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传统静态理论

第二节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传统静态理论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传统静态理论产生的背景

关于关税同盟可以给参与国带来经济利益的主张在二战前就已存在，这些早期的关税同盟理论认为：以比较利益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可扩大各国的经济利益，带来生产和消费的有益变化。关税同盟在区域内实行关税减免，从而趋向于自由贸易，这必然使得成员国的福利增加，而对于整个世界来讲，福利也是增加的。真正开始系统地对关税同盟进行的研究是在战后，其早期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雅各布·维纳。1950年，维纳在其代表性著作《关税同盟理论》中系统地提出了关税同盟理论。传统理论认为，关税同盟一定可以增加成员国的福利。维纳指出了这些早期关税同盟理论的不准确性，提出了贸易创造和贸易转向概念，认为建立关税同盟得益与否取决于这二者的实际成果，从而将定量分析用于对关税同盟的经济效应的研究，奠定了关税同盟理论的坚实基础。在维纳以后，很多经济学家对关税理论不断进行研究，使之日益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经济理论。

从静态角度看，关税同盟最突出的效应是生产效应，包括贸易的创造效应和贸易的转向效应。贸易创造效应是指在关税同盟内部取消关税壁垒后，国内生产成本高的商品被成员国中生产成本低的商品替代，来自关税同盟国的较低廉进口品取代了昂贵的国内生产，新的贸易得以创造。原来国内用于生产成本高的商品的资源转向成本低的商品生产。这就是比较利益原则所揭示的自由贸易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贸易转向效应是指关税同盟对外实行统一的保护关税，使得一国原来以外部进口（来自非同盟国的进口）的商品变为来自关税同盟国的较昂贵的进口，贸易从外部世界转向关税同盟成员国，从而达到一种贸易转向的效应。

维那效应的3×2模型过于简单化，无论是在关税同盟形成前还是在形成同盟后，一个国家只拥有两种商品，一种必须是出口，另一种必须是进口。形成关税同盟后一国出口必须是另一国的进口，贸易模式是非对称性的。这些假定与现实距离遥远，不利于分析较为复杂的变化。从米德（Meade）开始，先后有维那克（Vanek）、利普赛、科登（Corden）、瑞泽曼（Riezman）等提出3×3模型，并由麦克米兰（Mcmil-lan）和麦克兰（Mclann）和劳埃德（Lloyd）加以总结归纳，这些学者分别是提出了在3×3情况下可能出现的各种贸易模式，并对这些贸易模式中关税同盟的福利效应加以分析。

然而，20世纪50年代在西方出现的“次优理论”（Theory of Second Best）却证明，在不能全部满足完全竞争模型所要求的假设条件的情况下，即使微观经济政策成功地弥补了现实和假设条件之间的差异，那么政策的执行仍然不能保证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实现。

1956年，经济学家李普西（R.G.Lipsey）和兰卡斯特（K.Lancaster）总结前人的理论分析，创立了次优理论。简单地说，次优理论包含的内容是：“如果在一般均衡体系中存在着某些情况，使得帕累托最优的某个条件遭到破坏，那么即使其他所有帕累托最优条件得到满足，结果也未见得是令人满意的，换句话说，假设帕累托最优所要求的一系列条件中有某些条件没有得到满足，那么，帕累托最优状态只有在清除了所有这些得不到满足的条件之后才能达到。”（Lipsey，R.G.and Lancaster.K.（1956）. The General theory of second best.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4（1），October，p119）由于原有意义上的帕累托最优因为受到某些条件的破坏而未能实现，因而实现的某些条件被破坏后的最优结果通常冠以“次优”。相应地，上述结论也被西方经济学界称为“次优定理”或“次优理论”。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的发展，其理论研究逐渐深入。最初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是从传统的静态理论为主，而后通过假设条件的逐步放松、研究方法的变化，发展成现代静态理论，到当今的动态理论。传统的静态理论主要以维纳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理论为基础，米德、约翰逊和李普西在不同的方面进行了扩展，形成了比较系统和完整的传统静态理论。

二、关税同盟成立的前提研究——科登（W.M.Corden）非统一关税的关税同盟理论

许多学者都熟知科登把规模经济因素加入了关税同盟理论的分析中，构成了区域一体化现代动态理论重要的部分，但很少有人了解他在传统静态理论中作出的贡献。他在1975年分析了组成关税同盟以前，成员国之间关税水平的统一程度与关税同盟福利效应的关系，弥补了以前没有考虑成员国初始关税差异的不足（W.M.Corden，1975）。

（一）模型的假定

如果允许成员国在加入关税同盟前存在初始的非统一关税，那么减少这种非统一关税是福利所得的可能来源，它和通常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是不同的。当国家的总贸易量保持不变且与同盟外的贸易都停止时，关税同盟仍能带来净福利所得。用三种产品的小国模型来分析国内生产和消费在两种可进口产品间的替代产生的进口模式效应，该效应能产生可能的所得。构成关税同盟的国家开始时可能是非统一的从价关税结构，这样关税不仅会通过减少国家的总贸易量来扭曲贸易，还会通过扭曲进口品的模式来扭曲贸易。关税同盟能减少这两种扭曲，从而会产生至少两种福利所得的可能来源。即使关税同盟的建立没有带来贸易总量的增加，还是会有净福利所得的产生。对于给定的增加总贸易量的效应（贸易创造）和给定的贸易转移效应（任一给定的商品都转向由较昂贵的资源来供给），初始关税的非统一性越高，净福利所得就越有可能。以下两种假定消除了标准的贸易创造效应，从而只是强调贸易转移和进口模式效应的相互作用：（1）出口品的供给弹性为零；（2）出口品没有国内消费。因此A国出口的数量和进出口价值固定不变。

（二）模型

科登应用传统的分析单边歧视的方法来分析小国（A）的情况，A国能从B国（伙伴国）或C国（外部）进口商品。除了出口品外，有两种进口商品替代了A国的生产和消费。如果由于同盟的建立，一种进口商品在A国的价格比另一种进口商品在A国的价格低很多，从而使得A国进口商品的模式发生改变，这就是进口模式效应。

