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生态经济科学研究与应用

加强生态经济科学研究与应用 促进经济社会与自然生态协调持续发展

姜春云⁽¹⁾

一、生态经济科学开辟了一条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崭新路径

生态经济学是一门多学科交织形成的新的边缘科学，提出的时间并不很长，但其一经产生和应用，就显示出巨大、旺盛的生命力，其理论、思想、观点、方法和模式，正在为愈来愈多国家的政府、国际组织、社会团体、学术机构和企业单位所重视、所接受。随着人们对自然、经济和社会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生态经济学在实现人类经济社会与自然生态互利共生、平衡协调、可持续发展方面，正在发挥出愈来愈大的、前所未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生态经济学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鲍尔丁1966年发表的题为《一门新的学科——生态经济学》的论文中首次提出的。在反思传统经济学的基础上，鲍尔丁阐明了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提出了“生态经济协调理论” 。之后，随着这一理论的研究和发展，逐步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生态经济学。

生态经济学是把生态学、经济学及社会科学结合起来的一门复合型学科。这种结合不是三者简单的相加，而是生态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发展内在规律性的有机统一。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态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发展及技术手段构成的复合系统的结构、功能、行为及其规律性的科学。

传统的生态学、经济学、社会科学研究，尽管硕果累累，但其最大致命弱点是：相互独立、相互分割，但割裂不了相互间的内在有机联系。其结果，一是整个自然生态与人类社会经济运行的内在大循环难以有效实现，导致资源的巨大浪费和其潜在生产力的束缚；二是孤立的不同学科研究的局限性很容易陷入某种片面性、表面性、盲目性、主观性，导致经济发展的“高消耗、低效益、重污染” ，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民生及各行各业之间的不平衡不协调，以致“恶性循环” ，不可持续。例如，传统的经济学往往忽略了人类经济活动所赖以运行的基础——自然环境，导致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偏向；而传统的生态学则又往往轻视人的利益和创造力，影响经济的正常健康发展和民生的改善。两者都没有将人类社会发展所必须解决的生态、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民生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综合研究，得出完整、准确的结论。由于割裂了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内在联系，也就不可能从宏观战略上统筹解决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良性循环的问题，甚至产生了“生态至上”或“经济增长至上”片面、错误理论。 “生态至上”理论坚持自然中心主义，反对开发、改造自然，否定人的主体地位，认为一切应该顺应自然，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喻为“地球之癌症” ； “经济增长至上”理论则坚持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是自然的唯一主宰者、统治者，主张任意开发、破坏自然，“一切为了人类” ，毫不顾及自然生态的承载力。这也正是造成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经济发展难以为继，民生难以改善的总根源。

与传统的生态学、经济学相比较，生态经济学有诸多不同的特点和优势：一是研究对象的整体性。生态经济学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经济系统是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地球生态系统的承载容量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限度。我们距离这个限度越近，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余地就越小。历史事实证明，这个限度不是固定的，它根据人类技术水平状况而不断变化。因此，人类需要构建一种把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紧密结合的新的系统，即生态经济系统，这是一个包含许多个子系统的复合系统。其中，自然生态系统提供的物品和服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资源，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基本要素和根基。主张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必须与生态系统的演化及其功能相适应、相协调。仅仅关注生态、经济或者社会一个系统的发展，都会引发另一个系统产生相关的问题。也就是说，任何用孤立的、片面的观点、方式方法去解决生态、经济或是社会系统的问题，都有可能顾此失彼，甚至得不偿失。

二是发展方式的全局性。生态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运行规律，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必须遵循这三个规律，并从总体上将这三个规律综合把握好，获取最佳效果。实践一再证明，不按自然法则、客观规律办事必然会遭到严厉的惩罚。人类是自然界中的一员，每时每刻都要和自然发生关系，自然可以脱离人类正常运行，而人类却无法离开自然，必须从自然界中获得各种必需的生活资源和生产要素来维持生存与发展，必须保障有足够的生态、资源来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并维持子孙后代的繁衍和幸福。因此，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能只考虑当代人的利益，还要考虑未来人的需要；不仅要考虑一个地方人们的利益，还要考虑不同区域人们的共同要求。这就要求人们必须增强整体意识和全局观点，统筹兼顾，思考、看待生态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正确认识、牢牢把握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内在的规律性，努力确保生态、经济和社会均衡协调发展，以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最优化。

