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制诉讼的加强及其后果

当20世纪美国经济司法裁决治理的基本原则发生演变而且其重点领域也发生转移的同时，我们在司法裁决治理的形式上看到的是对抗制诉讼在这个世纪下半叶的迅速加强。所谓对抗制诉讼是指英、美等普通法国家长期采取的司法诉讼形式，与大陆法国家的纠问制诉讼形式有很大的区别。它的基本特征是双方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的对抗性。这就是说，当事人及其律师在审判活动中居于主导地位，诉讼双方各自负责调查寻取对各自有利的证据，呈堂对证，传唤证人，交叉质询，相互争辩，通过诉讼中的对抗达到弄清事实真相的目的，然后由中立的法官依据法律作出判决，法官作为中立的裁判者只是听取双方的陈述，而不积极介入调查、取证和法庭辩论。纠问制则不然，它是由法官主导审判活动，包括决定所有必须进行的调查活动及其范围，而不是仅仅限于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法官还负责传唤和质询证人等等。根据许多学者所做的比较研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教授罗伯特·卡根对美国的司法裁决方式不同于大陆法国家的特点作了如下几方面的归纳：（1）法规更为复杂；（2）解决争端的对抗制程序更为正式；（3）法律争议的成本更高；（4）法律制裁更具惩罚性，更严厉；（5）对行政决策和程序的司法审查与干预更为经常；（6）有关法规和法律制度的政治争议更多；（7）决策体系在政治上更为碎化，更缺乏协调；（8）法律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更多。他把具有这些特点的司法体制称为“对抗制法治体系”（adversarial legalism）。在他看来，对抗制“不只是一种解决法律争端的方法，而且是一种植根于美国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结构中的治理模式”。^【441】美国经济司法裁决治理中这种对抗制诉讼形式的加强，产生了双重结果：一方面，它使愈来愈多的公民和社会团体均能为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而诉诸法律手段，保证涉案各方均可竭其所能参与司法审理，从而维护了民主、平等和公正；但是另一方面，它又使得诉讼程序漫长而复杂，并要耗费巨大的人力和财力资源，从而使多为“惯常诉讼者”的“富者”比起多为“偶尔诉讼者”的“贫者”来说往往有更大的胜出机会，结果造成了不平等和不公正。时至今日，美国人仍在为1960年代以来对抗制诉讼加强和随之而来的“诉讼爆炸”所产生的后果争论不休。

1．对抗制诉讼在美国的加强及其原因

美国的对抗制诉讼成为司法裁决治理的基本形式是历史的产物。一方面，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它不仅有大量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宗教文化背景的外来移民，而且国内居民的迁徙流动性也相当大。因此，和其他相对稳定和社区感较强的社会相比，美国社会的这种多样性和流动性不仅使社会成员比较个体化因而发生矛盾的几率较高，而且使得地方社区缓和社会成员之间冲突的能力较弱。于是，法律从比较早的时候开始就在很多方面逐渐取代社区的习俗成为解决社区成员争端的手段。不仅如此，美国还是世界上比较早就有了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的国家，手中拥有财产和政治权利的不限于社会上层，而且包括许多中间阶层。因此，社会成员中不仅有许多人有财产和权利需要得到法律保护，而且他们的权利意识也比较强。当然，美国人权利意识的强化还可以追溯到美国革命甚至于殖民地时代向宗主国争取自由的斗争。可是另一方面，美国和很多欧洲国家相比又是一个政府权力碎化和政府部门相互制约的国家，缺乏权力集中的强大的等级制官僚机构来处理种种社会争端。众所周知，由于开国之父们害怕权力集中会导致对人民权利的侵犯，他们通过宪法建立了三权分立的联邦制政治体系。其后政府权力虽随着时代的步伐有逐渐加强的趋势，甚至有学者以“帝王式总统”来形容总统权力的扩大，但是分权和制衡的原则至今不变。在这样一个社会争端多、权利意识强、害怕权力集中的心理挥之不去、政府权力又比较分散碎化的社会里，对抗制诉讼便很容易被视为是一种保护公民权益的上好选择。因为它与大陆法国家由法官作为政府官僚组成部分所主导的纠问制不同，是由公民和他们的律师主导，而法官则保持中立，所以对抗制诉讼既不会导致政府权力的集中，又可以使公民获得他们所希望获得的对其权益的法律保护，乃一箭双雕之策。^【442】这就是对抗制诉讼作为司法裁决治理的基本形式得以在美国大行其道的历史根源。

对抗制诉讼虽然在美国早已有之，但在1960年以后大大加强，其突出的表现就是所谓“诉讼爆炸”。卡根教授援引的统计资料显示：（1）美国的律师费在1960年和1987年之间增加了六倍，从每年90亿美元增加到每年540亿美元（按照1983年美元价值计算），使得法律服务费在国民总产值中占的比例增加了两倍；（2）联邦法院受理的指控政府的民权案件从1960年的280件上升到1980年的27000件；（3）联邦上诉法院裁定的涉及有争议的宪法问题的案件从1960年的300件增加到1980年的2000件；（4）州上诉法院和联邦法院受理涉及公立学校案件的数量和比例在1920年至1960年基本稳定，在1967年至1981年则翻倍；（5）1980年代初，在法院遭到挑战而被否决的环境保护署新法规、美国林业署管理计划、全国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法规、内务部近海石油勘探租约高达80％以上；（6）在联邦地区法院对就业歧视提出指控的案件数量从1960年代的寥寥无几上升到1973年的一年2000件，到1980年代更达到一年9000件；（7）医疗事故案件直到1960年代末都很少见，据一家最大的保险公司的统计，1970年受保的医生中仅有4.3％索赔，可是到1986年索赔比例上升到18.3％；（8）就不公平对待劳工向全国劳工关系局提出的法律投诉从1960年的每年13000起增加到1980年的45000起，而这段时期引发此类投诉的事件（代表性选举、集体谈判、停工）从数量上看基本稳定，并未大幅增加；（9）企业界之间的诉讼也增加了，在联邦法院管辖下涉及不同州籍当事人的合同案件在1960年为4000件，到1986年增加到32000件，为1960年的八倍。^【443】

无可怀疑，对抗制诉讼在1960年以后的爆炸式增加与当时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是有密切关系的。在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的刺激推动下，美国社会争取各种权利的运动此起彼伏，诸如环境保护运动、女权运动、消费者运动等等，还有为老年人、穷人、儿童、伤残人、福利领取者等不同群体争取权益的种种努力，它们共同构成了美国历史上颇为壮观的一场“权利革命”。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将美国历史上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归因于所谓“教义热”（creedal passion）。在他看来，美国自由主义、平等主义的政治教义和现实体制中的不平等形成了相当大的反差，使很多美国公民为之愤慨，从而促成了1960年以后声势浩大的各种社会运动。^【444】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著名的法律史学家劳伦斯·弗里德曼则认为，作为“权利革命”重要表现的“法律爆炸”反映了美国法律文化在这个时期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简言之，20世纪下半叶的美国人不同于他们的前辈，他们不再视不幸和不公平的对待为命定，他们相信现代社会有办法防止这些情况的发生。这样一来，他们便对公正和赔偿有普遍的期待。从这些普遍期待可以看出，他们是以“完全公正”（total justice）为目标。^【445】正是这种新的追求导致了“权利革命”，并使“权利革命”的范围不断扩大。也有学者发现，20世纪后半期美国人心目中的楷模已经从杰斐逊时代的自耕农、工业化时代的霍雷肖·阿尔杰和肯尼迪时代的冷战斗士变成了“受害者”，因为美国社会现在有愈来愈多的人声称自己是受害者。他们来自各个社会阶层，具有种种不同的背景，而他们的受害经历最终往往都是以要求赔偿的诉讼告终。持这种观点的帕特里克·加里认为，“诉讼爆炸”和美国社会的“受害者化”发生在同一时期绝不是偶然的。^【446】“教义热”也好，“完全公正”也好，“受害者化”也好，这些分析从不同的角度告诉我们的都是同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人权利意识的普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们对公正的要求也日益超出了其先辈所能想象的范围。这就是“权利革命”的革命性所在。

当然，权利意识的迅速普及和公正要求的日益扩大并非为美国社会所独有，工业化民主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乎都出现了这种现象。不过，美国对权利意识普及和公正要求扩大所作出的反应却和欧洲大陆国家有所不同。卡根教授的研究证明，当西欧国家主要依靠中央政府的官僚机制和组合主义机构来满足因权利意识普及而产生的种种个人和群体的权利要求包括公共权利要求时，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则要借助于法院和律师或者说对抗性诉讼来实现这些目标。卡根认为，形成这种区别的原因有三个：（1）美国政府权力的碎化，（2）美国经济权力的碎化，（3）美国律师和法律文化的影响。^【447】其中最主要的是政府权力的碎化。美国建国以后长期缺乏像很多欧洲大陆国家一样的权力集中的中央政府等级官僚机制，因此著名政治学家斯蒂芬·斯考罗内克曾将19世纪70年代以前的美国称为“法院和政党国家”，当时主要是靠法院和政党在彼此分权制衡的政府部门之间进行协调，使国家机制得以运转。进步主义改革、新政、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大大加速了美国行政管理国家在20世纪的发展。不过，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美国的政府无论是在结构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依然比较松散和碎化。涉及警察、刑事、教育、土地使用管制、家庭、侵权、商业、福利管理、反歧视等相当广泛领域的大部分法律、政策和行政管理问题，仍然是州和地方政府及法院管辖的范围。甚至于很多重大联邦项目，包括失业保险、残者保险、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等，实际上也是由州和县的政府机构负责管理，其程序和某些标准则会因州、县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众所周知，美国的两大政党和国会在来自不同地区和不同选民群体的压力之下，通常很难形成统一的全国性政策，即便形成了，也是妥协的结果，所以在执行上亦须借重各个地方政府和不同的利益集团。

如果说新政时期的改革立法曾经为建立权力比较集中的联邦行政管理机构进行过不能说是十分成功的尝试的话，那么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国会则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有意识地使新建的联邦行政管理机构处于权力碎化的状态。在“权利革命”的推动下，国会在1964—1977年成功通过了25项重要的立法，涉及环保、民权、工作场所安全、消费者信贷、产品安全、私人年金基金、地方公共教育等广泛的领域，可是其中很多立法的主要执行权都被交给了州和地方政府官员。如前所述，即使国会在“公共利益时代”建立了新的联邦管理机构，它也未像新政时代的立法那样作广泛而笼统的授权，而是通过对新建机构的目标、职能、程序作详细规定来限制这些机构的权力范围，并让有关利益群体积极参与其监管活动。公民和社会团体还被鼓励像“私人司法部长”一样与政府行政管理机构对簿公堂。这些做法固然增加了政府活动的民主性与透明度，但也给法律的执行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于是，我们不难看出，在美国公民权利意识大大加强而且对“完全公正”的要求日益增多的时代，满足这些要求的立法却要靠权力如此分散和碎化的政府机构去执行。其结果就像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米尔詹·达马斯卡打的一个比喻：“一个有着很多独立的权力中心和改造社会强烈愿望的国家，可以被比作是一个胃口大而满足其胃口的工具差的人。”^【448】正是这种愿望与手段之间的矛盾使得美国的对抗式诉讼在1960年以后得以迅速强化。那些热切希望获得“完全公正”的美国人没法依靠欧洲式的中央政府等级官僚机制来保证公民的权利要求得到满足，他们便愈来愈多地诉诸自己颇为熟悉的对抗制法律诉讼来达到这个目标。

对抗制诉讼在美国较为盛行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国经济权力的碎化。这种碎化是和美国市场经济的开放性密切相关联的。与很多欧洲国家相比，美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受到的来自政府、企业组织、劳工组织的制约都比较少。首先，美国联邦主义的宪政体制使得中央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向来就比较有限，直到今天美国联邦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重点仍然是宏观调控而非产业政策。其次，美国不仅没有卡特尔，也没有能号令全国企业界或者整个工业部门的最高企业组织（peak association），美国商会、全国制造商协会和企业理事会的代表性均相当有限，它们对美国整个企业界的约束力更是微不足道。第三，美国的劳工组织也十分软弱，劳联—产联远远不能和欧洲国家的全国性最高劳工组织（peak union）相提并论，美国工会与资方展开的集体谈判基本上是以厂家为单位进行，就整个工业部门谈判并达成协议的很少。这样一来，长期处于经济权力碎化状态的各个商家和公司自然就比较习惯于各自为政，结果不仅争端多，而且一旦有争端又难以依靠联邦政府官僚机制、企业组织、劳工组织或者它们之间形成的组合主义机构来解决，于是诉诸法律手段便成为一种比较现实的选择。诚然，美国的商家和公司并不好讼成性。斯图尔特·麦考利教授在1960年代初做的一项研究中就发现，企业家认为打官司弊大于利，只要能避免就避免，而他们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成功了。^【449】不过，在商家避免诉讼的努力不能奏效时，美国的企业还是要诉诸对抗制诉讼，因为经济权力的碎化使它们缺少欧洲企业所拥有的很多其他选择。1960年代以来，随着西欧经济的复苏、日本经济的崛起以及全球化的加速，美国企业面临着愈来愈大的竞争压力和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它们很难从长远目标出发在彼此之间保持良好关系，常常面临与对手一决高下的局面。于是，美国学者在1980年代所做的一些研究发现，某些种类的企业诉讼实际上是在增加。^【450】前面提到的卡根教授援引的数据也证明，1986年不同州籍当事人之间的合同案件是1960年的8倍。所有这些研究说明，由于经济权力的碎化，美国企业虽然不想打官司，但是它们比起欧洲企业来说不得不打官司的机会还是要大得多。

