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有可以克隆的成功模式

2．大道甚夷，而人好径：从来没有可以克隆的成功模式

〈原　典〉

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人好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竽。非道也哉！

——第五十三章

〈释　义〉

如果我是智慧而有见识的话，就要走在大道上，只怕走入邪路。大道很平坦，而人们偏喜欢小径。他们的朝廷很肮脏，农田很荒芜，人民仓库很空虚。而他们穿着华丽的衣服，带着锋利的宝剑，吃足了美味，钱财有剩余，这就叫做强盗头子。他们违反大道了啊！

商学讲义

别人走过的路，也许对于他们来说是捷径，但对于自己来讲就未必合适。正如大象可以迈过一条小溪，而蚂蚁只能绕道而行。古人邯郸学步，而今天我们却依旧走在这样的迷思中。在这个迷思中，我们应该正视并且不断地了解自己，目的只有一个，走自己的成功模式。联想集团1984年起步，同时起步办公司的有好多出名的企业家，但到2003年还在位上的已不多了。这些人当中有相当一批是对这个问题没把握好。所以，要想把事情做好，就要注意审时度势。

我们可以看印度：印度国家的独立超过了半个世纪，它们不仅在经济制度，甚至在国家制度安排上也是完全的英国模式。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印度同样没有产生世界级的已企业。按照经济总量和经济发展增长速度，目前它甚至远远落后于中国这样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

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企业，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企业不可能用完全一样的生成、成长模式。因为管理本身就是一种没有终结答案可寻的理论，还因为没有什么理论一旦获得就可以保证放之四海而皆准，更没有完美有效的公式或方法。所以，最好的经书是“无字真经”。

企业教案

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必须充分认识自己，才可以发挥自身的优势，壮大自己。

当年，在市场上挫败的飞龙集团，坠地的一着臭棋就是模仿三株混乱的广告战略。显然，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对于飞龙来讲，不但没有挽救危机，反而进一步使其恶化。

盛田昭夫和井深大一次偶尔看到美国军官的一台磁带录音机。于是井深大灵感大生，必欲仿造以填补日本的空白。盛田知道井深大要“照着葫芦画瓢”，但总得先有一个葫芦呀！他左思右想没有良策，最后又记起那个“借”字——借美国技术行事。谁知美国技术并非一个借字可以了结，它的机器易造但磁带难仿，井深大只得以他物替代，结果使1949年造出的录音机竟重达100斤、价高7万美元，令电台、剧场、影院、银行等用户望而却步。

至此盛田一筹莫展。恰在此时东京音乐专科学校买去一台，接着美国占领军又把视听教育在全日本学校推行。盛田顿时眼睛一亮，何不借此机会向中、小学推销？他立即背起录音机遍访各地学校，殷勤地向校长、教员和学生介绍大长民族志气的“日本制”。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一年半的奔走游说使日本1/3的小学、4万多所中学买了盛田的产品，其后大学、政府机关、电台、银行、影剧院也紧随而上，盛田更加感激，无不与之保持密切联系，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销售网。事后他意识到，这种联系实际上就是电讯公司特有的公共关系网络，从此他就充分利用它促使改良的录音机销势不衰。

要使某一创新项目得以有效启动，企业家必须具有敏锐果敢的机会意识与独辟蹊径的创新精神。其中机会意识是逐利意识、竞争意识、超前意识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创新精神是创业精神、冒险精神、洞察力、预见力等综合作用的结果。由于创意阶段企业家的活动是超常规的、反常的、无先例可循的，因此，还必须具有相当的胆魄与自信，勇于开拓，敢想敢拼，敢为天下先。

横扫传媒的新闻集团几乎成为了世界传媒的主宰，却未能在中国复制它在西方的成功模式。

虽然默多克称凤凰卫视——这个STAR旗下的合资公司已经在1999年财政年度实现了收支平衡，但在过去的8年里，新闻集团一直不停地给STAR投资，而财政表上始终没有盈利的迹象。

STAR的总裁小默多克最近曾公开宣称STAR将在18个月后开始盈利。如果他的说法能得以实现，那么从他们买下卫星电视到盈利将历时整整10年。

10年，即使对于媒介这个公认的投资回收期漫长的行业来说，也实在不算短。比起新闻集团在英国天空广播公司获得的巨大的回报，人们不得不佩服默多克对中国市场表现出的耐心和坚定。而这样的耐心和坚定，却显现得那么水土不服。

在许多企业一味地模仿西方管理模式的时候，李嘉诚则以自己独到的管理模式，首先适应了国人。

李嘉诚说：“我们的模式，原则上是西方管理模式，但是我们好的地方，是加入了中国文化哲学。你们听到西方国家叫做Ouarter-CEO。如果一年做得不好，你这CEO就应该打好包袱，立刻回家。但是我会去看、去分析，比如一个行业，每一个同行都亏掉了90%，我们只亏掉了60%，这个CEO我还要奖励他，人家亏掉了这么多，你亏掉了这么少。但是假如有一个行业，人家赚的是100块钱，我们赚80块钱，那我就会问：‘为什么人家赚得这么多，你赚得这么少？’”

李嘉诚的管理模式融合中外，既讲科学，又重感情。他认为，美国科学化的管理有它的优点，可以应付急速的经济转变，但没有人情，业绩不太好时进行大规模裁员。我们做不出，因为会令员工没有安全感，也会导致许多人突然失业。我们糅合两者的优点，以外国人的管理方式，加上中国人的管理哲学，以保存员工的干劲儿和热诚。相信可以无往而不胜。

世界上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的。研究企业的生存哲学，首先要研究是哪些企业生存下来了，为什么是他们在这块土地上生存下来而不是其他。这是企业在变革时代中管理的“真问题”，也是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