三是发展成果的共享性。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推进社会进步和繁荣，其根本的目的是什么？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得出不同的结论。然而，从生态经济学的视角看，就是要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全社会共享，使发展的成果切切实实地惠及所有人，以此不断改善、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生活品质，并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比如，流域上游和资源输出地区，为下游和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作出贡献，下游和发达地区就应当分担上游地区和资源输出地区保护生态、环境的成本，为上游和资源输出地区因致力于生态、环境的保护而丧失发展机会进行生态补偿和转移支付，实现发展成果的合理共享。当然，如果上游和资源输出地区破坏了生态、污染了水源，也应对下游和发达地区进行必要的补偿，以弥补其损失。归根到底，发展成果的共享性，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消除生态、经济和社会协同发展的负面效应，扩大生态环保与经济发展的正向效益，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双赢，使全社会的民生福利总体水平得以不断提升。

由此可见，生态经济学排斥和反对用孤立的、片面的观点去研究自然生态和经济发展问题，要求从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生态平衡与经济平衡、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相互关系上，从人类的根本、长远利益上研究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因而能够正确地处理局部和整体利益、近期和长远利益、部分地区与其他地区利益的关系。可以说，这是一门“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协调发展”的科学。

生态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二战”结束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经济高速增长，人类干预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日益增强。但是，由此产生的生态、资源、环境问题日渐突出，世界著名的八大环境污染事件，有七件发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资源过耗、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森林缩小、沙漠扩大、土壤侵蚀、草原退化、物种锐减、河流污染、水位下降、资源紧缺、CO₂水平上升、气温升高等生态、资源、环境问题接踵而来，传统经济发展的自然基础明显弱化、失衡，难以为继，必须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在这一特定的发展历史背景下，生态经济学应运而生。

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借助其工业化优势（包括利用他国资源，转嫁环境负担），在生态经济学理论研究与应用方面起步较早，生态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并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完成或基本完成了从“三高一低” （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向“三低一高” （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益）的转变，开始步入了生态、资源、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其获得的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传统发展模式时期根本无法比拟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生态、环境制约因素，已经或正在得到缓解或解决。

事实证明，生态经济学的创立、发展和实践，为发展经济和保护生态系统提供了可贵的理论和科学依据，为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的路径。

二、中国生态经济理论研究与应用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比西方发达国家晚了约一个世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率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在进行经济建设并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开展了大规模的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工程，为抵御和减轻自然灾害、保障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自然的、人为的，主要是传统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和人口剧增的巨大压力），我国的生态、环境呈现了“边治理、边破坏，治理赶不上破坏” 、 “好转与恶化并存”的特征，以致“局部好转、整体恶化”的趋势迟迟得不到根本转变。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基本特征，是全面的、整体的，从大气到土壤，从陆地到水体，从森林到草原，各个生态子系统无一不出现了问题，而且恶化的趋势还在加剧，危害程度还在加深。