从描述自由贸易的均衡开始。在图15.2.1中，纵轴表示一种进口品的数量M₁，横轴表示另一种进口品的数量M₂，TT′是生产固定数量的出口品的转换曲线，直线RR′的斜率表示自由贸易下M₁和M₂的价格比例，P_f是自由贸易下的生产点。假定两种进口商品都是由最便宜的资源供给。出口固定数量的M₁的价值是RQ，出口固定数量的M₂的价值时R′Q′，这样QQ′是预算线。总的进口品的消费将超过生产的出口品的价值，实际消费点C_f位于收入——消费线OZ上，过C_f点的无差异曲线表示潜在福利所得的水平。

图15.2.1　非统一关税同盟理论

资料来源：

在这一阶段，资源的供给是非歧视性的。如果征收统一的从价关税，情况不会发生变化。如果假定M ₁的关税率t₁大于M ₂的关税率t₂，生产就会移到P_p点，收入——消费线移到OZ′，新的消费点是C_P。进口品的总价值相对于出口来说是不变的，如两个大小相同的三角形P_f A^* B^*和P_p AB所示。

非统一关税结构包括生产扭曲的成本和消费扭曲的成本。生产成本由生产可能性边界从A^* B^*向内移到AB表示，消费成本由新的生产边界上的最优点C′_P移到C_p表示。

（三）贸易转移效应

现在让我们引入贸易转移效应。假定生产和消费都没有替代效应。当关税同盟建立时，生产点位于P_p（图15.2.2），收入——消费线是OZ′。但是由于需求的收入弹性不同，两种进口商品的比例仍是可变的。

假定对任何仍从C国进口的商品i（i＝1，2），征收的初始关税率为ti，无能力率为ai，无能力率是指从B国（除外责任）进口的成本超过从C国（除外责任）的进口的成本的比例。如果ai是正的，进口品一开始就来自C国，如果0＜ai＜ti，关税同盟就会产生贸易转移。

在图15.2.2中，假定两种商品都存在贸易转移，那么生产固定在P_p，新消费边界是A′B′。贸易转移使得消费边界向内移。如果所有的进口品由产品M1构成，贸易转移就会按A′A/P_P A的比例减少进口的数量，这意味着a₁＝AA′/P_P A′，同样a₂＝B′B/P_P B′。如果产品M ₂没有贸易转移，B′就会和B重合，因此，消费会沿着OZ′移至C_U。在这种情况下，显然存在着福利损失。

（四）进口模式效应

现在模型中引入替代效应，但是首先必须注意的是：当生产和消费的替代弹性不是零时，可能根本没有替代，既没有进口模式效应。如果在加入同盟后国内的相对价格不变，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如果两种产品都存在贸易转移，当a₁/a₂＝t₁/t₂时，相对价格就会保持不变。当然，无能力率和关税率相等是纯粹巧合。

图15.2.2　贸易转移效应

1.关税同盟后所有的进口都来自伙伴国

如果两种商品都存在贸易转移，或者如果一种商品存在贸易转移，而另一种商品在一开始就来自伙伴国B，那么在加入同盟后进口品不支付关税。若两种进口品的价格比由他们在B国的生产成本决定，将会得到最优的生产点和消费点。如图15.2.2所示，用图来说明当进口模式效应不包含生产的移动（产出保持在P_p），仅包含着消费移动时的情况，消费模式会移至点C_u′，该点是消费边界A′B′上的最优点。从C_u到C_u′的移动产生了福利所得。如果也没有生产效应，生产点就会移到P_u，与A′B′斜率相同的过该点的线是转换曲线的切线，消费边界A′B′于是向外移。

科登的研究得到如下结论：在从同盟外进口停滞的情况下，如果有任一种进口模式效应，就必然产生所得。为取得平衡，这种所得会超过贸易转移效应带来的损失（在图15.2.2中，如果过C_u′的无差异曲线高于过C_p的无差异曲线，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因此甚至当所有的进口都从较便宜的外界资源转向伙伴国的高价资源，并且总贸易量没有增加时，仍然会有来自关税同盟的福利所得。标准分析告诉们，如果总贸易量有所增加（出口增加），即使存在贸易转移时，净福利仍会有可能。这种简单分析还说明另一点，那就是初始非统一关税越高，净所得就越有可能。

2.加入关税同盟后仍从同盟外国家进口

假定只有产品M ₁存在贸易转移，M₂继续从C国进口，如图15.2.3所示。

同样由于图形方便，用图形来说明当生产保持不变，只强调消费的变化时，由于M ₁发生了贸易转移，消费可能性边界从AB移到A′B。

如果从关税同盟外部（C国）进口商品的有效关税率t₂为零，同盟就会选择位于新的边界上的最优消费点C_u。但是如果对从C国进口的商品征收正的关税，将使得该国处于该边界线上的非最优点C″_u，关税越高，C″_u越左移，福利水平就会越低。如果允许来自B国的进口品自由进入，那么对来自C国的产品征收正的关税就会在关税同盟的情况创造非统一性，从而产生福利损失。如果同盟的建立意味着固定的共同对外关税，并且这和A国在加入同盟前对进口M₂施加的关税不一定相同，那么这种共同对外关税就是目前所分析的相关关税率。

图15.2.3　进口模式效应

在加入同盟前，该国处于一个更高的消费边界线AB上的一个非最优点。而在加入同盟后，该国处于一个更低的消费可能性边界A′B上的一个非最优点。那么就可以认为进口模式效应自身能产生福利效应吗？在没有进口模式效应时，贸易转移效应自身会使得消费到达C′_u，进口模式效应会将其移到C″_u，显然这另外的移动会增加会或减少福利。在图15.2.3中福利保持不变。

可以得出结论：（1）初始非统一关税越高，所得就越有可能；（2）在同盟中非统一关税越小，即t₂越小，所得就越有可能。但是当t₂既是进口M ₂的初始关税又是同盟对外部征收的进口关税时，这两种情形就会相互作用。如果开始时t₁＞t₂，那么t₂越小，所得就越有可能。但是如果开始时t₁＜t₂，在t₁给定的情况下，一个较小的t₂一般并不必然有利于福利所得或损失。

