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同异

第二节　人性的同异

每一个国际关系专业的研究者，在最初接触国际关系理论史的时候，或许都会被告知：是否具有普遍的人性以及人性是否可以改变，这是第一次理论论战的核心主题之一——理想主义者认为，“人类的本性是不确定的……根本的问题是人所处的环境问题”，或者“人性可以通过教育得到改造”，因此，“战争可以避免”，人类也能够“最终走向文明”；相反，现实主义者则认为，“人性本恶……人通过教育和智慧的增长并不能解决人性恶的问题……作为人的集合体，国家同样会反映出这些特点”。⁽¹⁷⁾我们在阅读摩根索的著作时也会对这样的语句留下深深的印象：“政治法则根植于其中的人类本性（human nature），从中国、印度和希腊的古典哲学致力于发现这些法则的时候起，就没有产生过变化。”当然，对于现实主义者来说，这样亘古不变的人性就是“自私和对于权力的强烈欲望”（selfishness and lust for power，或egotism and animus dominandi）。⁽¹⁸⁾

那么，对于被很多现实主义者视为理论先驱的修昔底德来说，人性——不论其是恶的或者善的——是否固定不变的？这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来讨论：横向上，所有的人（包括城邦等不同层次的人类组织）有无共同的本性（例如，对权力、利益或是荣誉的追求，等等）？纵向上，同一个人（或同一个城邦）的人性是否会随着时间和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如果说在上一节中，我们可以普遍地考察修昔底德著作中关于人性的语句，那么在这一节中，我们却要谨慎地注意到修昔底德本人的观点和他笔下角色的观念的差别。因为人与国家的同一，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的普遍看法，而人性在不同个体、不同时空环境中的异同，却是一个充满争论的主题。

在横向上，人性最为显著，但又时常被研究者所忽视的一个差别存在于男性和女性之间。修昔底德在整部《战争史》内只有两次提到了女人的本性。一次是在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中：“女子的莫大光荣是，能够达到自身固有本性（τῆς ὑπαρχούσης φύσεως）的要求……”；另一次是在对科基拉内战的描述中：平民一方的妇女们在战斗中的坚韧“超出了本性”（παρὰ φύσιν）。显然，这里的两处“本性”（φύσις）都是指某种自然赋予的“秉性”、“天性”或者“尺度”。⁽¹⁹⁾研究者们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男女之间的这种差别，这或许是因为，修昔底德本人对妇女的作用便是忽视的，他在著作中没有提到任何一个女子的名字。⁽²⁰⁾修昔底德也许并不认为女子在天性上就弱于男性——如马钱特（E.C.Marchant）在对引文中“固有”（ὑπαρχούσης）一词的注释中认为，这个词“绝不是说明弱点，而是指自然（nature）强加于女子身上的限制和家庭责任”⁽²¹⁾——但至少，上述两处词句可以使我们产生这样的理解：一方面，修昔底德显然区别了男女的本性，或者说至少在性别的角度上，自然赋予了人不同的秉性；另一方面，“固有”（ὑπαρχούσης）一词所具有的“产生、开始”的含义，又似乎暗示着某种与生俱来、不可改变的本性，虽然这里指的是女性，但在男子身上，是否也存在着同样性质的本性？

对于修昔底德来说，人类的本性或许本质上指的是男子的本性，包括城邦这样以成年男子为其公民的人类组织。那么在个人之间或者城邦之间，他们的本性是否有所不同？实际上，《战争史》关于这一问题的描述是相当模糊的。

