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外滩城区的意象分析
武 强[1]
（河南开封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475001）
摘 要:近代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工商业经济的中心，其中以外滩城区最为发达，也是上海城市的中心区域。从上海开埠时起的近百年发展，外滩城区实现了由对外贸易中心区域，向商业中心区域的演变，在上海城市中占据了关键性地位，并在极大地影响着近代上海的城市规划。从城市意象的研究方法出发，可以发现外滩城区对边界、道路、区域、节点、标志物等五个意象元素的承担，对外滩城区地位的认知由精英分子的意象形成开始，逐渐普及到一般大众，最终确立了它在物质形态、精神层次两个方面对上海城市形象的代表。
关键词:城市意象 近代上海 外滩 中心区域
近代上海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几乎是奇迹式的由一个黄浦江边的县城一跃而成为中国最大的城市、经济中心。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日益发达的对外贸易，上海城市的重要地位最终形成，并由此带动了城市区域的迅速扩张:从1842年之前局限于城墙内的旧县城，发展成为1937年前后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城市扩张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新的城市中心。华界与租界经济地位的转换，使得老县城不断被边缘化，租界成为上海新的中心区域，其中表现最为明显的，是开埠初期上海最早的租界——外滩城区。这一片原本是泥泞沼泽的河滩，经过近百年的建设，成为上海的代表，观察上海的窗口。
虽然现代外滩的地位已经非常稳固，但在近代上海城市变迁的过程中，观察者们是如何看待这一新兴的城区，外滩在观察者的心目中的意象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外滩如何由一个荒凉的郊区进而转变为上海的城市中心，是值得考察的问题。城市的物质形态固然重要，但它与观察者的互动，形成了明确的意象结构和认知地图，才更能深刻地建构起自己的精神形态。这正是本文所运用的城市意象理论的长处。
一、绪 论
（一）理论基础和研究现状
城市意象（the Image of the City）理论认为:人们通过与城市环境的双向交流，进而形成意象，并逐步认识城市本质；城市的总体形态，有其一定的结构，通过道路、边界、区域、节点和标志物等五项要素，可供人们观察城市并产生系统的城市意象。这一研究方法，即实证与辩证、定量与定性的统一。[2]城市意象理论自凯文·林奇（Kevin Lynch）于1960年代提出后，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被运用于城市规划、建筑学理论、园林与景观设计等各方面。虽然它大量运用心理学等跨学科的方法，是一种“非规范性”的研究范式，[3]但并无损于它在城市地理学研究中的地位。
林奇的工作中对意象要素的直觉鉴别方法也遭到不少批评，而且试图将许多不同背景不同经历的人的意象叠加在一起的合理性也受到质疑，但他的研究方法却被广泛采用，“并由此导出了一系列有关城市构造意象的讨论”。[4]综合看来，由于城市意象理论着重于定性分析，有相应的条件可应用于历史城市地理学研究。而当下对城市意象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关注精英们城市意象的叠加，因为他们有相似的经历和感受，这种方法则有其合理性。
在历史城市地理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有不少，如对清末西北重镇的西安、近现代变迁下的老北京、西北边境城市乌鲁木齐，以及其他古代城市的研究等，[5]着重于按照五个基本元素，将完整的城市按理论分解为五个元素，是一种重新系统化的研究方式。虽然这是对理论的扩展运用，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尚须进一步深入理解该理论，进而更加灵活和有效地加以应用。对当代上海城市意象的研究相对较少，只有少数论文中有所提及，且仅见有一两篇关于这方面的毕业论文等。[6]可以说，对近代上海的城市意象研究，还是需要更加深入地加以拓展。
通过对上古、近代的个案城市研究，可以发现它们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均是以整个城市为研究对象，以城市意象的五个要素为线索，分别讨论城市中这五个要素的结构。一般来说，城市的某一部分，往往仅被认为承担着一种元素类型。本文则从另一个角度，即选择上海城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外滩为研究对象，将这一近代上海的中心城区单独列出，探讨它在上海城市发展过程中，同时承担五种元素的状况及演变过程，进而更深入理解近代上海城市发展的脉络与机理，为当下的上海城市发展提供参考。
（二）本文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本文的研究对象，集中于近代上海的外滩城区。主要原因在于，近代上海的城市范围变动很大，难以用整个上海来进行跨越百年的探讨，而外滩城区的范围比较固定，便于进行研究，进而也能够更加深入地运用城市意象理论，探讨它在上海城市发展中的代表性意义。
外滩城区位于英租界（后英租界与美租界合并，统称公共租界）的核心区域，经过四次扩张，英租界从仅仅局限于外滩城区，扩展了数十倍；英租界的管理者是工部局，最早是专门负责城市建设的“道路码头委员会”，后为避免与中国政府在主权上发生矛盾，经改组后命名为工部局。但它的职权已经不仅仅负责城市建设，而是扩展至上海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英租界的真正统治者。[7]
本文研究的时间范围，包括了自1842年上海开埠，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共计近百年的时间，这是近代上海发展的黄金时期，它直接奠定了当代上海城市的基础。1937年后因为战争原因，城市建设等各方面受到较大的影响与破坏，无法进行正常的分析，故不再考虑在内。
二、近代外滩城区变迁略论
开埠之后的数十年时间内，英租界将自己的发展重心放在了外滩一带，主要的港区也在外滩，后逐渐由此向外转移。贸易的兴盛，导致租界尤其是外滩城区的不断发达；同时，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大量中国人口涌入租界，也使得租界迅速成为上海新的经济中心。
