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的中国开放型经济

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的中国开放型经济　在竞争与合作中与世界共赢

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院教授

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刘赛力

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最紧迫的任务是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加强全球合作，稳定金融市场，尽快恢复经济增长。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将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实现同世界各国的互利共赢。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受到严峻考验。然而在危机中，中国开创了以开放促改革和发展的独特的经济增长道路，促使对外经济关系上了一个新台阶，抓住了机遇，实现了新的发展。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面临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难度增大。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始终走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今后，中国寻求的仍然是在竞争与合作中同世界共赢。

一、危机期间中国开创了以开放促改革和发展的独特的经济增长道路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各国经济受到重创，发达国家陷入经济衰退，新兴市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明显减速，危机使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变得空前严峻。

（一）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受到严峻挑战

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受到严重冲击。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从2007年的14.2%下降到9.6%。中国的出口贸易从2008年11月份开始出现了连续的负增长。2009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比2008年下降了13.9%，其中货物出口下降16%，进口下降11.2%，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出口贸易额全部出现下滑。

图1　2009年中国出口增长率

资料来源:此图表根据中国商务部网站公布的数据制作。

图2　2009年中国进口增长率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商务部网站公布的数据制作。

受危机影响，全球海外投资急剧缩减，引资竞争加剧。许多国家或出台产业回归政策，或加大引资政策力度。这些都对中国引进外资造成了严重冲击。自2008年10月起，中国吸收外商投资曾连续下降，2009年中国吸收外商投资的实际金额为900亿美元，比2008年下降了2.6%。^[1]

（二）中国在危机中抓住了机遇，实现了新的发展

危机发生后，中国政府将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作为当务之急，迅速、有力地采取了标本兼治、长短结合的应对措施，出台了一揽子的宏观调控政策。短期问题要靠需求拉动，为此，中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8年底政府出台了包括4万亿元人民币投资在内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采取了汽车、家电下乡补贴，汽车、家电“以旧换新”和房屋减免税等一系列举措，发布了增加投资的10项措施及调整结构、振兴产业的10个规划等。长期问题要靠企业转型和产业升级，为此，中国政府设立了为国民经济长期增长打基础的十几个科技创新专项。这些政策的逐步落实，对中国经济的企稳回升起了关键作用，使中国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总体回升向好。中国有13亿人（是美国人口的4倍多，是整个欧洲人口的2倍）的消费市场，在应对金融危机中，比任何国家都有更大的回旋和调整余地。从2008年第一季度到2009年底的8个季度中，中国的GDP增幅分别为10.6%、10.1%、9%、6.8%、6.1%、7.9%、8.9%和10.5%，走出了一个漂亮的V型回弹态势。2009年全年经济增长率为9.2%，2010年经济增长率回升到10.3%。中国稳定的经济增长为诸多国家摆脱危机和恢复经济增长提供了外部动力。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达58　791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9.5%，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举世罕见的金融危机中，中国抓住了机遇，实现了新的发展，开创了以开放促改革和发展的独特的经济增长道路。

二、危机期间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上了一个新台阶

面对百年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充分发挥首脑外交的统领作用，加速走向世界舞台的显著位置，积极参与和引导国际体制变革”。^[2]也使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上了一个新台阶。

（一）中国加强与各类国家的协调与合作，站到了世界经济舞台的显著位置

危机期间，中国充分发挥了首脑外交的统领作用。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等主要国家领导人，先后分别出席了历次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20国峰会、上海合作组织元首理事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等重要国际会议，中国领导人还分别访问了美、欧、亚、非、拉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利用各种场合在最高层次上阐述了中国在事关和平、发展、稳定、全球治理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政策主张，增进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相互信任，扩大了与各类国家在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领域的务实合作。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2011年的广州亚运会也都成了中国首脑外交、经济外交、人文外交的重要舞台，对加强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起到了推动作用。

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领导人与美国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会晤。2009年双方就确立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关系的新定位达成了共识，启动了两国间高级官员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深化了包括人民币汇率、经贸摩擦、全球经济治理、气候变化等重大国内、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2010年中美贸易总额达3　853.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29.3%。中国仍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最大的进口来源国。2011年初，胡锦涛主席访美期间，双方又达成了致力于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的共识。

危机期间，中欧保持了密切沟通，加强了政策协调，使中欧关系在欧盟和欧盟各成员国两个层面上得到加强。中欧通过首脑会晤确立了新时期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线路。2010年中欧贸易额高达4　797.1亿美元，比2009年增长了31.8%，比金融危机前的2008年也高出了10%。欧盟连续6年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保持了欧盟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和第二大出口市场的地位。尽管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频发，中欧双向投资仍有所增加。中国对欧洲经济和欧元抱有信心，支持欧洲一些国家采取的经济金融调整措施。中欧合作有力地支持了双方应对金融危机的努力。

