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何以发生边缘革命[]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科斯教授最为关注中国。他的最后一本著作，与王宁教授合著的《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190]，大约是诺贝尔奖得主中唯一专门讨论中国的著作。这本试图解释中国市场化过程的著作的核心观点是：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市场化变革主要是由发生在体制边缘的“边缘革命”推动的。

这是一个极富洞见的命题，开启了重新理解中国市场经济形成过程的窗口。它给中国学人提出的问题是：中国的“边缘”何以能够发生市场化革命？这本书具有宽广的视野，在讨论市场化问题时再三指出一个事实：中国文化正在复兴，在此文化框架内展开的市场化过程，将形成“中式市场经济”。这也给中国学人提出一个问题：中国文化与中式市场经济之间是什么关系？本文将围绕这两个问题，基于文本，略做讨论。

中国经济是如何实现增长的？尤其重要的是，市场秩序是如何生长的？《变革中国》一书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改革的二元结构 ^[191]。

其中的一元是党政权威主导的改革。事实上，从五十年代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的那一刻起，党政权威就一直在进行改革。这是由集中计划体制的性质决定的。米塞斯和哈耶克雄辩地论述了，计划体制是“不可能的（impossible）”^[192]，它绝无可能正常运转，故其建立之时刻就是改革启动之时。经济正常运转内在的逻辑，催生了变革。首先，民众在寻求变革，如“包产到户”并非出现于七十年代末，实际上，集体化之后，立刻就有“包产到户”潮流出现 ^[193]。面对严重的低效率，党政权威，具体而言是其中较为理性、务实者，也不能不筹划改革。二十世纪中期党内政治、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重要线索，就是体制改革者与基于乌托邦而反对改革者之间的斗争。七十年代末，经济陷入严重困境，有更多改革冲动，包括邓小平的，也包括华国锋的“洋跃进”，及其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只是，在扭曲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架构中，党政部门经常找不到改革的正确方向。

幸运的是，在这一官方改革之外，体制边缘上自发发生的诸多制度变革解决了这个难题。“除了由中国政府引导的改革，当时中国还存在另一条独立的改革道路”^[194] ，这就是“边缘革命”。本书第三章《中国市场体制改革起源》描述了四个边缘革命：农村的包产到户，城市的个体工商业，乡镇企业，以及经济特区。四种边缘革命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在政府掌控的范围之外爆发。四种革命中的主角均来自社会主义中的边缘”^[195] 。

因为这一点，本书得出这样一个结论：“80年代中国市场化经济转型主要是由非国营经济引导的，而国家引导的改革并没有成功拯救失去活力的国营经济。”人们常用“增量改革”一词形容中国的改革，本书则明确指出，这种增量改革“并非来自中国政府的战略”。也许可以说，“增量改革”这个词本身就不准确，更准确说法是市场制度的自发生长：并不是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带来这些新制度，而是生存在这个体制边缘以至于体制之外的那些人自发创造了一些制度。

最初，党政权威对这些制度创新的态度是相当负面的，本书指出，推动这四种边缘革命的草根运动，“有的被政府明令禁止（1982年之前的家庭联产承包以及1980年城市中的个体工商业），有的不受政府重视（1980年后城市中的个体商业以及乡镇企业），有的则被政府小心翼翼地监控着（经济特区）”。^[196]

党政权威采取这种方式，并不奇怪。笔者曾撰文分析这一制度变革的过程 ^[197] ：大多数这类制度创新是民众的“违法性创新”。民众深感现有制度不合理，并自发地突破不合理的制度，实施一种新制度。这些普通民众就是“立法企业家”^[198]。此制度显然是不合法的，直接侵蚀、瓦解正式制度。由此自然引发政治冲突，基层党政干部可有两种策略：默许，或者压制。基层干部默许，民众的违法性创新就会蔓延成为地方性制度。这必然引发上层关注，由此启动一个政治过程，不同意见之间发生争论。最终由高层做出决定：大多数情况下，违法性创新会被压制；但有些时候，违法性创新获得承认。八十年代初的改革时代，党政权威经常承认民众的违法性创新。有人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实际上，邓小平是中国改革的“总批准师”^[199]。