（一）外滩城区发展与贸易的联系
外滩一带在开埠之前，“沿浦之地，多旧式船厂、木行，其后面皆稻田、棉花田，更后稍远处有一小村落”，“地面大多卑湿，不可即居”，“初为一片沮洳”，[8]仍然一片农村郊野景象。截至1856年，“租界面积，从吴淞江（即苏州河）起至洋泾浜止，后面仅至江西路止”，[9]可知虽然1846年9月24日，英租界已经开筑“边路”（今河南中路）为西界，[10]但真正的城市范围，仍然很小。不过，早在1845年，对于刚刚开埠的上海，已有时人已经开始指出它建设港口的条件:“吴淞河（此处指黄浦江）对岸皆是田地，尚未开放建筑。沿河地带，长一里半，已规划为外国商人建筑用地。该地带含市东北郊部分，距市区不到一里地。地点很好，空气新鲜，易于装船卸货”。[11]
以此为基础，外滩城区作为英租界的代表，因贸易的兴旺迅速扩张，并显现出自己的特点:“所有货物都要由苦力扛到船上，而苦力的报酬是根据其所行走的路程长短来计算的。这就可以理解，所有商人都愿意尽量靠河而居。商人的商业活动和生活都集中在英租界，因为英租界在法租界和美租界之间，所以它只能往内陆方向伸展，而这个方向也还有许多其他人的产业，由此造成坐落在河边的房子和宅基地价涨到不可理喻的程度，哪怕是最远处的街上的一栋房子，一年的房租起码要6 000塔勒，而要租新房子或买基地和地产，根本就没有可能性”。[12]
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仍为帆船贸易，由于货物不多，外滩作为港区是可以满足需求的；因此主要集中于外滩地带，“上海租界本身在各方面都出现明显的活跃和繁荣的迹象，每个关心其兴盛的人都必然对此感到满意。在营业时间内，浦江附近的马路上难得不听见外国车辆的隆隆响声，也难得不充满了肩挑重担的苦力们。在华商店铺和商号所在的较近的中心的马路上，始终是人来人往，摩肩接踵，还拥挤着坐轿子的和推独轮小车的忙碌的中国人，其拥挤现象可以同我们西方的一个拥有许多拥挤市场的城市的情形相媲美。通道上每一块可用的空地是如此的宝贵，以致人们普遍抱怨，尽管道路已宽达25到50尺，但对他们的需要来说还是太窄了。回想一些年之前在向第一批殖民者分配土地时，巴富尔领事曾因拒绝接受只要留出一条恰够装一包货物的马车通过的道路的意见，而被吵吵闹闹的抗议者所困扰的情形，两者形成了有趣的对比”，[13]上海港城关系的紧密程度，可以与前述景观作对比。
租界外滩城区在开埠之初，市政（以马路为代表）建设，也是与港口码头建设相配合的:“夷场……修治车路甚平整，沿黄浦江一带口岸，用大木植桩，贯穿铁链，排到十余里，广数丈，其码头恰与轮船相当，可用马车径运货物至轮船，无须驳船也”。[14]这使得租界的道路“向港性”表现得非常明显，1855年的外滩由南而北，北京路、南京路、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广东路等等，在其临浦江的尽头，均有一两座码头，便于装卸货物。[15]
外滩的港区与城区，直到1879年前后，仍然是连在一起的，虽然城区的扩张，已经使居住区与商业区的外滩日益分离:“凡是买得起房子的人在郊区买一幢别墅，每天到市区办公的生活方式，已愈来愈成为一种风尚。现在上海所有的贸易几乎都是在外滩或其附近的洋行里做成的。坐落在离黄浦江较远的街道上的大多数洋房已被拆毁并改建为中国人的店铺和住房。上海既没有许多漂亮的公共建筑，1879年期间也没有新建的什么房屋可供我们夸耀。”[16]
1862年10月，江海关河泊司已向工部局提出，由于“租界面貌的巨大变化，尤其较为突出的是在人口方面，西人和本地华人两者都在增长，以及在贸易方面更为令人振奋的发展”，但港口体系则有待完善，因为“当今上海有成为北部和中部贸易巨大商业中心的可能，显然早期居民的安排，尽管经常有所改进，但是完全不足以满足广泛而庞大的运输量增长的要求”，目前的码头体系，对日益增长的贸易说，是一个严重障碍，因此“我的注意力当然更多地引到过去和现在运送、装卸商品的安排状况和设备状况，总之被引到码头和运货船的整个体系”，根据上海的远景发展，他提出，“增加码头的数量仅能部分解决出现的弊端”，最好的解决办法则是，“外滩要向外扩充，使它的堤岸线伸入河道远至能使一切大小船只在堤岸外侧停泊，并在那里装卸货物”，这项建议“将构成一个核心，一切次要的实际的细节都将围绕它为中心，以完成这项事业的计划”，[17]对此，除了部分条款之外，工部局基本表示赞同。[18]
总之，到1866年前后，英租界经过第二次扩展后的近二十年发展，已经将原有的乡村面貌进行了彻底的改造，[19]外滩城区与港区并存的格局逐渐确立。
（二）外滩城区的改造和规划设想
上海开埠以来，外滩是进出口货物装卸的主要场所，随着外滩城区的发展，如何处理与港区的关系，便开始成为一个问题。尤其是在轮船航运出现之后，庞大的货物装卸量，直接影响到外滩一带的景观。
1865年，位于洋泾浜北岸、公共租界外滩的南端的丰裕洋行，为了能使自己产业前的浦江码头停泊轮船，曾经向工部局提出，“本洋行要拥有专有权在上述新外滩停靠驳船，以便让靠岸轮船装卸货物；有权有新外滩外侧附近或前面铺设有轨电车路线，并使有轨电车路线继续穿过外滩进入本洋行，以便将驳船上的货物运至仓库或将仓库内的货物运至驳船上；还有权将靠外滩前面的地段圈起来”，工部局则决定，“不能完全同意这一观点，与出让外滩地皮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相比”，其他方面并不是要考虑的什么大问题，“最好是保留外滩江岸线的所有权”。[20]对于轮船停靠外滩的问题，虽然“货物一般在下午4点进行装卸，而这时外滩行人稀少……轮船对外滩的外观不会有损害”，但工部局最终仍决定，“轮船停靠在外滩也许不会有什么损害，但认为应该谨慎对待此事。因为，外滩居民从窗口望出去，许多不愉快的景象会一目了然。此外，海员们的举止并非总是令人满意的，总的来说他们有一些很不体面的追随者。因此，他认为轮船停靠外滩是不可取的”。[21]
外滩一带不少的洋行，在建设自己的私有码头时，也提出要求，“可让公众使用，但不能为轮船、帆船、桅船所使用，总之，不能为任何对我们的临江土地造成堵塞的船只所使用”，旗昌洋行并提出，“全部目的都是为公众的，我们考虑的目标并不是为了要从这条航道增加任何效益，而只是花点钱使公众避免乘坐小船通过江中急流，从而暴露于轮船航道的危险之中”，减少驳船的危险。[22]
英租界真正开始认真注意到外滩城区职能的划分，是在1869年底，原工部局董事爱德华·金能亨离开上海时，对外滩的将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港口的发展应该远离外滩。当时公共租界外滩一段港区的情况，大体如下:“这一段堤岸长度约2 000英尺，其中550英尺系小船当作浮码头使用。如果对船码头的内侧进行恰当的布局使其能作为小船上客之用，仍需要将这一地段留出，分为9个空档，以便小船能在轮船的两端之间停靠”，“这样便留下1 450英尺可供轮船使用”，“这一长度可停靠2艘邮船和4或5艘轮船。鉴于上海的大部分商业均在几个繁忙的月份中进行，在这段时间内约有12或15艘轮船装货和卸货，十分明显，在现有的设施之外另行添加设备是非常不值得的”。[23]与其不能满足需要，不如放开对外滩作为港区的开发。