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目前的主要大气污染已经居世界前列；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37.42%；全国荒漠化土地占国土总面积的27.46%，沙化土地占国土总面积的18.1%，并伴生沙尘暴灾害，迫使成千上万的农牧民迁往他乡；生物物种持续减少；冰川融化幅度剧增；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在过去的50年间，全国消失湖泊1000多个；地下水超采区遍布24个省区市；全国有1/3的淡水资源因污染不能作为饮用水；虽然我国的林木覆盖率已达18.21%，但绝大部分为人工林，普遍存在“一低三单一” ，即人均占有量低，林龄单一、林种单一、林相单一现象，很难形成生态防护功能的大气候；由于长期超载放牧，90%可利用草原程度不同地退化，产草量大幅度下降，并成为沙尘暴主要发源地。据有关信息，在全国7555个大型重化工业项目中，81%布设在江河水域、人口密集区等环境敏感区域，45%为重大风险源，导致污染事故频发。我国生态、环境恶化，已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的最大瓶颈；成为危害公众健康和社会稳定的一大公害。其深层次原因，是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多取少予” ，形成了巨额生态赤字和环境欠债。据专家测算“十五”期间全国生态、环境欠债超过5万亿元。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总揽全局，审时度势，明确提出“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友好，两者协调发展、实现双赢，建设节约型社会” ，“建设生态文明”等一系列意义重大而深远的决策。这是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的纲领、准则和指导方针。目前，全国上下、各行各业正在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战略决策，人们的生态意识、环保观念不断增强，一个规模空前的治理和保护生存与发展环境的行动在全国范围蓬勃兴起，并开始见到实际效果。涌现出了一批生态省（市、县、区）和节能、降耗、减污、高效、可持续发展的典型，取得了良好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尤其是一些资源、环境问题突出，甚至到了“山穷水尽”地步的地区、行业、企业，“一朝模式变，从此天地宽” ，可谓“柳暗花明” 、 “枯木逢春” ，出现了环境情势根本好转、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步入良性循环的可喜局面。

但是必须看到，全国相当多的地区和单位至今并没有真正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还在延续着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拼资源、拼环境” 、 “重速度、轻质量” 、 “重经济、轻环保” 、 “重当前、轻长远” 、 “重局部、轻整体” 、 “重利益、轻民生”等片面的、非理性的发展理念和思维方式。这主要表现为：以速度论英雄的“惟速度论” ，认为经济增长速度上去了什么都好说，“一俊遮百丑” ； “有水快流”的“资源无限论” ，认为我国地大物博，自然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大搞“有水快流” ；先破坏后治理的“破坏难免论” ，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补偿”的发展路子是不可逾越的定律，中国也不例外；把环保与发展对立起来的“环保包袱论”和“还债过早论” ，认为，强调环保、 “还债”会影响经济发展，把环保、 “偿还生态欠债”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当作包袱，甩给国家和社会；只要有利可图可以不择手段的“利益至上论” ，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只要有利可图，什么资源、环境、民生，都可以不顾，“要钱不要命” 。这也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步履艰难、环境恶化局势迟迟得不到根本好转的重要思想根源。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关键时期，既面临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机遇，又面临发展与资源、环境不相协调的严峻挑战。如何突破这一前进中的困局，尽快实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协调平衡、持续发展、步入良性循环有许多工作要做，而决定性的对策就是坚定不移、扎扎实实地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此来审视、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治理、环境保护。在这方面，生态经济理论的研究和应用，可以充分发挥其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必须明确认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观点和生态经济理论是一致的，是对生态经济理论认识的升华和飞跃，也是生态经济理论的生动体现。加强对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宣传和实践，必将极大地提高各级各行各业和广大干部、群众学习、理解、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了强大动力支持和理论基础。

必须指出，我国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和实践，尽管有长足的进展，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基本上还停留在专家学者层面和一般宣传阶段。就大多数人来说，对生态经济学知识知之甚少，或者根本不知，处于“文盲” 、 “半文盲”状态。这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与环境双赢的要求，是很不相称、不相适应的。这充分表明了，社会经济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对生态经济理论的研究与应用有着巨大的、迫切的需求，生态经济学则面临从未有过的良好发展机遇，是可以大有作为、有大作为的。一旦各级各行各业和人民大众了解、掌握生态经济理论，并用以分析、观察、指导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资源、环境，就能清晰地看到，整个人类与自然发展的大格局、大循环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是什么、中断的链条在哪一节上，从而自觉、主动地加以调整、弥补，那么，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生态与环境优化、建设生态文明和改善民生的诸多难题，都会迎刃而解。一切从事于生态经济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和热心于这一学科的实际工作者，都应当有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真正做到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开拓创新，大刀阔斧、扎实有效地开展生态经济理论研究、宣传、推广和实践的工作，创造优异的成绩，为我国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做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贡献。