进一步观察，政府只是认可了民众以违法方式创造的新制度中的一部分，还有大量的制度创新没有被认可。所以，中国的改革现在还停留在半路上，比如土地制度改革，农民与城市居民联手创造的“小产权房”制度，已指出了改革的方向：“小产权房”制度对农民有好处，对城市所有人有好处，甚至从生态、从城乡均衡发展的角度看，也就是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来说，它也是有好处的。但是，这样一个制度创新始终没有获得政府的认可。这就是中国改革所面临的困境，民众自发创新的很多制度，政府不予批准，改革就是因此而停滞的。

科斯、王宁教授揭示的中国改革的二元结构，对于理解中国的改革至关重要。实际上，中国学者早就注意到了边缘革命概念所描述的制度变迁，通常用自下而上的变革来形容之 ^[200]。不过，科斯将这种非正式变革纳入与正式改革相对照的框架中思考，凸显了这种变革的重大意义。

据此，说中国的增长来自改革，显然失之于笼统。人们需要仔细地辨析，来自哪一个改革，是政府主导的改革，还是边缘上的民众自发变革？政府确实在进行改革，但是，增长是来自这些改革吗？按照本书的分析，经常不是。那些产生了广泛正面后果的制度变迁，经常来自民众和基层官员共同推动的边缘革命。

因此，如果确实存在市场化的中国道路，其主要驱动力量是什么？在过去三十年市场制度构建过程中，民众和党政权威分别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如果存在“中国模式”，其真正的亮点何在？显然，《变革中国》提出的二元改革视角，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审视这个问题。

正因为改革的二元政治结构，让中国改革大大地有别于其他集中计划体制国家的制度变迁之路：市场化改革是在党政权威的掌控下展开的，党政权威大体上保持了稳定，由此形成了“中国经济转型中最具迷惑性的两个方面：极快的转型速度与中国共产党对市场化转型的支持”^[201]，中国今日处在市场秩序与共产党相混合之特殊体制。

为什么会这样？仍需回到改革的二元结构上。政府主导的正式改革与民众自发推动的边缘革命之间，虽有重大区别，但两者之间也发生密切的互动关系。总体而言，边缘革命推动了党政权威的自我调整，它逐渐具有了改革的自觉，习得了改革的技艺，从而在很多时候有意愿也有能力主动地实施自上而下的正式改革。《变革中国》大约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此予以分析：

第一，边缘革命渐进改变了领导人的政治信念：

改革的二元论让我们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观察中国领导人政治信念的变化，尤其是有关社会主义及其同市场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关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其在主导的改革失败之后，中国政府积极调整自己对来自民间的私营经济改革的态度，以适应急速变化的经济环境。正是由于中国领导人在这些信念上的改变，随后的私营经济和国营经济改革才有了更为广阔的政治生存空间。^[202]

在中国，始终存在两种关于经济体制的信念：官方信念表现为公有制、计划等官方意识形态，它支持着正式制度，即集中计划制度。这种信念有一系列相当强有力的命题的支持，包括政治经济学，进步主义的历史哲学。

若没有边缘革命的事实，集中计划体制即便在现实中寸步难行、陷于失灵状态，也未必能让其信奉者改变自己的信念，相反，理论家们总是可以找到种种理由为之辩护，比如，设想阶级敌人的破坏。边缘革命以无可否认的事实抽空了这种理论辩护的基础。边缘革命提供了明确而无可辩驳的事实，它证明了，不同于正式制度的另外一种制度，至少在中国，可以运作得比正式制度好很多。

这一事实打开了观念竞争的空间，也即，边缘革命造就了科斯特别重视的“思想市场”机制 ^[203]：正式意识形态被迫与民众创造的新制度背后的信念进行竞争，后一信念的核心是私人产权、自由交易。在这样的思想市场竞争中，正式意识形态缺乏竞争力。它无法自圆其说。如果没有边缘革命发生，就不会有这样的思想竞争，正式意识形态也就不大可能退场。