当时，有六分之五的商业机构不设在外滩，“考虑到对那些无法将他们的船只停靠在码头的商人和仍然要使用驳船的商人来说，即使有了附加的设施，他们仍还有很多的不便和麻烦，这样问题就显得更为清楚，即只能维持现状”。而港口和随之而来的航运，给一个城市所带来的，绝不仅仅是繁荣，还有与之相生的混乱，“当人们思考航运业被介绍到世界上他能记得起的任何港口的指定地点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时，他决不会怀疑对外滩的特征所引发的变化”，“航运业并不是商业的主要因素，它仅仅是其低等的附属行业之一，有点类似驮马和载重马车。交易所、银行、账房才是掌握商业的神经中枢，它们的所在总是商业从员大量集中的地点。航运业的出现带来了噪音和尘埃，吓跑了交易所、银行等机构，取而代之的是利物浦和纽约堆放它们粗加工产品的堆栈，整个街道满天灰尘，乌烟瘴气”，“外滩是上海的唯一风景点。由于那些业主在使用他们的产权时贪婪成性，将房子建造至沿街，边一寸土地间隙也不留，这样，外滩的腹地便变成糟糕的地方。外滩是居民在黄昏漫步时能从黄浦江中吸取清新空气的唯一场所，亦是租界内具有开阔景色的唯一地方……随着岁月的流逝，外滩将变得更加美丽。外滩很有可能在某一天能挽回上海是东方最没有引诱力地方的臭名声”，因此，“没有人会为失去外滩而不深感遗憾的。如果大家都知道外滩这块愉快的散步场地即将失去，那末拟议中的计划也就根本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所有居民都应团结一心来保持住外滩”，而为了保全外滩的未来，他又提出“英租界的外滩是上海的眼睛和心脏，它有相当长一段沿江可以开放作娱乐和卫生事业之用，尤其是在它两岸有广阔的郊区，能为所有来黄浦江的船只提供方便”，[24]这已经在说明，上海港的迁移，是不可避免的，由于同城区矛盾的存在，港区便向租界的郊区与浦东进发了。
这一提议改变了外滩的历史，从此外滩的努力方向就是成为上海的商业、金融中心；而上海的主要港区，就开始大规模向外扩张，目标就是虹口及浦东一带，甚至是向吴淞口进发。上海在后来历次的城市规划中，对外滩的定位亦大体如此。
（三）近代上海城市规划中的外滩城区
近代之前乃至开埠之初，上海并没有全局性的城市规划；由于租界的一步步扩展，上海城市的发展逐渐被割裂，形成三方四区的格局。因此，城市的发展便呈现出一种部分有序整体无序的状态。
1846年，英租界成立之后，“道路码头委员会”开始初步规划租界的建设，[25]之后1854年成立的工部局，开始全面主持英租界的城市规划。1855年，英租界出版发行了《上海洋泾浜以北外国居留地（租界）平面图》，成为最早的英租界官方道路规划。[26]
1864年，英租界与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工部局开始通盘两大区域的城市规划，但主要停留于城市道路的兴建，并形成近代上海城市规划的一个特征:路政带动市政。公共租界的扩展，至1900年，已经达到了非常大的范围，需要更详细的城市规划。1924年12月，工部局成立交通委员会；1926年6月，针对日益严重的交通阻塞等问题，该委员会向工部局提交报告，开始规划公共租界乃至整个上海的城市建设。交通委员会称:上海交通的阻塞，主要来自开埠以来未能预测未来发展；初期外商不愿让出更多土地拓宽道路；工厂沿江、河发展而缺乏出江通道，使往返交通量增加。[27]因此，该委员会主要针对上海的城市交通发展，拟定了一项城市规划，即《上海地区发展规划（1926年）》，将上海分为四个区域:港口区、工业区、商业区、居住区，而城市规划的范围，除公共租界之外，将法租界、南市、闸北、浦东等多个地区也包括在内，基本与1920年代的城市建成区相一致。[28]
1926年的《上海地区发展规划》，基本继承了上海港在近代以来的发展结果[29]:以租界城区为中心，将浦东沿江地区（除陆家嘴一带外），全部划入港口区；浦西地区吴淞江口至黄浦码头一段，也仍然作为港区规划；吴淞江以南沿浦至十六铺，也属港口区。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外滩被划为商业区，加之南市一带沿浦岸线不断淤浅，上海的港区被迁移至美租界虹口和浦东一带沿浦岸线。
不过，这项规划并没有真正得到实施，因为在上海城市分裂发展的情况下，不可能做到完整的规划。但是，这并不影响外滩作为商业中心区的发展，以及到观察者对外滩城区意象的形成，相反的，随着外滩城区的内涵性扩张，其意象结构得到更明确的发展。
三、近代外滩城区的意象结构
外滩城区的意象变迁，始于中外城区物质形态的对比，进而逐步由被动认知形成意象，发展到有意识地建设意象。上文中，工部局对外滩城区的改造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但是物质形态的建设，同时也需要观察者在精神层面上的意象认可，才能更好地完成物质实体的价值实现。
（一）外滩城区的边界意象:黄浦江与吴淞江
所谓边界，“是除道路以外的线性要素，它们通常是两个地区的边界，相互起侧面的参照作用”，“那些强大的边界，不但在视觉上占统治地位，而且在形式上也连续不可穿越”。[30]黄浦江是上海城市中一条重要道路的同时，也是一个很明显的边界。“观察者能够沿着它移动，于是占主导地位的是其交通意象，这种元素通常被画成是道路，只是同时具有边界的特征”。[31]
边界最重要的表现特征，是两边景观的清晰转换与强烈对比。早在1845年，刚刚开埠的上海已开始出现了边界两方的对比:“（黄浦江）对岸皆是田地，尚未开放建筑。沿河地带，长一里半，已规划为外国商人建筑用地。该地带含市东北郊部分，距市区不到一里地。地点很好，空气新鲜，易于装船卸货”。[32]六十年后，再看观察者对黄浦江边外滩的“第一印象”，已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城市，被一条宽阔而拥挤的大河所环绕，虽然其华丽只是表面的，因为上海所有美丽而坚固的建筑全都集中在沿河一带”。[33]
“如果在远处能够从侧面看得见边界以及清晰连接的两个相邻地区，那么边界就会成为区域特征变化的明显标志，其意义也就得到了加强”。[34]作为边界的黄浦江，能够清晰地表现出来，除了浦西与浦东两边的差别之外，还有港口的陆域与水域的不同:“上海在望了。大小的船只、豪华的欧式建筑、辉煌的庙宇、新教教堂、花园——暂时还是一片模糊，轮廓不清，看上去教堂似乎立于水中，海船倒像泊于街上”。[35]1880年代，也有中国的观察者看到外滩一带，“洋行逼江立，大小高低，连十余里不断……洋灯排岸，如夜星落水，炫人目睛”，[36]于是，在华灯初上的上海，沿着黄浦江很清晰地勾勒出了外滩城区的边界。同时，位于外滩城区最北端的吴淞江（苏州河），是另外一条显著的边界，“在直通苏州河边的那块旧有的奢侈的空地上，就是英国领事馆”，然后，观察者们往往会在这里停住脚步，不再向吴淞江对岸的美租界走过去，“没有跨过那顶通到虹口去的铁桥”，因为吴淞江里只有“乱杂杂的菜船和敞篷的舢板”，河对面也只有几幢使人产生显著意象的建筑，“现代化的百老汇大厦、老的礼查饭店和俄国领事馆”，[37]这也显现出吴淞江的边界意象，对建构外滩城区意象的重要意义。