最后，对抗制诉讼离不了律师。美国律师众多虽不是对抗制诉讼盛行的首要原因，但是作为对抗制诉讼的主角，律师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他们要这样做其实很自然，因为这是他们的谋生之道和获利的手段。众所周知，美国社会中常常把律师称为“追赶救护车的家伙”，这固然是对律师不择手段寻找打官司赚钱机会的一种夸大之词，但是律师积极诱导诉讼则不乏其例。当扬克公司生产的工装销售额从1991年的1.1亿美元下降到1992年的6500万美元时，公司决定关闭设在俄克拉何马州韦沃尔的雇佣225名工人的工厂。一个专长于工人赔偿法的律师事务所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就与该厂工人联系，告诉他们如何提出法律要求。于是，在工厂关闭前两天的时间里，工人们就提出了247起工伤赔偿要求，而此前该厂工人提出的赔偿要求总共只有6起。有调查研究证明，像韦沃尔工厂发生的这种事情在俄克拉何马州并不是例外。即便是真的以追赶救护车的方式寻找顾客，我们也可以找到例证。1986年，有两个律师发起了“全国轮胎工人诉讼项目”，把配有透视设备的面包车开到各个轮胎工厂，为曾经在工作中接触过石棉的工人进行体检，然后为六千多受石棉所害的工人提起了法律诉讼。诚然，这类集体诉讼确实能为很多当事人寻求公正，并对公司的不法行为作出惩处，但是律师常常是最大的受益者。例如，纽约一家律师事务所在1990年代表一百万垫头账户投资者在州法院向七大证券经纪商提出集体诉讼，指控经纪商对复利非法收费。尽管证券经济商认为其客户完全了解这一为时已久的政策，而且此举完全合法，但是在双方进行了几千小时的法律对抗和评估之后，证券经纪商同意庭外和解，它们在和解协议中并未承诺解决原告指控的任何问题，但同意支付原告的律师费100万美元。作为被告之一的美林公司发言人承认，该公司之所以同意和解并支付律师费只是为了避免更大的诉讼开支。^【451】

当然，美国律师为对抗制诉讼推波助澜并不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还深受其职业道德准则的影响。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和很多国家都不一样，其律师道德准则在20世纪变得愈来愈强调客户至上，甚至把律师对客户利益的私人责任摆在维护司法体系公正性的公共责任之上。19世纪的美国律师道德准则手册一般都还要求律师在正式诉讼前弄清客户诉因的是非曲直，要有自己独立的观点，而不仅仅是客户的观点。1908年首版的美国律师协会道德守则也强调既要对客户尽职，又要信守公共责任。尽管有多少律师真的如此行事令人怀疑，但至少这个行业公开的道德标准还是将律师对客户的私人责任和公共义务相提并论。可是1908年以后美国律师协会修订的道德守则变得愈来愈偏向于强调几乎是排他性的对客户的忠诚。这就是说律师只有为客户严守秘密和积极辩护的责任，而没有协助对方或监管机构收集事实的义务，也无须约束客户不作伪证或行骗，甚至不用劝导客户遵守法律或行政法规。^【452】简言之，律师在为客户积极辩护时除了自己不从事不正当活动以外，并不需要考虑涉及具体案件或整个社会的公正问题。受美国法律文化中这种道德准则的影响和激励，20世纪的美国律师几乎可以肆无忌惮地运用他们所能想象得出的种种手段去招揽客户和为之进行咄咄逼人的辩护，从而使对抗制诉讼愈演愈烈。

美国律师为对抗制诉讼推波助澜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法律文化中工具主义对他们的影响。尽管学术界对工具主义法律观的地位和历史发展过程有不同看法，但一般都承认它在19世纪的存在和在20世纪的日益加强，尤其是新政宪法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更是被广为接受。^【453】此处所说的工具主义其实就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法律观，它把法律看作是实现目标的手段，所以受其影响的律师为达到目标在法律手段上往往无所不用其极，从而加强了对抗制法律诉讼的势头。当然，前面所说的律师为自己的经济利益或客户的权益诉诸对抗制诉讼，也可以说是工具主义的一种表现，但工具主义法律观以法律为手段所要实现的重要目标往往超出了这些私人利益的范围，进入了公共利益的领域，其所追求的是社会变化。当律师为这种公共利益和社会变化的理想而进行法律诉讼时，其责任自然也就超越了通常的客户服务，而是致力于以公共利益和社会变化为目标的某种事业。因此，在美国为公共利益打官司的律师便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律师，而是所谓事业律师（cause lawyer）。以研究事业律师而著称的美国学者斯图尔特·沙因戈尔德和奥斯汀·萨拉特认为：“事业律师业就其核心而言就是利用法律技能追求超越了客户服务的目标与理想。”^【454】这种事业律师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19世纪，但是现代意义上的事业诉讼应该说始于有色人种协进会和它的法律辩护基金会。早在1930年代，有色人种协进会就有了以法律行动瓦解种族隔离制度的计划，并在1939年建立了法律辩护基金会，后者实际上就是致力于实现有色人种协进会目标的一个律师事务所。协进会雇用了1922年毕业于哈佛法学院的查尔斯·休斯敦来执行其计划。休斯敦笃信庞德的社会法理学，把改进社会政策视为目标，而法律在他看来则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与工具。后来在布朗案中出任首席律师的瑟古德·马歇尔就是休斯敦的门生之一。众所周知，布朗案获得了取消南部公立学校种族隔离制度的历史性胜利，但此案同时也是事业律师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因为它不仅激起了南部种族主义者对事业律师的反对，而且促使最高法院作出了有利于事业律师的判决。

布朗案判决后，南部各州的种族主义势力对法律辩护基金会及其在当地的律师深恶痛绝，企图通过刑事调查指控他们招募客户作为当事人发起诉讼是不适当地“挑起诉讼”。这类指控在很多州都可依据普通法将被告定罪为刑事犯。不仅如此，包括弗吉尼亚在内的几个州还试图通过制定法来阻止有色人种协进会诉诸法律行动的努力，例如由州议会通过立法禁止非当事人为诉讼募捐和禁止为他人诉讼支付费用等等。有色人种协进会遂针对弗吉尼亚等州通过的这些法律的有效性提出了法律挑战，指控它们侵犯了该组织受宪法第一条修正案保护的自由，即以诉讼作为发表政治言论的一种方式。结果，美国最高法院在1963年有色人种协进会诉巴顿案判决中裁定协进会胜诉。布伦南大法官在判决中写道：“在有色人种协进会目标的背景之下，诉讼不是解决私人分歧的手段……因此它是政治表达的方式。发现自己不能通过投票达到目标的团体常常转向法院。例如，1930年代反对新政立法的人就是这样做的，今天的黑人少数民族同样也是在这样做。”^【455】从此以后，禁止教唆诉讼的法规只适用于那些为私利而挑起诉讼的律师，为公共利益而展开诉讼的律师在这方面则可得到宪法保护。这样一来，公共利益诉讼也就是事业诉讼的增加从1960年代开始便成排山倒海之势。为环境保护、消费者利益、儿童、妇女及各种少数群体权益进行诉讼的事业律师组织纷纷成立，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谢拉俱乐部法律辩护基金会、环境辩护基金会、拉尔夫·纳德的消费者诉讼团体、美国犹太人大会法律和社会行动委员会、民权律师委员会、儿童辩护基金会、全国妇女法律辩护组织、墨西哥美裔法律辩护和教育基金会、兰姆达同性恋问题律师事务所等等。这些组织实际上都是类似于有色人种协进会法律辩护基金会的事业律师事务所。它们当中有不少得到了以福特基金会为代表的私人基金会的财力支持。据福特基金会1976年一项研究统计，当时有70多个公共利益律师事务所“在诸如消费者和环境保护、政治改革和精神病保健这些不同的领域里进行诉讼”。^【456】此外，这一时期美国法院的很多判决和国会立法也鼓励私人公民通过诉讼推进公共目标，所以事业律师们很快便被人们称为“私人司法部长”。

受自由主义改革事业在公共利益诉讼方面所取得的成功的影响，美国企业界和保守主义势力在1970年代也开始借助公共利益诉讼来推进他们的事业。1973年成立的太平洋法律基金会便得到了大公司和亲公司的私人基金会如利利基金会和奥林基金会的支持。曾经担任里根政府司法部长的埃德温·米斯在1998年受访时称太平洋法律基金会是“我称为真正的公共利益法律事务所中的第一个，它们代表的是纳税人、父母和守法的公民”。^【457】继太平洋法律基金会之后成立的许多保守主义公共利益律师事务所的运作资金，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通用汽车公司、海湾石油公司、西尔斯、美国钢铁基金会、斯凯夫家庭基金会、库尔斯基金会以及其他的大公司或大基金会。这些保守主义公共利益律师事务所最初关注的公共利益是政府监管问题，它们成了去监管化运动的一支突击队。到1980年代和1990年代，它们的目标或者说事业则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与公民自由有关的问题，如反对肯定性行动，主张自由选择学校，倡导私人财产神圣化等等，二是与宗教信仰有关的问题，如反对同性婚姻和堕胎，主张将神造说纳入公立学校课程，希望在公共财产上竖立有宗教意义的象征物以及在公立学校祈祷等等。保守主义事业律师事务所的公共利益和事业目标比起他们自由主义的对手固然不同，但在诉讼方式上则一脉相承。他们像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法律辩护基金会一样，不仅要寻找提起诉讼的适当当事人，而且要在全国范围内找到能有把握取胜的试验案件，然后在审前和法庭上展开对抗性较量，其目标不是具体案件的输赢，而是案件所代表的理想与事业的成败。所以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的事业律师，他们对于1960年代以来美国对抗制诉讼的迅速加强都是起了推动作用的。

2．对抗制诉讼的双重作用

由于以上所说的种种原因，对抗制不仅成为美国司法诉讼的主要形式，而且在1960年代以来被大大强化。美国经济的司法裁决治理在基本形式上自然也离不开对抗制诉讼，所以也就必须面对这种诉讼形式和它在1960年代以来迅速加强所产生的后果，即对抗制诉讼的双重作用，包括正面影响和负面效应。从卡根教授有关对抗制法治体系的专著可以看出，这种诉讼的双重作用在对美国经济进行司法治理的主要领域——民法、侵权法、福利国家、政府监管和经济开发——均表现得相当明显。民法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吉尔摩诉哥伦比亚瀑布制铝公司案。位于蒙大拿州西北部的哥伦比亚瀑布制铝公司到1985年时已亏损严重，其业主乃将公司卖给了布拉克·杜克和杰罗姆·布鲁萨德。作为这笔交易的一个组成部分，双方同意该公司工人至少将获得未来利润的一半。杜克和布鲁萨德接手后大量削减成本，要工人同意减少工资15％，以分享未来利润的50％。工人们为了避免关闭工厂只好同意这样做。1986年，公司扭亏为盈，杜克和布鲁萨德遵约将所得利润260万美元与雇员平分。可是此后五年里，这两位新业主不再如此行事，而是将大量利润汇往海外银行账户。当财务主管在1989年对此表示异议时，迅即遭到解雇。后来，该公司39岁的会计罗伯塔·吉尔摩发现了同样的问题，以集体诉讼的方式一状告到法院。在历时5年10个月的诉讼当中，吉尔摩和工会雇用的律师要面对杜克由13个律师组成的律师团队，但他们通过审前披露和其他调查掌握了资金转移的详情，并获得了涉及分享利润协议的前业主给杜克的信。结果，在预定的法院宣判日来到前两周，杜克同意和解，愿意支付雇员9700万美元。拿年薪的雇员获得其中的3200万美元，付给吉尔摩所雇律师600万美元；拿工资的雇员获得6500万美元，付给工会律师650万美元。^【458】从这个案件的发展和结果可以看出，对抗制下的律师主导、集体诉讼和获得大量律师费的可能，不仅使吉尔摩和公司雇员这些普通老百姓可以对财力上占绝对优势的被告采取法律行动，而且使律师既有物质上的刺激也有必要的权力去搜寻一切证据，为赢得官司不遗余力。可以说，这是对抗制诉讼的民主性和进取性所在。

当然，民事领域里的对抗制诉讼也有其负面的效应，首先就是旷日持久和成本高昂。吉尔摩诉哥伦比亚瀑布制铝公司案的官司打了近六年。其中的原告固然在败诉时无须支付被告为数惊人的律师费，但在胜诉时要支付的律师费高达所获赔偿的10％到18.75％。事实上，有很多民事案件的律师费要高过这个比例。据威斯康星州民事诉讼项目对1970年代联邦和州法院的1649个样本民事案件所做的调查统计，在赔偿少于1万美元的案件中，原告的中位诉讼成本在律师胜诉分成时占赔偿的35％左右，在律师计时收费时占赔偿的46％。^【459】其次，对抗制诉讼的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1984年，当彭氏石油公司购买格蒂石油公司十分之七股份的交易出现争端时，德士古公司在征求了公司并购专家的意见后，确认格蒂未受到与彭氏石油公司之间并未最后成交的交易的约束，于是以比彭氏出价更高的优惠条件买下了格蒂所有的上市股票。不料彭氏石油公司在休斯敦将总部在纽约的德士古告上了法庭。尽管独立的法律分析都认为根据纽约的法律来看彭氏与格蒂并没有正式签署合同，而且即便德士古要负责赔偿，彭氏的损失也不会超过4.22亿美元，然而休斯敦的陪审团裁定彭氏应获得75亿美元实际损害赔偿，30亿美元惩罚性损害赔偿。这是美国法律史作出的数额最大的民事赔偿判决。后来得克萨斯州上诉法院虽将惩罚性损害赔偿降到10亿美元，但是德士古仍然拿不出85亿美元，只好宣布破产。破产虽然是暂时性的，但对德士古的打击相当大。^【460】既然连德士古这种旗下法律人才如云的超级大公司在民事诉讼上都有可能如此失算，那么对抗制诉讼的不确定性自然是非同小可。第三，对抗制诉讼导致了一定程度的不公正。由于这种诉讼旷日持久、耗资巨大和结果不确定，很多原本有正当理由的当事人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要求或作出不得已的让步。1992年对234个市政府律师所做的一项调查发现，80％以上的律师都承认他们有时在稳操胜券的案件上寻求和解，纯粹是为了在短期内省钱。另据加利福尼亚收债行业的同业公会会长估计，该行业将拖欠债务案诉诸法庭解决的不会超过20％，因为诉讼开支大，过于复杂，又延误时日。^【461】最后，对抗制诉讼还会产生不平等。因为诉讼是由律师主导的，所以双方所雇用的律师的多少、能力的强弱和专业阅历的深浅是决定胜败的关键之一。显然，经济实力不同的当事人在这方面是不可能处于平等地位的。