也就是说，正是边缘革命，以大范围的事实侵蚀僵硬的正式意识形态，促使其不断调整。调整的方向是十分显著的：集中计划经济不断退却，越来越多地容纳市场经济。这三十多年来，官方意识形态渐进地发生着重大变化，而与二十世纪中期完全不同。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中的经济方面，已有根本调整，而这本来是官方意识形态中最核心的内容，仅这一点，就让执政党截然有别于三十多年前，从而能够与市场经济兼容。

第二，二元改革结构为党政权威改革体制创造了一个缓冲区：

二元结构的改革显然不是政府设计出来的，但它提供了一种灵活有效的制度框架，帮助中央政府将中国引向市场经济，并为中央政府提供了政治上的缓冲，减少了改革的政治风险……经济改革不可避免政治上的风险。如果政治领导人倡导的改革误入歧途，他们会为此丢掉自己的位子。第二种改革的存在让中央政府有了更大的空间来选择和调整政策，因为中央政府并不需要承担由地方政府主导的改革措施所带来的风险，这种结构让中国政府拥有了更大的弹性与适应性，能够更快地感受经济上的改变。^[204]

边缘革命给执政者提供了试错的广阔机会。不断会有民众和基层、地方官员尝试新制度，这样，高层执政者总可以有相当丰富的制度选项。地方制度创新试验如果失败，高层完全可归责于地方官员。地方制度试验如果成功，高层则可加以采纳，将其制度化为政策或法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这样，边缘变革给执政者创造了很大的政策调整空间。至关重要的是，这种政治责任—收益的不对称分布，能够激励执政者进行渐进改革。因此，过去三十多年中，总体上，中国执政者具有足够的政策灵活性，也具有较强的主动改革意愿。如果没有边缘变革，执政者自上发动改革，将有巨大的政治风险。这种风险会让执政者丧失改革意愿。中国民众、地方充沛的制度创新活力，推升了执政者的改革意愿。

第三，二元改革结构解决了大规模的正式改革所面临的知识难题：

改革的二元结构和分权化的政治体系，对促进市场化转型过程中的集体学习起到了关键作用……随着意识形态上对市场改革的敌意消退，市场经济逐渐立足，人们却没能意识到市场经济是一个有生命、会不断发展的体系，存在众多相互依靠的子系统，同时伴随着这种激进改革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二元改革让中央政府可以利用地方政府的热情和改革中的经验教训。中央政府可以在认真研究地方的成功经验之后，将其纳入全国性的政策。^[205]

改革的对象是什么？改革的方案是什么？要改革，就不能不借助具体知识回应这些问题。成功的改革，仅有宏大愿景是不够的，需要具体的策略性方案。这就是改革所面临的知识难题。所有这些棘手的知识难题，边缘革命已提供了经过事实验证的方案，这方案通常已达到相当完整的地步。

可将此与知识分子提供的方案做一对比。知识分子的改革方案必然多基于理论，因而是完整的，但未必能够找到最为切实可行的入手处，也即，未必能够形成策略性方案。而民众的违法性创新通常都是为了解决自身所感受的最为紧迫的问题。而改革作为一种非常政治，其有效性、可持续性通常在于其较为准确的回应性，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取得看得见的效果。党政权威基于边缘创新而形成的改革方案，迈开的步子也许并不大，却可以较为准确地回应民众的诉求，从而赢得民众的支持。过去三十多年中，凡是成功的改革，都因为有可行的策略性方案。

那么，知识分子在改革方案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大多数政策咨询者、研究者的作用，并不是构想改革方案，而是发现已有的成功的改革方案，并以自己掌握的理论来论证民众创造的制度之正当性。知识分子的主要作用是在意识形态体系中对民众创造的制度进行脱敏，说服执政者接受它。这样的知识工作也是很重要的，没有这个工作，改革无法大规模展开。^[206] 不过，改革方案确实不是知识分子制定出来的，而是民众用实践创造出来的。