（五）结论

（1）在发生贸易转移的情况下，关税率差异越大，来自关税同盟的可能的福利损失就越大。该结论在关税同盟理论中是常见的；（2）对仍从外部进口的商品征收的外部关税越高，损失越大或所得越少。如果对同一商品的共同外部关税超过了同盟前对其征收的关税，那效应可能实际上是贸易的减少。这种增加外部关税对贸易的不利效应，即对在进口品和出口品间的替代品增加的外部关税的不利效应是常见的。这种分析强调的是较高的外部关税的非统一关税效应，甚至当它作为同盟的结果保持不变时，仍会引起从同盟外进口和从伙伴国进口的那些商品间的扭曲。因为这种结果和贸易转移效应是类似的，而事实上贸易转移效应经常被广泛地定义以至于它包含这种效应（尽管本文并非如此），即并不是仅在给定的商品内，而且还在商品间产生扭曲一样；（3）初始非统一关税越多，来自同盟的可能所得就越多（或损失就越少），这种效应是来自关税同盟的可能所得的新来源。

该分析和量度EEC效应的实证工作相关，目标通常是计算EEC对成员国的总贸易占总消费的份额（如果份额增加，就产生了贸易创造）和外部进行贸易的份额（如果该份额减少，就产生了贸易转移）的效应，这通常由商品联合会做。控制该结果的贸易创造通常被认为是所得的象征（尽管不是衡量的标准）。科登的分析认为该方法并不能包含进口模式效应，这种效应（a）可在商品组合内发生作用，（b）会影响不同商品组合在总消费中的比例变化，这种变化通常用非关税同盟来解释。理想的是在量度初始关税的同时量度共同对外关税的非统一效应。由于主要贸易结构分散，特别是由于有效税率（影响生产者的所得）的分散，这些效应很重要。关税分散的福利效应的计算最早由Magee在他的有关美国关税的著作中开始。在没有对福利成本进行完全的计算时，关税分散数据（名义税率和有效税率）至少和关税同盟的估计效应有关。

三、首要原则（First Princip le）——维纳（Viner）⁽⁷⁾的关税同盟理论

维纳关于关税同盟理论的分析采用了局部均衡的分析方法，避免了一些实证研究，在当代来看，这是他分析的一种缺陷，但在当时他的分析内容是非常丰富和有洞察力的，其中包括了规模经济、差异产品、不完全竞争和国际贸易条件的变化对关税同盟经济的影响。

维纳首先确定了关税同盟的主要特征：（1）对从成员国的进口免征关税；（2）对从世界其余地区的进口征收共同对外关税；（3）根据一致同意的准则分配关税收入。他开创性地提出了“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这两个用来衡量关税同盟实际效果的新概念，从而使战后关税同盟理论从定性分析发展到定量分析。人们一致认为这本书的诞生标志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理论的正式形成。

（一）关税同盟理论的假设条件

古典理论的研究都是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的而且生产是通过技术上有效的工艺进行的。（1）商品和要素市场是完全竞争的；（2）要素只在各国国内而不在国家间自由流动；（3）运输成本忽略不计；（4）关税是贸易管制的唯一形式——通常只考虑从量关税，而非从价关税；（5）价格能准确反映生产的机会成本；（6）贸易收支平衡；（7）资源被充分利用。

（二）关税同盟的经济效应分析

维纳的关税同盟（Customs Union，CU）理论之所以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第一次通过设立一个1×3CU模型将经济一体化的定性分析发展为定量分析，明确了关税互惠给两国带来的所谓“利益”和“损失”的具体涵义，并首次提出了贸易创造（Trade Creation）效应和贸易转移（Trade Diversion）效应之间的对比，并以此建立了作为评价关税同盟资源配置效果和福利作用的唯一准则——维纳原则，这对国际一体化经济学的建立和迅速发展无疑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西方经济学家一般认为，自由贸易可以使全世界的经济福利达到最大化，而关税同盟至少在伙伴国之间取消彼此之间的贸易限制，在区域内实行自由贸易，使世界经济福利增加，因此，建立关税同盟对经济发展有利。但是，维纳在《关税同盟问题》一书认为，关税同盟并不一定等于向自由贸易过渡，因为它在伙伴国之间实行自由贸易，而对伙伴国以外的第三国实行贸易保护。这种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相接和的结构会产生两种效果，即“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贸易创造是指世界上有A、B、C三国，A 与B结成关税同盟，C代表同盟外的其他国家，由于关税结构变化，造成A国内受高关税保护的低效率的国内产品在建立关税同盟后被B国高效率的产品所代替，造成生产耗费的资源成本下降，社会福利增加；贸易转移则指如B与C同时提供一种产品，C生产成本低于B，形成同盟前A从C进口，形成同盟后C国产品税后价格高于B免征关税的产品价格，A改从B进口，导致生产耗费资源成本上升，社会福利减少。

于是，维纳得出结论，组成关税同盟的总福利效应要看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对比之后的净福利，参加区域经济组织的福利效应是不确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范围越大、包含的成员国越多时，总的贸易创造超过贸易转移的可能越大，在经济上越是有效益的。

维纳是运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作出解释。从静态角度看，关税同盟的效应是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贸易创造效应是指在关税同盟内部取消关税壁垒后，国内生产成本高的商品被成员国中生产成本低的商品替代，来自关税同盟国的较低廉价进口品取代了昂贵的国内生产，区域内的贸易量扩大，新的贸易得以创造。贸易转移效应是指关税同盟对外实行统一的保护关税，使得成员国原来从外部进口（来自非同盟国的进口）的商品变为来自关税同盟国的较昂贵的进口，贸易从外部世界转向关税同盟成员国，从而达到一种贸易转向的效应。”贸易创造效应不仅扩大了区域内的贸易量，而且从比较优势原则的指导下优化了区域内的资源配置。贸易转移效应是区域自由化、对外保护的结果，从世界范围来讲，贸易转移效应导致了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世界整体福利水平的下降。下面用图示方法进一步说明关税同盟的经济效应。

图15.2.4中S_甲和D_甲分别表示甲国的供求曲线，S_乙和S_丙分别表示乙国和丙国的出口供给曲线。在关税同盟建立以前，设甲国进口关税为P₁ P₃，则甲国所需某种商品全部由国内供给，均衡点为A，供给量为Q₁，价格为P₁。假定现在甲、乙两国组成关税同盟，这样，丙国产品仍被高关税阻拦在甲国大门之外，但乙国产品则由于被免税而自由进入甲国市场，由于进口增加，价格从P₁降至P₂，国内需求从Q₁增加到Q₂，其中甲国国内供给为Q₃，从乙国进口为Q₃ Q₂。

