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

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修昔底德的唯一传世之作，也是在西方思想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一部作品，它记录了公元前431至前404年发生在古希腊世界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包括其中自公元前421至前414年的“和平”时期。关于修昔底德的生平人们知之甚少，除了他本人在书中的零星描述之外，我们只能从极少的考古资料（墓志铭）和一些古典作家所撰写的传记中了解修昔底德——而这些传记的真实性如何也无从考证。

从目前已经掌握的资料来看，雅典人修昔底德有一部分希腊北部的色雷斯王国血统。修昔底德自称他的父亲是奥洛鲁斯，而这一独特的名字同某个色雷斯国王的名字是相同的，按照古希腊人的传统，为孩子起名时往往用某位著名的祖先的名字。学术界推论，色雷斯国王奥洛鲁斯的女儿嫁给了第一次希波战争中的雅典领导人米太雅德，并生下了伯里克利的政敌客蒙，而修昔底德的祖母则是客蒙的姐妹。修昔底德提到他在色雷斯有矿产利益，这也从侧面证明了他的色雷斯血统。

修昔底德确切出生年份我们不得而知，根据他本人的描述，在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时，他的心智已完全成熟，学者们据此推测他生于公元前470—前460年左右。他经历了始于公元前429年的雅典瘟疫，在公元前424年左右被选为将军，但由于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一次行动的失败，他被流放了20年，而这次流放的提议很可能是由修昔底德著作中的重要人物雅典政治家克里昂所提出的。流放过程中，他得以更全面地搜集战争的资料，并将它们充实在自己的著作内。在公元前404年即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的时候，修昔底德获得特赦回到雅典。他的去世日期和死因从古到今有多种说法，目前学术界也缺少统一的判断。

从修昔底德的生平来看，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他是一个雅典人，并在自己著作的第一句就正式写下了自己的这一身份，但同时又具有外邦的血统；他是一个贵族，出身于伯里克利的宿敌家族，但对伯里克利又极为尊重；作为雅典公民和将军，他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失败一方，而在雅典内部，他又是政治中的失败者而经受了长期的流放。或许正是因为人生的诸多矛盾，修昔底德能以一种冷峻而平衡的态度书写历史，他的著作既浸透了对自己城邦的悲剧的感叹，又充满了对人类（尤其是希腊民族）命运的总体关怀。

修昔底德的著作并没有完成。他在某些章节中提到了战争结束时的一些情景，由此我们可以确信他见到了公元前404年战争的结束，但他的著作却只写到公元前411年，并且是以一个未完成的句子突然中断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完成全书，但似乎这并不是因为千百年来手稿在流传过程中的遗失而造成的，因为在修昔底德之后不久，一些古典作家对其著作的续写——其中最重要的是色诺芬的《希腊志》——便是从公元前411年开始的。此外，令学界更为困惑的是，修昔底德撰写著作的过程是连贯的还是断裂的，他的思想是否经历了极大的改变？德国古典学家乌尔里希（F.W.Ullrich）最早对此产生了疑问和研究，但这一问题至今悬而未决，甚至被有些学者直接称为“修昔底德问题”。从现有的资料看，修昔底德从战争的一开始就着手进行资料的搜集和编纂，并可能在公元前421年战争的第一阶段结束后，对已经写成的书稿进行了一次整理和修改。而在战争重新开始之后，他又继续书写新的事件，同时也随时对前半部分内容作出充实。但他并未将整场战争记录完全，似乎也没有对后一半内容或整部著作进行过完整的修订。因此，这一著作的后半部分与前半部分相比，显得比较粗糙和零乱，同时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前后矛盾的章节。不过这些仅仅是细节上的问题，就整部著作来看，修昔底德的思想是统一的、完整的，并不存在本质的矛盾之处。⁽²⁴⁾正是在此基础上，本书才有可能将修昔底德的国际关系思想视为一个统一的对象进行研究，而不是将其看作是历史或思想的碎片。修昔底德的著作成书之后，在古代世界具有重要的影响，希腊和罗马的诸多思想家阅读、引用、续写或是模仿过这部作品。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古代世界的流传、在文艺复兴时期的“重新发现”和在近代进入国际关系学者视野的过程，本书第一章中将会进行具体论述。

