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国际关系格局下的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与国际关系

（一）国际传播拓宽国际关系新领域

国际传播自其诞生之日起便持续有效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并拓宽了国际关系领域的内容。可以说国际传播产生后即自动成为国际关系的新领域。

从概念上来看，国际传播是指跨越主权国家传统国界的、通过大众传播工具进行的信息交流。这种跨越国界的信息交流显然是发生在两国或多国之间的，构成了“超越国家界限建立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5]即国际关系的一部分。因此国际传播应该可称为国际关系中的国际信息传播、交流关系。正因为如此，历史上规范国际传播行为的法规都是纳入国际领域制定的法律体系，这也能够清楚地看出国际传播与国际关系的关系界定。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和平利用无线电广播公约》是针对当时国际广播宣传大战可能引起的国际关系领域的不安定而制定的；1982年、1986年联合国大会相继通过的《各国利用人造卫星进行国际直接电视广播所应遵守的原则》、《关于从外层空间遥感地球的原则》也是为了应付在新的传播技术条件下国际传播可能会给一些国家带来的安全上的影响。

必须指出的是，某些国际传播组织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它们的行为构成了国际关系领域的独特的组成部分，与其他层面的国际关系发生互联互动的关连。一般认为成为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四个必要条件是（1）具有一定的行为能力，能够参与国际间的相互交往，并对国际社会中其他行为体产生影响；（2）具有自己的、与其他行为体相区别的特殊的利益；（3）拥有一定的政治或经济实力，以及相对稳定或固定的组织形式；（4）拥有独立的自主权和决策权，即能够独立地运用其行为能力，发挥其职能作用，独立地制定自己的对外政策和进行独立的对外交往。从这四个条件来看，美国有线新闻广播公司（CNN）、默多克新闻集团等大型私营跨国媒介组织以及其他大报刊、大电视台、大通讯社等传媒显然都符合成为国际关系行为体的要求。这些媒介组织不仅有强大的经济实力、稳定或固定的公司组织和自己的特殊利益即最大可能地获取经济利润，它们也同样可以进行公司的独立决策，对国际社会中的其他国家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施加影响。比如，它们可以通过实力来影响别国的传播政策；通过信息传播影响一国的政治、经济生活或国家间的相互关系等等。

以CNN为例。在1998年10月，CNN在全世界的直接观众大概有8亿。重要的是其观众包括了世界各国的国家安全、外交、军事等要害部门的上层人物，这就意味着它的影响不仅普及一般观众，更可以通过上层人士影响有关国家的决策。在科索沃问题上，阿尔巴尼亚驻联合国大使在接受新闻界采访时将CNN的报道作为支持其观点的例证；而在美国国会不久后举行的关于科索沃危机问题的听政会上，一些人竟然也将CNN的报道作为讨论问题的例证和出发点^[6]。这些都体现了CNN作为私营媒介公司的国际关系行为能力。也正是出于对这种能力的自信，CNN国际总裁才狂妄地声言：“现在安理会的议程要由我们CNN制定，我们的镜头到哪里，安理会就要讨论哪里”。而前任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则称CNN为联合国安理会的第16位会员国^[7]。毋庸置疑，类似CNN这样的国际关系行为体的活动拓展了传统的国际关系领域，为其注入了新的内容，出现了新的推力。

随着人类进入信息时代，国际关系中的国际信息传播与交流显得越来越重要。国际传播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强。当前，国际传播行为对于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文化关系等方面的影响已经无法让人无动于衷（这将在下文中专门提及），有人甚至将国际传播列为国际关系的四大基本方面之一，与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文化关系鼎足而立了。国际传播对国际关系全面深刻的影响确立了其在国际关系总体结构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国际传播促进了国际关系的发展

（1）推动全球化的发展

全球化是指人类从以往各个地域、民族和国家之间彼此分隔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走向全球化社会的变迁过程。如果说世界市场的开拓、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是形成全球一体化趋势的根本原因的话，那么国际传播自它诞生以来便通过跨国界的信息传递方式牢牢维系并丰富着经济发展带来的全球化的成果，并推进了全球化的进程。

一方面，国际传播通过信息的跨国界传播，加强了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交流，促进了各民族及不同文化之间的了解。特别是在传播科技有了长足发展的今天，无线电波、卫星信号、电缆传输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使空间不再成为阻挡人类交流、沟通的障碍，促使地球开始出现了“村落化”的特点。