对抗制的这种双重作用在侵权法领域也十分引人注目。众所周知，由于法院为“严格产品责任”诉讼打开了大门，侵权法现在成了美国最有争议的司法领域之一。1973年开始的所谓“石棉时代”可以说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由于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在这一年的博雷尔诉纤维板纸品公司案判决中裁定石棉制品商要对因接触石棉而受害的人负严格责任，此类侵权索赔案件立即暴增，在全国法院待审的石棉索赔案到1987年达到5万起左右，到1992年更上升到20万起，在20世纪结束时每年新增加的石棉索赔案仍达6000到9000起之多。^【462】在这样强大的诉讼和赔偿压力之下，美国25家主要的石棉制造商有11家宣告破产，整个产业部门奄奄一息。可以说，侵权法领域里的对抗制诉讼向整个美国企业界发出了加强产品安全和追究产品责任的非同一般的警告，其影响之大是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所无法与之相比拟的。不过，对抗制诉讼的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自1973年“石棉时代”开始到20世纪结束，近30年时间过去了，这个产业部门已偃旗息鼓，可是石棉索赔案的官司还在打，其拖延时日之长可谓惊人。不仅如此，有研究证明，保险公司为石棉讼案支付的赔偿金有三分之二落入了律师的钱包。法院和陪审团对此类索赔要求作出的裁决也是因州而异，因案而异，存在相当多的不一致和不平等之处。尤其是后来以集体诉讼方式提出索赔要求的受害者得到的赔偿比个人起诉和早期集体诉讼达成的和解所赔要少得多。^【463】

对抗制诉讼对美国的福利国家制度也有相当大的影响。福利国家制度在美国本来就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领域，且具有权力分散、标准不一和经济能力资格审查既严格又混乱的特点。对抗制诉讼在这里自然大有用武之地，但结果也是好坏掺半。1960年代，随着领取救济金的人数迅速增加，未独立子女家庭援助计划遭到了愈来愈多的抨击，被指责为导致性关系和经济上的不负责任以及对救济金的依赖。一些州，尤其是南部州，要求福利管理机构在申请人不能为受援助的子女提供“合适的家”时拒绝发放救济金。有些福利管理机构还进行半夜搜查，试图发现单亲母亲屋内是否有能提供接济的男人过夜。当这些政策行动对很多领取救济金的家庭构成威胁之时，它们很快便在联邦法院遭到了挑战。由联邦政府提供资金的法律服务项目的律师们，代表领取福利金的家庭指控有关州的规定有种族主义之嫌。正是由于这些以福利权利为目标的事业律师们展开的对抗制诉讼，美国联邦法院乃得以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作出了一系列判决，维护了这些家庭的利益。1969年，在九个下级联邦法院作出了反对以居住年限来限制领取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计划救济金的判决后，最高法院又在夏皮罗诉汤普森案判决中指出公民的旅行权受到宪法保护，从而否定了住满一定时间方可领取救济金的资格要求。^【464】1970年，最高法院在著名的戈德堡诉凯利案判决中像七个下级联邦法院一样，宣布福利不是可以由政府随意取消的特权而是法定的权利，因此州或地方政府在以不够资格为由中止发放救济金之前，必须允许救济金领取者根据受宪法保护的权利要求由中立的行政裁判者举行公证会。^【465】这样一来，联邦法院的判决就使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计划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从一个由州和地方决定资格与救济金的福利项目，变成了联邦法律监督下的法定权利制度。由此看来，对抗制诉讼在巩固美国的福利国家体制和维护社会正义方面的贡献是无可置疑的。不过，对抗制诉讼并不是万能药方。它常常会导致一个接一个诉讼和一次又一次的法规修改，结果使法律问题变得愈来愈复杂，拖的时间也愈来愈长。例如，康涅狄格州对不肯说出子女生父名字的母亲及其子女停发救济金的规定，就引发了一连串诉讼，使该州议会和美国国会数度修改法律，后来又因福特政府的卫生、教育和福利部迟迟未能就例外情况拟定细则而一再拖延，到最后原告因细则出台而放弃诉讼时，前后已经13年过去了。另外，这些诉讼的结果往往还要取决于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的态度。戈德堡诉凯利案判决固然迫使福利管理机构在停发救济金前要举行公证会，从而使接受救济的家庭得到了程序上的保障，但这和实质性的保障毕竟还不是一回事，因为保守派占多数的议会可以让行政管理机构在公证会上采用更为挑剔的标准。事实上，当美国国会在1996年通过法律终止作为联邦法定权利的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项目时，对抗性诉讼并未能阻挡这一进程。^【466】

美国的政府监管也离不了对抗制诉讼。1989年埃克森石油公司漏油事件就是典型。当时该公司的油轮在阿拉斯加的威廉王子海湾搁浅，漏油1100万加仑，对附近野生动物众多的海域造成严重污染。事发后，埃克森公司花了20亿美元进行清理，对刑事指控表示认罪，被罚款1.25亿美元。阿拉斯加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又分别就漏油对自然资源造成的破坏对埃克森公司提出民事指控，迫使该公司用将近10亿美元了结这两桩民事案。不仅如此，数千渔民、印第安部落和其他声称受到漏油事件损害的私人当事人也请律师状告埃克森公司，要求赔偿，结果联邦法院的陪审团判处惩罚性赔偿金50亿美元，后经埃克森公司上诉，联邦第九巡回区上诉法院始于2001年作出判决，将赔偿减少到40亿美元。综观整个事件，埃克森公司在有违环境监管法规的漏油事件发生后，面临的是来自刑事诉讼、政府民事诉讼和私人诉讼三管齐下的对抗制诉讼的强大压力。这样的监管力度不可谓不大，罚款也不可谓不重。事实上，美国政府监管的一个最突出特点就是法律制裁十分严厉。这在立法上是有诸多明确规定的。例如，国会在1988年将内部交易的个人刑事罚款增加到100万美元，单位刑事罚款增加到250万美元，并将违犯证券法任何规定的最高刑期从5年增加到10年。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国会将触犯环境法的大部分刑事犯罪从轻罪上升到重罪，增加了最高刑期。另外，国会还拨款增加环境保护署从事刑事控罪调查的人员。1995—1997年，环保署平均每年向250多个违法者要求刑事罚款，而十年前平均每年只有10个违法者遭到刑事指控。^【467】

对抗制诉讼下政府监管的这种严刑重罚自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监管的效力。应该说，正是因为证券监管的成功，美国的证券市场才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投资者。环境监管也在防止工业污染、城市垃圾处理和车辆污染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美国的食品、饮水、药物和工作场所的安全比起很多国家来说都走在前面。不过，对抗制诉讼在时间、成本、不确定性等方面存在的负面效应在政府监管领域里也在所难免。霍利·韦尔斯和克里斯坦·恩格尔所做的研究发现，一家从事废物处理设备制造和运作的跨国公司为了在加利福尼亚州获得一个城市的固体废物填埋许可，在法律费用上开销达1500万美元，它在历时10年的时间里请了七个律师，应付了许多监管机构，进行了两次重大的行政上诉，打了三场旷日持久的官司。^【468】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抗制诉讼下的政府监管和采取其他监管方式的发达国家相比，其效果并不一定优于其他监管方式。莱尔·斯克鲁格斯在20世纪末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报告就1970年代和1980年代降低污染所做的研究发现，在减少空气污染、固体废物和水污染方面，美国在17个发达国家中居第十三位，它在降低污染速度上落后于不采用对抗制诉讼的德国（排名第一）、荷兰（排名第二）、瑞典（排名第三）、日本（排名第四）和英国（排名第十一）。^【469】当然，美国是否能像这些国家一样采取非对抗制诉讼的方式来处理政府监管，则是另一个问题。不难想象，仅仅要美国的企业和政府之间建立起如上述国家那种比较合作甚至是组合主义的关系，恐怕就有蜀道之难。

如果说对抗制诉讼和美国的法院曾经在19世纪为美国的经济开发铺垫过道路，那么1960年代以来这个问题变得愈来愈复杂，它涉及的不仅仅是受开发影响者在经济上的得失，而且还有人们愈来愈关注的社会和环境影响，于是对抗制诉讼带来的常常是开发计划的长期延宕和耗资巨大。1968年，兴建连接洛杉矶机场和市区东部的世纪高速公路的计划得到了联邦政府的资助。加州交通厅很快便着手获取这17英里高速公路的路权，迁移需要搬迁的住户，进行建筑投标，并与沿线地方城市政府展开谈判，以获得让高速公路经过它们辖区的许可。然而，事情进展并不顺利。1972年初，公共利益法律中心代表沿线居民对加州交通厅和联邦交通部展开集体诉讼。加入这一诉讼的还有反对公路穿越其地域的地方城市霍索恩，认为公路会破坏环境的谢拉俱乐部和环境辩护基金会，指责路线选择使少数族裔社区和家庭得不到平等法律保护的有色人种协进会。联邦地区法院就此案作出判决，要求加州交通厅准备公路计划出台时本不需要准备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在加州交通厅于1972—1978年准备该报告期间，整个公路建设处于停顿状态。1979年，加州交通厅为一举了结诉讼而作出重大让步，其承诺包括：公路有两条车道作为巴士和多乘客轿车的专用道；和联邦政府联合出资3亿美元在公路经过社区修建4200套新住房；出资用于肯定性行动计划和建立就业中心；将工程分为84个承包合同与分包合同以便让妇女和少数族裔拥有的公司有机会参与；按照沿线少数族裔比例设定其在工程施工中的雇用比例，并为此进行学徒培训。此后十年，针对这一让步的执行、解释和修改举行的听证会开了一次又一次。尽管没有任何一方认为世纪高速公路完全不应修建，该公路还是拖到1993年才完工，历时20年之久。总开支从原计划的5亿美元飙升到22亿美元，其中实际用于工程建设的只占54％，结果平均每英里造价为1亿美元，创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纪录。^【470】当然，不是所有的经济开发都像加州世纪高速公路一样，但是类似的情况相当普遍。例如，美国的核电厂建设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进展慢得像蜗牛一样，后来则干脆放弃。美国林业署在1980年代的所有林业计划也因为法律挑战而无法进行。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一系列的听证会、申诉和诉讼使得雪佛龙公司无法从加州海岸的阿奎洛角的油井和再生站将油运走。加州奥克兰港的疏通加深工程从1970年代就已启动，但是由于污泥置放地引起的法律争议和诉讼的拖延直到1995年才完成。诚然，这些经济开发工程的延宕对于减少社会和环境方面的不良影响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为此付出的社会成本却不能不使人们对对抗制诉讼的负面效应有不胜唏嘘之感。

3．谁是对抗制诉讼的赢家

上面所说的对抗制诉讼的正面作用和负面效应虽然涉及到具体的案件和具体的当事人，但是分析的着眼点是对抗制诉讼对美国社会的总体影响。这就是说，无论是对抗制的正面作用还是它的负面效应，其影响所及都不是只限于某一个阶层、某一个族裔或者某一个群体，而是包括美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族裔和各种不同的群体。那么，其中谁才是对抗制诉讼最大的赢家而谁又才是最大的输家呢？这显然是研究美国法律的学者们应该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就像研究政治的学者必须弄清参与者的得失一样。早在1970年，当时在耶鲁大学作访问研究的马克·加兰特就试图对此作出回答，写出了“为什么‘富者’胜出：对法律变化局限性的思考”一文。可是此文成稿后多年找不到杂志发表。社会科学类的杂志嫌它篇幅过长，法学类杂志虽不在乎篇幅，但是觉得其观点不合时宜，因为加兰特在“权利革命”使愈来愈多的美国人正在为他们在法院的胜利而欢欣鼓舞之时，却说诉讼的结果是富者胜出。有一家杂志在拒绝其投稿的复信中称赞文章的吸引力和文采，但是认为该文所言不是“我们在法律体制中之所见，‘贫者’在这一体制中愈来愈依靠法院保护和表达他们的目标。”^【471】1973年，加兰特成为《法律与社会评论》杂志的编辑，他在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法学院院长理查德·苏瓦茨的鼓励下，于1974年在《法律与社会评论》上发表了自己的文章。这篇文章很快便被列为许多大学课程中的指定读物，现在更是社会学法律研究领域里最经常引用的文章，也是所有法律评论文章中引用次数最多的文章之一。它不仅为社会科学和法学学科许多不同领域的学者展开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而且被法官们在判决书中多次引用，成为能走出象牙之塔对司法实践产生直接影响的为数不多的学术著作之一。在“为什么‘富者’胜出”发表25周年之前，加兰特已任教多年的威斯康星大学法律研究所于1998年5月召开了两天的学术会议，庆祝文章产生的广泛影响，并对它的预见性展开评价。1999年，《法律与社会评论》杂志在文章发表25周年之际为之出版了专辑。2003年，赫伯特·克里泽和苏姗·西尔比将1998年会议和1999年专辑的文章还有一些新作收集成册，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在诉讼中‘富者’仍然胜出吗？》。^【472】加兰特的文章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是因为他击中了美国司法诉讼制度的要害，即它在导致社会变革尤其是再分配问题上的局限性。当“权利革命”时代的自由主义者对以法律手段实现他们的目标充满信心之时，加兰特就发出了警告。这一点随着1970年代中期以来保守主义在美国的兴起已看得更加清楚。“贫者”靠对抗制诉讼扩大其权利范围的可能性已大打折扣，甚至有些已获得的权利也被去制度化了，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就是一例。不仅如此，保守主义的事业律师也在利用对抗制诉讼实现他们自己的目标。正如加兰特文章之后美国学者的大部分研究所证明的一样，“富者”在美国的司法诉讼中有比“贫者”更大的胜出机会。诚然，“贫者”不是没有胜出的机会，而且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法院和一定的问题上其胜出的机会还会增加，但是总的来说“富者”还是比“贫者”胜出的机会更大。只要美国的对抗制诉讼依然如故，那么这种情况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