图15.2.4描述的是一种贸易创造效应，它给甲国带来多方面的好处：从生产角度看，由于同盟国低成本产品部分替代了国内高成本产品的生产（相当于Q₃ Q₁部分）使甲国节约资源相当于a的面积。由于价格下降，国内生产者的价格损失为ABP₂ P₁的面积，从国际总利益看，关税同盟使甲国增加的净利益为ABC部分。

图15.2.4表明，在建立关税同盟后，同盟内部实行自由贸易，对外则建立统一的关税壁垒，按照比较优势原则提高了区域内专业化的程度，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这样，关税同盟某一成员国国内生产的部分产品会被同盟内部其他生产该产品成本又较低的生产者所替代，其结果就是以前受到歧视的成本相对较低的生产者将会成为同盟内部该产品的供应商，那么贸易就会被创造出来。

图15.2.5是将图15.2.4中S甲消去后的情形。在图15.2.5中，甲国国内需求只面对乙国和丙国的供给。假定甲国进口关税为P₁ P₃，这样甲国的全部需求均依赖于丙国供给，甲国国内价格为P₁，进口量为Q₁。如果甲、乙两国结成关税同盟，则丙国产品将退出甲国市场，而由乙国产品来进行替换。这时，甲国国内价格为P₂，进口量为Q₂。

图15.2.4

图15.2.5

图15.2.4可用来简单描述贸易转移情形，由于关税同盟建成，关税取消，价格由P₁降为P₂，进口量由Q₁增至Q₂。这样，从消费者角度看，由于价格下降增加了消费者剩余，其大小相当于ACP₂ P₁部分面积。从国民总利益看，由于进口增加和国内价格的下降，AbC面积部分为甲国新增进口部分的消费者剩余，应视为福利的增加，但与此同时，P₂ P₃ Eb面积部分原为政府关税收入的部分（也可视为在关税保护条件下的国内生产部分现在受损。如果P₂ P₃ Eb＞AbC，则甲国出现贸易转移带来的净损失。

按照维纳的观点，关税同盟一旦形成，高生产效率的成员国产品会大量涌入低生产效率成员国国内市场，这对于低生产效率成员国会产生以下利益：该国会减少或停止其低效率的生产，从而节约在某生产领域的生产资源，并把节省的资源配置到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领域，于是产生贸易创造效应。但是，贸易创造效应的大小与各成员国国内产品的供给需求弹性有关，本国的供给弹性越大，就越利于本国贸易创造的取得。另一方面，维纳认为，低效率成员国也会遭受福利损失，即低效率成员体加入关税同盟后不得不用伙伴国较高成本的进口替代其原来从世界市场上的低成本进口，由于用伙伴国相对成本较高的进口来源替代了同盟外成本更低的进口来源，低效国进口的产品相对增加；另外，由于用成本相对较高的伙伴国的产品替代了同盟外成本更低的产品，低效率国消费者剩余相对减少，于是贸易转移效应也就产生了。贸易转移效应的大小与伙伴国同非伙伴国产品之间的成本差异有关，差距越小，贸易转移效应就越小。

维纳还认为，各成员国从关税同盟中得到的潜在利益不仅来自各成员国之间实行自由贸易的比较优势利益，而且也来自于利用他们的联合力量来对付非同盟体的消极关税政策而得到的好处。

上述分析得到的结论，在生产成本不变的条件下，小国之间建立的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不能影响贸易条件，整个区域被贸易创造控制，区域的福利水平得到提高。效率低的成员国将在对非成员国产生的贸易转移中获得利益，效率高的成员国从区域中获得的贸易创造效应将大于贸易转移效应，从总体上，区域将会获得利益。

四、维纳的成本递增条件下的关税同盟理论

维纳分析了在成本递增的条件下，由于受资源禀赋条件的限制而组成的一些小联盟国家，特别是相对于世界外的国家而言。基础的关税同盟理论是假设非成员国的成本是不变的，组成关税同盟的国家在世界市场上是价格的制定者。在成本递增的条件下，母国和伙伴国之间组成关税同盟后的福利效应是这样的。从母国的观点看，关税同盟将产生贸易转移，将不会对单个的生产者和单个消费者产生影响。因为伙伴国在商品1的出口不足以满足母国在商品1上的需求，商品1在母国的价格不变，对于母国的福利水平是逆向效果。母国损失了关税收入，而伙伴国因为扩大出口获得了额外的收益，建立关税同盟以前的母国和伙伴国之间贸易额越大，伙伴国获得的收益越大。

通过分析，在成本递增的条件下，由小国组成的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将不会影响贸易条件，只要非成员国持续供给成员国。虽然成员国的生产者出口增加，但由于放弃了关税收入，不能享受进口提高带来的效益，贸易区和世界经济也将会下降，成本递增条件下，福利水平整体下降。

五、米德（M eade）⁽⁸⁾对关税同盟理论的扩展

（一）维纳关税同盟理论的缺陷

维纳理论问世以后，米德、约翰逊、科登等众多学者在肯定其重要意义的基础上，也指出了维纳关税同盟理论的缺陷。田青教授曾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理论与实证研究》一书中总结了上述几位教授的观点：（1）维纳的CU理论只是一种静态分析，其得出的种种关税同盟产生的影响也都只是静态或短期效果，没有考虑一体化后高效率成员体因为获得了大部分一体化内部市场而产生规模经济效应，也没有考虑高效率成员体的技术、管理经验和资金等在一体化后带给低效率成员体的长远、动态的影响，因此维纳把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之差的正负作为评价一体化效果的唯一准则是不完整的。（2）维纳的CU理论是一种局部均衡理论，不能说明多产品市场的一般均衡情况，所以维纳的以单一产品为对象来衡量一体化效果的准则也就没有多少实际意义。（3）维纳的CU理论只适用于完全由发达国家组成的经济一体化组织，而对由非市场经济或不完全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则不适用，其理论的实际指导意义受到了限制。（4）维纳的CU理论建立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之上，而这些假设条件与现实状况相差甚远，因而其适用范围非常狭窄。为此，后来的这些学者对维纳的理论进行了扩展与完善。本节主要是分析米德对关税同盟理论的扩展。