当然，外滩城区向西，一直是属于英租界管辖范围，并没有十分明确的边界，但在英租界扩展过程中，最早修筑的“界路”（今河南中路），[38]却一直是一条可以作为外滩城区西部边界的道路。外滩城区的南界，紧临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与法租界相毗邻，也是十分明显的分界线。城市的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或者穿过那条名叫‘洋泾浜’的水道进入法租界，那里的标牌上用汉字写着‘法兰西’；或者去往另一方向，穿过礼查饭店旁的花园桥……再穿过美租界（当地人称其为虹口）”。[39]明确地以洋泾浜和吴淞江作为外滩城区的南北界线。
总之，外滩城区作为一个整体意象单元，有着比较明确的边界，是一个完整的意象单位。因此也会给人带来较为全面的意象，加深对其更明确的感觉。
（二）外滩城区的道路意象:外滩大道
“道路是观察者习惯、偶然或是潜在的移动通道，……对许多人来说，它是意象中的主导元素。人们正是在道路上移动的同时观察着城市，其他的环境元素也是沿着道路展开而已，因此与之密切相关的。”[40]“在大多数人体验环境的过程中，道路具有的视觉主导地位和作为网络的重要影响力。”[41]因此，道路意象的最重要作用，是观察城市景观，从而更好地利用其他元素种类意象的形成。
同时，“特定的道路可以通过许多种方法变成重要的意象特征”，其中，“经常穿行的道路当然具有最强的影响力”，而且，“典型的空间特性能够强化特定道路的意象”，“特殊的立面特征同样对于形成道路特征具有重要作用”。[42]同时，“起点和终点都清晰而且知名的道路具有更强的可识别性，能够将城市联结为一个整体，使观察者无论何时经过都能清楚自己的方位”。[43]作为外滩城区意象中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外滩大道即在担任道路的元素过程中，成为观察外滩乃至上海城市的窗口。
上海开埠之初，外滩一带是港区与城区一体的格局，观察者们会看到:“码头就是上海的主要街道”。[44]1860年代的外滩意象，就非常明显地展现了一个港口城区的面貌，在这里不时地“能碰到成队的苦力，每人肩挑一根忽悠悠的竹子，两头各挂着一个大丝包”，准备运至江边装船；“江边上大群外国的和扎着辫子的水手吵吵嚷嚷……居住区前停着各种船只:图画一般的中国帆船，外国汽轮，外国帆船；眺望远处，江下游还有很大的战舰和商船……几百个大丝包储存在江边——每包要值1 000元，等着船期托运”。[45]
直到轮船航运兴起之后，外滩一带港区由于其水文条件，逐渐不能停靠大型轮船，港区逐渐向虹口、浦东一带转移。于是，外滩的意象也随之开始发生一定的变化，逐渐成为一个新兴的干净、整洁的城区，脱离了嘈杂的港区意象，外滩大道也以其漂亮程度而出现在不同的观察者的意象中。它“距黄浦江约40英尺，与江岸平行。在外滩和黄浦江之间，是两排绿树和一片美丽的草地，它们总是保持得非常漂亮”。[46]1888年再看，“与美租界一条苏州河相隔的是英国租界，它是上海的贸易中心。……上海最重要的景观是外滩，它美丽而雄伟，堪称上海的骄傲。这条港口大街上的建筑让所有经过这里的人感到震撼”。[47]甚至中国的观察者，也会将外滩大道与其他中国港口城市相对比，体现其独特的魅力:“长堤如矢斯直，种柳成行。填石渣，晴雨无尘泥。式同汉镇（指汉口），长阔明净过之。堤上马车人辇，辘辘往来”，[48]完全是一副新型城区的模样。至于外滩大道的具体格局，也有观察者细致地加以描述，“先是绿色的草坪，再是铺了柏油的宽宽的人行道，道边绿树成荫，然后才是与人行道等宽的车道，最后在建筑物边上又是一条人行道，又是一排树木”，“这是一条由四条道路组成的大街”。[49]
1936年，更有观察者详细地描述了从外滩大道来观察到的外滩意象:
从它同法租界外滩接壤的南端开始，那里一排巍峨的前沿房屋持重地越过你的眼前。领头的是爱多亚路转角处的亚细亚火油公司大厦。其次是设有世界上最长酒吧的庞大而庄严的上海总会。再次是日清轮船公司，英国大英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和招商局，两者都是华商的。然后是门面威严的盖有巨大的白色圆顶的汇丰银行，这是权力的具体表现。
“汇丰银行”的左肩几乎和高耸的海关大厦相接，……你可以看到交通银行和中国中央银行的旧式和庄重的面貌……其次是胸部窄狭的“外滩老太婆”——大班的最卓越的报纸《字林西报》的馆址，以及权力和影响仅次于圆顶的“汇丰银行”的英国麦加利银行。在南京路的转角上，你看到了外表舒适的汇中饭店。
……
顺着沙逊大厦的高耸的建筑往上看，这是具有现代建筑艺术的上海最高的房屋，门楣上标有华懋饭店几个大字。你在这座大厦的四周漫步，看看它的精美店铺的橱窗。其次是德国总会的旧址，现在是宋子文的中国银行的新址。再次是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和意大利的意国邮船公司。这里还设立着老怡和洋行和昌兴轮船公司的航运办事处的著名的怡和大厦。再下面去是怡泰大厦、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日本邮船会社。在直通苏州河边的那块旧有的奢侈的空地上，就是英国领事馆。[50]
通过对外滩城区面向港口的立面的详细描绘，观察者塑造了一种强烈意象，甚至可以以外滩为中心，建构起上海整个城市繁荣与否的非空间性意象。
刚刚开埠的上海，就是为了进出口贸易而生的，在这个意义上，整个上海租界就是一个大码头。外滩一带的道路建设，“向港性”的明显，也使得其在城市意象的形成过程中，凸显出道路的特点:从外滩沿江向西，“可以眺望布满了私人宅邸的宽阔整洁的街道，从码头一直延伸到边界线”[51]，即是由道路与港区的联系，而构建出对区域标志的看法。
总之，外滩大道是外滩城区的主要道路，观察者在构建道路的意象时，也以它为中心。虽然还同时有包括南京路、福州路在内的其他主要道路，但均不及外滩大道所能带给观察者的深入而持久的意象能力。
（三）外滩城区的区域和节点意象
区域是城市内中等以上的分区，“是二维平面，观察者从心理上有‘进入’其中的感觉，因为具有某些共同的能够被识别的特征。这些特征通常从内部可以确认，从外部也能看到并可以用来作为参照”。[52]外滩城区在上海开埠之初，范围很小，比较容易从整体上加以把握，随着租界的不断扩展，外滩城区也逐渐增大，加之集中了上海城市中的精华，每一处均可形成相当明显的意象，如此反倒使外滩城区的区域意象不太容易突显。因此，有研究即认为，区域是意象图中唯一的二维概念，“是意象形成的高级阶段，市民也不易表达出来”。[53]