其实，“富者”在美国的法律体制下比“贫者”容易胜出，并不是什么新观点。早在建国之初和制宪期间，反联邦党人就对此表示忧虑。美国历史上很多改革派的目标所向也包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在内。学术界当然也不乏论述，但是建立在扎扎实实的经验性证据之上的成果则十分少见。加兰特的贡献所在并不是提出这个问题，而是为就这个问题展开系统的经验性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或者说一个新的方向。他不像很多学者那样从法规出发探讨这些法规如何通过法律制度从上而下地影响到诉讼当事人，而是反其道行之，主张从法律诉讼当事人入手，研究他们之间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如何影响到法律制度的运作。因此，加兰特将诉讼当事人分为两大类，即“偶尔诉讼者”（one shotters）和“惯常诉讼者”（repeat players）。在他看来，“偶尔诉讼者”多为“贫者”，如离婚者、汽车保险求偿者、刑事被告等，“惯常诉讼者”多为“富者”，如保险公司、金融公司、检查官、政府部门等。这种分类当然也有例外，如职业刑事罪犯便是“贫者”中的“惯常诉讼者”，触犯刑律的百万富翁则是“富者”中的“偶尔诉讼者”。不过，一般来说，资源充足的“富者”成为“惯常诉讼者”的机会比较大，资源匮乏的“贫者”成为“偶尔诉讼者”的机会也比较大。所以，加兰特认为，“富者”之所以在诉讼中一般来说比“贫者”有更大的胜出机会，主要是因为前者作为“惯常诉讼者”比起后者作为“偶尔诉讼者”来说有以下的优势：

（1）“惯常诉讼者”已积累了更多的诉讼经验，甚至有记录证明其行动的合理性；

（2）他们在诉讼方面已有专长，有更多的专业人士（律师、顾问）的帮助，在打官司时有规模经济的好处，而无启动成本高的麻烦；

（3）他们有机会和司法体制内的有关方面建立起对自己有好处的非正式关系；

（4）他们在官司场上善于讨价还价的声誉使他们有更大的兴趣继续这样做；

（5）他们对一次官司的输赢看得比较轻，从而有利于他们采取比较长远的战略；

（6）他们不是只关注眼前诉讼的输赢，而是更看重通过院外活动和游说建立有利于将来的法规；

（7）他们在诉讼中同样也不是只顾眼下的结果，而是更看重结果对未来的影响，即建立能适用于将来案件的法律原则。^【473】

除了研究“惯常诉讼者”和“偶尔诉讼者”各自的特点和差异以外，加兰特还对二者卷入的诉讼类型作了分析。第一类是“偶尔诉讼者”告“偶尔诉讼者”，他们各自对诉讼成本的承受力将影响他们利用司法制度的机会。第二类是“惯常诉讼者”告“惯常诉讼者”，他们考虑到诉讼对相互之间长远关系的不利影响，所以往往希望回避这类官司，而以调解、仲裁或庭外和解等其他方式来解决。第三类是“惯常诉讼者”告“偶尔诉讼者”，如债权人告债务人违约，交通部门告某人违反交通规则等等。这类官司通常以大批量处理的方式由法官根据有关法规作出类似于行政管理机构决定的判决，结果一望而知，不具备对抗制诉讼的特点。因此，与富者何以胜出真正有关的是第四类诉讼，即“偶尔诉讼者”告“惯常诉讼者”，例如，消费者告汽车制造商，雇员告雇主，房客告房东等等。加兰特认为，“惯常诉讼者”的优势在这类诉讼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尽管“偶尔诉讼者”也有胜诉的时候，尤其是在他们得到了本身是“惯常诉讼者”的第三方（公共利益团体和事业律师事务所等）支持时就会把握更大一点，但就总体而言，“惯常诉讼者”在这类案件中比“偶尔诉讼者”胜出的机会还是要大得多。^【474】

加兰特在对诉讼当事人及其进行的诉讼展开分析的同时，也论及美国司法制度的某些特点增加了“惯常诉讼者”的优势。他指出，对抗制诉讼的公平性是应该建立在诉讼双方具有平等的经济资源、调查机会和法律技能的基础之上的，然而这在美国根本不可能成为现实。众所周知，美国司法制度是消极反应型的，它要求原告靠自己的资源来启动诉讼程序，尽管胜诉分成等律师费支付方式减少了这方面的成本障碍，但是成本负担始终存在。“惯常诉讼者”或者说“富者”在这方面显然占有优势。另外，美国司法制度要处理的案件太多，诉讼拖延时日是家常便饭，结果进一步加重了诉讼的成本负担，并使最后获得的赔偿因此而在实际价值上大打折扣。不仅如此，由于法官、行政管理机构和立法机构为缓和司法负担过重的问题均在采取措施限制诉讼数量，要顺利发起诉讼就更需要法律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这只会使“惯常诉讼者”比“偶尔诉讼者”享有的优势进一步扩大。^【475】

正是在加兰特提出的这一套理论框架的启发和引导下，美国学者自1974年以来做了一系列经验性研究，用大量事实和数据证明了加兰特的观点，当然也有保留、修正和补充。1975年，克雷格·万纳对初审法院民事案件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与加兰特的观点基本吻合。^【476】1987年，斯坦顿·惠勒、布利斯·卡特赖特、罗伯特·卡根和劳伦斯·弗里德曼对美国16个州最高法院在1870—1970年期间审理的5904起案件进行了研究，发现在按实力强弱划分的五大类诉讼者中（个人、企业业主、企业组织、小镇政府、市和州政府），强者确实在诉讼中比弱者占优势，但优势不是很大。根据他们的计算，强者作为上诉人胜诉的案件比例为42％，弱者作为上诉人胜诉的案件比例为36.8％，前一个比例减去后一个比例即为强者的纯优势——5.2％。^【477】1999年，唐纳德·法罗尔对五个州的最高法院判决所做研究的结论与惠勒等人的研究结论大同小异，但他发现大企业的诉讼优势比较突出，政府的优势则更是非同一般。^【478】相比之下，唐纳德·桑格和雷金纳德·西恩在1992年发表的对联邦上诉法院判决所做的研究，似乎更为清楚地证实了加兰特的看法。他们发现，政府诉讼的总成功率四倍于个人诉讼的成功率，一倍半于企业诉讼的成功率。当他们利用惠勒等人在1987年提出的“纯优势”概念进行计算时，企业对个人有20％的纯优势，联邦政府对企业有40％的纯优势。这一研究结果虽然十分引人注目，但它的依据只是限于1986年一年的联邦上诉法院判决，而且仅仅是12个巡回区中3个巡回区上诉法院的判决，所以有相当大的局限性。^【479】为了突破这种局限，桑格和西恩会同苏姗·布罗迪·海尔一起对1925—1988年美国所有的联邦上诉法院公布的判决进行了研究。他们将诉讼者分为五大类：个人、企业、州或地方政府、美国政府、其他诉讼者。所谓“其他诉讼者”包括非盈利（私人）组织、非盈利（私人）学校、社会组织、慈善组织、兄弟会组织、政党以及难以统一归类的组织。它们仅占上诉人的7.8％，被上诉人的6.3％，且无法按照诉讼资源排列顺序，所以被排除在研究之外。于是，桑格、西恩和海尔实际上是对1925—1988年联邦上诉法院的四类诉讼者的成功率和纯优势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见表一、二、三、四。

表一　1925—1988年联邦上诉法院按照当事人分类的诉讼混合成功率和纯优势^【480】

从表一可以看出，资源最丰富的联邦政府上诉时成功的案件比例高达51.3％，州和地方政府次之，成功率为45％，企业占第三位，30.8％，而资源最少的个人上诉成功的案件只占26.1％。总的来说，美国政府的成功率为个人的两倍，企业的一倍半。这和1992年桑格与西恩的研究结论大同小异。除了作为上诉人的成功率以外，纯优势和混合成功率的统计数字也充分说明，资源优势愈大的“富者”或者说“惯常诉讼者”所享有的诉讼优势也就愈大。这种情况会不会因历史时期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呢？桑格、西恩和海尔将1925—1988年分为五个历史时期作了进一步考察。这五个时期是：（1）各级法院由保守和亲企业的法官所主导的1925—1936年；（2）新政宪法革命后由罗斯福任命的比较注重下层利益的法官逐渐居于主导地位的1937—1945年；（3）经济繁荣时代由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任命的法官不太注重其政策偏向的1946—1960年；（4）美国历史上最为自由主义的沃伦法官为社会下层的权益大展拳脚的1961—1969年；（5）尼克松、福特和里根任命的法官使最高法院愈来愈保守的1970—1988年。表二和表三说明，加兰特提出的资源优势愈大的“富者”享有的诉讼优势也愈大的论点，对于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来说基本上都是适用的。唯一不大吻合的时期是1937—1945年，由于新政改革和联邦法官组成的变化，“贫者”占多数的个人诉讼者的诉讼混合成功率比起“富者”较多的企业来说差距已缩小，而且纯优势与后者相比还略高了一点。

表二　不同时期诉讼的混合成功率^【481】

表三　不同时期诉讼的纯优势^【482】

以上的成功率和纯优势是指每一个诉讼者对所有其他的诉讼者而言，那么他们对于不同类别的诉讼者的情况又会如何呢？桑格、西恩和海尔的研究对此也作了考察，其发现见表四和表五。这些统计数据清楚地显示，实力愈强、诉讼经验愈多的诉讼者的纯优势也愈高，其中只有1960—1969年这个时期的“富者”企业对“贫者”个人的纯优势为负数，沃伦法官时代联邦法官的态度大概要负一定责任。需要指出的是，表五中的企业对个人在1937—1945年有33.6％的纯优势，可是前面的表三却显示企业在这个时期对所有对手的纯优势低于个人。桑格、西恩和海尔的解释是：企业在1937—1945年比个人要面对更多的政府“惯常诉讼者”。^【483】

表四　1925—1988年惯常诉讼“富者”对不同当事人对手的纯优势^【484】

表五　不同时期惯常诉讼“富者”对不同当事人对手的纯优势^【485】

^*州和地方政府卷入的案件数量太少，无法加以数量化比较。

从以上这些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加兰特从“惯常诉讼者”和“偶尔诉讼者”在资源、经验、专业性和战略等方面的差别出发对“富者”胜出进行的理论解释，在有关初审法院、州最高法院和联邦上诉法院的研究中基本上得到了证实。可是，西恩、威廉·米什勒和桑格在1992年所做的一项研究发现，加兰特的理论解释对于最高法院的诉讼来说并不适用。诚然，在他们考察的最高法院36年的判决中，联邦政府像在其他各级法院的判决中一样仍然是最成功的诉讼者，贫穷个人的诉讼成功率同样也是最低的。但是，贫穷个人在与州政府的诉讼中却占有纯优势，少数族裔比起地方政府或者企业来说诉讼的成功率也要高。不仅如此，诉讼的输赢比例在很大程度上是和最高法院的法官组成有关系，即受到法官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很大的影响。^【486】除了这三位学者指出最高法院的诉讼与加兰特的理论解释不大吻合以外，其他一些学者们还从科层组织的法律内在化、政府诉讼突出优势的原因和“富者”胜出的社会影响等几个方面对加兰特的理论解释作了补充和修正。

劳伦·埃德尔曼和马克·萨奇曼的研究发现，包括大公司在内的科层组织自1974年以来愈来愈倾向于所谓法律的内在化。它们为了将诉讼化解于公司内部，十分注意在以下四个方面实现法律的内在化：（1）法律内容的内在化，即在制定公司的内部政策与规则时以政府立法为基准，减少和避免出现有违法律规定的情况；（2）法律程序的内在化，即尽可能采取解决争端的另类方式在组织内部或组织之间解决问题；（3）法律专家的内在化，即提高内部法律顾问的地位和加强他们的作用；（4）法律执行的内在化，即重振私人保安力量，使他们承担更多的责任。^【487】显然，这种法律内在化的结果不仅会使这些组织减少对簿公堂的几率，而且会使它们一旦官司缠身能有更大胜出的把握。可以说，埃德尔曼和萨奇曼从法律内在化的角度进行的研究，与加兰特强调诉讼当事人之间的差别相比有所不同，因为他们将研究的触角深入到当事人自身的内在变化中去了。