（二）米德对维纳CU理论假设条件的放宽

维纳的CU理论是建立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之上，现实中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相互作用，成员国不只是小国，为了使维纳CU理论对现实更具有指导性，米德、科登等学者对CU理论的假设条件进行了放宽和拓展，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非关税措施对关税同盟产生的各种效应的影响。CU理论的假设条件之一是关税是各国采取的唯一的贸易限制措施，为了简化分析，还假设关税是从量税而非从价税。所以，关税同盟只要求各成员体对非同盟体实行共同的对外关税CET，而允许它们依然维持着各自对非成员体的不同配额限制，而这些非关税限制对关税同盟的影响和与关税的影响是不一样的。这种不同就表现在：只要低效率成员体国内市场价格与世界市场的价格之间存在着差额，关税同盟就无法阻止该国继续从世界市场上进口其规定的配额。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该国将不再如前面假设的那样只能从关税同盟内的高效伙伴国进口，它可以仍从世界市场上以较伙伴国价格更低的价格进口其规定的配额部分，进口配额不能满足国内市场时才从伙伴国进口。

关税同盟取消配额限制与取消关税限制所产生的福利效应也是不同的。两种方式都会产生大小相同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扩张效应，但取消配额限制会产生负面效应（即该国会遭受贸易转移效应）。因此，关税同盟不取消其成员体对非成员体的配额限制有利于关税同盟贸易利益的较公平分配。

（2）非生产性因素对关税同盟各种效应的影响。CU理论的另一假设条件是不考虑运费等非生产性因素，米德等学者放松了这一假设条件，对考虑非生产性成本因素后的CU理论进行了修正。按照他们的总结，现实世界存在很多影响关税同盟各种效应的非生产性因素，主要包括：

①生产结构。即成员体一体化前的生产结构是相互补充还是相互竞争。互补型生产结构可以使两国在生产某产品时形成程度很高的专业分工，在这种情况下，关税同盟的优势便不是很大。相反，如果两国在某种产品的生产上一开始就是竞争性的，在生产上是潜在的竞争对手，那么在专业分工时，两国在这种产品的生产上都会以最低成本进行生产，由生产结构互为竞争性的国家组建关税同盟的优势就大一些。

②关税水平。各成员体未加入同盟前的关税越高，结盟后由于关税的取消而产生的福利就会越多。但另一方面，关税同盟的共同对外关税越高，也会增加负面效应。

③运输费用和交易成本。维纳的CU理论不考虑运输费用。但现实中，运输费用往往是产品价格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米德的分析框架包含了很多国家和多种商品，充分体现了当今的研究趋势。米德强调宏观经济政策与国际收支平衡的作用，他分析的目的是整个世界的经济福利，而不是仅仅分析区域组织的福利效应。

（三）米德对关税同盟一般均衡理论的探索（Meade，1955）

为了通过维纳的CU理论找到适应所有经济一体化都适用的普遍规律，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米德试图把维纳的1×3模型扩展为M×N模型。他建立了一个3×3模型，对一体化的局部均衡分析不违背或不影响一般均衡分析的条件以及一般均衡市场对各国的影响等进行了探索。

1.贸易扩张效应的提出

维纳提出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都只是针对低效率成员体而言的，而对于高效率成员体，这两种效应并不适用。高效率成员体在一体化后，其低价产品会占领整个一体化市场，其贸易量会大大增加，从而获得一个贸易扩张效应（Trade Expansion Effect）。米德提出的贸易扩张效应对低效率成员体是适用的，因为低效率高成本成员体加入关税同盟后，国内市场价格降低以及通过对外贸易可以不断得到满足的供给会刺激国内需求的增加，从而获得贸易扩张效应。显然，经济一体化的利益除了贸易创造效应外，还应加上贸易扩张效应。

2.米德总结出了一些适用所有经济一体化组织增加贸易创造、减少贸易转移的规律性结论

关税同盟的经济区域越大，成员越多，贸易创造超过贸易转移的量就越大。

关税同盟的统一对外关税CET与一体化前各成员体的平均关税水平相比越低，贸易创造越大。

成员体之间产品贸易的比例越低越好。

同盟体之间未结盟前的贸易比例越高，则与外部世界的贸易比例越低越好。

成员体之间经济竞争性越大、互补性越少，形成贸易创造的机会就越大。

这些结论显然可以用CU模型得到证明，而且也可以作为衡量关税同盟效果的补充准则，同时也可作为各国政府制定贸易政策的理论依据。

六、李普西（Lipsey）和兰凯斯特（Lancheste）的次优理论

（一）产生的背景

200多年前，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出版了经典著作《国富论》，书中提出了著名论断，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每个人在追求私利最大化时，推动了公共利益的发展。书中充分论证了完全竞争的市场能够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后来，帕累托又进一步深入分析了资源配置达到最优配置的问题，提出了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能够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但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需要具备很多的买者和卖者、市场的信息完全透明等条件，现实中很难实现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西方学者认为，诸如垄断、外在性、公共物品等若干因素将导致市场失灵，在这种情况下，通过适当的微观经济政策可以修正市场失灵的不足之处。例如，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写道：“现实中存在着许多情况，使市场达不到完全竞争的状态。其中三种最重要的是不完全竞争，如垄断、外部效应，污染以及公共物品（如国防和公路）。在每一种情况下，市场失灵都会导致生产或消费缺乏效率，而政府则可以起到医治疾病的有用作用。”国家制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对微观经济政策的执行可以弥补现实经济和完全竞争模型的假设条件之间的差距，因而能使经济达到或接近于帕累托最优状态。

然而，20世纪50年代在西方出现的“次优理论”（Theory of Second Best）却证明，在不能全部满足完全竞争模型所要求的假设条件的情况下，即使微观经济政策成功地弥补了现实和假设条件之间的差异，政策的执行仍然不能保证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实现。米德对于关税同盟理论的发展激发了李普西和兰卡斯特对次优理论的发展。