另一方面，国际传播在观念上加强了人们的全球化意识。加拿大著名传播学者德克霍夫认为：“全球化的主要问题是心理问题”，“迈向全球化的趋势……需要在心理学上加以考虑”^[8]。这肯定了在形成某种趋势和现实之前培养某种意识的重要性。不能否认的是，现实中国际传播对在观念上加强人们的全球化意识功不可没。国际传播通过大量的全球范围内的信息传递，将日常生活的关系从地域情境移入全球情境中，使人们很容易就形成了“天涯若比邻”及“四海一家”的观念，人们开始不再局限于本土本乡的视野中思考问题。在日常的阅读中，我们会经常有趣地发现几乎绝大多数的媒体都毫不吝啬地大幅度增加了国际问题的报道量，其中甚至包括拎不上台面的街头小报和乡村有线广播，而将国际问题专栏定名为“村落新闻”、“公社部落”等的更是大有人在。这些事实说明媒体报道国际问题已经成为了一种时髦，而时髦背后凸显的就是人们越来越提高的全球化意识。对于这种局面的出现，麦克卢汉曾不无感慨地认为：“我们重新获得了我们的整体，我们不是在一个国家或一种文化的层面上而是在宇宙的层面上获得了这一整体性”。这种宇宙层面的整体性事实上说的就是一种全球化的意识。

对于国际传播在全球化中的地位，美国现任世界传播协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主席蒙革有过一段非常生动的论述：“今后人类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被称为全球化的综合力量。文化的、经济的、环境的、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和宗教的因素的相互作用将对世界带来巨大的变化，有好的也有坏的。传播是这一过程的中心，因而是全球化的关键部分。”^[9]

（2）跨国文化交流的强者

“文化的本质即传播”这句话中的“传播”拿到今天来理解肯定要包括国际传播在内。在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国际传播已成为文化交流的主要方式之一，它促进了人类文化在新时期的吐故纳新，不断进步。全球化需要大量的政治经济信息，同样全球化也呼唤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沟通，建立新的人类的通向和平、繁荣、和谐、相互尊重的巴比塔^[10]。这就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各民族、国家乃至宗教之间需要进行及时有效的、开诚布公的交流。所幸当代的国际传播能通过大量的专题栏目、文化娱乐节目以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形式大量介绍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提供给他们互相了解的机会。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互联网络这种新兴的国际传播形式在其中所起的特别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互联网络可以通过电子论坛的形式供各方进行真诚、友好的互动讨论；另一方面，它可以通过四通八达的网络提供给世界各国的人们进行广泛、及时的交流。

（3）促进国际社会准则的实行

正如传播媒体在一国内部能够发挥舆论监督作用一样，国际传播在国际社会中的舆论监督作用同样不能忽视，我们甚至可以要求国际传播应与国际正义斗争、社会良知等一起成为促进国际社会进步的诸多重要因素之一。

国际传播通过跨国的信息传播能够将国际社会的方方面面展现在人们的视野里，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这种展现会越来越充分和全面，国际关系领域因此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透明，而国际关系领域中诸如秘密外交这类的暗箱操作及其他背离国际社会准则的行为在国际传播的监督下将承担越来越高的风险。现在可以这么说，在国际传播形成的舆论监督力量及由此产生的舆论压力下，类似慕尼黑阴谋事件的发生率会大大降低，而如同南非种族隔离这样的违背国际社会准则的行为也会遭到越来越强烈的揭露与谴责。

国际传播的舆论监督在某种程度上把各国大众带入了国际事件的某种决策之中。借助国际传播，人们可以谴责暴力和核竞赛，呼吁和平和环境保护，声援正义行为，抗议对人权的侵犯等，迫使国际社会采取一定程度的行动来纠正背离社会准则的行为，从而促进了国际社会的进步。举个例子，印度尼西亚当局被迫追查1998年的反华族骚乱、1999年东帝汶的恐怖镇压行为，就是在国际传播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下做出的。

