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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派制造”中的技术因素

时间:2022-05-31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从技术路线演变的角度看,改革开放至今,“浙派制造”整体上是沿着“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路线发展的。而“浙派制造”中的多元化产业布局具有“随机性”和“散点型”的特征。

第三节 “浙派制造”中的技术因素

本节详细从技术条件约束下的特定市场供求关系中的企业成长路径的角度来考察“浙派制造”中的技术因素。Penrose(1960)指出,企业成长是由企业拥有的生产性资源与面对的市场机会这二者之间的创造性和动态的相互作用的产物。像卧龙这样的浙江乡镇集体企业发展早期,主要得益于由制度变革引起的农村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重新配置,以及极度短缺的产出品市场,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后,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增长开始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王小鲁,1997)。[1]因此,市场供求关系和产业技术条件构成推动“浙派制造”企业成长的双重驱动力,以下将分别从企业技术路线和产业布局战略这两个角度,概括“浙派制造”在技术因素上的主要特征。

一、“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路线

技术路线,集中体现的是企业在制造业主业领域的发展脉络。从技术路线演变的角度看,改革开放至今,“浙派制造”整体上是沿着“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路线发展的。需要强调的是,在同样一条技术路线上,近年来的“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路线和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路线,是有所区别的。虽然二者都是通过宏观经济层面的企业资本—劳动比率的稳步上升而表现出来的,但它们所对应的企业经营战略是不完全相同的。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推动企业技术路线形成的主要动力,来源于企业在不同市场上进行切换的竞争要求,从一个低端的(资本—劳动比率低的)产品市场切换到另一个技术水平略微高级一点的(资本—劳动比率稍高一点的)低端产品市场。陈剑波(1999)的研究表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乡镇企业的技术路线表现为资本—劳动比率的稳步上升。张军和陈诗一(2002)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乡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情况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两位作者的研究认为,多年来,乡镇企业的技术演进一直没有沿着中性的或节约资本的技术进步路线变化,而是不断朝资本替代劳动的路径偏差,所选择的是一条资本排斥劳动或资本替代劳动的路径。在这个发展阶段,决定企业技术路线变化的主要因素是市场供求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断提高乡镇企业进入市场的门槛,伴随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乡镇企业早期聚集的技术资本含量低的产品市场不复存在,越来越多的乡镇企业转向了另一些技术资本含量稍高一些的产品市场,从而使得乡镇企业的资本—劳动比率在整体上呈现出上升态势。

总体看来,在这个发展阶段,浙江民营制造企业参与的产业都是劳动密集型的中低(技术的)产品市场。这一时期里,企业在随机的市场切换过程中所依赖的技术资源的支持,往往是通过企业外部来实现的,或者说,整个生产技术能力的实现,主要是通过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对原本的技术密集型生产环节的替代来完成的。

近年来,推动企业技术路线形成的主要动力,已经渐渐转变为企业在同一产品市场上进行技术革新和生产组织方式升级的竞争要求。尤其是过去的两三年间,劳动力市场上用工紧张的形势以及新《劳动法》的颁布实施,对强化浙江制造企业的“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路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此次对卧龙集团的现场调研中,一位高管告诉我们:如果新增十万元的设备投资,能够减少一个用工名额,集团会毫不犹豫地投入。如果进行一个比照,我们可以发现,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浙江民营企业经营思路的变化是非常巨大的——倒退5~10年,在浙江进行企业调研时,我们常听到企业介绍节约成本的经验,就是如何利用满厂房的工人去替代高价的进口设备;[2]而今我们看到,企业已经在考虑如何在劳动力密集的生产环节用购入高价机器设备的方式来替代大规模用工的生产方式。当众多企业在一个个既定的产品市场上沿着“以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路线发展时,它们的经营活动背后,对应的实际是相对成熟的国际国内市场体系里中国工业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深层次变革。

二、“散点型”的多元化产业布局

从总体情况看,“浙派制造”现象描述的企业,在目前大多已经形成跨行业、跨领域的多元化产业格局。这些企业的主业是制造业,制造产品种类较多,在若干个制造行业中形成了跨产品领域、跨行业的业务格局;同时,又相机抉择地进入了房地产、商贸流通、金融等非制造业领域,初步形成了多元化经营、多业务板块的经营格局。这种同时跨制造业和非制造业的产业布局,对于浙江企业发展的战略意义在于以下三点:①通过把握住一些非制造业领域的短期回报好的特点,迅速增强企业资本实力,这是许多浙江企业跨出制造业的初衷所在。②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这层意义,是要在相对长的时间里,当行业经济形势有发生波动的可能的情况下,才会显现出来的。③提升企业的资本运营能力和水平,促动企业内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深层次变革。这层意义,是需要在更长时间才能显现起来的。

值得关注的一点是,浙江民营制造企业在产业格局上的多元化特征,和理论界一般探讨的多元化经营这二者之间,是有明显不同的。理论界探讨的多元化经营,一般适用于企业规模更大、企业经营范围更为广泛、企业组织更为成熟的大企业(集团),这些企业的多元化经营往往有相对完备的战略和组织的支撑。而“浙派制造”中的多元化产业布局具有“随机性”和“散点型”的特征。所谓“随机性”,指的是多数多元化决策,属于在偶发的市场机会驱动下以及在关系依赖前提下的随机漫步式的多元化决策。所谓“散点型”,是对应于随机性多元化决策的必然结果,它指的是不同业务领域之间的关联性不是非常强,如果绘一张业务战略构成图,我们将看到,多个关联性不是那么强的业务领域组成的是一张散点图

借助Penrose的企业成长理论或资源学派的观点,我们可以探究这种“散点型”的多元化产业布局的根源。Penrose曾经反复强调,资源约束决定了企业成长的方向,而企业家精神是企业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对浙江制造企业进行调研的过程中,我们时常会感受到,在这些企业成长的最初十几年、二十年间,企业的核心资源与能力往往直接反映为这个企业的企业家的社会关系网络资源及将这种关系资源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

李路路(1995)考察了私营企业家的“社会资本”在企业成长中的影响,他指出,在中国社会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转型期间,私营企业家与他的亲戚和朋友的关系,特别是这些亲戚和朋友的职业地位和权力地位,对他们进入私营经济领域,获得资源和私营企业的发展等方面,都有重要作用。李路路(1997)进一步将私营企业的发展,视作为中国经济由传统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背景下双重机制作用的结果,在这个论断的基础上,作者指出,私营企业主的社会网络对企业成功具有重要性。其中三种社会网络对企业成功相对更为重要:①这种社会网络的对象在很大程度上指向计划经济部门中的干部群体。业主本人的前社会地位当然会有助于与该群体建立联系,但这种联系的基础是两种资本之间的交换。业主广泛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与体制内经济部门的关系网络,有助于企业的成功。②那些成立较早的企业、独资企业和东部地区的企业,更重视与企业内工人的特殊主义关系;大部分企业都重视与部分管理人员的特殊主义关系。③私营企业主通过自己最熟悉的社会关系,解决了企业成功所需要的管理技术人员。

一旦企业家的社会资本或社会关系网络被归为一类独特的资源,那么,我们将清楚地看到,这种独特的资源对于浙江民营企业成长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它是主导“散点型”的多元化产业布局形成的关键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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