同样，赫伯特·克里泽有关政府作为诉讼者胜出的原因所做的研究也是在诉讼当事人的特点上下更大的功夫。他发现在上诉法院占统治地位的诉讼模式与其说是“富者”占优势，还不如说是政府占优势。事实上，很多学者的研究都已证明，政府比企业或个人在诉讼中有更大的胜出机会。其所以会如此，克里泽认为并不是像加兰特所说的仅仅是由于政府作为“富者”在资源上占有优势而已。他说我们必须注意政府有其他诉讼者所不具备的两大优势。第一，政府是法规制定者，它可以使诉讼所依据的法规有利于自己。第二，尽管司法独立，但法院和法官不可能完全独立于政府，他们毕竟是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不是说法官会盲目地支持其他的政府部门的行动，但是在诉讼双方旗鼓相当时，法官很可能对作为诉讼一方的政府机构多一点同情和理解。^【488】因此，克里泽得出结论，资源固然如加兰特所言是对抗制诉讼中决定何方胜出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

帕特里夏·尤维克和苏姗·西尔比探讨了“富者”胜出观念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他们在三年时间内对新泽西州随意选出的430人进行调查访问，发现几乎每一个调查对象都认为法律实际上并不等于正义，它有利于富人、大规模组织，甚至有利于作为“惯常诉讼者”的刑事犯。不过，有趣的是，几乎每一个调查对象同时都相信法律代表着正义和公平的最高理想，法律面前应该人人平等。“简言之，法律在人民看来既是神圣的又是世俗的，既是上帝又是骗人的把戏，既是有偏见的又是超脱的，既是此地又是彼岸。”尤维克和西尔比认为，人们对“富者”胜出这种法律不理想一面的洞悉不仅没有构成对现行法律制度的挑战，反而能保护其合法性不受到激进的批评。相反，如果把一种社会制度说成十全十美，那么这种意识形态倒是会遭到猛烈的抨击和拒绝，因为它离现实太远。这两位学者颇有见地地指出，“被解释为一个过程的意识形态对社会生活的塑造不是因为它阻止思想（依靠对人民思想的编排或控制），而是因为它实际上欢迎思想。”在他们看来，“内部的矛盾、反对和差距不是意识形态服饰下的弱点。相反，一种意识形态只有靠内部矛盾才可以维持下去，这些矛盾变成了意识形态体现于日常生活的援引、修订、应用和变换的基础。”^【489】法律所具有的葛兰西笔下的文化主导力量大概也在于此。

纵观美国经济司法治理在20世纪的发展，我们看到的是它在原则、领域和形式上所发生的适应时代的变化，反映了国家在美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作用的加强，尤其是行政管理国家的发展，还有美国人民权利意识的空前提高。这些变化的社会作用则是双重的，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既有民主、进步、平等、自由和公正，也有它们的对立面。美国学术界对此并不讳言，尤其是深受詹姆斯·威拉德·赫斯特影响的法律与社会学派，还有批判法律学派，就更是如此。也许就像尤维克和西尔比的研究所昭示的一样，美国法律制度的生机并不在于它的完美，而在于它的矛盾，在于它欢迎有不同的思想、尝试和实践来解决一个接一个的矛盾。如果没有矛盾，历史也就终结了。

注　释

【1】　Christopher Tomlins, "Engaging Willard Hurst: A Symposium"; William J. Novak, "Law, Capitalism, and the Liberal State: 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James Willard Hurst", Law and History Review 18 (2000). Ron Harris, "The Encounters of Economic History and Legal History", Law and History Review 21 (2002).

【2】　Aviam Soifer, "Willard Hurst, Consensus History, and The Growth of American Law",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20 (1992): 126-134.

【3】　Robert W. Gordon, "Introduction: J. Willard Hurst and the Common Law Tradition in American Legal Historiography", Law and Society 10 (1975): 9-55.

【4】　Kermit Hall, The Magic Mirror: Law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3.

【5】　Gordon, "Introduction: J. Willard Hurst and the Common Law Tradition in American Legal Historiography", 9-12. 关于“黑盒子”的称谓见: Hall, The Magic Mirror: The Law in American History, 4; Novak, "Law, Capitalism, and the Liberal State: 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James Willard Hurst," 107.

【6】　Gordon, "Introduction: J. Willard Hurst and the Common Law Tradition in American Legal Historiography", 12-17. Oliver W. Holmes, Jr., The Common Law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881); Melville M Bigelow, History of Procedure in England from the Norman Conquest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880); James Bradley Thayer, A Preliminary Treatise on Evidence at the Common Law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898); James Barr Ames, Lectures on Legal History and Miscellaneous Legal Essay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3).

【7】　Ibid, 17-18. John Higham, History: Professional Scholarship in America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65), 162-166.

【8】　Gordon, "Introduction: J. Willard Hurst and the Common Law Tradition in American Legal Historiography", 20-25.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Law Schools, Selected Essays in Anglo-American Legal History (New York: AALS, 1907).

【9】　Gordon, "Introduction: J. Willard Hurst and the Common Law Tradition in American Legal Historiography", 25-27. Julius Goebel, Jr., Cases and Materials on the Development of Legal Institutions (Brattleboro, Vt. : The Vermont Printing Company, 1946); Daniel Boorstin, The Mysterious Science of the Law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Mark De Wolfe Howe, Readings in American Legal Hist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9);Richard Brandon Morris,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Law (Philadelphia: J. M. Mitchell Co., 1958); George L. Haskins, Law and Authority in Early Massachusetts (New York: Macmillan, 1960).

【10】　Gordon, "Introduction: J. Willard Hurst and the Common Law Tradition in American Legal Historiography", 29-44. Roscoe Pound, Interpretation of Legal History (Cambridge: The University Press, 1923); Oliver W. Holmes, Collected Legal Paper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Howe, 1920). David Wigdor, Roscoe Pound, Philosopher of Law (Westport, Conn. : Greenwood Press, 1974), 207-281.

【11】　James Willard Hurst, "The State of Legal History",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10 (1982): 292-297.

【12】　James Willard Hurst, "Legal History: A Research Program", Wisconsin Law Review (1942): 319; The Growth of American Law: The Law Maker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50); Law and the Conditions of Freedom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United State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siconsin Press, 1956); Law and Social Process in United States Histor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aw school, 1960); Justice Holmes on Legal History (New York: Macmillan, 1964); Law and Social Order in the United Stat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Law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Legal History of the Lumber Industry in Wisconsin, 1836-1915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th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The Legitimacy of the Business Corporation in the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1780-1970 (Charlott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70); A Legal History of Money in the United States, 1774-1970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70). 被称为“威斯康星学派”的学者和著作如下：Lawrence M. Friedman, Contract Law in Americ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siconsin Press, 1965); Robert S. Hunt, Law and Locomotives (Madison: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of Wisconsin 1958); Spencer Kimball, Insurance and Public Polic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0); George J. Kuehnl, The Wisconsin Business Corporation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59); James A. Lake, Law and Mineral Wealth: The Legal Profile of the Wisconsin Mining Industr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2); Francis W. Laurent, The Business of a Trial Court, 100 Years of Case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59); Samuel Mermin, Jurisprudence and Statecraft: The Wisconsin Development Authority and its Implication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3); Earl F. Murphy, Water Purit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1). Friedman的引语见：David Margolic, "At the Bar", New York Times, March 23, 1990, at B5, col. 1。

【13】　James Willard Hurst, "Law in United States History",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04 (1960): 520; Law and the Conditions of Freedom, 29.

【14】　Hurst, Law and the Conditions of Freedom, 6-29; Stanley I. Kutler, Privilege and Creative Destruction: The Charles River Bridge Case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1971).

【15】　Hurst, Law and the Conditions of Freedom, 33-70.

【16】　Ibid, 71-108.

【17】　Novak, "Law Capitalism, and the Liberal State", 100-126.

【18】　Hurst, Law and the Conditions of Freedom, 7.

【19】　Hurst, Law and Social Process, 15.

【20】　转引自Novak, "Law, Capitalism, and the Liberal State", 132.

【21】　Ibid, 134.

【22】　Robert W. Gordon, "Hurst Recaptured", Law and History Review, 18 (2000): 167.

【23】　Lawrence M. Friedman, Contract Law in Americ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5); Morton Horwitz,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Law, 1780-186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Harry N. Scheiber, "The Road to Munn: Eminent Domain and the Concept of Public Purpose in the State Courts", 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History 5 (1971): 329; "Property Rights and Public Purpose in American Law",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Association, 7^th Congress 1 (1978): 233-240; Stanley I. Kutler, Privilege and Creative Destruction: The Charles River Bridge Case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1971); Charles McCurdy, "Justice Field and the Jurisprudence of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 Some Parameters of Laissez Faire Constitutionalism, 1863-1897",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61 (1975): 970-1005; Tony Freyer, Forums on Order: The Federal Courts and Business in American History (Greenwich, Conn. : JAI Press, 1979).

【24】　Lawrence M. Friedman, A History of American Law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3), 11.

【25】　Harry N. Scheiber, "Public Economic Policy and the American Legal System: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Wisconsin Law Review (1980): 1164.

【26】　笔者在威斯康星大学时常听柯特勒称赫斯特为“my mentor”。

【27】　Aviam Soifer, "In Retrospect: Willard Hurst, Consensus History, and The Growth of American Law",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20 (1992): 125.

【28】　Stephen Diamond, "Legal Realism and Historical Method: J. Willard Hurst and American Legal History", Michigan Law Review 77 (1979): 793. Harry N. Scheiber, "Back to 'the Legal Mind?' Doctrinal Analysis and the History of Law",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5 (1977): 462-464.

【29】　Scheiber, "Back to 'the Legal Mind?' Doctrinal Analysis and the History of law", 465.

【30】　Neil Duxbury, Patterns of American Jurisprud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444.

【31】　Robert W. Gordon, "Critical Legal Histories", Stanford Law Review 36 (1984): 114.

【32】　William W. Fisher Ⅲ, "Texts and Contexts: The Application to American Legal History of the Methodologies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Stanford Law Review 49 (1997): 1072-1073.

【33】　Gordon, "Hurst Recaptured", 167-170.

【34】　Ibid, 172-173.

【35】　Ron Harris, "The Encounters of Economic History and Legal History", Law and History Review 21 (2003): 297-345.

【36】　Stanley N. Katz, "The Problem of a Colonial Legal History", in Jack Greene and J. R. Pole, eds., Colonial British America: Essays in the New History of the Early Modern Era (Baltimore, 1984), 457-489.

【37】　Roscoe Pound, The Formative Era of American Law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38), 3.

【38】　J. Willard Hurst, Law and the Conditions of Freedom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United States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original 1956, reprint, 1986), 37-38.

【39】　Katz, "The Problem of a Colonial Legal History", 471.

【40】　William E. Nelson, Americanization of the Common Law, 1760-1830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Morton J. Horwitz,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Law, 1780-1860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41】　David T. Konig, Law and Society in Puritan Massachusetts: Essex county, 1629-1692 (Chapel Hill, North Carolina, 1979); Bruce H. Mann, Neighbors and Strangers: Law and Community in Early Connecticut (Chapel Hill, North Carolina, 1987); John M. Murrin, "The Legal Transformation: The Bench and Bar of Eighteenth-Century Massachusetts", in Stanley N. Katz and John M. Murrin, eds., Colonial America: Essays in Politic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3^rd ed. (New York, 1983), 540-572.

【42】　Linda Briggs Biemer, Women and Property in Colonial New York: The Transition from Dutch to English Law, 1643-1727 (Ann Arbor, Michigan, 1983); Deborah Rosen, "Courts and Commerce in Colonial New York", American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 36 (1992): 139-163; Courts and Commerce: Gender, Law and the Market Economy in Colonial New York (Columbus, Ohio: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 William M. Offutt, Jr., Of "Good Laws" and "Good Men": Law and Society in the Delaware Valley, 1680-1710 (Urbana, Illinoi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5).

【43】　Christopher L. Tomlins and Bruce H. Mann, eds., The Many Legalities of Early America (Chapel Hill, North Carolina: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15-16.

【44】　Marylynn Salmon, Women and the Law of Property in Early America (Chapel Hill, North Carolina: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6), 3.

【45】　Cornelia Hughes Dayton, "Turning Points and the Relevance of Colonial Legal History",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d ser., 50 (1993): 7.

【46】　Lawrence M. Friedman, A History of American Law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3), 29.

【47】　Robert E. Mutch, "The Cutting Edge: Colonial America and the Debate About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Theory and Society 9 (1980): 847.

【48】　Louis Hartz,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1955), 3.

【49】　Carl Degler, Out of Our Past: The Forces That Shaped Modern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1959), 2.

【50】　Percy Wells Bidwell and John I. Falconer, History of Agriculture in the Northern United States, 1620-1860 (Washington: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1925).

【51】　Michael Zuckerman, Peaceable Kingdoms: New England Town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 Knopf, 1970); Kenneth Lockridge, A New England Town: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Dedham, Massachusetts, 1636-1736 (New York: Norton, 1970), 18; Philip Greven, Four Generations: Population, Land, and Family in Colonial Andover, Massachusetts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0); John Demos, A Little Commonwealth: Family Life in Plymouth Colon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llan Kulikoff, "Households and Markets: Toward a New Synthesis of American Agrarian History",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d Ser., 50 (1993): 345; Winifred Barr Rothenberg, From Market-Places to a Market Economy: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Massachusetts, 1750-1850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27-28.

【52】　Rowland Berthoff and John M. Murrin, "Feudalism, Communalism, and Yeoman Freeholder: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onsidered as a Social Accident" in Stephen G. Kurtz and James S. Huston, eds., Essays 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hapel Hill, North Carolina: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3), 257-259.

【53】　Michael Merill, "Cash Is Good to Eat: Self-Sufficiency and Exchange in the Rural Economy of the United States", Radical History Review 4 (1977): 42-71; "So What's Wrong with the 'Household Mode of Production?'" Radical History Review 22 (1979-1980): 141-146. Allan Kulikoff, "Households and Markets", 346; The Agrarian Origins of American Capitalism (Charlottesville, Virginia: University Virginia Press, 1992), 17, 26-27.