从这个角度看，边缘革命促使中国的改革始终是问题导向型的。这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含义所在。“石头”不是别的，就是民众在体制边缘上的制度创新。这些暂时处于违法状态的创新指示了改革的方向。改革始终没有一个完整的蓝图，而是在民众创新的引导下，渐进前行。它虽然是渐进的，但确实解决了一些最紧迫的问题。

当然，这种模式也存在严重问题。那就是有些重要制度，不在民众可影响的范围内，也就缺乏改革的驱动力，由此难免形成制度的失衡。民众自发创新制度的能力，是存在界限的，民众只能在那些关切自身直接利益的领域中，有足够的制度创新意愿和能力，这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最多只能到社会领域，在政治领域，变革另有动力机制。事实上，即便在经济领域，民众自发创新所能驱动的变革，也是有限度的，比如，土地产权的变革就是失衡的^[207] 。这种失衡将制造出大量寻租空间。就此而言，当制度变迁进展至一定程度，改革的顶层设计就是至关重要的。

总之，边缘革命的存在，以及由此形成的改革的二元结构，让执政者能够不断调整政策、推进改革，从而形成共产党和市场经济共生的奇特的政治经济结构。这一点，完全不同于东欧和苏联。

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共产党本身发生了重大变化，本书指出两点：第一，“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稳步下降”，这其实是改革成功的根源 ^[208]；第二，“中国共产党如今不再将自己定位成为革命先锋，‘天命’或者说人心已经取代了激进的意识形态，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依靠治国的效率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来维持执政的合法性”^[209]。“当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已经放弃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敌对时，这已经不是西方通常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政党了。”^[210]举例而言，官方意识形态已发生巨大变化：中国各级官员普遍接受市场经济。也就是说，与市场经济混合在一起的共产党已经部分地市场经济化，因此才能够与市场经济兼容。

这样一个共生结构是否足够稳定，从而形成稳态的制度结构，或者还将继续演变？演变的方向是什么？《变革中国》一书未做进一步讨论，国内学界对此有激烈争论，而本书提供了思考这个问题的一个线索。值得注意的是，对此混合体制，本书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正当性论证：部分地诉诸“历史原因以及中国具有的众多独一无二的特性”^[211]。这就引领我们讨论边缘革命与中国文明的关系。

《变革中国》一书强调了边缘革命的重要性。照这本书的说法，这似乎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明显特征，在苏联、东欧等其他国家，没有发生如此大规模的边缘革命。那我们要追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会发生边缘革命？答案是：中国本有市场经济传统：

不管给中国贴上什么样的标签，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历史遗产的重要性，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快速经济转型和将来的发展前景。中国市场经济并不陌生，并且从未缺少过商业和私人企业家。学习中国历史的学生都了解中国历史上的远洋贸易、纸币的应用以及繁荣的市场活动，尤其是在晚唐、宋朝以及明清年间……无论如何，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萌芽与当今中国市场经济的复活有着直接明显的联系。^[212]

这里引用了赵冈等晚近以来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揭示了，从战国时代起，中国就进入市场经济状态^[213] 。《史记》之《货殖列传》、《平准书》等文献生动地呈现了市场的繁荣程度。当然，这其中经历过诸多历史性变化，但经济史的研究已日益清楚地揭示，从中唐均田制解体、两税法实施之后，政府不再人为确立田制，任由土地自由买卖；政府也不再管理人丁，而直接对财产征税，要素处于完全可自由交易状态。至少到此时可以说，中国的市场经济进入成熟期。由此而有了“宋代经济革命”^[214]，有了明清时代的经济快速增长。其驱动力量是产权细化、市场规模扩大、劳动分工深化等因素引导的“斯密型增长”。由此，清代中期，中国的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215]

也就是说，私人产权、自由创业、自由竞争等本来就是中国的传统。而这些观念和制度是获得中国主流价值体系——儒家之支撑的，本书指出：

从历史上看，中国一直都是一片商业和私营创业的沃土。当被问及如何治理国家时，孔子有如下的对话：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创立道家学说的老子，也提出了“我（指君王）无事而民富”的观点。司马迁也说过：“治国之道，富民为始。”邓小平那句朴实的“致富光荣”成为贯穿80年代改革的战斗口号，这揭示了当时中国与其悠久的文化传统之间的遥远距离。^[216]