（4）有利于国际关系领域中的效率决策

国际传播沟通了国际关系领域的信息，促进了国际关系领域决策的科学化。通过国际信息传播，国际关系主体能够掌握到第一手的信息，从而有助于他们做出科学的决策。另一方面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国际传播能够完成在最短时间内的信息传递，这无疑加快了国际关系演进的节奏，同样也有利于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各个行为主体在最短时间内做出决策。

（三）国际传播给国际关系带来的新问题

1.国际传播与主权

正像航海和航空技术赋予国家航海和航空主权一样，国际传播技术特别是无线电传输、卫星信息传送、网络技术也拓宽了主权的概念。国际传播使主权国家认识到跨国界的信息传播同样可以影响到“国家对内的最高管辖权和对外的独立权、平等权、自卫权”^[11]。因此，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国家在领海、领空主权之外还应该包括允许、限制或禁止某种信息在国境内流通的最高权力，即国家的信息主权。随着人类进入信息社会的进程加快，信息越来越成为左右国家经济发展、政治命脉、军力强弱的关键因素，信息主权也越来越受到主权国家的重视。

国际传播这种跨越国界的信息传播，引起了主权国家对信息主权的关注，拓宽了传统国家主权的概念和内容。具体而言，作为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当前国际传播对国家主权的影响有如下几个方面。

（1）国际传播侵犯了国家的主权

国际传播，特别是具有极强渗透力的国际电子传播能够很轻松地冲破国家边界，强行输入大量信息，造成对国家的信息主权侵犯。在国际传播的历史中，这样的侵犯屡见不鲜。据有的学者归纳，国际传播具有三大功用：“第一，帮助各国人民互相沟通达成了解，促进世界和平；第二，说服对方维护及巩固本国利益，无须动武解决问题；第三，是一种手段，谁控制了国际传播谁就能统领世界”^[12]。必须指出，国际传播的后两种“说服”和“统治手段”的功用如达到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就会对国家主权造成侵犯。

在现实的国际社会里，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国家主权可能会遭受越来越多的外来侵犯。从国际印刷媒体、国际广播、国际卫星电视到国际互联网，主权国家对于外来的信息侵犯可以说越来越难抵制和防范。以国际互联网为例，如果国家有关网络管理部门发现一家国外反政府站点，然后在国内对其网址进行查封，该网站只要换一个网址马上就可以绕回来。又如国家法律是禁止色情和赌博信息传播的，但传者只要将服务器搬到一些法律松懈的国家，这些色情和赌博的信息仍然会畅通无阻地在全世界传播，这一切都对一国的信息主权轻易地造成了侵犯。

（2）国际传播分散了国家主权

上述国际传播对国家主权的侵犯可以理解为一种主观的、恶意的行为。而国际传播对国家主权的分散则正好相反，这种“主权的分散”完全是一种客观的、无动机的结果。“主权的分散”是指主权的决策和管理在某种程度上不再绝对集中在固定的统治集团手里，由于国际传播的发展，大量信息的大幅度、多途径的流通，使得一国内部的个人、组织及外部的国际社会能够迅速和全面地获取大量信息，这无疑打破了过去国家垄断信息来源的状况，为国内个人、组织和一些国际力量影响政府决策过程提供了可能，从而提高了事物决策的民主化和透明度。出于对掌握了充足信息的国内个人、组织和国际社会可能会引起的对一国中央政府的不满、抵触、对抗甚至制裁，一国政府在进行决策时不得不考虑国内民众的意见和国际社会的呼声，不得不作出某种妥协。从这种意义上讲，一国对内的最高统治权、裁断权、管辖权和对外的独立权等主权是向国内的民间力量和国际社会分散了。以六七十年代美国政府在越南政策上的变化为例。60年代，美国政府从“积极卷入”越南事务到直接出兵对其进行武装干涉，一步步陷入到战争的泥潭。到了70年代，由于各种国际传播媒体的大量报道，人们越来越多地了解到了越南战争的惨烈和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这促使越来越多的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公开反对美国政府在越南问题上的政策，强烈要求美军从越南撤出。1974年，美国政府最终作出了从越南全面撤军的决定。毋庸置疑，除了战略上的考虑之外，美国政府政策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了明确的来自国内民众、国际社会反战压力的结果，可以说在处理从越南撤军的这个问题时，其主权就是向国内和国际社会两方面分散了。