（二）李普西对维纳关税同盟理论的评价及次优理论的提出

1.维纳理论的缺陷

李普西（R.G.Lipsey，1960）在1960年对关税同盟理论进行了评述。他首先定义关税理论是必要的，一般地，任何国家的关税体系都是把不同的商品和国家区别对待，当对于不同的商品征收不同的税率，商品区别对待就产生了；当同样的产品征收不同的税率，这个税率根据原产地的不同而不同，国家区别对待就产生了。关税同盟理论可以被定义为关税理论的一个分支，关税理论研究在贸易壁垒中地理上的区别对待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但是，维纳的理论已经被局限在主要研究关税同盟的福利效应上，而不是经济活动的水平、国际收支平衡和通货膨胀，其中福利的所得和损失是这个理论的研究对象。由于以下一些不同原因使关税同盟存在一些局限：（1）根据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比较优势是古典贸易理论的基础，古典贸易理论强调能从贸易中获利；（2）规模经济；（3）贸易条件的改变；（4）由于外国竞争的加强，本国生产效率的被迫改变；（5）经济增长率的改变。关税同盟理论已经几乎完全局限在对（1）的研究，对（2）和（3）很少涉及，（5）根本没有涉及到，而（4）由于传统理论的假设（经常和实际矛盾）而被排除在外，传统的假设认为产品的生产在技术上是有效率的。

2.李普西对维纳理论的分析

（1）维纳对自由贸易区能够增进福利的模糊分析

关税同盟理论体现在两种观点之间有一个摆动，其中一个观点认为：得出这样一个大体的结论是可能的，即：关税同盟总是或者几乎总是可以提高福利的。另一个观点认为：依靠特定的情况，关税同盟可能对福利产生一个可以想象到的效应。早期的关税同盟理论大部分被体现在口头的传统上，是一个试图产生第一个结论的例子。自由贸易使世界福利最大化，由于关税同盟减少关税，所以它是趋向自由贸易的一个趋势。因此，关税同盟即使没有导致世界福利最大化，也将增加世界福利。

维纳认为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他引入了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概念。这两个概念可以通过一个例子证明。如表15.2.1所示。

表15.2.1　三个国家在固定汇率下的单一商品X的价格

A国对X商品征收100%的关税，这将对A国国内生产商品X的产业起到一个有效的保护。如果A国和B国或C国建立关税同盟，它将从中收益，如果和B国建立关税同盟，A国将以26先令价格从B国进口商品X，取代国内X商品的生产，因为国内商品X的生产价格是35先令。这就是贸易创造的一个例子。如果A国对商品X征收一个比较低的关税，比如说是50%。在组建任何关税同盟之前，A国可能已经从国外购买商品X。如果A国将要从国外购买一种商品，并且该国的关税是非歧视性的，那么，该国将从价格最低的国家购买，比如C国。现在考虑和B国组建关税同盟，B国的X商品去除关税，售价是26先令。而C国的X商品在被征收50%的关税后，其售价是30先令。A国现在将根据26先令的进口价格从B国进口商品X。然而，A国在此之前是仅以20先令的价格从C国购买商品X，这就是维纳的贸易转移情形。由于贸易转移使该国的进口从一个非关税同盟的低成本国家被另一关税同盟国的高成本国家所代替，并且引发从一个高效率的资源配置转向一个低效率的资源配置。

（2）两个国家组成关税同盟的条件

维纳的分析得出了以下在两个国家之间（比如A国和B国）产生关税同盟的条件：

①A国和B国都不生产一种给定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都将从第三方国家进口此种产品。A、B两国贸易关税的消除不会引起此种产品贸易模式的改变，两个国家都继续以最低的价格从同盟外的国家进口该种产品。

②其中一个国家在关税的保护下以低效率生产该种产品，而第二个国家不生产该种产品。如果A国在关税保护下生产商品X，这就意味着关税可以很充分地把来自于低成本的产品竞争排除在外。因此，如果A国对商品X的关税被同盟采用，那么，这个关税将对A国无效率的生产在B国的市场起到一个足够高的保护。

③两个国家在关税的保护下都将生产无效率的商品。在这种情况下，关税同盟将取消A国和B国之间的关税，以便使两个国家中效率稍高的国家占领同盟市场。

在第二种情况下，任何改变必定是贸易转移；在第三种情况下，任何的改变必定是贸易创造。如果一个国家想预测关税同盟的福利效应，预测引起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相对力量的强度是必要的。

从分析中可以得到这个结论，即：当关税同盟中的国家生产的商品是和被关税保护的产品相互补充时，关税同盟很可能导致福利的损失。考虑两个国家中任何一个国家在关税保护下的商品的类别，如果这些类别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那么两个国家中最有效率的国家将占领整个同盟市场，资源配置将朝着一个更有效率的方向重新配置。如果这些类别在很大程度上是不重叠的，那么，当同盟组建时，一个国家中受保护的产业可能占领整个同盟的市场，资源配置将朝着一个缺乏效率的方向重新配置。维纳的这个观点经常被误解，也就是说，在一般意义下，两个国家的经济应当是竞争的而不是互补的。一个更精确地说明这个观点的表述是：在两个国家中被关税保护的商品生产的类别重叠度越大，关税同盟越可能带来收益。

通过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影响同盟收益条件的随后分析是麦克渥（Makower）和莫顿（Morton）。他们指出：假定贸易创造正在发生，在两个国家中成本比率差异越大，收益也越大。（如果两个国家有相同的成本比率，收益是小的）那么他们解释竞争经济具有相似的成本比率，互补的经济具有不同成本比率，由此他们也可以得出，同盟中两个国家是互补，如果它们能够从中收益，那么收益是大的。毫无疑问，维纳的观点和Dr.麦克渥（Makower）和莫顿（Morton）的观点是矛盾的。维纳认为，如果同盟中的两个国家生产同样的商品，它们将从同盟中获益；麦克渥（Makower）和莫顿（Morton）认为：在两个国家中，生产同样商品的成本的差异越大，获得的收益也越大。

（3）关税同盟理论中的第二个主要的发展阶段——替代商品福利效应的分析

这个分析由相对价格的改变而产生（是和同盟相伴着），维纳的分析暗含着假定商品以一个固定的比例消费，它独立于相对价格的结构。维纳把两种商品的替代关系排除在外，仅仅分析了贸易从一个国家完全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维纳用这种方法得出结论：依赖于他暗含的需求假设，贸易转移降低了福利。用图15.2.6来解释说明。

