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会议与“桑弘羊之问”

盐铁会议与“桑弘羊之问”

就在颁布《轮台罪己诏》的两年后，公元前87年，一代大帝汉武帝郁郁而终。公元前81年2月，汉帝国的朝堂之上举办了一次关于盐铁专营政策的公开辩论会，在中国经济史上，这可以说是最伟大的一次经济政策辩论会。一个叫桓宽的人详实地记录了辩论的内容，写成一部流传至今的奇书——《盐铁论》。

辩论的一方是六十多位来自全国各地、反对国营化政策的儒生，另一方是桑弘羊和他的属吏。桑弘羊是武帝最倚重的财经大臣，他出生于洛阳商人家庭，据称心算天下第一，他十三岁就入宫充当“侍中”，此后六十多年间，一直身处内廷之中，几乎参与了武帝时期的所有经济决策，可谓是汉武盛世的最大财经功臣。汉武帝对臣下猜忌无度，生杀予夺，曾在十年间换了六任大农令，其中诛杀两人，只有桑弘羊署理财政后再无更替，时人评论说，武帝对他言听计从，好比当年越王勾践对文种和范蠡那样。^[18]在后世，桑弘羊与商鞅、王安石一样，是一个评价两极化的人物，有人赞之为“兴利之臣”，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理财大师，也有人斥之为“乱国酷吏”。武帝在世时，就有儒生对桑弘羊恨之入骨，有一年天下大旱，有人上书献策曰:“烹弘羊，天乃可雨。”

在这场大辩论中，时年七十四岁的桑弘羊明显处于被攻击的守势，桓宽真实地记录了他当时的种种表情，如“大夫默然”、“作色不应”、“缪然不言”、“悒悒而不言”、“勃然作色，默而不应”、“俯仰未应对”、“怃然内惭，四据而不言”等，显然是一副被告的模样，他前后发言一百三十多次，均是为专营政策作顽强的辩护，这也成为后世研究武帝变法的最生动和宝贵的原始资料。

群儒反对国营化政策的理由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一是指责盐铁、均输、平准等是“与民争利”，造成官商勾结，物价沸腾，民间经济萧条；^[19]二是国营企业生产和经营存在重大弊端，其商品要么不适民用，要么质量低劣，各级官吏则强买强卖；三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权贵经济，形成了一个背靠政权，以国营为名，通过特权攫取庞大利益的经济集团，他们的权势大于朝廷重臣，他们的富足一点也不逊色于范蠡之辈。^[20]

群儒所提出的这几点，在桑弘羊看来，都不意外，他一一予以回应和驳斥。在他看来，这些人来自民间，都没有治国的经验，只能提出国营化的弊端，却提不出有建设性的意见。他提出了著名的“桑弘羊之问”: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战争的开支从哪里出？国家的财政收入从哪里得？地方割据的景象如何化解？而这三项不正是治国者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最重要课题吗？为了表示自己与满口“仁义道德”的儒生们的观念对立，桑弘羊在一百多次的回应中，从来没有使用过“仁义”二字。

在西汉时期，知识界对商鞅的评价已颇为负面，唯独桑弘羊对之褒扬有加，在《盐铁论》中专门有一章《非鞅》，辩论双方就这一并不久远的历史人物进行了激烈的争辩。与儒生的观点截然相反，桑弘羊认为商鞅“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尽西河而民不苦”，真正做到了“不赋百姓而师以瞻”。

在《盐铁论》一书中，桑弘羊的经济思想得到了一次淋漓尽致的呈现。或许是商人家庭的背景，或许是天赋所在，桑弘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工商业看成是“富国之本”的人，这比管仲又进了一步。

他提出“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要让国家强大何必依赖于农业，要让百姓富足何必用井田制这样的笨办法？又说，“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致富之道在于谋略，不在于身体的辛劳；利润的获取在于积聚效益，而不在盲目蛮干。他甚至认为，工商不畅，农业无从发展，国家财政也失去来源。^[21]他甚至一点也不讳言专营政策内在的与民争利的本质，他说，实行均输与平准，目的之一就是让商贾从商品买卖中无从得利。^[22]

