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宁夏计委工作二十年

我在宁夏计委工作二十年

王春茂

1958年我由中央财政部调来宁夏计委工作，是在不了解宁夏区情和不熟悉计划工作的条件下起步的。多年来，通过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经常深入农村蹲点调查研究，在实际工作中的磨练，逐步认识了宁夏的实际，增长了知识，增强了前进的信心，使政治思想和业务水平有进一步的提高，为建设宁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现就我所经历的工作和事情，作简要的回忆。

一、从学习起步开展计划工作

1958年6月到自治区计划处（计委成立前）报到，分配搞农业计划工作，单位发给了床板、水缸、炉子等安家的用具，从旅店刚搬进分配的住房，买煤、粮等事委托给当时邻居宛涛同志代劳，家还未安置好就随马信主任、薛华处长、李培桐处长、马安、苏冰一起去兰州饭店开会。会上接触的第一件事是要提出年度农业生产计划，我不知怎么做，是由薛华同志代做的，我从扫盲知道一点粮食产量的计算关系。至于宁夏近远期上什么项目，投资规模大小、产品产量如何，我只是听和记，不知说什么，整个一个“门外汉”。参加这次会议的收获是接受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工作的开门课。

兰州会议回来后，当年秋季，领导又派我和民政处马豫真处长去北京香山开劳动会议，又接触一件新鲜事情。会上一切活动由马处长负责，我只是随员没什么任务负担。会上组织我们登山，上了“鬼见愁”山峰，观看了中央首长在山中居住的设施。会议结束后，因北线水灾铁路受阻，我们返回北京由南线到了兰州。在兰州饭店第一次见到了宁夏区党委副书记马玉槐同志，在餐桌上见到了来宁夏批判马震武的宗教界人士。餐桌上第一次吃到了美味的手抓羊肉，老土怕人家笑话用筷子夹，用手抓，怎么抓，看人家。回来时很高兴坐上包兰铁路宁夏段试运行的列车到了银川。

二、宁夏粮食过关和上纲要

宁夏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经过低标准和困难时期，各级党委和政府都下决心要把粮食搞上去，结束粮食调入，要求上纲要亩产800斤的目标。为了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决心有了，办法不佳，开始对形势估计不足，忽视了农业生产恢复和调动农民积极性，政策和措施不得力。只靠热情和长官意志办事。1959年在自治区党委李景林书记的指导下，编制了一个年产30多亿斤粮食的农业生产计划，这个高指标计划只实现近半。

真正的农业形势好转是在贯彻“农村六十条”改变核算体制，实行三级核算队为基础后。政策对头，农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才有两年恢复，三年兴旺的大好局面。接着受“文化大革命”干扰，虽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下，整个农业形势仍处于徘徊阶段。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期才步入全面健康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农民积极性进一步提高，经多年的努力，生产条件改善，提高耕作技术包括更换种子，扩大间套种指数，加强了科学管理。国家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扩建水利工程，发展农机、农电，生产资料有效供应，政策稳、措施得力，全区农业得到了全面的健康发展的新时期。但在新形势下也要处理好新矛盾和新问题。为增加粮食总产量，其中就有数量与质量的问题。自治区农办主任李学智提出“两蛋一杂”的举措，这个主意的内涵可谓“不管黑猫白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管粗粮细粮只要吃饱肚子就是好粮”。实践证实，洋芋蛋得到大面积推广和发展，西海固地区形成了生产基地并带动了洋芋加工业的发展；另一个“红薯蛋”，虽有少数地方种植也只是试种，成不了主食；而杂交高粱产量高品质差，在大米白面生活条件下不受欢迎，喂牲畜也不佳，很快被淘汰。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农村逐步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人们观念更新，思想产生了新的飞跃，科学技术进步走优质、高产、高效的道路，成功的发展了杂交水稻和新品种水稻，亩产都过千斤，有些地方小麦玉米间种出现吨粮田，全区粮食总产量出现猛增，粮食问题解决了，改革后的农业包括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极大的提高。庆祝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之日，原宁夏区党委、政府的领导马信、马玉槐、杨一木、邵井蛙等看到宁夏粮食超过60亿斤大关，无不感到惊讶和称赞，他们在宁夏工作时没有实现的事情如今实现了。