三、开创生态经济学研究与应用新局面需要解决的若干问题

我国开展生态经济理论研究与应用，是一项意义重大而艰巨的事业。要真正把这项事业有效地开展起来，做大做强，做出显著成效，需要解决一系列相关问题。

一是思想认识问题。尽管生态经济学提出的理念、观点及其模式的实践效果好，有目共睹，有口皆碑，但至今仍有相当一部分人根本不了解生态经济学是怎么一回事，或者对生态经济理论研究与应用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缺乏应有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有些领导干部就认为，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和实践，是专家学者的事情，是一般性的学术问题，与自己无关。殊不知，生态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每一次突破、升华，都会使人们的思想认识产生飞跃，引发其行为方式、生产实践出现重大的转折性变化，带来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效益。显然，要开创生态经济学研究和应用新局面，首先必须解决好思想认识问题。应当大力开展生态经济理论的宣传教育，在各级各行各业和广大干部、群众中间，广泛深入地宣传普及这方面的基本知识，补好“生态经济理论知识课” ，让生态经济理论研究与应用，走出专家学者的研究室，进入到经济、生态、环境、民生等各个领域，成为广大干部、群众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解决发展与环境种种难题的有力武器。

二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生态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必须面向并指导社会实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当前，生态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应当紧密围绕中共“十七大”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的战略部署展开，探索、回答、解决相关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提出宏观指导、调控的对策、意见、建议，为党政领导制定方针、政策出主意、当参谋。需知，这是生态经济学的生命力所在。

三是推进生态经济产业发展。发展生态经济产业，包括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服务业，建设生态文明市县乡村等，是实现经济社会与自然生态协调、持续发展的基础工程。生态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和应用应当成为生态经济产业的助推器。要根据各地不同特点，为当地政府和企业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加快循环经济发展、实行清洁生产，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

四是加强学科体系建设。20多年来，我国的生态经济学家们做了很大努力，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为推动可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研究成果的数量、质量还都远远不够，还没有达到生态经济学应有的理论高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生态经济学学科体系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提升，有待于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在运用多目标分析、环境影响评估、系统优化、风险评价、绿色GDP核算、投入产出评价、一般均衡模型进行定量定向研究等方面，都需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取得更多、质量更高的研究成果，为科学决策提供准确依据。

五是政绩考评标准问题。目前我国正在探索、试点的绿色GDP核算、考核标准和办法，是生态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组成部分，也是一项意义重大的改革和创新。这项改革与创新，将为树立科学的发展理念，防止和纠正“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 、 “重经济指标轻社会指标” 、 “重短期绩效轻长远利益”的偏向，确保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一种有力的机制和杠杆。生态经济学应当加强对绿色GDP核算模式、理论与方法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应用，以使绿色GDP核算方式及其考评标准方法，变为各级党政领导做好经济、社会、民生、生态、环保工作的指挥棒，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和谐社会建设。

六是增加环保投入问题。国内外研究机构表明，我国人均“生态足迹”已超过人均生态容量0.8公顷，生态赤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近一倍，“旧债”未还，“十一五”期间还将继续欠债，生态、环境投入呈“超滞后”状态。这对根本扭转生态恶化局势，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同步协调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后果是严重的。现在已经到了举全国之力，从财政、金融、企业、社会等全方位增加生态、环境保护投资的时候了。如何大幅度增加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尽快“偿还生态欠债” ，为经济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这应当是生态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点课题。

七是生态经济研究与推进的平台、阵地建设问题。推进我国的生态经济研究与应用，必须有强大的专业研究机构、队伍，建设必要的平台和阵地，把生态经济理论的研究工作、宣传工作、推行工作更加有效地开展起来。要在党政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社会、经济、资源、环境、法制等有关部门的作用，将研究与应用工作列入议事日程，真正当作一件大事要事来抓。同时，建议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积极参与并亲自动手抓这方面工作；宣传和新闻媒体应当加大对生态经济理论研究和应用的宣传力度；定期举行生态经济理论学术研讨活动，就一些重大的关键性问题进行系统的有深度的研讨；有关院校应当在培养生态经济学人才方面多做贡献。 “人才是第一资源” ，要把我国的生态经济理论研究好、应用好，创造优异的成绩，必须在培养、聚集、使用人才上狠下功夫，下大功夫。

【注释】

(1)姜春云，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