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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创新的当代意义

时间:2022-05-31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以往的工业革命均是制造技术革命,其经济学意义上的最大成果是规模经济,即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单位产品中的固定成本大幅度下降。服务外包和服务业集群是促进服务业增长的重要途径。服务创新在推动服务业迅速发展的同时,引导服务业的产业升级。目前,中国服务创新和知识服务业发展的“瓶颈”,主要表现在两个“有效供给严重不足”上。

服务创新的当代意义

(代序)

关于工业(技术)革命的意义,马克思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1]用马克思在这段话中体现的思想方法来评价发生在20世纪后半叶的信息(技术)革命,也是同样适用的。

以往的工业革命均是制造技术革命,其经济学意义上的最大成果是规模经济,即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单位产品中的固定成本大幅度下降。与此同时,作为工业革命成果的一台台机器装备,把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正在不断深化的信息技术革命,本质上是服务技术革命,或者说是服务创新,其经济学意义上的最大成果是交易经济,即极大地降低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并将大量的非贸易品变为贸易品。信息服务技术还把人类从繁杂的脑力劳动中解脱出来,在更加广泛和深刻的意义上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服务技术当然需要设备作为载体,就像提供广义信息服务的网络技术,是以计算机为载体的。计算机所达到的水平,决定着网络提供信息服务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机由硬件和软件两部分组成,软件是决定计算机水平的主要因素。软件供应商是服务供应商,而不是设备供应商。因此,在服务技术革命的年代,服务创新是第一位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制造技术可能达到的高度;当今制造技术所达到的水平,通常不是也不可能是服务供给的“瓶颈”。

格林斯潘有关金融衍生品的一段话,通过描述金融服务创新的深化,道出了服务创新的真谛。他说:“也许最有意义的创新是开发那些能把风险转嫁给最愿意和最能够承受风险的金融工具。许多新诞生的金融产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金融衍生工具,通过以高度精确的方式分解和转移风险来贡献其经济价值。信息技术使这些复杂的金融产品能在全球范围内创立、估价和交易。归根结底,只有当新技术带来的利益体现在资本投资,包含在任何使公司增值的支出时,这种利益才能实现。要实现这些投资,预期的回报率就必须超过资本的成本。技术性综合已经扩大了生产性资本投资的范围,而高扬的股价和高技术设备的降价已经减少了资本的成本。其结果是使在高技术设备和软件方面的支出有了‘名副其实’的爆炸性增长。”[2]可见,服务创新是提高服务供给能力、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改善服务供给结构的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技术、产业、组织和制度的集成创新,其中服务技术创新是第一性的,它对其他方面的创新具有决定性作用。

服务创新的直接效应是推动服务业的发展:第一,服务创新通过创造新的服务业态、服务产品和服务方式,将服务的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服务技术创新不同于制造技术创新的特点,就是它的成果距离市场很近,往往在瞬时就成为现实的供给,迅速产生产业化的效果,使大量处于潜在状态的需求释放出来,转化为现实的需求,从而推动服务业乃至国民经济的增长,并使新技术在相关产业迅速扩散,获得巨大的“技术溢出”。第二,服务创新将促进服务外包和服务业集群的发展。服务外包和服务业集群是促进服务业增长的重要途径。服务创新通过进一步增强服务外包和服务业集群的成本优势,强化服务的边际报酬递增效应、专业化分工效应和正外部性效应,实现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进而形成紧密的产业关联、共享的资源要素、丰富的社会资本、有效的竞合机制和产业共同进化机制。第三,服务创新将在不同程度上改变服务的固有属性,大幅度增加服务品种,改进服务品质。这不仅能够产生服务的新业态、新产品和新方式,促进服务外包和服务业集群,而且有助于大规模改造和提升传统服务业,使服务业在整体上获得技术进步带来的巨大效益。

服务创新在推动服务业迅速发展的同时,引导服务业的产业升级。服务创新的内核是知识深化,这一深化的具体结果,就是形成和推动知识服务业的发展。知识服务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供知识产品和知识服务的产业,它既包括传统的教育、医疗、出版和影视产业,又以研究与开发、中介服务、软件、设计和咨询等产业为发展的重点。知识服务业的发展,一方面体现了专业化分工的深化,适应了企业业务流程外包的需要,另一方面形成了创新型国家的微观基础。国际学术界将创新型国家的特征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创新综合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科技进步贡献率在70%以上;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一般在2%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一般在30%以下。此外,现有创新型国家所获得的三方专利(美国、欧洲和日本授权的专利)数占世界数量的绝大多数。显然,这些指标都与服务创新和知识服务业有关。

在2006年1月9日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发表《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的重要讲话。他指出:“在世界新科技革命推动下,知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国民财富的增长和人类生活的改善越来越有赖于知识的积累和创新。科技竞争成为国际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当今时代,谁在知识和科技创新方面占据优势,谁就能够在发展上掌握主动。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纷纷把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国家战略,大幅度提高科技投入,加快科技事业发展,重视基础研究,重点发展战略高技术及其产业,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以利于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在国际经济、科技竞争中争取主动权。”可以看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国家竞争力,关键在于知识的创造与生产,而这些与服务创新、知识服务业的发展息息相关。

目前,中国服务创新和知识服务业发展的“瓶颈”,主要表现在两个“有效供给严重不足”上。其一,专业人力资本的有效供给严重不足。专业人力资本是服务创新和知识服务业发展的关键要素,缺乏关键要素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说:“培养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优秀人才,造就有利于人才辈出的良好环境,充分发挥科技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举措。”这同样是服务创新和知识服务业发展的战略举措。其二,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严重不足。公共服务是服务创新和知识服务业的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优良的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将降低服务创新和知识服务业发展的成本,并增加创新与发展的活力。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提出:“要进一步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政府管理科技事业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有关法律法规,完善科技开发计划,促进科技创新要素和其他社会生产要素有机结合,形成科技不断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社会不断增加科技投入的良好机制。要完善科技资源配置方式,优化科技资源配置,促进科技资源开放和共享,形成广泛的多层次的创新合作机制,建立健全绩效优先、鼓励创新、竞争向上、协同发展、创新增值的资源分配机制和评价机制。要建立竞争机制,坚持国家科技计划对全社会开放,支持和鼓励国内有条件的各类机构平等参与承担国家重大计划和项目,为全社会积极创新创造良好条件。要加强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加强对重要技术标准制定的指导协调。”上述方面都与增加和改进公共服务有关,对于促进服务创新和知识服务业在当代的发展,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注释】

[1]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44页。

[2]引自《信息与研究》,200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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