三、甜菜生产基地建设

“文化大革命”开始，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下，糖厂职工多次来自治区计委造反，强烈要求糖厂上马续建，当时委内主持工作的夏似萍主任上班不正常，多被叫到一些单位解决生产建设问题。有关处长仍在农村社教未结束，唯我一个处级干部应付日常工作。有一次，对银川氮肥厂成品包装问题，我代夏主任会同经委主任方明同志连夜去现场解决。糖厂问题怎么办？我和夏主任商量由我起草糖厂上马投资报告，报送国家计委不久得到批示同意上马续建设。建厂问题解决了，接着是建成后的原料供应问题，我责无旁贷要做好这项工作，首先将距离糖厂附近的社队种植甜菜任务列入计划，自治区计委又在基本建设投资中划拨30万元增加农机供应，在中卫建立甜菜种子基地，在永宁、贺兰部分社队建立生产基地。甜菜生产任务落实了，农民也种了，又出现农民种粮改种甜菜，公购粮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自治区人民政府很重视，发了正式文件，决定以菜换粮交钱。这样糖厂建设和原料供应都解决了，宁夏增加一个制糖企业，改变和改善了靠外地供糖的局面。随后划给农垦管理，又扩大了多种经营。

四、推进农业机械化进程

1966年，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等领导主持，在湖北召开了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总结毛主席提出的“用25年时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已过10年的经验，部署今后15年的任务。会议主要是到湖南、湖北几个试点县社队参观学习，交流经验。并组织与会同志到毛主席革命纪念馆、毛主席故居参观。宁夏参加会议的自治区党委常委、农办主任金浪白，自治区计委夏似萍主任、我和农机局武自玉同志四个人在毛主席故居合影留念。会后回到北京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破四旧的浪潮，住到前门饭店看到群众给领导戴纸箱子批斗的情景，到清华大学参观学生反对派工作组的大字报，学生和工作组辩论的照片等。看后思想认识不清楚，到底“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总之听党的吧。

农业机械化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无人过问，直到后期，自治区人民政府才成立农业机械化领导小组，调配尚未结合的领导干部开始工作。我是1978年下半年调去任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组长杨一木、副组长李春和，工作人员七八人。我去之后先从制定自治区农业机械化规划入手，明确现实基础和前进目标。以拖拉机为动力，抓好配套农具，当时推广的小麦收割机，我们深入平罗试点检查使用效果和存在的问题。农业机械化发展要求，也推动农机企业的发展，西北地区省与省之间分工协作生产配套农具，如新疆的收割机，陕西的播种机，宁夏手扶拖车等等。

农业机械化发展表现为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进步，到20世纪80～90年代，可以说是基本上初步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它标志着农业生产作业的耕、耙、播、收、脱粒、入库等环节机械操作，农副产品加工代替碾磨，机械种树、种草，机械打井打窖，人民生活生产用电、机械排灌等都代替了手工操作，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有的农民顺口溜说：“耕地不用牛，吃饭不用愁，米面加工好，胡麻上机就出油。”

五、抓规划促发展

1.改变面貌的设想。1972年我参加了自治区生产指挥部组成的百人工作团，赴革命老区盐池县通过农业学大寨实地调查研究，经过3个多月的工作，工作团提出改变盐池革命老区面貌的设想和规划，给县委汇报，在如何实现的问题上，县委表态，靠自身力量不行，要求区上扶持。最后自治区生产指挥部乔克光主任去盐池县只给工作团作了结束工作的简短讲话，让大家回单位“抓革命，促生产”，这项工作就这样结束了。

2.到固原地区蹲点调查。1976年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赵志强派我和农业厅冯国宝、财政厅王强以及卫生、农机部门两个同志去固原蹲点调查，经过半年的时间，最后我起草了一个“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的发展设想送地区和地区计委，正值毛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帮”之际，没有机会与地区交换意见，听完华国锋录音讲话后不久，我们回到单位工作。

3.以农田基本建设为中心的农业发展规划。1975年我带领银南计委邵国安、自治区农业厅的同志组成的工作组到灵武县梧桐树公社蹲点调查，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基础上，制定了全面发展的粮食生产基地规划，并由自治区测绘处测绘印制了规划图发送到全区社队。这个试点做法，我在西北地区会上作了大会发言，后来国家计委也来宁夏实地检查和指导。