图15.2.6

考虑一个小国A的情况，A国专门生产单一商品Y，进口商品X，贸易条件独立于任何税收或关税在A国被征收，商品消费的固定比例被反映在直线OZ的斜率上，对于所有的价格和收入，OZ是一条收入和价格消费线，OA表示A国商品Y的总产出，直线AC的斜率表示C国的贸易条件，C国是生产商品X成本最低的国家。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A国的均衡点在e点，OZ和AC两条直线的交点。A国将消费Og数量的X，出口Ag数量的Y。现在关税不能满足A国的贸易条件，也没有形成足够高的对国内商品Y的产业的保护。因此，均衡点没有改变仍然在e点。关税改变了相对价格，但是，消费者的购买对于这个改变是完全不敏感的。如果国外的贸易在这种条件下继续，表现在直线AC的斜率上，社会的生产和消费必须保持在e点。现在考虑这样一种情况，A国和B国组成一个贸易转移关税同盟，这就意味着，A国必须根据商品Y的情况以高于同盟被组建之前的价格购买进口商品X，在图1中表现在直线AB上，A国的均衡点现在在f点，是直线AB和OZ的交点。两种商品的消费都减少了，A国的福利非常清晰地降低了。因此，们得出结论：在假定的需求条件下，贸易转移（使A国承受了贸易条件恶化的后果）确实降低了A国的福利。

维纳暗含的假设商品以一个固定的比例被消费，并且独立于相对价格的结构，实际上是一个特殊情况，关税同盟必定会改变相对价格，并且一般地，这会导致两种商品之间的替代，购买更多的廉价商品，减少昂贵商品的购买，这往往会增加从同盟伙伴国进口商品的数量，减少从同盟外进口商品的数量和减少国内生产商品的数量，在消费中替代作用的重要性被米德（Meade）、格雷斯（Gehrels）和李普西（Lipsey）发现。

为了显示在消费中替代作用的重要性，把商品以一个固定比例消费这个假设去掉，应当采取格雷斯（Gehrels）的分析，因为，他用图解释了一些重要的因素，在图15.2.7中，OA还是A国生产商品Y的总产量，直线AC表明当A国和C国进行贸易时，商品X和Y的贸易条件，自由贸易的均衡位置仍然在e点。E点是无差异曲线和AC相切时的切点，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对商品X征收一个强迫性关税，即使不会改变A国进口的资源，也会引起进口数量的减少和消费国内商品Y的增加，关税会改变A国的国内市场的相对价格，也就是说，以A′C′的斜率把A国的均衡点移动到h，在这点，一条无差异曲线以A′C′的斜率与AC相交，消费者因此把他们的购买调整到市场的转换率，关税已经对减少进口商品X和增长国内商品Y的消费产生了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对A国来说组建一个贸易转移关税同盟并且还能增加福利是非常明确和可能的。为了表示这种情况，构建一条通过A并和无差异曲线相切与X轴交于B的一条直线，如果A国和B国组建一个贸易转移关税同盟，以直线AB的斜率为贸易条件来从B国购买进口商品X，那么，A国的福利将是不变的。所以，如果和B国的贸易条件比给定的C国变坏，但比直线AB的斜率所表示的更好，那么，A国通过贸易转移关税同盟的福利是增加的。只有当B国的贸易条件比直线AB的斜率所表示的更坏时，A国和B国组成贸易转移同盟将使A国的福利减少。

对于这个结论的一般性原因表述如下：产生这个事实的可能性是无论何时对进口征收关税，均衡位置必定位于一条无差异曲线和国际价格线的交点处（而非切点）。从这点能得出，存在一个区域，在这个区域无差异曲线比位于国际价格线下面的均衡点的位置更高，在图15.2.7中就是在I″曲线上AC线下面，只要最终的均衡位置位于这个区域，贸易在没有关税的情况下进行，贸易条件比AC表示的还要坏，那么，将会增加福利，这个可能性可以通过阐述贸易转移关税同盟的两个相反的作用来解释。首先，购买从一个低成本的商品转移到一个高成本的商品，为了获得任何给定数量的进口，出口更多数量的商品变成了必须的事情。第二，当同盟被组建以后，国内价格和国际价格之间的分析被排除了，关税的去除允许在A国的消费把购买调整到一个国内价格比率，国内价格比率等于商品Y可能通过国际贸易的方式转化为商品X的比率的效果，最终贸易转移关税同盟的福利效果必定是这两个相反趋势共同作用的净效果。

对于这一点有一个基本的一致，然而，格雷斯（Gehrels）认为：他的分析建立了一个基本的假设，赞同从关税中能获利而非损失。他指出：正如维纳所提出的按照生产效应来检测关税同盟，将对加入同盟的国家的效应产生一个有偏见的评价，而且他认为这个分析是以上面建立的能从同盟中获利的一般假设所给定的。关键是Gehrels的模型仅仅包含两种商品：一种是国内商品，一种是进口商品，因此，对于消费者也仅有一种最优条件，商品X和Y之间的相对价格等于这两种商品之间真实的转换率，（在国内生产或国际贸易，无论哪一个都是成比例的）然而，由关税同盟所产生的一般问题必须以一个最少包含三种产品类型的模型来分析：国内（A）产品，从同盟伙伴国（B）进口的产品和从同盟外国家（C）进口的产品；这个时候，被Gehrels指出的能从同盟获利的一般性假定的这个改变将消失。表15.2.2表明国内价格和国际价格的三个最优条件应当对于三组产品A、B和C的每一种提供相同的关系。

图15.2.7

表15.2.2

在自由贸易时，三个最优条件都被满足，如果对两种进口产品征收一个统一的关税，那么，显示在表中第二栏的关系将是适用的，对于来自于B国和C国商品的价格，在A国国内的市场中比国际市场中的要高。然而，当一个关税同盟被组建时，从同盟伙伴国B进口的商品价格降低了，以便第一个最优条件被满足，但是对来自于同盟外C的进口产品则保持这个关税，以便第三个最优条件不能被满足。因此，关税同盟将使A国从非最优位置转移到另一个。

（4）米德教授与李普西教授研究的比较

以上的分析已经导致格雷斯和李普西本人把关税同盟的生产效应和消费效应区分开来，维纳的分析排除了在消费中的替代性，寻求作为在关税同盟中引起福利改变的生产区域的移动，这个分析仅仅完全注重在消费中的替代性。当一个国家作为某一产品的供应国被另一个国家取代时，交叉性国家替代可能是维纳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当一种产品由于相对价格的改变被另一种产品至少在边际上被取代时，交叉性替代就产生了，这是他们已经正在分析的替代类型。一般地说，任何一种改变都将引起在消费和生产中的移动。