【54】　Kulikoff, "Household and Markets", 347-348.

【55】　James A. Henretta,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Capitalism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1), xxii-xxv, 71, 97, 119.

【56】　Stephen Innes, Labor in a New Land: Economy and Socie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Springfield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xvi-xvii.

【57】　Darrett B. Rutman, Winthrop's Boston: Portrait of a Puritan Town, 1630-1649 (Chapel Hill, North Carolina: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5); Paul Boyer and Stephen Nissenbaum, Salem Possessed: The Social Origins of Witchcraf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58】　Innes, Labor in a New Land, xvii.

【59】　John Frederick Martin, Profits in the Wildness: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Founding of New England Town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hapel Hill, North Carolina: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1), 3-4, 294-304.

【60】　Jack P. Greene, Pursuits of Happiness: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Early Modern British Colonies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Chapel Hill, North Carolina: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8).

【61】　John J. McCusker and Russell R. Menard, The Economy of British America, 1607-1789 (Chapel Hill, North Carolina: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5), 5.

【62】　Ibid., 57.

【63】　Ibid., 85-86.

【64】　Winifred Barr Rothenberg, From Market-Places to a Market Economy: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Massachusetts, 1750-1850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54, 243.

【65】　Gloria L. Main and Jackson T. Main, "The Red Queen in New England?"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d Ser., 56 (1999): 121-147.

【66】　Ibid.

【67】　Carole Shammas, The Pre-industrial Consumer in England and Americ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59-64, 292.

【68】　T. H. Breen, The Marketplace of Revolution: How Consumer Politics Shaped American Independ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69】　Edwin J. Perkins, "Th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n Colonial America;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American Business History",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63 (1989): 160-186.

【70】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曾经称法律为能反映我们自己和其他所有人生活的“魔镜”，参见Kermit Hall, The Magic Mirror: Law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3。

【71】　Rosen, Courts and Commerce, 79-80.

【72】　Mann, Neighbors and Strangers.

【73】　Talcott Parsons, The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71), 50. Johannes Berger,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Waltraud Schelkle, Wolf-Hagen Krauth, Martin Kohli, and Georg Elwert, eds., Paradigms of Social Change: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Evolu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34.

【74】　Mann, Neighbors and Strangers, 167-168.

【75】　Peter Charles Hoffer, Law and People in Colonial America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50.

【76】　Peter E. Russell, His Majesty's Judges: Provincial Society and the Superior Court in Massachusetts, 1692-1774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0), 21-24.

【77】　David Grayson Allen, In English Ways: The Movements of Societies and the Transfer of English Local Law and Custom to Massachusetts Ba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hapel Hill, North Carolina: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1), 237.

【78】　Russell, His Majesty's Judges, 29-36.

【79】　Rosen, Courts and Commerce, 83-84.

【80】　A. G. Roeber, Faithful Magistrates and Republican Lawyers: Creators of Virginia Legal Culture, 1680-1810 (Chapel Hill, North Carolina: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1), 40-41.

【81】　Mann, Neighbors and Strangers, 171, Table Ⅰ.

【82】　Rosen, Courts and Commerce, 38-40.

【83】　Mann, Neighbors and Strangers, 17.

【84】　Ibid., 20-21, 25-26. Max Gluckman, The Judicial Process Among the Barotse of Northern Rhodesia (Manchester, England: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67).

【85】　Guy v. Kirkham, 3 NHCCR 9, 17-18, NHCCF Ⅰ (1713).

【86】　Mann, Neighbors and Strangers, 24-25.

【87】　Richard L. Bushman, From Puritan to Yankee: Character and the Social Order in Connecticut, 1690-1765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136.

【88】　Nathaniel Collins to George Denison, 23 May 1711, in Collins v. Fearman, NLCCF 178.

【89】　Mann, Neighbors and Strangers, 35-36.

【90】　Ibid., 37-39, 41.

【91】　John M. Murrin, "Magistrates, Sinners, and a Precarious Liberty: Trial by Jury in Seventeenth-Century New England" in David D. Hall, John M Murrin, and Thad W. Tate, eds., Saints and Revolutionaries: Essays on Early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4), 188-189.

【92】　Offutt, Of "Good Laws" and "Good Men", 52-53.

【93】　Mann, Neighbors and Strangers, 70-75.

【94】 Ibid., 75-76, 183, Table 13.

【95】　Ibid., 183, Table 13.

【96】　Ibid., 12.

【97】　Ibid., 184, Table 14.

【98】　威廉·纳尔逊和莫顿·霍尔也论述了陪审团作用的弱化，但他们认为是发生在美国革命之后。见Nelson, Americanization of the Common Law, chaps. 1, 2, 9; Horwitz,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Law, chaps. 1, 3, 5。

【99】　Rosen, Courts and Commerce, 62-65.

【100】 Ibid., 65-66.

【101】　Peter Charles Hoffer, Law and People in Colonial America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68; Offutt, Of "Good Laws" and "Cood Men", 88; Mann, Neighbors and Strangers, 81-82.

【102】　Mann, Neighbors and Strangers, 82-83.

【103】　Ibid., 83-84.

【104】　Friedman, A History of American Law, 49.

【105】　George Lee Haskins, Law and Authority in Early Massachusetts: A Study in Tradition and Design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0), 186-187; Haskin, "The First American Reform of Civil Procedure" in Roscoe Pound, ed., Perspectives of Law: Essays for Austin Wakeman Scott (Boston: Little, Brown, 1964), 173, 178.

【106】　Mann, Neighbors and Strangers, 86-87.

【107】　Nelson, Americanization of the Common Law, 72-77.

【108】　Stephen Botein, "The Legal Profession inn Colonial North America" in Wilfrid Prest, ed., Lawyer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and America (New York: Holmes & Meier Publishers, Inc., 1981), 129.

【109】　Richard B. Morris,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Law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Philadelphia: Joseph M. Mitchell Co., 1959), 42.

【110】　Botein, "The Legal Profession in Colonial North America", 131.

【111】　Thomas G. Barnes, "Thomas Lechford and the Earliest Lawyering in Massachusetts, 1638-1641" in Daniel R. Coquillette, ed., Law in Colonial Massachusetts, 1630-1800 (Boston: Colonial Society of Massachusetts, 1984), 3-38.

【112】　Friedman, A History of American Law, 81.

【113】　Daniel J. Boorstin, The Americans: The Colonial Experienc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8), 197.

【114】　Bostein, "The Legal Profession in Colonial North America", 132.

【115】　Offutt, Of "Good Laws" and "Good Men", 7-19, 62.

【116】　Roeber, Faithful Magistrates and Republican Lawyers, 48-49.

【117】　Friedman, A History of American Law, 83.

【118】　Mann, Neighbors and Strangers, 99.

【119】　Greene, Pursuits of Happiness, 175.

【120】　John M. Murrin, "The Legal Transformation: The Bench and Bar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Massachusetts" in Stanley N. Katz, ed., Colonial America: Essays in Politic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1), 415-449.

【121】　Ibid., 430-431.

【122】　Ibid., 439-440.

【123】　Hoffer, Law and People in Colonial America, 66.

【124】　Mann, Neighbors and Strangers, 104.

【125】　Ibid., 105.

【126】　Ibid., 110-111.

【127】　Ibid., 111-117.

【128】　Ibid., 123-132.

【129】　Konig, Law and Society in Puritan Massachusetts, 108-116.

【130】　Offutt, Of "Good Laws" and "Good Men", 7-8, 46, 112-114.

【131】　James Willard Hurst, Law and the Conditions of Freedom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United States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56), 7.

【132】　Horwitz,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Law, 1.

【133】　Stephen Skowronek, Building a New American State: The Expansion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Capacities, 1877-192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27.

【134】　Thomas Paine, Common Sense (1776) in Philip S. Foner, ed., The Complete Writings of Thomas Paine, 2 vols. (New York: The Citadel Press, 1945), Ⅰ: 29.

【135】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2 vol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45), 1: 290.

【136】　R. B. Bernstein, "Legal History's Pathfinder: The Quest of John Phillip Reid" in Hendrik Hartog and William E. Nelson, eds., Law as Culture and Culture as Law: Essays in Honor of John Phillip Reid (Madison, Wisconsin: Madison House Publishers, 2000) 30-32; John Phillip Reid, Law for the Elephant: Property and Social Behavior on the Overland Trail (San Marino, California: The Huntington Library, 1980).

【137】　James Willard Hurst, The Growth of American Law: The Law Maker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50); Law and the Conditions of Freedom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United States (Madison,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56); Law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Legal History of the Lumber Industry in Wisconsi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Law and Social Order in the United States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138】　Robert E. Gallman, "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in Stanley L. Engerman and Robert E. Gallman,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3 vols.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2000), 2: 2, 55.

【139】　Hurst, Law and the Conditions of Freedom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United States, 6.

【140】　Gordon S. Woo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1776-1787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72), 471, 521.

【141】　Kermit Hall, "History of American Law: Antebellum through Reconstruction, 1801-1877" in Kermit Hall ed., Oxford Companion to American La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381.

【142】　Stephen Skowronek, Building a New American State: The Expansion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Capacities, 1877-192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24-31.

【143】　Michael Les Benedict, "Law and Regulation in the Gilded Age and Progressive Era" in Hartog and Nelson, eds, Law as Culture and Culture as Law, 228.

【144】　"Madison to N. P. Trist, December 1831" in Max Farrand, ed., 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 of 1787, 4 vol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ed 1966), 3: 517.

【145】　No. 39, The Federalist, ed., Jacob E. Cooke (Cleveland, 1961), 256.

【146】　McCulloch v. Maryland, 4 Wheaton 316 (1819).

【147】　Dartmouth College v. Woodward, 4 Wheaton 518 (1819).

【148】　Gibbons v. Ogden, 9 Wheaton 1 (1824).

【149】　Marbury v. Madison, 1 Cranch 137 (1803); U. S. v. Peters, 5 Cranch 115 (1809); Martin v. Hunter's Lessee, 1 Wheaton 304 (1816); Cohens v. Virginia, 6 Wheaton 264 (1821).

【150】　Louisville, et. R. R. v. Letson, 2 How 497 (1844).

【151】　Propeller Genesee Chief v. Fitzhugh, 12 Howard 443 (1851); Ableman v. Booth, 21 Howard 506 (1859).

【152】　Swift v. Tyson, 16 Peters 1 (1842).

【153】　Harry N. Scheiber, "Federalism and the American Economic Order, 1789-1910", Law and Society Review 10 (1975): 78.

【154】　Cohens v. Virginia, 6 Wheat 264 (1821).

【155】　Wilson v. Black Bird Creek Marsh Company, 2 Peters 245 (1829).

【156】　Barron v. Baltimore, 7 Peters 243 (1833).

【157】　Charles River Bridge v. Warren Bridge, 11 Peters 420 (1837).

【158】　West River Bridge v. Dix, 6 Howard 507 (1848).

【159】　New York v. Miln, 11 Peters 102 (1837).

【160】　Stanley I. Kutler, Privilege and Creative Destruction: The Charles River Bridge Case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1971), 124.

【161】　Donald J. Pisani, "Promotion and Regulation: Constitutionalism and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David Thelen, ed., The Constitution and American Lif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85-86.

【162】　Scheiber, "Federalism and the American Economic Order", 84-86.

【163】　Pine Grove Township v. Talcott, 19 Wallace 666 (1873).

【164】　Pensacola Telegraph Co. v. Western Union, 96 U. S. 1 (1877).

【165】　Wabash, St.　Louis & Pacific Railway Co. v. Illinois, 118 U. S. 557 (1886).

【166】　Munn v. Illinois, 94 U. S. 113 (1877); Chicago, etc. R. R. v. Iowa, 94 U. S. 155 (1877); Peik v. Chicago, etc. R. R., 94 U. S. 164 (1877); Chicago, etc. R. R. v. Ackley, 94 U. S. 179 (1877); Winnona & St. P. R. R. v. Blake, 94 U. S. 180 (1877); Stone v. Wisconsin, 94 U. S. 181 (1877).

【167】　Doyie v. Continental Insurance Co., 94 U. S. 535 (1877); Philadelphia Fire Association v. New York, 119 U. S. 110 (1886); Hooper v. California, 155 U. S. 648 (1894).

【168】　Scheiber, "Federalism and the American Economic Order", 104.

【169】　Hurst, The Growth of American Law, 85.

【170】　Kermit Hall, ed. The Courts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87), ix-x; Hurst, The Growth of American Law, 86-87.

【171】　Hurst, The Growth of American Law, 87.

【172】　Farrand, 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 of 1787, 1: 135-136.

【173】　Harry N. Scheiber, "Federalism and the Constitution: The Original Understanding" in Lawrence M. Friedman and Harry N. Scheiber, eds., The American Law and the Constitutional Order: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94．夏伊伯认为这是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在多数原则上的基本分歧所在，笔者以为它也反映了美国宪政民主和欧洲议会民主之间在理念上的重要差别。

【174】　Las Tragardh, ed., After National Democracy: Rights, Law and Power in America and the New Europe (Portland: Hart Publishing, 2004).

【175】　参见本书第三章“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英属北美殖民地法律的早期现代化”。

【176】　Georgia v. Brailsford, 3 U. S. (3 Dallas) 1 (1794).

【177】　Sparf and Hansen v. United States, 156 U. S. 51 (1895).

【178】　Stephen Skowronek, Building a New American State: The Expansion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Capacities, 1877-192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19-35.

【179】　Lawrence M. Friedman, A History of American Law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5), 109-112.

【180】　Grant Gilmore, The Ages of American Law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23.

【181】　Friedman, A History of American Law, 391-411.

