升趋势，特别是私家车的碳排放量增加速度最快。2006年私家车碳排放量约相当于出租车、公交车和轨道交通三种公共交通方式之和。冯蕊、朱坦等人则利用IPCC碳排放计算方法和碳排放系数缺省值，以居住综合消费和交通消费碳排放为计算内容，核算了2006—2008年天津市居民人均生活能源碳排放。研究表明，天津居民生活消费碳排放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且居民生活消费碳排放在能源消耗碳排放总量中所占比例整体呈增加趋势。该文从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两个方面诠释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

赵胜男等人利用IPCC和CDM EB推荐的碳排放核算方法，以农作物秸秆、城市生活垃圾和禽畜粪便等作为核算内容，核算了2003—2008年福建省有机废弃物的碳排放量，并指出了根据不同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方式核算其碳减排潜力。李欢等人采用质量平衡模型，建立了面向不同层次需求的生活垃圾低碳化策略，根据目前生活垃圾的处理情况，指出我国年均生活垃圾处理过程中产生的甲烷排放超过600万吨，碳排放总量约1.5亿吨，实施低碳化处理策略后，2015年甲烷排放可降低到约500万吨，碳排放总量降低到1.3亿吨。何品晶等人利用上游—操作—下游（UOD）表格法，以上海某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为例，核算了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过程中不同环节的温室气体排放及影响其碳排放的主要因素。渠慎宁等人利用IPCC推荐的一阶衰减法，核算了1981—2009年我国的废弃物碳排放量，其间我国废弃物碳排放处于增加趋势，并预测出我国废弃物碳排放峰值将于2024年达到。潘玲阳等人则通过生命周期分析方法，提出了详细的碳排放计算方法，对比分析了混合填埋、混合焚烧和混合堆肥以及分类处理四种垃圾处理的温室气体排放。

（三）居民消费碳排放驱动因素研究

朱勤等人从消费压力人口视角探讨了碳排放问题，有利于正确判断和把握气候变化压力的人文因素，以及人口与消费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学机制，他通过对STIRPAT模型的扩展，应用岭回归方法计量分析了人口、消费及技术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彭希哲、朱勤应用STIRPAT扩展模型，考察近30年来我国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居民消费及技术进步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陈佳瑛等人就我国1978—2007年的家庭模式变化对碳排放影响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对扩展的STIRPAT模型进行修正，将总人口环境压力模型转变为家庭户环境压力模型，分析了家庭规模、总户数、居民消费水平、能源强度等变量对我国碳排放总量的影响程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碳排放的情景分析研究。查建平等人构建了碳排放因素分解模型，对1996—2007年我国直接生活能源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分析，在整个分析年限内，我国直接生活能源碳排放呈U形趋势，该文通过对拐点前后中国直接生活能源碳排放的拉升因素与抑制因素进行分析，对这两类因素的作用力进行了评估。王文秀研究了上海市城乡居民能源商品消费、非能源商品和服务消费概况，分别采用碳排放系数法和改进的投入—产出模型方法进行了居民消费碳排放的核算和分析，并采用person乘积相关分析方法和因子分析方法对居民消费的碳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他的研究结论是，居民消费碳排放主要受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技术因素影响，其中社会因素即人口规模是居民消费碳排放的主要影响因子，对居民消费碳排放的贡献最大。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居民生活方式的日益多样化，居民消费引起的碳排放将继续增加。