六、参加两次中央工作会议

1961年秋，中央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工作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李景林，自治区计委主任马信及随员薛华、李国林，李书记秘书郝本善和我共六人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们作为工作人员的任务是准备材料、看文件、学习政治经济学有关经济规律的论述，空闲时看市容和大世界、豫园。特别荣幸的是在晚会上看到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等国家领导人。会后路过北京受到乌兰夫、彭真分别设宴招待，我们非常感谢两位领导的盛情关照，随后回到银川。

1964年春，中央在北京（北京饭店）召开工作会议。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杨静仁、书记甘春雷、吴生秀、马玉槐都参加了这次会议。随员有赵延年、陶泊、马基新、周安科。马玉槐的秘书没有去，我作为马玉槐的随员参加了会议。我的任务是为马玉槐收送文件。还轮流到人民大会堂西北组会议上做过一次记录。作记录很不容易，要求要把领导发言一字一句的记录整理在简报上，尤其是地方口语听不清，整理起来有困难，幸好这次记录由西北局王林的秘书整理，免除我的负担。会议期间我在通道上看到邓小平来西北地区住室看望领导同志，在一楼我看见陈毅会见越南女外宾。每晚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人民大会堂舞会，饭店里文艺演出，都是名角名段精彩奉献。

七、荣幸的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两次接见

1963年在度过困难走向健康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计划财政会议。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第一次在中南海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并合影留念。夏似萍副主任、张广恩、苏冰和我都经历了这一幸福时刻，感到非常光荣。

1978年国务院在山东召开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我随自治区党委书记李学智及各地市县委书记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主要是实地参观学习，交流经验，推动改善农业生产环境，加强农业生产基础建设，参观途中路过曲阜，我们住进了孔府，回到泰安登泰山、参观孔林、孔庙。在孔林门旁见到了“三笑石”（所谓三笑的故事是说，三个老者在此石上休谈个人身体如何好，一个说饭吃少一口；一个说饭后百步走；一个说我老婆丑）才引起众笑。

回到北京后在人民大会堂，受到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我们都感到幸福和光荣。

八、两份材料的用处

1.一份是调查报告材料。20世纪60年代我到固原县了解情况，深入农户座谈农业生产情况，如何抗旱和自然灾害预防的一些话题。农民说：“深翻地、蓄水保墒能抗旱，伏翻胜过秋翻。”还说：“要想吃胡麻油，伏里晒日头。”防灾要注意“雨打高山霜打窝”的自然规律。我吸收农民的经验，写了一篇山区抗旱措施的看法和意见。马信主任看后认为较好，随后在《西北建设》上刊载。

2.一份给中央领导汇报的材料。1977年全国计划会议结束，自治区党委书记杨一木及秘书安久成和我暂留。一天晚会后，杨一木叫我写一份有关西海固困难情况和改变办法的材料，他要给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汇报。我连夜起草，安久成抄清。杨一木看后没加什么修改就向余秋里汇报，杨一木回来说，余秋里听汇报后说：“西海固真是困难。”如实反映困难情况，更加深了领导的了解和重视。国家计委把西海固地区列入西北地区贫困地区之一，给予相当数量资金扶持。以后林呼加主任也来宁夏检查工作考察过。这充分体现了国家计委领导对贫困地区的重视和关怀。

通过这一段计划工作的回忆，我深深认识到计划工作的重要性。它担负着国家经济命脉的历史使命，我们要沿着党所指引的方向，坚持科学发展观，加强宏观调控，深化改革，开拓创新，为建设繁荣昌盛和谐社会努力奋斗。

（2006年5月）

作者简介：

王春茂，男，汉族，1929年生，吉林辉南人，1948年参加革命工作，1954年入党，先后在县、大区、中央财政部门工作了十年。1958年由中央财政部调来宁夏计委农业处工作，由负责人到副处长、正处长，有一个时期兼办公室主任。1978年任自治区政府农机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随后又任自治区社队企业局副局长，1984年任自治区统计局副局长，1992年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