一方面，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章节，说明人类具有普遍的本性。上一节中所引用的雅典使者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中的演说即是如此。雅典人认为，雅典建立和维持帝国的政策“并不有违人类的通则”（τοὺ ἀνθρωπείου τρόπου），并且他们“也并不是这一方式的第一个开创者，弱者服从强者，一直以来便是如此”，如果其他人处在相同的地位，他们不仅同样会实行帝国政策，而且会比雅典人更不注重正义。在米提利尼辩论中，克里昂和狄奥多图斯都描述了人所共有的性质：前者强调“人（ἄνθρωπος）总是对他人的温良照顾傲慢无礼，对他人的强硬态度尊敬有加”，后者则强调“所有人（ἅπαντες）……都是易于犯错误的”。在第四卷中，叙拉古人赫摩克拉特斯也有着类似的观念：“所有人共同的人性（τὸἀνθρώπειον διὰ παντός）就是要对屈服者加以统治，对压迫者戒备抵抗。”或许并非巧合，在上述三者的语句中，他们都用了同样的动词，即与“本性”（φύσις）有语源关系的“在本性上（总是、易于）（φύω的完成时态，实际表示现在时，说明状态）”⁽²²⁾一词。此外，在米洛斯对话里，雅典人也指出，自己的行为并不超越“人类本性”（τῆς ἀνθρωπείας），以他们“对人性（τὸ ἀνθρώπειον）的认识……人们出于不可违背的本性（φύσεως ἀναγκαίας），会统治他们力量所及的任何地方”，并且同斯巴达公民大会上的雅典使者一样，他们也明确提出：“不论你们或是其他人，若是具有和我们相同的力量，就会和我们同样行事”。⁽²³⁾

但在另一方面，修昔底德也经常区分不同城邦和个人之间的性质差异，并刻意表现他们在性格上的对立，这也被某些学者作为重要的证据，以此来抨击对修昔底德现实主义式的解释。例如，约翰逊特别分析了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在“国家特征（national character）”上的不同。她认为，经典现实主义者“试图（至少部分地）通过一种关于人类本性的理论来解释国家的行动”，而修昔底德在“国家特征”上的区分则说明，他“并不赞成对于人类本性的这种观点”。⁽²⁴⁾我们不难发现，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在性格上的对立，最显著地体现在科林斯使者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的演说中：雅典人被认为是锐意革新、热衷于冒险和不安于平静的，斯巴达人的个性则是审慎保守、迟缓犹豫。此外，伯里克利在葬礼演说中也强调了雅典人的独特性以及相对于其他人（他尤其暗指了斯巴达人）的优越性。更为重要的是，修昔底德本人也提到了这种差异。他不仅在对战争爆发的记述中称斯巴达人“总是迟迟不愿加入战争”，而且在其著作的最后一部分，还明确指出：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在性格的许多方面都有着不同，一个迅猛，另一个迟缓，一个锐意进取，另一个谨小慎微”。在个人的性格上，修昔底德也常常运用对比的方式，在同一场合戏剧性地突出两个人物之间谨慎与激进的对立。如第一卷中的斯巴达国王阿基达穆斯与监察官斯森涅莱达斯、第三卷米提利尼辩论中的克里昂和狄奥多图斯、第六卷中的尼基阿斯和阿尔基比阿德斯等。⁽²⁵⁾

然而，当我们进一步分析时就会发现，这两方面的例证都存在着一些问题。对于人性的普遍性来说，上文中所涉及的（同时也是研究者们经常引用的）章节都来自《战争史》中的角色之口，虽然其中有些部分——如雅典使者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的演说以及米提利尼辩论中狄奥多图斯的发言——被认为可能是修昔底德所表达的个人意见，但这种推测尚无法获得证实。因此，我们不由得质疑，修昔底德本人是否也认为人性是无差异的？对于城邦之间和个人之间所具有的不同甚至对立的特性来说，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上述引文中没有一处所用的是“人性的”（ἀνθρώπειος）或“本性”（φύσις）这样的词。例如，在涉及雅典人与斯巴达人的性格差异时，科林斯人说的是“具有很大的不同之处”（μεγάλων τῶν διαφερόντων καθεστώτων），分词形式“τῶν διαφερόντων”所指的是性格（character）上的差异。类似地，修昔底德提到两者“在性格（τὸντρόπον）的许多方面都有着不同”时，所用的“τὸν τρόπον”也是指道路、方式、性格（character）、气质（temper）等。⁽²⁶⁾在提及上述的那些个人时，他也只是以“慎重”（阿奇达姆斯）、“最为暴烈”（克里昂）等词语来描述。不难看出，这些“性格”和“气质”虽然与人性或本性相关，但并不等同，它们至多可以看作是本性的某些侧面或是在不同个体和环境中的表现。

在横向层面的考察虽然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或者说《战争史》本身的描述就有些模糊，但至少能让我们隐约地觉察到，在修昔底德笔下，人性既有着某些共通性，又存在着不同的表现。我们需要进一步探求纵向上的人性异同，以便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问题。