（3）国际传播扩大了国家主权事实上的不平等

国际传播能力的强弱造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主权事实上的不平等。从主权行使的范围来看，发达国家已通过空间、海洋和信息技术把国家的权力扩展到太空、远洋乃至电磁空间，而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目前只能是尽力维护领海、领空的主权。对于维护信息主权，他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由于缺乏必要的国际传播技术手段，这些国家根本就控制不了信息流动的大门，因此有时不得不吞下本国主权被损害的苦果。还有某些国家因为国际传播能力的羸弱，而产生了对发达国家的信息依赖，这必然导致国家主权的丧失。可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主权事实上的不平等确实因为国际传播而扩大了。

2.国际传播与安全

国际传播能够对国家主权造成冲击，自然也会对国家的安全形成较大的影响。具体来说国际传播对安全的影响分为积极和消极的两个方面。

（1）国际传播对安全的积极影响

国际传播的三大功能之一便是促进和平。国际传播给世界各国、各民族提供了方便、廉价的沟通和相互了解的渠道，加强了人们的和平意识，有利于世界的安全和稳定；在具体的国际事件中，国际传播能起到传达信息，及时消除隔阂、促进双方理解的作用，从而有助于消除因缺乏沟通而引起的危机、危机升级甚至战争。

（2）国际传播对安全的消极影响

“国际传播的和平任务是人类赋予的理想目标，但国际社会的现实是互相争夺资源，维护国家利益。国际传播真正起的作用是协助一些国家统治另一些国家。”^[13]国际传播固然可以加强各国的沟通以推动和平，但在现实中，目前西方某些大国继续执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政策，甚至为此不惜挑战联合国的权威悍然动武。而更不幸的是，这些国家已经在国际媒体市场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在国际舆论的讲坛上拥有了绝大部分发言权，甚至形成了全球的舆论霸权。在这样的现实国际关系环境下，我们不得不承认国际传播给国家社会安全带来的消极影响比积极作用更大。具体地讲，当前发达国家的国际传播会对主权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形成安全上的威胁。

在对国家的政治安全影响方面，国际传播能在和平时期通过政治性宣传，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通过揭露对象国国内的阴暗面，对其政府进行例如“独裁”、“腐败”、“非人道”等方面的攻击，引起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制造政局不稳定的因素；在对象国出现不稳定时，国际传播又能迅速根据时局的变化以更大规模的传播攻势煽风点火，点燃“不安定的火种”，有时为达到目的，国际传播媒体甚至不惜编造谎言以图引起动乱和颠覆现政权。东欧剧变和前苏联解体就是这方面的最好的例子。在冷战期间，VOA、BBC、欧洲自由电台、世界电视网等西方国际传播媒体大肆对上述各国输出价值观，进行和平演变；在政局发生动荡后，则直接参与动乱，大量传播反对现政府的言论，成为了“动乱的指挥部”，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苏东巨变。因此在冷战结束后，一些西方的政治家不无得意地说，原子弹没有摧毁社会主义阵营，而国际传播却不费吹灰之力就办到了。

在对军事安全的影响方面，国际传播的作用就更直接，效果也能在更快的时间内体现。事实上，国际传播一直就被视为“战争的武器”，国际传播战场也是战争中除了海陆空之外的“第四战场”。二战中，以国际广播为主力的国际传播被双方当作心理武器，用来通过传播的力量打击对方士气，鼓舞己方斗志。而后可以说，地球上哪里有战争爆发，哪里就会有国际传播武器的介入，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东战争、海湾战争到美国对海地的侵略，大大小小的战争无不证明了这一点。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国际传播对军事方面的影响已不再局限于被用来作为心理战的武器，它还会造成现代信息战中后果严重的物质摧毁。在以报刊、广播、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国际传播时代，这听起来是难以想象的，但在国际网络传播的新时代却成为了现实。在1995年9月18日至9月25日的名为“联合勇士”的演习中，一个年轻的美国空军上尉通过拨号进入国际互联网，只花了几分钟时间就篡夺了美国海军大西洋舰队的指挥权^[14]。这起事件引起了全球的震惊，引发了人们对跨越主权国家传统国界、通过大众传媒载体进行信息交流的国际传播新功效的新思考。军事家们更从这个事件中重新认识国际传播对军事安全造成的威胁。