凯文·林奇认为，“一个区域如果具有简单的形状，一致的建筑式样和功能，明确的边界，并且在城市中独一无二，与周围区域连接清晰，在视觉上突出，那么这个区域的存在一定不容置疑”。[54]从这一方面来看，外滩城区能够在意象中被感觉到，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过，外滩一带历来被认为是“万国建筑博物馆”，虽然不同的建筑在样式上有所不同，但与附近的华界城区相比，这种西洋式的建筑还是有着相当大的一致性。
因此，外滩城区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各种阶层均可以或多或少地感受到外滩城区的区域性，但还是由精英首先将其表达出来，再普及至大众。这一基本情况，在二十多年后的1898年，仍没有太大改变，常常有观察者认为，“英租界（指外滩城区）才是真正的城市，是做生意和居住的城市”；[55]“法租界尽管紧靠着英租界，但政治上它是一个独立区域，是另一座城市”。[56]这种明显的区别，建构了外滩城区的区域意象。中国的观察者，也会注意到外滩城区的区域性，1876年前后的葛元熙曾提及:“三国租界，英居中，地广人繁，洋行货栈十居七八，其气象尤为蕃盛；法附城东北隅，人烟凑密，惟街道稍觉狭小，迤东为闽、广帮聚市处；美只沿江数里，皆船厂、货栈、轮舟码头、洋商住宅，粤东、宁波人在此计工度日者甚众”。[57]
但即使外滩再如此具备西方城市的格局，上海仍然是“一座中国城市，这是无可怀疑的”，“白人和中国人甚至对于租界中心的街道和建筑物都有不同的名称”，在外国居民的上海地图上，不会找到中国居民意象中的“抛球场”、“棋盘街”、“打狗桥”和“偷鸡桥”、“铁马路”、“大马路”或“日升楼”。[58]这已不仅仅是精英与一般民众对外滩区域意象的不同，更是中外观察者所产生的不同区域意象。
与区域意象相似的是，节点也是在城市中观察者能够进入的，但它是具有战略意义的点，“是人们往来行程的集中焦点”。它们首先是连接点，道路的交叉或汇聚点，从一种结构向另一种结构的转换处，也可能只是简单的聚集点，“某些集中节点为一个区域的中心和缩影，其影响由此向外辐射，它们因此成为区域的象征，被称为核心”，节点具有连接和集中两种特征，既与道路的概念相互关联，也与区域的概念相关，“因为典型的核心是区域的集中焦点，和集结的中心”，而且“无论如何，在每个意象中几乎都能找到一些节点，它们有时甚至可能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特征”。[59]
节点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一个独特的、难忘的‘场所’，不会与别的地方发生混淆”，[60]功能使用的强度当然能够加强节点的特征，几个城区的不同，也加强了它们的对比和节点的不同。与区域意象相似的是，节点同样可以放大到某一个区域，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而产生节点的意象。英、美、法三国租界，是港区沿线的几个重要节点，它们各有各的特色，并与华界城区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外滩面向港口的立面，带给人的一种强烈意象，以外滩为中心，建构起上海整个城市的意象。上文中，曾经提及沿着外滩大道观察到的建筑立面，其实每一个外滩的建筑，都是一个可以进入的节点；这些小的节点一起又共同构成了外滩城区的节点意象。
（四）外滩作为上海城市的标志物
按照城市意象的理论，“标志物是另一类型的点状参照物，观察者只是位于其外部，而并未进入其中。标志物通常是一个定义简单的有形物体”，“也就是在许多可能元素中挑选出一个突出元素”。[61]标志物经常被用作确定身份或结构的线索，随着人们对旅程的逐渐熟悉，对标志物的依赖程度也似乎越来越高。但与此同时，“标志物是观察者的外部观察参考点，有可能是在尺度上变化多端的简单物质元素”，因为“如果标志物有清晰的形式，要么与背景形成对比，要么占据突出的空间位置，它就会更容易被识别，被当作是重要事物”。[62]外滩城区便是这样一个在大的尺度上，得以实现自己作为标志物的地位的。
作为上海城市的最重要的城区，外滩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机缘。上文已经提及，工部局很早就开始考虑外滩城区的规划，最后的结果是“江边没有大的码头”，因为“工部局反对航运公司在外滩前沿建筑码头的一切企图。大班们不喜欢那种损坏他们江边美景的想法”，于是，“没有大码头，当货物搬离江口外面的轮船时，沙船就把它运到外滩来”，“外滩的流着汗的码头工人，整天都在唱着他们忧郁的调子。他们整天在唱着同样的歌曲——嗨唷、嗨唷……把货载从沙船搬到江边或从江边搬到沙船”，“而唱着歌的苦力再把包、篓、桶等从沙船搬到江边”。[63]
这种港区的劳动场景，是很多观察者们印象深刻的意象，据此来认定上海港的繁盛程度，并将港区与城区作为一体的区域来看待，“苦力们背负重物跑来跑去，嘴里不断喊着:‘嗨！呵！’”。[64]这是上海给人们带来的和贸易联系紧密的意象，“街道上到处是脏兮兮的人，喊着号子，背着重物”，③在数十年内没有什么变化，更加促进了上海作为一个港口城市的意象程度。
1895年后，上海的城市面貌已经发生了变化，虽然港口繁华依旧，但外滩地区已经完成了从港区向城区的转化:
令人惊异，是恰如其分的词汇。我曾经把上海设想为如同香港那样热热闹闹、吵吵嚷嚷、中国式肮脏的贸易中心类的商业城市。但当我第一次散步在上海的外滩时，觉得像是到了欧洲的海滨休假地，比如像尼斯。上海的河边看起来完全像欧洲一样，那么优雅、那么美丽。沿着河岸两公里长的外滩，有高大的落叶木撒下满地绿荫，还有整洁的大马路和两边漂亮的人行道。在马路与河岸之间有一带宽阔的草坪、树林，以及前面提到过的城市公园，另一边沿马路是一带面朝黄浦江、高耸着的贸易宫殿。……第一回在上海所逗留的十四天里，我每天都在外滩来回走好几次，却一次也没有在这条引人瞩目的马路上看见过哪怕是一卷货物、一个码头工人、一辆货车。可是每年千百万吨货物在这里倒手，每周从这里有大量轮船驶向印度、日本、菲律宾和巽他群岛，驶向欧洲和美洲，驶向中国北方、朝鲜、东西伯利亚，沿扬子江而上，向几千英里之外，直到接近西藏。一切都在这里，在静悄悄之中顺利进行着。[65]
在工部局的努力之下，外滩不再成为繁忙与肮脏的象征，而是上海城市的标志物。但是上海的繁荣并没有减弱，外滩城区通过转移港口区域，使美租界的虹口城区承担了嘈杂喧闹的标志物，也无法如外滩城区得到更高质量的发展:“沿着船厂延伸出去的地方，实际上是上海的港口区，有很多海员酒馆，卖海员装备和用品的小店，还有一些航海发达的国家的领馆，如瑞典、挪威、丹麦，等等。主要街道当然是叫‘Broadway’，也确实挺宽的，但是房子大多破旧而难看。”[66]
作为一个整体，外滩在观察者的意象中，逐步从一个港口区的意象，转化为漂亮整洁的商业办公区，完成这种华丽的蜕变后，它便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物质形态、精神层次的双重中心地位，成为上海城市最华丽的标志物。
四、小 结