要研究同一个体（城邦或个人）在不同时空中的本性，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观察他们在环境剧变时的表现。而在整部《战争史》中，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第二卷中的瘟疫和第三卷中的内战。不少学者注意到了这两个场景在写作上的相似之处。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修昔底德在这两部分中，都罕见地发表了自己的评论，而不是仅仅恪守对事实的描述，如他在多数章节中一样。⁽²⁷⁾

在第二卷的瘟疫场景中，修昔底德告诉我们，尽管仍然有一些自认有德性的人（οἰ ἀρετῆς τι μεταποιούμενοι），出于羞耻心，决心照顾那些生病的人，但他们也最容易感染疾病而死去。随着瘟疫的发展，人们由于随时可能死亡，便开始只关注当前的享乐，而漠视传统的礼法（νόμος）和好的行为（τὸ δόξανκαλόν），将一时的快乐称作好的行为（καλὸν κατέστη）⁽²⁸⁾和便利。⁽²⁹⁾而在第三卷中，从科基拉爆发的内战蔓延到了几乎所有城邦。如果说，修昔底德对瘟疫场景所作的多是随感式的评论，那么在内战这一部分，他则作出了明确的归纳和总结。以下两句话是这段内容中直接涉及人类本性的语句：

III.82.2 各个城邦在内战中都遭受了众多惨痛的打击，只要人们自身的本性（ἡ ἀυτὴ φύσις ἀνθρώπων）仍旧如是，这种灾难不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会始终存在，而随着具体的环境发生的每一次变化，其激烈程度和表现形式也会有所不同。

III.84.2在这段时间里，这个城邦内的生活陷入了混乱之中，习惯于违背法律的人类的本性（ἡ ἀνθρωπεία φύσις）已成为了法律的主人，它兴高采烈地展现出：它纵容激情（ὀργῆς），它比正义更有力，它与一切卓越的事物为敌。

对瘟疫和内战这两个场景（尤其是上述被广泛引用的两句话）的阅读，使我们很容易想到，修昔底德的观念是：人们具有固定不变的本性，当社会比较稳定、礼法规范盛行时，人们会表现出较好的行为，当环境发生变化、外部约束消失时，人性便开始显露它的本来面貌。这也是不少人，尤其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的解读。如史密斯即指出：“在人类本性（human nature）的问题上，修昔底德所定下的论调是其他现实主义者都遵循的。他质疑人们是否能够在没有外部约束的情况下收敛自己对于权力的渴望……最好的情况是，以权力为后盾的法律会驯化我们‘对于正义观念的抵抗’。”⁽³⁰⁾

然而，如果我们更全面地阅读这两部分内容，便会发现修昔底德的思想并不是如此简单。在瘟疫场景中，他写道：“这场疾病的状况实非语言所能形容，它对每个人的侵害都几乎超出了人类的本性（τὴν ἀνθρωπείαν φύσιν）所能忍受的程度。”这里“人类的本性”（τὴν ἀνθρωπείαν φύσιν）一词，同III.84.2中的用词完全一样（仅变格不同），虽然在该句中也可以理解为“超过了人们的自然能力或尺度”，但这样的词句使我们怀疑，环境剧变时人们的行为，是本性的体现还是扭曲？在内战场景中，他有这样一句话：“人的纯良（τὸεὔηθες）——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μετέχει）人的高贵（τὸ γενναῖον）——在嘲笑中被人抛弃了（καταγελασθὲν ἠφανίσθη）。”⁽³¹⁾在这里，不仅“人的纯良”（τὸ εὔηθες）和“人的高贵”（τὸ γενναῖον）在词源上分别具有“习惯风俗”和“出生起源”的意思，⁽³²⁾而且表示两者关系的动词“构成”（μετέχει）也用了现在时，但“在嘲笑中被人抛弃了”（καταγελασθὲν ἠφανίσθη）用的则是过去时。这就进一步让我们确信，人性与其说是在没有约束的环境中完全现出了真相，不如说是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发生了暂时的变化，至于变化的内容和程度，我们则需要进行更深入的考察。

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对人性异同的研究使我们相信，修昔底德笔下的人类本性，既存在某些不变的特质，又在不同的个体和环境中具有不同的表现，或者说，正是人性中这些不变的因素决定了它在具体的条件下显示出各异的特性。人性中哪些是不变的，哪些又是变化的，这样的人性对于城邦和个人具有怎样的影响，这将是我们最终所要探求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