在对文化安全影响方面，国际传播给实现文化帝国主义的国家提供了便利。通过国际传播媒介的帮助，一些在现阶段处于强势文化的国家往往会出于利益上的考虑对处于相对弱势的文化进行挤压，建立新的“文化殖民地”。造成弱势文化的母语流失，文化传统受冲击。不可否认，现在大量的第三世界国家正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的威胁。

在对经济安全的影响方面，由于经济的全球一体化，经济信息在全球以最快的速度，以最充分的状态进行传播对一国的经济发展就显得特别重要。如果在国际传播领域，大量的经济信息受到垄断，国际传播方从自身利益出发有目的地控制信息的发布就必然会对他国的经济安全造成伤害。

在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一国经济不仅受到本国的经济政策影响，还受到全球经济环境的影响。这也是国际传播能够给经济安全带来威胁的原因之一。连锁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除了由这些国家本身的经济原因引起外，国际传播在其中推波助澜的作用也不能小视。当金融危机首先在泰国爆发后，经过国际传媒的炒作，其他有类似征兆但还有可能进行及时调整的国家，首先在国际上面临信用度急速降低的困境，大量外资撤出。此后这些国家内部也出现了恐慌，国家金融系统信用度也急速降低，直接引起了人们的挤兑狂潮，促发了危机。与此同时，国际主要传播媒体又对这些情况进行铺天盖地的报道，这终于导致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加速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来临。

国际传播除了从心理上给经济安全带来消极影响外，它同样会从经济系统内造成经济的不安全，为此我们不得不再次提及国际互联网络。我们知道小小的千年虫问题如果解决不好的话，都有可能搞垮一国的金融体制，那么如果一个心怀不轨的国家或组织试图通过计算机病毒在国际互联网上对另一国的金融体系进行有预谋、有目的的进攻的话，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安全必然也要受到不小的威胁。新的历史时期，国际传播显然给“经济安全”的概念提出了新的含义。

鉴于国际传播对国家安全能够施加全方位影响的事实，当前完全有必要拓宽我们对于国家安全的理解，将传播安全的概念凸显出来，以加强人们对国际传播在国家安全中地位的认识。国家安全除强调传统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之外，还应包括传播安全。必须指出，传播安全是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安全的全局性问题。

国际社会虽然一直没有直接提出过传播安全的概念，但各国从来就没有忽视过国际传播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7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中国际传播关系的凸现及关于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的争论，集中反映了人们对传播安全的认识。

3.国际传播关系的凸现

（1）国际传播关系中的不平衡、不平等问题

“国际传播……在整个传播过程中，面向世界，报道世界，争取世界——甚至发展成为争夺世界，即争夺世界的受众、争夺世界民心、也争夺世界的传播资源与世界传播市场的份额。从国际传播诞生以来，就构成国际关系的一部分，并由此形成了国际传播关系。”^[15]由于各国综合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的不平衡导致各国国际传播实力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此国际传播关系自其形成后就存在不平衡、不平等的局面。具体来说，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国际传播领域具有较强实力的国家也多为经济和科技实力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在国际传播领域中，他们往往依靠科技和经济优势，取得了国际传播实力的优势。从他们开办的国际传播媒体来看，无论是覆盖地区、播出时间、播音语种、受众人数，都是发展中国家望尘莫及的。而其对世界新闻信息的占有更让发展中国家难以企及。有数据显示，西方的四大通讯社（美国的美联社、合众国际社，英国的路透社和法国的法新社）依仗雄厚的实力，垄断着世界新闻信息流通量的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换一种更具体的说法，以美国的美联社、合众国际社为例，“他们每天接收编辑转发的文字达3000万字，而整个第三世界却不超过20万字”^[16]。