人们经常以义利之辨批评儒家妨碍市场经济，然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217] 的句式已经清楚表明，义和利被分配给承担不同社会角色的人：治理社会的君子须喻于义，但普通民众完全可以喻于利。故在儒家价值观中，普通民众逐利在道德上是完全正当的，因此才有孔子“先富后教”的治国观念。后世儒家士大夫为政，经常创造制度条件，让民众更有效率地逐利。众所周知，宋明儒家士大夫对商业活动多有辩护^[218] 。

因此，市场经济是中国的传统。长期浸淫于市场活动中，中国人的“市场心智”可能是全世界最成熟的。中国的家庭向来就是一家企业，随便一位普通农民，都会理性地调整家庭内部劳动分工，以追求家庭企业的最高经济效率 ^[219] 。这包括自由地转入工业领域，或者从事商业活动，包括远距离贸易。中国的家庭企业的生产活动向来是卷入大范围的自由交易网络中的，中国普通农民向来就是企业家。

这样的传统在20世纪中期被全盘否定，权力自上而下对其进行破坏。但是，传统发起了抵抗。抵抗的原因很简单：中国民众不习惯集中计划体制。这与他们的生活经验完全相反。当然，这种制度也没有效率。而民众之所以能得出计划体制没有效率这种判断，也是因为，他们自己、他们的祖先长期生活在市场体制中。正是生活经验所形成的“企业家心智”，驱动他们发动了边缘革命，他们自觉地寻找效率更高的制度。

而在经验层面上的制度比较，刺激了其制度创新活动。传统也解决了边缘革命的知识难题。我们经常会忽略这一点，以为人们生活在效率低下的制度下，仅仅依凭本能，就可自然地创造出高效率的制度。事实并非如此。知识至关重要。走出旧制度也许不难，难的是能创造出新制度。而对长期生活在市场体制下的中国普通民众来说，这一知识难题不难解决。传统就是新制度的范本，民众的制度创新也就是恢复传统制度。这就是当时官方文件所说的“资本主义复辟”。

也就是说，边缘革命其实是中国市场经济传统复兴的结果。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心和边缘相互转换的奇妙过程。我提出过一个概念，“钱塘江以南中国”^[220]，这里和江南实际上是中国文明的中心，因为，在这个地方，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和这些价值观念所塑造的社会结构最为完善，市场经济也最为发达。所以，这里本来是中国文明的中心。由此也就决定了，这两个地区的民间经济或者私人经济，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也没有被完全摧毁。为什么？因为这两个地区的传统社会结构比较完整，故能抵制五十年代的外部政治和意识形态冲击。假设实施集中计划体制的铁拳均匀地打击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部位：在北方社会，基本上，原有社会结构被打碎，人们完全离散化的状态。故建立集中计划的各项经济政策在那里得到比较完整的执行，其计划体制比较完整，政府权力控制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能力较为强大。但在江南和钱塘江以南，传统社会结构对权力产生了一定抵抗力。实际上，五六十年代以后，中国发生过好几波自由市场自发回归的现象，包产到户在小岗村之前就有过三波，而大部分发生在钱塘江以南的中国。总体而言，计划体制在江南尤其是钱塘江以南并没有完整建立起来。也就是说，从集中计划体制的角度看，这里变成了边缘。

恰恰因为这个边缘位置，很快，这里又恢复了其中心位置：中国市场秩序的中心。从七十年代开始，随着政府的控制力下降，市场经济在钱塘江以南、江南迅速发育。《变革中国》所说的边缘革命几乎都最早出现于钱塘江以南、江南，其展开也最为完整，以至于形成了体系化的制度。到今天，这些地区的经济最为发达，最重要的是，市场秩序最为健全：它基本上是由私人企业、自由竞争所支撑的。