外滩的形成，是历史变迁的结果，在通过条约的规定而向外开放后，外滩获得了得天独厚首先发展的机遇。它集中了上海港进出口贸易的精华，港口的繁荣促使外滩成为港城一体化的城区，虽然之后上海港区不断向外迁移到虹口、浦东一带，但港口给外滩带来的繁荣的结果却一直得以保留。同时，外滩城区在工部局的规划和建设下，逐步成为上海的商业中心，并奠定了它在近代上海城市中的地位。当然，租界特殊的政治制度，也更加促进了经济资源向外滩城区聚集，使得外滩不但在数量上，更在质量上成为上海城市的精华。可以说，外滩的兴盛与繁华，是中外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外滩的城区意象，在上海城市意象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五个元素中，均有各自的突显，“道路展现并造就了区域，同时连接了不同的节点，节点连接并划分了不同的道路，边界围合了区域，标志物指示了区域的核心。”[67]通过这几个元素的相互关系，观察者将外滩城区进行认知的重构，最终得到对其新的认识。以黄浦江、吴淞江、洋泾浜等河流为界线，外滩的区域意象得到完整的呈现；而以外滩大道为主要道路元素，观察者们更加方便地体会到外滩城区的区域意象；与区域意象相似，节点同样能够在外滩城区的整体中得到反映；最终，外滩城区整体作为一个重要的标志物，得到了其应有的价值意义。外滩成为上海的代表，既是必然，也是城市意象不断重复作用的结果。来到上海的外地人印象最深刻的，当属英租界沿江的外滩一带。可以说，通过这种不断重复叠加的城区意象，在中外各种各样观察者的心目中，外滩具备了特殊的重要意义，它就是上海的眼睛。[68]
本文所提及的几幅地图，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制图者们对外滩的意象结果，因为“对物质形式活力的兴趣表明，地图为各种表示方法的一种，坚持现实世界并不优先于主观”，一幅地图就像是一幅画，不仅仅是一项记录，而且“也是地图制作者为基本形式直接感觉的产物。地图的绘制涉及将外在的详细状况变成内心的感觉，也就是一种‘心理景观’（mindscape）。所以地图不仅表示自然的外貌，而且也反映地图制作者的记忆和见解”，“它不仅是获得有关现实世界知识的一种手段，而且也是增强个人主观世界或情感经验的一种手段”。[69]
总之，通过主观意象的构建与客观物质形态的建设，外滩在上海开埠后的数十年时间内，逐渐确立了它在上海的重要地位，最终成为上海城市的代表。因此，对上海城市史的研究，需要更加深入地考察城市意象理论的作用和意义。”
The Analysis of the Bund Area Image in Modern Shanghai City
Abstract:Shanghai was the largest city and the center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economic in modern China.The Bund area was the most developed center area of Shanghai.From 1842 to 1936，the Bund completed the evolution from trade center to the commercial center of Shanghai，and affected the city planning.This essay takes advantage of the image of the city，analyzing the five elements of boundary，road，area，node and landmark of the Bund，and making use of some maps，shows the Bund was the symbol Shanghai in material form and mind level，especially from the elite to the public.
Keywords:the Image of the City，Modern Shanghai，the Bund，the Center Area
【注释】
[1]作者简介:武强（1980— ），男，河南省西平县人，历史学博士，现为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近代经济地理学、城市史。
[2]［美］凯文·林奇著，方益萍、何晓军译:《城市意象》，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1-12页；杨健、戴志中:《凯文·林奇城市意象研究方法辩析》，《重庆建筑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3]许学强:《城市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51页。
[4]顾朝林、宋国臣:《北京城市意象空间及构成要素研究》，《地理学报》2001年第1期。
[5]张伟然:《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区域及地理意象》，载李孝聪主编:《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张晓虹:《旧秩序衰解前的内陆重镇——晚清西安城市意象解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王长松:《18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乌鲁木齐城市与区域意象研究》，《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9年第6期；李刚:《中古乐府诗中的城市意象》，《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4期；王均:《现象与意象:近现代时期北京城市的文学感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2期。
[6]丘晟、赵秀恒:《城市意象与城市结构（以上海的研究为例）——一种结构主义的城市观》，同济大学硕士论文，2000年；沈福煦:《城市意象——城市形象及其情态语义》，《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第19-23页。
[7]武强:《近代上海港城关系研究（1842～1937）》，复旦大学博士毕业论文，2011年。
[8]胡祥翰编:《上海小志》卷一《上海开港事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2页。
[9]胡祥翰编:《上海小志》卷一《上海开港事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页。