发达国家具有强大的传播能力以及垄断全球新闻信息是确凿的事实，如果他们将手中的国际传播力量用来为包括发展中国家的所有国家服务，增进各国的相互了解、促进和平，当然是幸事。但正如上文曾谈到的，在现实的国际关系环境中，国际传播主要是用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事实证明，在西方传媒的报道中，他们一方面对己方的成就大肆渲染、对其文明的优越性一味吹捧，以期从文化上对广大发展中国家重新殖民，谋求政治、经济的利益；另一方面他们在报道中经常丑化和歪曲发展中国家，其新闻往往把发展中国家与动乱、战争、落后、愚昧、专制等消极的概念和印象联系到一起。它们一般只挑选发展中国家的阴暗面加以报道，而对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为社会发展所作的努力及其成果则视而不见。对此美国人罗森布卢姆作过如下抨击：“西方报刊对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仅仅给予不当的和表面的注目而且往往充满了文化的偏见。所谓戏剧性变化、煽情的事件以及政变和地震综合症的形象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是有害的。”^[17]西方国家垄断的新闻报道丑化、歪曲了许多发展中国家。“认为这些国家都是贪污、政变、灾害、饥饿的地区”，并且“从未关心、报道协助这些国家摆脱贫穷困境的建设性建议”^[18]。这些国际传播力量发达的国家垄断信息的真实目的就是为了侵犯和驾驭弱小国家，意图谋取最大的政治、经济利益。

（2）国际传播关系领域的冲突与斗争

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大批新兴国家的建立，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要求摆脱大国控制，实现自身发展的呼声越来越高。他们逐步意识到，国际传播领域存在的信息侵略、文化殖民主义给国家带来的安全和发展的问题。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安全一样，传播安全是必须密切关注的。而国际传播关系中存在的不平衡和不平等等问题是造成传播安全的症结，因此要求打破这种不平衡、不平等的局面，建立公正、平等的国际传播新秩序的呼声开始出现。各国围绕国际传播领域引发的争论，逐步在国际关系中凸显。这种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的矛盾为主要内容的国际传播关系逐步在70年代成为了国际关系中的焦点。

在1973年阿尔及尔不结盟国家政府首脑会议上，这个由发展中国家建立的国际组织公开提到了国际传播中的问题。与会的首脑一致同意必须加强国家的传播工具，以求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国际传播的现状。1976年7月，在哥斯达黎加的圣约瑟市召开的第一次传播政策会议上，广大发展中国家指出：“传播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主要因素，即使在国际关系中它也成为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力量。因此各国应将传播政策视为国家的资源，建立国家交流委员会和国家与区域通讯社”^[19]。在同年8月科伦坡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高级会议上，广大发展中国家则正式发布了要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的号召，并明确地提出要把这种新秩序的建立作为争取政治经济社会独立的整个斗争的一部分。

然而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并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在发展中国家希图建立新秩序的同时，他们的努力遭到了西方国家的严重阻挠。这些享有信息垄断地位的发达国家高举“自由主义”的大旗，以维护新闻自由为借口，竭力维持信息流通不平等、不平衡的现状，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一再强调国际传播领域的现状存在着历史发展的合理性，认为如果通过国家管理和限制来达到建立这样一种新秩序的话，那么新闻的自由就会受到伤害，而且也违反了《人权宣言》第19条：每个人有权利，透过媒体不受国境限制，去追求接受传送信息和观念。他们扬言信息自由流动受阻是他们绝对无法接受的。

70年代后半期以后，关于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的争论日益激烈。持不同立场的两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从1976年的第19届内罗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到1978年的第20届巴黎大会，双方关于建立世界传播新秩序的争论一再成为会议的焦点问题。鉴于这种情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命了诺贝尔和平奖和列宁和平奖得主、原爱尔兰外交部长马克布莱德领导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国际传播关系。这个委员会经过两年的时间于1980年提交了研究报告，即《一个世界，多种声音》。马克布莱德委员会在报告中一方面肯定了国际传播领域存在的不平衡、不平等的状况以及新闻传播应该具备的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又强调新闻自由的原则。由于报告立场模糊，并没有拿出任何合理、可行的解决办法。

进入80年代以后，在发展中国家的不断推动下，教科文组织的立场开始明朗化。1981、1982年教科文组织明显开始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观点。这引起了西方国家的不满，他们甚至气急败坏地抱怨“教科文组织已经被苏联控制了”，而美国和英国更是于1984、1985年分别退出了教科文组织，指责它“对所处理的每一件事情都极度政治化”，“对自由市场和新闻自由充满敌意”。国际传播关系处于了空前紧张的地步。

此后，谋求国际传播关系健康发展的进程缓慢，由于国际传播信息垄断方的完全不合作，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或多或少只是停留在呼吁的层面上，无法进入具体的实际操作阶段。进入90年代以后，虽然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对于发展中国家仍然十分重要，但国际传播关系已不再成为国际关系中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