桑弘羊经济思想的最大贡献就是强调工商富国。胡寄窗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写道，桑弘羊几乎已是摆脱了伦理的局限而考察财富问题，他的重商理念，百代以降，少有认可。^[23]与西方相比，一直到15世纪之后，欧洲才出现了类似的重商主义思潮。桑弘羊所提出及执行的所有经济政策的主旨并不在于压抑工商业——相反，他和汉武帝最早透彻地看到了工商业所产生的巨大利润，他们的目标在于将工商业中的私人利润转化为国家的利润。也就是说，主张发展以国营工商业为主体的命令型计划经济，桑弘羊继承了管仲的盐铁专营思想，并进一步把这一做法扩大化和制度化。

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自古是“轻商”的国家，就成了一个伪命题。因为，自汉武帝之后的中国历代统治者从来没有轻视工商业，他们只是抑制民间商人而已。他们把最能够产生利润的工商业收归国家经营，深谙工商之于富国的意义。当国家直接进入产业经济阶段之后，国家资本集团就与民营资本集团构成了竞争之势，后者自然就遭到了打压。所以，轻视商人与重视工商，正是一体两面的结果。

盐铁会议是中央集权体制在中国出现之后，人们对经济治理模式的一次总检讨，面对一个前所未见、疆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帝国，人们显得焦虑而手足无措，而刚刚过去的武帝“盛世”，既让他们感到了帝国的荣耀，同时也饱受集权之苦。在大辩论中，辩论双方所涉及的话题已非常深入，甚至可以说，困扰中国至今的众多治国难题，特别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以及国家在国民经济中的角色困境，在当时已经毕现无遗。群儒对于桑弘羊的政策，只知汹汹反对，却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方案，双方交锋每每擦肩而过。群儒一直不敢直面那道难解的“桑弘羊之问”。事实上，直到今天，国人仍然没有找到解决的答案。

【注释】

[1]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99页。

[2]在春秋战国时期，征收百分之十的田租被认为是“德政”的标志，孟子就曾说:“什一而税，王者之政。”

[3]《史记・平准书》:“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4]《史记・货殖列传》:“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

[5]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

[6]林满红:《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7]《资治通鉴》胡三省注:“盐之为利厚矣……汉武之世，斡之以佐军兴……其利居天下税入之半。”

[8]《史记・货殖列传》:“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

[9]吴慧:《桑弘羊研究》，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262页。

[10]吴晓波:《跌荡一百年（下卷）》，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109—113页。

[11]《史记・平准书》:“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

[12]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卷）》，郭小凌、王皖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21页。

[13]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9页。

[14]《盐铁论・水旱》:“卒徒工匠，以县官日作公事，财用饶，器用备。家人合会，褊于日而勤于用，铁力不销炼，坚柔不和。故有司请总盐、铁，一其用，平其贾，以便百姓公私。虽虞、夏之为治，不易于此。吏明其教，工致其事，则刚柔和，器用便。”

[15]《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

[16]《春秋繁露・度制》:“使诸有大奉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

[17]《轮台罪己诏》:“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18]《盐铁论・伐功》:“用君之义，听君之计，虽越王之任种、蠡不过。”

[19]《盐铁论・本议》:“县官猥发，阖门擅市，则万物并收。万物并收，则物腾跃。腾跃，则商贾侔利。自市，则吏容奸。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

[20]《盐铁论・刺权》:“自利害之设，三业（指盐铁、均输、酒榷三业）之起，贵人之家，云行于涂，毂击于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非特巨海鱼盐也；执国家之柄，以行海内，非特田常之势、陪臣之权也；威重于六卿，富累于陶、卫……”

[21]《盐铁论・本议》:“故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

[22]《盐铁论・本议》:“贱即买，贵则卖。是以县官不失实，商贾无所贸利，故曰平准。”

[23]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册）》，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