危机期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提升。2010年中俄原油管道顺利竣工并投入运营，双边贸易额接近600亿美元，两国能源、投资、科技、高技术、军事技术和人文等领域合作全面推进。同时，中国以能源领域务实合作为载体，巩固了与中亚地区国家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稳步推进了上海合作组织一体化进程，深化了与中亚国家的关系。2008年12月10日，中、日、韩三国央行发表联合声明，决定建立三国央行行长会议机制，以加强三国行长间多年来保持的对话机制。2008年12月13日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确立了三国伙伴关系，并将三国领导人在“10+3”框架之外单独举行会议的做法机制化。三国就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达成了重要共识。中日关系虽有起伏波动，但双方加强合作的要求和总体发展趋势未变。2011年3月日本遭遇强烈地震、海啸后，中国积极开展了对日地震救援和支持其灾后重建工作，使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得到改善和发展。

中国为非洲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2009年11月，在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宣布了中国对非合作的新八项举措，为进一步发展中非合作奠定了基础。2009年起中国已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2010年中非双边贸易额达1　269亿美元，占非洲对外贸易总额的近10.4%。中国的进口需求减轻了金融危机对非洲的影响，中国对非投资的快速增长为非洲提供了发展机遇。至2010年底，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已超过130.4亿美元。中国通过在埃及、埃塞俄比亚、毛里求斯、尼日利亚和赞比亚等国家建设经贸合作区，正在与非洲国家分享发展经验，支持当地发展制造业。目前，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和一些中小企业已经和正在进入非洲，这为非洲提供了新的增长、发展和减贫的机遇。在中国的投资、贸易以及各种援助项目支持下，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整个经济获得了较快发展，实现了中非双方的互利共赢。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趋利避害，推进合作。2009年以来，西亚、北非一些阿拉伯国家出现的社会动乱和经济停滞，使中国在阿拉伯国家的一些贸易合作项目被迫中止，一些工程承包等项目不能正常进行，中国许多企业遭受了损失。尽管如此，2010年中国与中东地区国家(包括阿拉伯国家和伊朗、土耳其、以色列)的贸易额仍达1　900亿美元。2011年上半年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额达到1　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再创历史新高。

在国际金融危机中，通过开展多样化交流与合作，中国深化了同非盟、阿盟、东盟、南盟等发展中国家组织的关系；中国还成功举办了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等重大多边活动，与有关国家就国际金融及货币体系改革、原材料价格波动、全球治理等议题加强了沟通和政策协调；中国积极参与了二十国集团有关会议，推动二十国集团保持合作势头。

（二）中国加快了与外部的自贸区建设

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与东盟深化了双方的务实合作。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FTA）正式生效，建成了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贸区，双方经济一体化程度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水平。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启动后，双方经贸合作蓬勃发展。2010年间，双方贸易额达2　927.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7.5%。在东盟各国向世界出口锐减的情况下，其对中国的出口不减反增，2010年达到1　545.6亿美元，中国成了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中方提出了到2015年双边贸易额达5　000亿美元、中国对东盟新增投资100亿美元等双方经贸合作的新目标。“在未来10年，中国将加快实现与东盟国家陆路运输通道的互联互通。通过双边援助贷款、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和商业信贷等多种方式为东盟国家的公路、铁路、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提供金融支撑。同时，根据东盟方面的需要，加强对海上和空中互联互通的投入，有序推进相关领域的便利化和标准化建设，为促进本地区商业、资本、信息的自由流通，人员往来和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更好条件。”^[3]中国希望各成员国企业充分利用自贸区的优惠政策，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拓展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建设和维护好自贸区，使区内各国经济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实现优势互补。当美国和欧洲的债务问题使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大为增加时，中国扩大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对双方抵御外部经济的不确定性、保持经济稳定发展有很大帮助。

图3　2010年中国出口增长率

图4　2010年中国进口增长率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商务部网站公布的数据制作。

目前，中国正与近30个国家和地区就建设自由贸易区进行谈判和磋商，已经分别与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哥斯达黎加、东盟等签署7个自贸协定，还与中国香港、澳门特区及中国台湾地区达成了3个类似自贸协定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及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除与哥斯达黎加的自贸协定外，其他9个均已开始实施，且进展顺利。危机期间，由于中国出台了积极的应对措施并以新实践、新举措在许多方面推进与大国、周边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出口贸易一改2009年全面下滑趋势，2010年实现全面增长。2010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达29　728亿美元，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59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6.3%；中国的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营业额为1　01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0.6%。这些都表明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上了一个新台阶。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面临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

金融危机不仅导致全球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其影响远远超出经济领域。危机已经并将继续对世界主要大国间的力量对比和相互关系以及整个国际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也使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国内外环境出现了重大变化。