【182】　Code of Justinian, Book 7, title 45, chapter 13, quoted as in Michael Les Benedict, "Law and Regulation in the Gilded Age and Progressive Era" in Hartog and Nelson, eds., Law as Culture and Culture as Law, 231.

【183】　Benedict, "Law and Regulation in the Gilded Age and Progressive Era" in Hartog and Nelson, eds., Law as Culture and Culture as Law, 231-232.

【184】　James C. Carter, "The Ideal and the Actual in the Law", Reports of th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18 (1890): 223.

【185】　Roscoe Pound, "Common Law and Legislation", Harvard Law Review 21 (1908): 403.

【186】　Friedman, A History of American Law, 403-405.

【187】　Roscoe Pound, The Formative Era of American Law (Gloucester, Massachusetts: Peter Smith, 1938), 49.

【188】　此处“公法”的含义比较狭窄，主要是指涉及公共利益而非私人权利的具体法律，因而并不包括宪法、刑法等在内。

【189】　Benedict, "Law and Regulation in the Gilded Age and Progressive Era" in Hartog and Nelson, eds., Law as Culture and Culture as Law, 232-234.

【190】　Skowronck, Building the American State, 28.

【191】　Gilmore, The Ages of American Law, 5-8, 24.

【192】　Cantor, Imagining the Law: Common Law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American Legal System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7), 353, 356.

【193】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1: 290.

【194】　Hurst, Law and the conditions of Freedom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United States, 6.

【195】　Alpheus T. Mason and Gerald Garvey, eds.,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History: Essays by Edward S. Corwin (1964); Edward S. Corwin, "The Basic Doctrine of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 Michigan Law Review 12 (1914): 247.

【196】　Fletcher v. Peck, 6 Cranch 87 (1810).

【197】　Hurst, Law and the conditions of Freedom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United States, 21-22.

【198】　Oshkosh City Ry. Co. v. Winnebago County, 89 Wis. 435, 437, 61 N. W. 1107 (1895).

【199】　Hurst, Law and the conditions of Freedom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United States, Hurst, Law and the Conditions of Freedom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United States, 23-25.

【200】　Ibid., 24.

【201】　Peter Karsten, Heart versus Head: Judge-Made Law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7), 149-150．卡斯滕教授承认老采光权在美国被否定了，但他认为由老采光权这类地役权延伸出的“默示授权”在19世纪的美国却未被否定，言下之意是美国法律并不考虑经济发展的需要。笔者则以为这两种权利应予区别。前者涉及的是对他人土地的地役权，后者则是原本属于一个所有者的几块土地之间光或空气等的地役权，在分开出售或出租时它们也应为买地者或租地者照旧享有，因为出售或出租合同本身就包含这种授权，即“默示授权”。显然，没有这种“默示授权”，土地则难以分开出售或出租，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因此，坚持“默示授权”和抛弃老采光权所起的作用不同，但结果都是对经济发展有好处，而不是相反。这就是说，美国法院在19世纪坚持“默示授权”并不能成为卡斯滕教授反对19世纪美国法律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功能的论据。关于卡斯滕教授对赫斯特学派的攻击，劳伦斯·弗里曼教授已经作了回应。笔者将另文对双方的分歧加以分析和评述。

【202】　Friedman, A History of American Law, 413.

【203】　Horwitz,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Law, 1780-1860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47.

【204】　Friedman, A History of American Law, 413-414.

【205】　Horwitz,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Law, 102-103.

【206】　Ibid., 103-104; Thurston v. Hancock, 12 Mass. 220 (1815).

【207】　Karsten, Heart versus Head, 38-40.

【208】　Horwitz,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Law, 54-55.

【209】　Van Ness v. Pacard, 27 U. S. (2 Pet.) 137, 145 (1829).

【210】　James Kent, Commentaries on American Law (New York: E. B. Clayton, James Van Norden, 1836), 343.

【211】　Horsford v. Wright, 1 Kirby 3 (Conn. 1786).

【212】　Horwitz,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Law, 58-62.

【213】　William E. Nelson, Americanization of the Common Law: The Impact of Legal Change on Massachusetts Society, 1760-1830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49-50, 122.

【214】　Karsten, Heart versus Head, 44-45.

【215】　Horwitz,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Law, 33.

【216】　Palmer v. Mulligan, 3 Cai. R. 307, 313-314 (N. Y. Sup. Ct. 1805).

【217】　Carey v. Daniels, 49 Mass. (8 Met.) 466, 476-477 (1844).

【218】　Horwitz,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Law, 47-53.

【219】　Hurst, Law and the Conditions of Freedom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United States, 12-15, 18; Gilmore, The Ages of American Law, 44-45; Kermit Hall, The Magic Mirror: Law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119-120.

【220】　Friedman, A History of American Law, 276.

【221】　Theophilus Parsons, The Law of Contracts (Boston: Little, Brown, 1857), 2: 57.

【222】　Mumford v. M'Pherson, 1 Johns. R. 414 (N. Y. 1806).

【223】　Theron Metcalf, Principles of the Law of Contracts (1874), 161.

【224】　George Dargo, Law in the New Republic: Private Law and the Public Estat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3), 41.

【225】　Hurst, Law and the conditions of Freedom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United States, 12.

【226】　Gilmore, The Ages of American Law, 45-46.

【227】　Horwitz,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Law, 263.

【228】　Dartmouth College v. Woodward, 17 U. S. (4 Wheat.) 518 (1819).

【229】　Laws N. J. 1896, ch. 185, sec. 6,279.

【230】　Swift v. Tyson, 16 Peters 1 (1842)．关于这一案件及商事法领域里联邦普通法的确立及其发展可参看：Tony Allan Freyer, Forums of Order; The Federal Courts and Business in American History (Greenwich, Connecticut: JAI Press Inc., 1979).

【231】　Charles Warren, Bankruptcy in United States Histo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5), 81.

【232】　Friedman, A History of American Law, 549-551.

【233】　Hurst, Law and the Conditions of Freedom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United States, 26.

【234】　Ibid., 18-21.

【235】　Murray v. South Carolina Railroad Co., 1 McM. 385,399 (So. C. 1841).

【236】　Hurst, Law and the Conditions of Freedom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United States, 43-44.

【237】　Albert Fishlow, "Internal Transportation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in Engerman and Gallman,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2: 550, 604.

【238】　Carter Goodrich, ed., Canals and American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1), 215.

【239】　Albert Fishlow, "Internal Transportation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in Engerman and Gallman,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3 vols. 2:579.

【240】　Ibid., 583.

【241】　Ibid., 590-591.

【242】　Quoted as in Husrt, Law and the Conditions of Freedom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United States, 54.

【243】　Ibid., 55.

【244】　Jeremy Atack, Fred Bateman, and William N. Parker, "The Farm, the Farmer, and the Market" in Engerman and Gallman,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2: 272-273.

【245】　Hugh Rockoff, "Banking and Finance, 1789-1914" in Engennan and Gallman,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2: 643-684.

【246】　Robert E. Lipsey, "U. S. Foreign Trade and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1800-1913" in Engerman and Gallman,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2: 725-727.

【247】　Hurst, Law and the Conditions of Freedom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United States, 50.

【248】　Gibbons v. Ogden, 9 Wheaton 1 (1824); Browv v. Maryland, 12 Wheaton 419 (1827).

【249】　Alfred H. Kelly, Winfred A. Harbison, and Herman Belz,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Its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83), 238-242, 402-404.

【250】　Philadelphia and Reading Railroad Co. v. Pennsylvania, 15 Wallace 232, 280 (1872).

【251】　Welton v. Missouri, 91 U. S. 275,279-280,282 (1875).

【252】　Pensacola Telegraph Co. v. Western Union Telegraph Co., 96 U. S. 1 (1877).

【253】　Wabash, St. Louis, and Pacific Railway co. v. Illinois, 118 U. S. 557 (1886).

【254】　Hurst, Law and the Conditions of Freedom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United States, 6,39-40.

【255】　Ibid., 71-90.

【256】　Ibid., 90-94.

【257】　Ibid., 94-101.

【258】　Hurst, Law and Economic Growth, 2-3.

【259】　U. S. Statutes at Large, H. R. 15522, Public Act 235.

【260】　Hurst, Law and the Conditions of Freedom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United States, 101-107.

【261】　Ibid., 101.

【262】　Friedman的引语见: David Margolic, "At the Bar", New York Times, March 23, 1990, at B5, col. 1。

【263】　Lawrence Friedman, Contract Law in America (Madison, Wisconsi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5); Harry Scheiber, "The Road to Munn: Eminent Domain and the Concept of Public Purpose in the State Courts" in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eds., Law in American History (Boston: Little, Brown, 1972), 329-402; Leonard Levey, The Law of the Commonwealth and Chief Justice Shaw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Stanley I. Kutler, Privilege and Creative Destruction: The Charles River Bridge Case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1971).

【264】　Harry N. Scheiber, "Private Rights and Public Power: American Law, Capitalism, and the Republican Pol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The Yale Law Journal 107 (1997): 835-836.

【265】　J. Willard Hurst, Law and Social Order in the United Stat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42.

【266】　Hurst, Law and the Conditions of Freedom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United States, 29, 7.

【267】　Hurst, Law and Economic Growth, 172; Law and the Conditions of Freedom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United States, 29.

【268】　Law and the Conditions of Freedom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United States, 29.

【269】　Robert W. Gordon, "Hurst Recaptured", Law and History Review 18 (2000): 168.

【270】　Peter Karsten, Heart versus Head: Judge-Made Law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1997).

【271】　Ibid., 1-22.

【272】　Lawrence M. Friedman, "Losing One's Head: Judges and the Law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Legal History", Law and Society Inquiry 24 (1999): 256.

【273】　Karsten, Heart versus Head, 26-27.

【274】　Friedman, "Losing One's Head; Judges and the Law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Legal History", 260,255.

【275】　Hurst, Law and the Conditions of Freedom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United States, 7.

【276】　Horwitz,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Law, xi-xvi, 253.

【277】　Charles J. McClain, Jr., "Legal change and Class Interests: A Review Essay on Morton Horwitz's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Law", California Law Review 68 (1980): 392-393.

【278】　Clayne Pope, "Inequali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3 vols. eds. Engerman and Gallman 2: 109-142,

【279】　Harry N. Scheiber, "Law and the Imperatives of Progress: Private Rights and Public Values in American Legal History", in J. Ronald Pennock and John W. Chapman, eds., NOMOS XXIV: Ethics, Economics, and the Law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2), 307.

【280】　Vanhorne v. Dorrance, 28 F. Cas. 1012 (No. 16,857) (D. Pa. 1795).

【281】　West River Bridge v. Dix, 6 Howard 507, 531-532 (U. S. 1848).

【282】　Commonwealth v. Alger, 61 Mass. (7 Cush.) 53, 84-85 (1851).

【283】　Scheiber, "Law and the Imperatives of Progress: Private Rights and Public Values in American Legal History", 309-310; Illinois Central R. R. v. Illinois, 146 U. S. 387 (1892).

【284】　Harry N. Scheiber, "Public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in American Legal History", California Law Review 72 (1984): 226-227, 311.

【285】　Carol M. Rose, Property and Persuasion: Essays on History, Theory, and Rhetoric of Ownership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4); Gregory S. Alexander, Commodity and Property: Competing Visions of Property in American Legal Thought, 1776-1970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286】　Gordon S. Wood, 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1991), 269.

【287】　Alexander, Commodity and Property, 1-17, 248-249.

【288】　William J. Novak, The People's Welfare: Law and Regul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6), 6, 17, 131.

【289】　Ibid., 26-50.

【290】　James Kent, "An Introductory Lecture to a Course of Law Lectures", in Charles S. Hyneman and Donald S Lutz, eds., American Political Writing during the Founding Era, 1760-1805, 2 vols. (Indianapolis, Indiana: Liberty Press, 1983), 2: 945, 947.

【291】　Nathaniel Chipman,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 A Treatise on Free Institutions (Burlington, Vermont: E. Smith, 1833), 56-59, 66.

【292】　Jesse Root, Reports of Cases Adjudged in the Supreme Court and Supreme Court of Errors, from July A. D. 1789nto June A. D. 1793 (Hartford, Connecticut: Printed by Hudson and Goodwin, 1798), vol. 1, xvi.

【293】　James Wilson, The Works of James Wilson, ed. Robert Green McCloskey, 2. vol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1; 160.

【294】　Francis Lieber, On Civil Liberty and Self-Government (1853, 3d. ed.,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1891), 273.

【295】　Wilson, The Works of James Wilson, 1: 79, 103, 106, 168, 175.

【296】　Ibid., 1: 180-182; Chipman,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 182.

【297】　Francis Hilliard, The Elements of Law: Being a Comprehensive Summary of American Civil Jurisprudence (Boston: Hilliard, Gray, and Co., 1835), 5.

【298】　Peter S. Du Ponceau, A Dissertation on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Philadelphia: Abraham Small, 1824), ix, xv, 93.

【299】　Lieber, On Civil Liberty and Self-Government, 298.

【300】　Charles Goodrich, The Science of Government (Boston: 1853), 187.

【301】　Chipman,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 164-165.

【302】　Wilson, The Works of James Wilson, 1: 84.

【303】　Chipman,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 164-165.

【304】　Novak, The People's Welfare, 51, 235-239; William J. Novak, "The Legal Origins of the Modern American State" in Austin Sarat, Bryant Garth, and Robert A. Kagan, eds., Looking Back at Law's Centu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264.

【305】　Ibid., 235-248; William J. Novak, "The Legal Transformation of Citizenship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in Meg Jacobs, William J. Novak, and Julian E. Zelizer, eds., The Democratic Experiment: New Directions in 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85-119; Novak, "The Legal Origins of the Modern American State", 249-283.