[10]徐公肃、丘瑾璋:《上海公共租界制度》，载蒯世勋等编著:《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页。
[11]［英］施美夫著，温时幸译:《五口通商城市游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110页。
[12]《1861:斯庇思（Gustav Spiess）游记中的上海》，载王维江、吕澍辑译:《另眼相看:晚清德语文献中的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61-62页。
[13]《领事麦华陀1868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载李必樟译编，张仲礼校订:《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181-182页。
[14]［清］黄楙材:《沪游脞记》，上海书店，1984年，第559页。
[15]张伟等编著:《老上海地图》，上海画报出版社，2001年，第37页。
[16]《副领事阿连璧1879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李必樟译编，张仲礼校订:《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552页。
[17]《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一册，1862年10月22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53页。
[18]《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一册，1863年7月15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86页。
[19]张伟等编著:《老上海地图》，上海画报出版社，2001年，第39页。
[20]《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四册，1866年1月18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42-543页。
[21]《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四册，1866年1月18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43页。
[22]《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三册，1868年6月23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75页。
[23]《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四册，1870年2月11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89页。
[24]《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四册，1870年2月11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89页。
[25]上海市档案馆:《上海英租界道路码头委员会史料》，《上海档案》1992年第5期。
[26]孙平主编，《上海城市规划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城市规划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58页。
[27]孙平主编，《上海城市规划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城市规划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61页。
[28]孙平主编，《上海城市规划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城市规划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62页。
[29]史梅定主编，《上海租界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租界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62页。
[30]［美］凯文·林奇著，方益萍、何晓军译:《城市意象》，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47页。
[31]［美］凯文·林奇著，方益萍、何晓军译:《城市意象》，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48页。
[32]［英］施美夫著，温时幸译:《五口通商城市游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110页。
[33]［美］威廉·埃德加·盖洛著，晏奎、孟凡君、孙继成译，沈弘、李宪堂审校:《扬子江上的美国人——从上海经华中到缅甸的旅行记录（1903）》，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第5页。
[34]［美］凯文·林奇著，方益萍、何晓军译:《城市意象》，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76页。
[35]［俄］伊·冈察洛夫著，叶予译:《巴拉达号三桅战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22页。
[36]丁树诚著:《丁治棠纪行四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3页。
[37]［美］霍塞著，纪明译:《出卖的上海滩》，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80-181页。
[38]徐公肃、丘瑾璋:《上海公共租界制度》，载蒯世勋等编著:《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页。
[39]［美］威廉·埃德加·盖洛著，晏奎、孟凡君、孙继成译，沈弘、李宪堂审校:《扬子江上的美国人——从上海经华中到缅甸的旅行记录（1903）》，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第5-6页。