对于米德教授的关税同盟分析，李普西认为米德采用的是分类法，米德试图把大量可能的原因分类，表明当一个关税同盟被组建时，哪一个因素将趋向于引起福利的增加，把导致福利减少的因素隔离开来。

图15.2.8表示了对于任何进口商品的一条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在新的均衡点，由于关税的数量，需求价格不同于供给价格。如果供给价格表示对于供给者的商品的效用，需求价格表示对于购买者的商品的效用。那么，对进口征税的效用，购买者比供给者要高，在效用中这个区别的货币价值是关税的价值。现在假定货币的边际效用等于买者和卖者的边际效用，如果有额外一单位的支出用来购买这种产品，那么对社会来说将有一个净获利，等于包含了关税的这种商品的卖价的一个比例。在图2－4－3中，关税的比率是，供给价格是ab，需求价格是ac，对于社会来说，获利的货币价值来自于这种商品在支出上的边际增加，就是bc。

图15.2.8　米德和李普西研究比较

现在假定对所有的进口品征收相同的从价税，以便关税与每一种进口品的市场价格的比例相等。那么，对社会来说，来自于在支出上（也就是花费另外一美元）的边际增加所获得的利益，每一种进口品的是和所有的进口品相等的。这个获得利益等于由于在支出上（少花费一美元）的边际减少所带来的损失。现在考虑对一种产品来说关税的边际减少，这将引起支出的重新调整。米德采用了各种各样的分析方法，以便总的来说，一些进口品将被更多地购买，另一些进口产品将被更少地购买，由于对任一进口品额外一单位的边际支出的购买所得等于对任一进口品减少一单位的边际支出的购买所得。这个有区别的关税降低的福利结果可以通过把进口数量的增加（贸易扩张）和进口数量的减少（贸易紧缩）相比较得到。如果贸易量有一个净的增加，那么关税同盟将提高经济的福利。所以，对于关税同盟的福利结果的研究可能致力于增加或减少国际贸易量的因素。如果往往引起贸易扩张的这个影响被发现占据了主体地位，那么，可以预言关税同盟将增加福利。实际上，米德的主要分析致力于那些引起贸易量增加或减少的因素。当然，更为复杂的分析可以被介绍，但是这并不影响这个论断的主要思想。

米德利用需求和供给曲线的分析造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缺陷，那就是仅仅考虑在关税中的边际减少，对于这个变化米德的分析毫无疑问是正确的。然而，当在很多关税中有大量改变时，正如我们可能被介绍的大多数关税同盟，它不再假设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保持不变；它们将不再保持以假定其他情况都相同为基础的假定，以便需求和供给曲线可以移动。当这个发生时，对于在贸易量中（尽管对于利用这种古典的分析方法，我们准备使所有其他的假定成为必须）任何特定的改变，福利权重应当被给予多少已经不再明确了。

米德教授和李普西在次优理论中有共同的观点。次优理论中是一个完全一般性的部分，它被应用到所有次优的位置，关税同盟理论仅仅提供了它应用中的一个特殊例子。根据关税同盟得到这样的观点：当仅仅有一些关税将被改变，如果这些关税仅仅是减少而不是被完全消除，那么，福利很可能是增加的。这个理论的证据可以在米德、李普西和兰开斯特中被发现。在这儿我们应当满足对于这个理论用它的最一般的前后联系得到一个直观的观点。假定存在很多税收、补贴、垄断等，这些因素将阻止最优条件的满足。进一步假定这些因素只有一个比如说税收是固定的，对于被允许改变的税收推求其次优水平。最后，假定对这个税收存在一个唯一的次优水平。现在这个税收的一个改变将引起经济要么朝向、要么背离次优位置。如果经济朝向远离次优位置的方向移动，那么不论在税收方面的变化有多大，福利将是降低的。如果经济朝着次优的方向移动，它可能部分地沿着、完全沿着或超过这条路径，如果经济足够远到超过次优位置，那么这个改变将使福利降低。从这个分析们得到，对于税收的改变，如果有一个单一的次优水平，那么，一个微小的变化比一个大量的改变更能提高福利。

（三）次优理论的基本内容

次优理论认为：如果福利最大化或帕累托最优（在所有的相对价格等于所有生产的增长率的情况下）所需要的条件不能全部满足，那么尽量满足尽可能多的条件是没有必要的，并且这样做通常会导致次优理论的发生。

1956年，经济学家李普西（R.G.Lipsey）和兰凯斯特（K.Lancaster）总结前人的理论分析，创立了次优理论。简单地说，次优理论包含的内容是：如果在一般均衡体系中存在着某些情况，使得帕累托最优的某个条件遭到破坏，那么即使其他所有帕累托最优条件得到满足，结果也未见得是令人满意的。换句话说，假设帕累托最优所要求的一系列条件中有某些条件没有得到满足，那么，帕累托最优状态只有在清除了所有这些得不到满足的条件之后才能达到。通俗而言，次优理论的含义是：假设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需要满足十个假设条件，如果这些条件至少有一个不能满足，那么，满足全部剩下来的九个条件而得到的次优状态，未必比满足剩下来的九个条件中一部分（如满足四个或五个）而得到的次优状态更加接近于十个条件都得到满足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次优理论的基本思想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图形来说明。如图15.2.9所示。

图15.2.9

图15.2.9假设社会的生产可能性曲线由图中的PP表示，偏好由无差异曲线给定。又假定经济系统中存在一个约束条件，使得最优点E无法达到。设这个约束条件由直线AB表示。由于存在着这一约束，经济难以达到直线AB右上方的商品组合。社会最优化问题是在AB线的约束下争取（由无差异曲线表示的）福利最大化。图15.2.9清楚地显示这一最优点不一定在生产可能性边界PP线上。点C明显地比技术上有效的点D更优。这显然否定了这样的论点，即如果帕累托最优的所有条件不能全部满足，则满足某一部分就是最好的政策。

由于原有意义上的帕累托最优因为受到某些条件的破坏而未能实现，因而实现的某些条件被破坏后的最优结果通常冠以“次优”。相应地，上述结论也被西方经济学界称为“次优定理”或“次优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