（一）国际金融危机加速了新兴大国的崛起，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影响力不断上升

新兴大国与发达国家一样，也受到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但是总体来说仍保持着经济的较快增长。新兴大国与传统发达国家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一升一降的趋势更加突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按市场汇率计算，‘金砖国家’GDP总量占全球的比重，由2000年的8.4%增至金融危机期间的18%。2010年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已达到37%，预计到2020年将升至50%”。^[4]2008年发达国家的经常收支为5　331亿美元的逆差，发展中国家则为7　246亿美元的顺差。这一状况彻底改变了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依靠发达国家的局面。相反，发达国家在资金方面不得不依靠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从发达国家投资、出口的“新兴市场”升级为有战略影响的“新兴大国”，从“八国集团”（G8）的对话对象，升级为“二十国集团”（G20）中平等的合作伙伴。2009年9月的G20匹茨堡峰会已正式确认将G20提升为取代G8的处理全球金融、经济问题的主要平台，从事全球宏观经济治理。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将不可避免地给国际力量对比、国际体系和秩序带来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国内制约不容忽视

中国经济结构尚不合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突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三农问题尚未解决；三次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一产业比重过大，第二产业中，技术水平较低而能耗较高的企业多，在国际上缺乏竞争力，第三产业欠发达；投资规模过大，消费需求相对不足，深层次的原因是尚未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与之有关的是一些城市基础设施薄弱、污染严重，这使中国各地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水平差异很大；中国管理水平普遍不高，生产安全和食品安全事故时有发生；中国虽已制定一批涉外法律法规，但尚不完善；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但文化技术素质相对较低，就业压力也很大；中国还有2　200万贫困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5　600万人口刚解决温饱，仍处于不稳定状态；相对于中国巨大的人口总量而言，资源相对不足，包括饮用水、可耕地等很多重要资源都低于世界人均占有量。目前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的时期，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着有史以来最多的人口，担负着历史上最空前的资源消耗和最庞大的经济活动。

（三）坚持发展开放型经济与保障中国持有的国际资产安全运营的新矛盾凸显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外汇收入和国际性资产已成为中国国民财富增长的重要来源。目前中国不仅拥有三万多亿美元的官方外汇储备和超万亿美元的海外国有资产，民营企业和普通百姓也持有不少外汇资产。这些国际性资产，不管存在的方式属金融资产还是实物资产，都是以别的主权国家的货币特别是以美元计值的。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美元及其他西方货币汇率的波动具有不确定性，这增加了中国国际资产的运营以及保值、增值的难度。随着中国国际性资产的不断增加，其安全运营和保值、增值的问题已经更加突出地提到了中国有关机构、企业和居民的议事日程上。此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作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重要议题之一的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与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已突出地浮现出来。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与人民币国际化是打破美元霸权、维护中国外汇储备安全、建立新型国际金融秩序和经济秩序的战略举措。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成本和收益问题将会凸显出来。推动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或路径问题以及相关的风险控制政策的研究并采取适当的对策，将是对中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能力的重大挑战。

（四）国际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增大了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难度

从国际环境上看，虽然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在G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协调机制或组织中的话语权有所提升，但美国和欧盟在这些国际协调平台中的主导地位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当前的国际经济秩序依然是以美欧等发达国家为核心。中国应认清这一形势。

首先，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中国在现行体制中却在多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在发达国家指导下制定的各种规则与一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存在着许多矛盾。

其次，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增加了区域内外一些经济体对中国未来发展的疑虑与担忧。无论是美国的重返亚洲，还是新出现的涉及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倡议等，均或多或少地带有制衡中国的色彩。中国可持续发展受到的外部制约不容忽视。

再次，国际金融危机加剧了中美、中欧贸易的不平衡，贸易摩擦有增无减。甚至中国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也明显增加。中国当前的巨额外汇储备给中国内外经济造成了极大压力和负面影响，人民币兑美元、欧元等主要货币升值压力攀升，出口收益率收窄，中国扩大进口的政策势在必行。中国的对外投资则刚刚起步，且主要集中在资源产业上。在引进外资方面流入产业水平偏低，技术转移成效有限。在此条件下对外商投资的选择，意味着要重点鼓励富含多重竞争力载体的跨国公司的投资。这将使内资企业面临技术先进、管理规范、治理制度完善、拥有丰富的参与全球化经验的跨国公司的更激烈竞争，依赖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张中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扩大出口规模的开放道路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当前的经济形势依然严峻。这场百年罕见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止了持续多年的全球经济繁荣，深刻改变着各国的贸易、投资、金融甚至整个经济的发展模式。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和潜在风险仍在增加，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更加脆弱。这些都将增加中国统筹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困难，增加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难度。