经由这样的分析，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层次上的中心—边缘格局。《变革中国》一书所讨论的中心—边缘主要是制度意义上的，我们这里则指出了文化意义上中心—边缘格局的存在，而这一格局对于不同地区在计划、市场体系的中心—边缘格局之转换，产生了重大影响：儒家价值或者说中国文化的中心地区对计划体制的建立产生了较强烈的排斥力，从而在计划体系中位于边缘，而在市场秩序的恢复过程中居于中心。

这一事实清楚说明，中国之所以发生边缘革命，主要是因为，中国自身有悠久而深厚的市场经济传统。这个传统塑造普通中国人具有十分出色的、近乎本能的企业家能力；这个传统塑造普通中国人具有十分强烈的企业家心智，也即，热爱私人产权制度、自由竞争环境。这个传统也塑造了中国人的价值观：依赖个人的努力在市场中追求幸福，是普通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集中计划体制没有能力完全摧毁这个传统，相反，这传统顽强地表达自己，突破权力的重压，而发动一次又一次边缘革命，从而推动了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渐进恢复。

从长时段历史的角度分析这三十多年的制度变迁，可以说，中国的市场经济秩序并不是新建的，而是一次历史性重建。过去三十年中国所发生的变化，其实是重建中国固有之市场经济体制。

过去三十多年的中国故事，还包括社会自治等各种制度的重建。所有这一切优良的制度，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历史了 ^[221]，只是在二十世纪中期被打断，遭到严重的破坏。而从七十年代开始，它自发地恢复，这个恢复支持了中国的经济奇迹。

那么，如此恢复性或者说重建性制度变迁的前景是什么？《变革中国》一书的结论是，在经济上，将是“中式市场经济”之形成。

这个概念极为大胆，也极具想象空间。尤其是在今天，人们似乎倾向于脱离文明脉络，而抽象地谈论市场经济的原理，而忽略了对中国市场秩序的形态研究。市场经济的原理在教科书中当然是简明而一致的，但现实世界中的市场经济形态显然不是单一的，比如，七八十年代，人们曾讨论过资本主义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莱茵模式、东亚模式。中式市场经济当然是市场经济，但有自己的某些独特样态：

中国活力四射而又独一无二的市场经济，充分证明市场经济可以在西方社会以外的地方扎根并繁荣发展。中式市场经济的崛起为其他文化与历史有别于西方社会的国家树立了一个鲜明的榜样。中国通过打破西方社会对市场经济的垄断，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并通过拓宽市场经济的文化背景与多样性，加强了全球市场秩序。如果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是仅仅局限于西方社会，而是在不同的文化与政治背景下繁荣发展，全球自由市场秩序将会从此变得更加坚韧与可持续。^[222]

《变革中国》认为，中式市场经济的发育正在丰富人类的市场经济的现实形态，从而推动市场经济的普适化。

而中式市场经济的基础乃是中国自身的诸多特点：“中国市场经济确实与英国、美国或者其他现存的市场经济模式不同，但这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历史原因以及中国具有的独一无二的特点，例如众多的人口、广袤的国土面积和中国共产党的角色。”^[223]这些特点的深度和可持续性当然是不等的，政治因素是短暂的、肤浅的，更为重要、也更为持久的基础性因素是中国的文化：

在遭遇了一个半世纪的自我怀疑与自我否认之后，中国在20世纪末建设中式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终于开始回归属于她自己的文化根基。中国悠久的历史及其现代表现在塑造中式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中式市场经济将以一种当前我们无法想象的方式继续阔步向前，而数千年的中国历史沉淀将为其提供牢固的基础。^[224]

中式市场经济就是中国文明中的市场经济，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以及那些基础性的社会制度所支撑的健全的市场经济。就最抽象层面的机制而言，中式市场经济与其他文明中的市场经济不会有何区别。不过，既然这个市场经济是历史地生成于中国文明框架中，那它的形式、样态一定有别于其他文明中之市场经济样态。比如，在微观层面上，中国企业的组织模式可能有其独特性。在宏观层面上，早在明清时代，以及最近三十年，中国的城乡之间并不存在截然的分界线，工业化大规模发生于乡村地区 ^[225]。我们还可以找到市场经济的其他中国形态特征。这就是中式市场经济的结构性特征。