二、居民消费碳排放预测及低碳消费研究进展

（一）居民消费碳排放预测

目前还较少开展关于城市化进程中居民消费碳排放的预测，大多都是基于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预测，利用预测模型和趋势回归进行预测。如申笑颜利用灰色系统理论的灰预测方法预测了2010—2015年我国的碳排放量，提出在人口政策不变和能源消费结构不调整的情况下我国碳排放量将会持续增加。周伟、米红利用MARKAL—MACRO模型预测了我国2010—2050年能源消费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根据城市化水平、人口增长、经济发展、能源效率与结构因素模拟了我国碳排放的基准情景，结果表明，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拐点在2042年出现，达到62.81亿tce，而2050年万元GDP能耗下降到0.36tce。岳超等人简要分析了碳排放预测方法和模型，并预测了我国2050年的碳排放量，得出我国到2050年碳排放量最佳预期范围为2.4—3.3PgC/a，人均碳排放量为1.7—2.3吨碳。而我国最佳可能上限拐点碳排放量峰值为4.4PgC/a，峰值年出现在2035年，人均碳排放量峰值为3.0吨碳。渠慎宁、郭朝先分析了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碳排放量的基本情况，并对我国1980—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阐述了我国总体碳排放趋势，在保持碳排放强度合理下降，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预测中国的碳排放峰值可能在2020—2045年间。包森等人利用能源结构的双组分模型和统计检验估计法，预测了模型中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的相关关系，并运用预测出来的能源消费总量、能源消费结构和碳排放量的关系，核算出我国2012年的碳排放量为21.87亿吨，且有增长的趋势。祖国海等人利用Divisia指数分解法分析了1990—2007年我国燃料结构、辅助服务、发电结构和输配损失对碳排放的影响，并预测了三类情景下2010—2030年间电力部门的碳排放总量和电能消费碳排放系数。王铮等人利用IPCC核算了1995—2006年河南省能源消费碳排放，并对2007—2050年河南省在经济稳定增长路径下的能源消费与碳排放总量进行了预测。黄蕊等人则利用经济动力学模型预测了2050年我国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量。

（二）低碳消费模式研究

目前大部分研究都是针对低碳消费的概念、内涵以及实现对策，但是对低碳消费模式的构建以及低碳消费的路径都没有给出很清晰的结论，也缺少实施效果的预测。低碳消费是一种符合生态文明的健康科学的生态化消费方式，其本质是以低碳为导向的共生型消费方式。低碳消费不仅倡导消费者选择未被污染或有利于消费健康的绿色产品，且在消费过程中注重垃圾处理以及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低碳消费反映了一种崭新的道德观、生态观和价值观。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汤春玲在观念、消费产品和对环境的污染三个层面提出了低碳消费的概念，并分析了长株潭地区发展低碳消费的必要性，提出了合理的对策。唐姨军指出，低碳消费为适应低碳经济发展需求，满足基本需求的同时要求消费产品的低碳化、消费产品使用过程的低碳化以及消费产品使用后对废弃物处理的低碳化。低碳消费具有理性、共生性和可持续性的特征，并为政府、市场、企业和消费者提出了相应的要求:政府完善法律法规、制定标准以及提供财税政策支持来引导低碳消费，市场加强监督管理体系建设和完善低碳消费服务体系规范低碳消费，企业发展低碳产业、推动低碳技术发展主导低碳消费，消费者树立科学消费观、重视低碳环保教育以及提高收入水平参与低碳消费。刘敏指出，低碳消费通过现实消费需求引导着低碳生产的方向，同时又通过市场机制的消费需求有效实现进一步推动低碳生产的可持续发展。王淑新等人从政府采购和消费行为导向、能源制度和消费政策、家庭收入、消费风俗习惯、个人消费偏好和家庭规模这6个宏观与微观方面提出了构建中国低碳消费模式的具体建议。孙耀武指出，应以消费观念、政策导向、市场约束和科技支撑为条件，强调政府的调控作用，加强引导消费者，推进居民低碳消费的参与力度，创造良好的低碳消费环境。

对于居民消费碳排放核算方法，目前的研究缺少全面和系统的研究，大部分都集中在部分居民消费项目碳排放的变化趋势上，对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的核算研究较多，对居民间接能源消费碳排放的核算研究较少，对居民交通出行能源消费碳排放的核算口径相差较大，居民食物消费和生活废弃物处理碳排放的研究也较少关注。现在很多学者研究城市和区域碳排放清单，对居民消费碳排放清单研究较少。对居民消费碳排放的影响因素、预测、减排路径等的研究就更少了，大部分都是针对各产业部门碳排放的影响因素、预测和减排的研究。消费领域不仅碳排放所占比例较大且增长较快，而且与生产部门的碳排放联系紧密，对生产部门碳减排起着关键作用，低碳消费更是低碳发展的重要战略内容。鉴于此，本书尝试构建适合我国居民消费碳排放的全面系统的核算方法，并分析其影响机理、预测方法和减排路径，对我国低碳消费发展提供定量科学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