（五）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面临调整

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经济大国，但要继续发展并成为一个世界经济强国，有待突破的领域还很多。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进入全面转型期。对外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对外依存度增高。2003年以来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始终在60%以上。中国与一些国家的贸易纠纷有增无减。在全球发生的反倾销调查中，中国排在第一位。到目前为止，许多美欧国家尚未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这使得中国的企业在这些国家的反倾销调查中遭到不公平待遇。同时，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在全球遭受反倾销起诉越来越多，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将会受到更大的冲击。

发达国家走向世界的主要途径是对外投资。欧美海外公司年销售额相当于其外贸总额的3倍～5倍。中国的对外投资刚刚起步，且主要集中在资源产业上。截至2010年底，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3　172.2亿美元，仅相当于美国的6.5%、英国的18.8%、法国的20.8%、德国的22.3%。2010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就达3　200亿美元，比中国的存量还大。扩大对外投资，提高投资的效益，是中国继续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中国相当一部分企业，只适应国内的经济发展，不适应海外的竞争环境。它们对国外的政策、法律、市场、文化、民俗等缺乏了解，销售渠道也不畅通。中国仍需在提高企业自身素质和核心竞争力的同时，完善涉外法律、法规、税收、信贷、保险和人才培养等政策，健全扶持、管理、服务和保障机制（包括风险管理机制）。今后还需下大力气鼓励和推动企业“走出去”，卓有成效地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

（六）中国能够有效参与国际游戏规则制定的人才短缺

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全球金融危机中新兴市场经济影响的上升使中国加速了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从中国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中国需要主动参与国际游戏规则和技术标准体系的制定。这就必须加紧熟悉国际经济组织的游戏规则及有关法令和条例，未雨绸缪，作一些前瞻性的、综合性的研究，早谋对策，以保证自己的经济安全。但出于历史原因，中国的外交、外贸、金融等系统仍缺乏大量的懂经济、懂法律、能与国际接轨的人才。这样的人才培养与训练，势在必行。

可见，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环境极其复杂，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还不少。这都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进一步顺利发展。

四、中国寻求的是在竞争与合作中同世界共赢

（一）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

经过国际金融危机的洗礼，中国同世界的交流更加频繁，互动更趋深入。今天，频繁流动的人员、商品、资金、信息将中国与世界紧紧联系在一起。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坚定不移地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积极参与了不同层次、不同范围的各种国际经济合作和国际经济组织的活动，发挥了应有的积极作用。2005年9月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中国努力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截至2011年6月，中国共派出2　044人在12个任务区执行联合国维和行动，是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此外，中国已派遣8批海军舰队编队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累计为339批3　953艘中外船舶护航。面对海地地震、印度洋海啸、巴基斯坦洪灾、日本地震、东非大饥荒等重大自然灾害，中国感同身受，及时救援，并在灾后重建方面伸出援手。”^[5]长期以来中国始终对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截至2009年底，中国已累计向161个国家、三十多个国际和区域组织提供了2　563亿元人民币的援助，减免50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债务380笔。中国还已承诺对同中国建交的所有最不发达国家95%的输华产品给予零关税待遇。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领导人频繁出现在世界多边峰会的舞台上，与国际社会携手合作，共同应对各种全球和地区性问题。中国积极参与和推动了由G20主导的全球性宏观经济政策合作和国际金融体制改革进程。中国多次庄严声明，现在和将来都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二）中国寻求在竞争与合作中与世界共赢

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和“走出去”战略步伐的加快，国际社会总有一些人不断地以各种名目的“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来评判中国。中国并未对此作出经济民族主义的反应，而是努力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坚持寻求合作共赢的立场。

中国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过去5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在20%以上，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宝贵的信心和支撑。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测，中国经济每增长1%，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经济就将分别增长0.34%和0.2%。”^[6]2011年7月底，中国已与22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关系。中国巨大的经济与市场规模，使中国经济在自身获得高速发展的同时，实现了与世界各国的互利共赢。同时，中国人口众多，市场广阔，劳动力资源丰富，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给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年均进口7　500亿美元的商品，相当于为贸易伙伴创造了一千四百多万个就业岗位。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累计汇出利润2　617亿美元，年均增长30%”。中国大量物美价廉的出口，减缓了相关国家的通胀压力，也给它们的消费者带来显而易见的实惠。“由于进口中国商品，美国消费者过去10年共节省开支六千多亿美元，欧盟每个家庭每年可以节省开支300欧元。”^[7]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只有发达的国家的1/10。中国与发达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在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方面存在着差异。与世界各国存在着极大的互补性，使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有着十分广泛、深厚的基础。“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8]这是中国当前处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一个鲜明特点。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最紧迫的任务是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加强全球合作，稳定金融市场，尽快恢复经济增长。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将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实现同世界各国的互利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