本书既然以修昔底德的国际关系思想研究为对象，必然以文本解读和文本比较为基本研究方法。在哲学、政治学等传统学科中，经典解读是常见的方式，但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这一方法相对较为罕见，笔者也想以自己的努力作为一种尝试，探讨在国际关系学科中解读经典的方式与可行性，以期能够获得某些经验和教训。对于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来说，要研究一部西方的古典著作是颇有难度的。目前该书的中译本有三种，其中吴于廑的商务印书馆版是节选，谢德风的商务印书馆版和徐松岩、黄贤全的广西师范大学版则是全译；谢译本从企鹅古典丛书的华纳（R.Warner）英译本转译，徐、黄译本则参考了古希腊原文和几个英译本，以克劳利（R.Crawley）译本为主翻译而成。对于原著的传播和介绍来说，中译本和外文译本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对于专门研究而言，译本虽然有可贵的参考价值，对古希腊文本的研读和解释却是必须的和最为重要的。笔者不是古希腊史和语言的专家，也非相关专业出身，经过数年苦功，只可以说粗通古希腊语。在本书中，笔者庶竭驽钝，试图以古希腊语原始文本为基础，结合数种现代语言中公认的高质量译本，并参考古典学者的大量注释、研究和国际关系学者的解读，对修昔底德的国际关系思想提出自己的理解。

目前流传至今的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其早期版本主要有中世纪的羊（兽）皮纸和纸制抄本，以及近代通过考古挖掘在埃及等地发现的莎草纸残本。中世纪抄本通常较为完整，但不同的版本之间存在一些差异。学者们将这些抄本进行了编号，其中最重要的是A、B、E、F、M、C、G等几个版本，它们大多抄于11—13世纪，近代以来所出版的古希腊文本就是编纂者在对这些抄本进行比对、校勘的基础上所确定的。考古发现的莎草纸残本则抄写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6世纪的近千年中，这些虽然只是片断，但由于成稿时间更早，因此常被当代编纂者作为校勘文本的重要依据。⁽²⁵⁾

笔者并非古典学家，无意也无法对修昔底德的著作原文进行比对校勘。虽然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最为正确的古希腊文本，但经过专业学者数百年的努力，目前出版的原著无疑可以非常真实地反映修昔底德的原意，仅仅在细节上可能有极少的差异。为了尽可能选取可靠的文本，笔者在认真阅读研究性文献和请教专家之后，⁽²⁶⁾以琼斯（Henricus Stuart Jones）和鲍威尔（Johannes Enoch Powell）编纂的牛津古典丛书版（Oxford Classical Texts）为主，参照洛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中的希英对照本[该书的古希腊文本来自休德（Hude）1898—1901年的莱比锡版本]，同时关于具体的章节也参照了一些节选本。本书所参考的译本主要是乔伊特（B.Jowett）、克劳利、史密斯（C.F.Smith）和华纳的四个英译本，同时在具体章节的研究中也参照了霍布斯的英译本和德·萝密莉（de Romilly）的法译本以及谢德风和徐松岩、黄贤全的中译本。

本书中所引用的修昔底德著作原文，如不加说明，全部由笔者本人自古希腊语翻译而成，但如引用国外学者的文献，而其中又有对修昔底德著作译本的引用（如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往往引用克劳利和华纳译本的词句），为了更真实地反映国外学者的观点，有时引文将从其所选用的译文转译。

关于修昔底德著作的引用体例，在此做两点说明：首先，修昔底德本人从没有使用过“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一说法，这是后世学者所创造的词语，用来作为修昔底德著作的标题和这场战争的名称。为了行文简便、同时也为了更真实地反映作品原貌，本书此后在提及修昔底德的著作时均称作《战争史》。其次，本书在引用修昔底德时，一般都使用国际通行的著作编码，文本的编纂者、出版信息和页码则不再标注。对于每一本古典著作，学术界通常都有统一的章节编码，这样避免了版本和译本过多带来的查找不便。修昔底德著作分为八卷，每卷若干节，每节若干句，这并不是修昔底德本人所采用的方式，而是后世的编纂者所划分的。从内容来看，这种划分方式并不完全合理，后人推测这可能是根据莎草纸卷的誊写长度来定的，并通过中世纪的抄本成为现代标准的编码。本书依照惯例，以罗马数字表示卷，以阿拉伯数字表示节，在需要的情况下再以阿拉伯数字表示句。如第一卷第三节的引文即表示为《战争史》I.3，如需要特别说明是其中的第一句，则表示为《战争史》I.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