[40]［美］凯文·林奇著，方益萍、何晓军译:《城市意象》，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35页。
[41]［美］凯文·林奇著，方益萍、何晓军译:《城市意象》，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34页。
[42]［美］凯文·林奇著，方益萍、何晓军译:《城市意象》，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38页。
[43]［美］凯文·林奇著，方益萍、何晓军译:《城市意象》，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41页。
[44]《1861:随船牧师柯艾雅（Kreyher）日记中的上海》，载王维江、吕澍辑译:《另眼相看:晚清德语文献中的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68页。
[45]《1861:普鲁士外交特使团报告中的上海》，载王维江、吕澍辑译:《另眼相看:晚清德语文献中的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6-7页。
[46]《1886年的上海:租界见闻》，载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1854～1911）》，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第59页。
[47]《1888:恩司诺（Exner）经济报告中的上海》，载王维江、吕澍辑译:《另眼相看:晚清德语文献中的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102页。
[48]丁树诚著:《丁治棠纪行四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3-34页。
[49]《1898:记者高德满（Goldmann）眼中的上海》，载王维江、吕澍辑译:《另眼相看:晚清德语文献中的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161页。
[50]［美］霍塞著，纪明译:《出卖的上海滩》，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80-181页。
[51]［英］伊莎贝拉·伯德著，卓廉士、黄刚译:《1898:一个英国女人眼中的中国》，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6页。
[52]［美］凯文·林奇著，方益萍、何晓军译:《城市意象》，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36页。
[53]李郇、许国强:《广州市城市意象空间分析》，《人文地理》1993年第3期。
[54]［美］凯文·林奇著，方益萍、何晓军译:《城市意象》，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83页。
[55]《1898:记者高德满（Goldmann）眼中的上海》，载王维江、吕澍辑译:《另眼相看:晚清德语文献中的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167页。
[56]《1898:记者高德满（Goldmann）眼中的上海》，载王维江、吕澍辑译:《另眼相看:晚清德语文献中的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170页。
[57]［清］葛元熙撰，郑祖安标点:《沪游杂记》卷一《租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2页。
[58]［美］霍塞著，纪明译:《出卖的上海滩》，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86页。
[59]［美］凯文·林奇著，方益萍、何晓军译:《城市意象》，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36页。
[60]［美］凯文·林奇著，方益萍、何晓军译:《城市意象》，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78页。
[61]［美］凯文·林奇著，方益萍、何晓军译:《城市意象》，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36页。
[62]［美］凯文·林奇著，方益萍、何晓军译:《城市意象》，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60页。
[63]［美］霍塞著，纪明译:《出卖的上海滩》，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84-185页。
[64]《1861:随船牧师柯艾雅（Kreyher）日记中的上海》，载王维江、吕澍辑译:《另眼相看:晚清德语文献中的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68页。③《1862～1864:拉度维茨（Joseph Maria von Radowitz）书信中的上海》，载王维江、吕澍辑译:《另眼相看:晚清德语文献中的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80页。
[65]《1894:海司（Ernst von Hesse‐Wartegg）文章中的上海》，载王维江、吕澍辑译:《另眼相看:晚清德语文献中的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152页。
[66]《1898:记者高德满（Goldmann）眼中的上海》，载王维江、吕澍辑译:《另眼相看:晚清德语文献中的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172页。
[67]［美］凯文·林奇著，方益萍、何晓军译:《城市意象》，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83页。
[68]罗苏文:《外滩:上海的眼睛》，《档案与史学》2002年第4期。
[69]［美］余定国著，姜道章译:《中国地图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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