在此结构性特征背后，则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比如，我们可以推测，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决定了小企业在中国的盛行。中国人的祖先崇拜，决定了人们在城乡之间流动、从而导致城乡之间界限不清的格局。这里蕴含着众多引人入胜的学术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究。

《变革中国》一书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指出，儒家价值可以为市场经济的运作提供道德基础：

儒家学说强调个人伦理道德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孔子强调法并不是社会秩序唯一的或者主要的来源。相反，在孔子的眼里，仁爱不仅是最高的美德，也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显然，正如亚当·斯密所强调的，仅依靠道德本身并不足以治理好任何现代社会。同样，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道德体系，谁也无法治理好社会；可惜这一点在现代经济学中被严重忽视了。如果所有的商人都是机会主义者，抓住一切机会欺骗合作伙伴，一旦有利可图就无视商业契约，那么市场经济将变得残缺不全。^[226]

也就是说，《变革中国》一书认为，目前状态的中式市场经济所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可以通过儒家主导的传统价值观的恢复，得到部分解决。

这也就提示了中式市场经济进一步发育的路径。毫无疑问，当下中国的市场体制是不完善的，本书对此亦有分析 ^[227]。国内学界对这方面的认识更为切身、全面，似乎也更为悲观。那么，如何解决问题？本书的方案，与国内学者有很大不同。本书似乎更倾向于中式市场经济的自然发展，解决问题的方案在于“数千年的中国历史沉淀”，也即中国文明。

实际上，在过去三十年，除了市场传统，其他领域的传统也在恢复、重建，比如，传统道德、伦理等价值观的恢复，儒学的恢复，社会自治传统的恢复，等等。事实上，尚不健全的市场经济大体还算正常运作本身，就得到了这些资源的支持。

但是，市场经济和所有这些领域的恢复，尚没有达到比较完整的状态，也因此，市场经济与这些观念、制度之间尚没有实现无缝对接，重建的各种制度还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同领域的恢复、重建，存在不平衡：经济领域的市场机制恢复得较快，相反，道德意识、社会组织的恢复较为缓慢。这就出现了制度不匹配：市场机制虽被重建，但它缺乏一个健全的基础：学者们讨论最多的是，缺乏健全的制度基础，比如法律；但同时，也许更为严峻的是，也缺乏道德伦理的基础。中式市场经济秩序的不完善，根源正在于此。

据此，中式市场经济演进的前路，也就比较明白了。未来将发生的故事必然是中国文明的进一步恢复、重建，更为完善的市场经济秩序也在其中。当下中国可能正站在一个重要的时间点上，从零星的重建到完善的中式市场经济之重建的转折点上。当下中国人正面临着一个历史使命：完整的优良社会秩序之重建。

在这个历史的时间点上，文明自觉至关重要。经过三十多年的恢复，市场经济运转所需要的一些具体制度已初步建立，社会领域的诸多制度也已初步建立。现在需要一种统合性力量。它是一套价值体系，而这种价值体系必然源出于文明的自觉。这套价值体系会让中国找到方向，引领制度的重建，引领已经生成的各种制度之整合，而塑造一套自洽的秩序。

也就是说，中式市场经济的成熟，取决于其所在之载体——“中国”之成熟，而中国不是别的，就是她的文明。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秩序之构建，有赖于中国文明的复兴，当然，中式市场经济的形成也是中国文明复兴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变革中国》一书最后这样说：

本书叙述的故事只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开始。中式市场经济将继续走自己的路，保持自己的特色，将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和现代世界的多样性融入其中。毕竟，市场经济并不是一个终止的状态，而是一个开放式的集体学习与自我转型的演变过程。^[228]

一本年逾百岁的外国学者所写的著作，呼吁中国人回向自己的文明构建中式市场经济，这一点本身，就值得中国经济学界深思和警醒。因为，主流中国经济学人之思考向来缺乏文化维度，更因为教育的缺陷，普遍缺乏对中国文化的同情的理解。按照科斯的上述说法，缺乏文化认知能力的经济学人，恐怕是无法完整地构想中式市场经济秩序的，即便生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