【306】　Richard Epstein, Takings: Private Property and Eminent Domai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Bernard Siegan, Property Rights: From Magna Carta to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New Brunswick (USA):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Foundati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1).

【307】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1957), 76.

【308】　参见本书第三章“市场经济的发展与英属北美殖民地法律的早期现代化”。

【309】　Robert H. Wiebe, Search for Order, 1877-1920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67).

【310】　Robert A. Kagan, Bryant Garth, and Austin Sarat, "Facilitating and Domesticating Change: Democracy, Capitalism, and Law's Double rol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Austin Sarat, Bryant Garth, and Robert A. Kagan, eds., Looking Back at Law's Centu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1.

【311】　Robert A. Kagan, Bryant Garth, and Austin Sarat, "Facilitating and Domesticating Change: Democracy, Capitalism, and Law's Double rol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Austin Sarat, Bryant Garth, and Robert A. Kagan, eds., Looking Back at Law's Centu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1, 2.

【312】　参阅　Norman L. Rosenberg, "Law" in Stephen J. Whitfield, ed., A Companion to 20^th Century America (Malden,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4), 359。

【313】　克米特·霍尔主编的《牛津美国法律指南》［Kermit Hall, ed., Oxford Companion to American La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381-396.］将20世纪美国法律史包括法院判决对经济的影响分为三个时期：（1）1877—1929年；（2）大萧条到1968年；（3）1968年至今。本文根据其他有关20世纪美国法律和司法治理的论著对具体年代作了少许调整。参阅：William M. Wiecek, The Lost World of Classical Legal Thought: Law and Ideology in America, 1886-193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Rosenberg, "Law", 358-376。

【314】　Stephen Stagner, "The Recall of Judicial Decisions and the Due Process Debate", American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 24 (1980): 257-272.

【315】　Charles Beard, Contemporary American History, 1877-1913 (New York: Macmillan, 1914); Louis B. Boudin, Government by Judiciary (New York: William Godwin, Inc., 1932); Edward Corwin, Court over Constitution (New York: P. Smith, 1938); Benjamin Twiss, Lawyers and the Constitution: How Laissez Faire Came to the Supreme Cour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2); Sidney Fine, Laissez Faire and the General-Welfare Stat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6); Bruce A. Ackerman, We the People, Volume 1: Found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316】　Barron v. Baltimore, 32 U. S. 243 (1833); Dred Scott v. Sanford, 19 Howard 393 (1857); James W. Ely, Jr., The Guardian of Every Other Right: A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Property Righ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78.

【317】　Slaughterhouse Cases, 83 U. S. 36 (1873).

【318】　Stone v. Farmer Loan & Trust Co., 116 U. S. 307 (1886); Mugler v. Kansas, 123 U. S. 623 (1887).

【319】　In re Jacobs, 98 N. Y. 98, 104-115 (1885).

【320】　Godcharles v. Wigeman, 113 Pa. St. 431, 437 (1886); Millet v. People, 117 Ⅲ. 294, 301 (1886); Frorer v. People, 141 Ⅲ. 181, 186-187 (1892); Ritche v. People, 155 Ⅲ. 98, 104, 108, 112, 114 (1895); State v. Goodwi Ⅱ, 33 W. Va. 179, 182-184, 186 (1889); Commonwealth v. Perry, 155 Mass. 117, 121, 124 (1891).

【321】　Ives v. South Buf falo Railway Co., 201 N. Y. 271 (1911); Wiecek, The Lost World of Classical Legal Thought, 131.

【322】　Chicago, Milwaukee & St. Paul Ry. Co. v. Minnesota, 134 U. S. 418, 457 (1890). James W. Ely, Jr., "The Railroad Question Revisited: Chicago, Milwaukee & St. Paul Railway v. Minnesota and Constitutional Limitation on State Regulations", Great Plain Quarterly 12 (1992): 121.

【323】　Allgeyer v. Louisiana, 165 U. S. 578 (1897).

【324】　Michael G. Collins, "October Term, 1896 — Embracing Due Process", American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 45 (2001): 71, note 2.

【325】　Gary L. McDowell, Curbing the Courts: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Limits of Judicial Power (Baton Rouge: Louis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8), 3.

【326】　Felix Frankfurter, "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 Public", The Fortune (June 1930), 333.

【327】　Lochner v. New York, 198 U. S. 45, 53-63, 69, 75 (1905).

【328】　Adair v. United States 208 U. S. 161, 175, 178 (1908).

【329】　Coppage v. Kansas, 236 U. S. 1, 14, 16-18 (1915)

【330】　Michael Les Bendict, "Laissez-Faire and Liberty: A Re-evaluation of the Meaning and Origins of Laissez-Faire Constitutionalism", Law and History Review 3 (1985): 293-294, notes 3, 4, 5, 6, 8, 9.

【331】　Charles Warren, "The Progressiven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Columbia Law Review 13 (1913): 294-313; "A Bulwark to the State Police Power—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Columbia Law Review 13 (1913): 667-695.

【332】　Warren, "A Bulwark to the State Police Power," 669, 695.

【333】　Melvin I. Urofsky, "Myth and Reality: The Supreme Court and Protective Legislation in the Progressive Era", 1983 Yearbook of the Supreme Court Historical Society, 51-72.

【334】　Melvin I. Urofsky, "State Courts and Protective Legislation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 A Reevaluation",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2 (1985): 91.

【335】　Kermit Hall, The Supreme Court and Judicial Review in American History (Washington, D. C. :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985), 27.

【336】　Twiss, Lawyers and the Constitution, 18.

【337】　Alan Jones, "Thomas M. Cooley and 'Laissez-Faire Constitutionalism': A Reconsideration",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53 (1967): 755.

【338】　People v Salem, 20 Mich. 487 (1870). Alan Jones, "Thomas M. Cooley and the Michigan Supreme Court: 1865-1885", American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 10 (1966): 104-105.

【339】　Thomas M. Cooley, A Treatise on the Constitutional Limitations Which Rest upon the Legislative Power of the States of the American Union (1868, 8^th ed., Boston: Little, Brown, 1927), 1224, 1236-1237.

【340】　Charles W. McCurdy, "Justice Field and the Jurisprudence of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 Some Parameters of Laissez-Faire Constitutionalism, 1863-1897",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61 (1975): 970-986. People ex. Rel. Detroit and Howell R. R. Co. v. Salem, 20 Mich. 452, 477 (1870); Olcott v. Supervisors of Fond Du Lac County, 16 Wall. 678 (1873); Pine Grove Township v. Talcott, 19 Wall. 666 (1874).

【341】　Ibid, 990-994; Illinois Central R. R. Co. v. Illinois, 146 U. S. 387, 451-452 (1892).

【342】　Ibid, 995-1000; Munn v. Illinois, 94 U. S. 113, 132, 139 (1877); Stone v. Wisconsin, 94 U. S. 181, 181-85 (1877).

【343】　Lochner v. New York, 198 U. S. 45, 53, 56, 57, 58 (1905).

【344】　Stephen A. Siegel, "The Revision Thickens", Law and History Review 20 (2002): 631-637; Manuel Cachan, "Justice Stephen Field and 'Free Soil, Free Labor Constitutionalism': Reconsidering Revisionism", Law and History Review 20 (2002): 541-576.

【345】　Ernst Freund, "Constitutional Limitations and Labor Legislations", Illinois Law Review 4 (1910): 614, 619-20, 622.

【346】　Melvin I. Urofsky and Paul Finkelman, A March of Liberty: A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ume II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552-555.

【347】　Muller v. Oregon, 208 U. S. 412 (1908).

【348】　McLean v. Arkansas, 211 U. S. 539, 548-550 (1908).

【349】　Bunting v. Oregon, 243 U. S. 426, 431-433, 435, 437-438 (1917).

【350】　Stealer v O'Hara, 243 U. S. 629 (1917); Stettler v. O'Hara, 69 Ore. 519 (1914); William v. Evans, 139 Minn. 32 (1917); State v. Crowe, 130 Ark. 272 (1917).

【351】　Adkins v. Children's Hospital, 261 U. S. 525 (1923).

【352】　Ibid.

【353】　Nebbia v. New York, 291 U. S. 502 (1934).

【354】　Morehead v. New York ex rel. Tipaldo, 298 U. S. 587 (1936).

【355】　West Coast Hotel v. Parrish, 300 U. S. 379 (1937).

【356】　Gillman, The Constitution Besieged, 192.

【357】　United States v. Carolene Products Co., 304 U. S. 144 (1938).

【358】　James W. Ely, Jr., The Guardian of Every Other Rights, 133-134; Edward Keynes, Liberty, Property, and Privacy: Toward a Jurisprudence of Substantive Due Process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34-135; Rosenberg, "law", 367.

【359】　Federal Power Commission v. Natural Gas Pipeline Co., 315 U. S. 575 (1942); Carotene Products Co. v. United States, 323 U. S. 18 (1944); Pennian Basin Area Rates Case, 390 U. S. 747 (1968); Edward Keynes, Liberty, Property, and Privacy, 145-147.

【360】　Lincoln Federal Labor Union v. Northwestern Iron & Metal Co., 335 U. S. 525 (1949); Day-Bright Lighting, Inc. v Missouri, 342 U. S. 421 (1952); Williamson v. Lee Optical Co., 348 U. S. 483 (1955); Ferguson v. Skrupa, 372 U. S. 726 (1963).

【361】　Lynch v. Household Finance Co., 405 U. S. 538, 552 (1972).

【362】　Bernard Schwartz, The New Right and the Constitution: Turning Back the Legal Clock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0), 7-8, 73, 98-99. Ely, The Guardian of Every Other Right, 143.

【363】　Mark Tushnet, The New Constitutional Or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364】　Rosenberg, "Law", 373-374.

【365】　Unite States Trust G. v. New Jersey, 431 U. S. 1 (1977); Allied Structural Steel Ca. v. Spannaus, 438 U. S. 234 (1978); Keystone Bituminous Coal Association v. DeBenedicitis, 480 U. S. 470 (1987); General Motors Corporation v. Romein, 503 U. S. 181 (1992); United States v. Winstar corporation, 518 U. S. 839 (1996); Ely, The Guardian of Every Other Right, 148.

【366】　Loretto v. Teleprompter Manhattan CATV Corp., 458 U. S. 419 (1982); Seawall Associates v. city of New York, 74 N. Y. 2d. 92 (1989); Hawaii Housing Authority v Midkiff, 467 U. S. 229 (1984); Yee v. City of Escondido, 503 U. S. 519 (1992).

【367】 Nollan v. California Coastal Commission, 484 U. S. 825 (1987); Dolan v. City of Tigard, 512 U. S. 687 (1994); Lucas v. South Carolina Coastal Council, 505 U. S. 1003 (1992); Florida Rock Industries, Inc. v. United States, 18 F. 3d 1560 (Fed. Cir. 1994).

【368】　Tushnet, The New Constitutional Order, 61.

【369】　Paci fic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 v. Haslip, 499 U. S. 1 (1991); TXOProduction Corp. v. Alliance Resources Corp. 509 U. S. 433 (1993); United States v. Carlton, 512 U. S. 26 (1994).

【370】　关于斯卡利亚同意意见书中的观点见前注和Richard A. Brisbin, Jr., Justice Antonin Scalia and the Conservative Revival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89-90, 271-277, 283。

【371】　Ely, The Guardian of Every Other Right, 157.

【372】　Bigelow v. Virginia, 421, U. S. 809 (1975); Virginia Pharmacy Board v. Virginia Consumer Council, 425 U. S. 748 (1976); Central Hudson Gas & Electric Copr. v. PSC, 447 U. S. 557 (1980); Lowe v. SEC, 472 U. S. 181 (1985); Lorillard Tobacco Co. v. Reilly, 533 U. S. 525 (2001).

【373】　Martin Shapiro, "The Supreme Court's 'Return' to Economic Regulation", Studies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1 (1986) : 117.

【374】　Albert V. Dicey,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London: Macmillan, 1885).

【375】　David H. Rosenbloom, Building a Legislative-Centered Public Administration (Tuscaloosa, Alabama: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2000), 5-7.

【376】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v. Ruberoid Co., 343 U. S. 470, 487 (1952).

【377】　"Report of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74^th Congress, 2^nd Session (Washington, D. C. :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7), 32, 4, 22.

【378】　John Rohr, To Run a Constitution: The Legitimacy of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Lawrence,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86), 139.

【379】　James Landis,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s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8).兰迪斯在强调专家治理能防止暴政和专断时，隐隐约约地承认还是有出现这些问题的可能，所以仍然需要某种制约。

【380】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Report 58 (1933): 197, 203.

【381】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Report 59 (1934): 539, 549.梅罗维金王朝是法国历史上第一个重要的王朝。梅罗维金人是法兰克人的一支，他们在公元448年到751年统治的王国包括今天法国的大部和德国的部分地区。这个王朝的国王有不少是被杀手所害致死，故相传他们命定该绝。

【382】　 Cited from Walter Gellhorn,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The Beginnings", Virginia Law Review 72 (1986): 223.

【383】　Jacob M. Lashly, "Administrative Law and the Bar", Virginia Law Review 25 (1939): 641, 658.

【384】　G. Edward White,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New Deal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17-118.

【385】　Stephen Breyer, Richard Steward, Cass Sunstein, and Matthew Spitzer, Administrative Law and Regulatory Policy: Problems, Text, and Cases (New York: Aspen Law and Business Publishers, 1998), 22.

【386】　White,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New Deal, 119-120.

【387】　U. S.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cord, vol. 92, 79^th Congress, 2^nd Session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6), 5661.

【388】　U. S. Congress,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Legislative History, Senat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6), 350.

【389】　White,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New Deal, 119.

【390】　U. S. Congress,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Legislative History, 230.

【391】　Pat McCarran, "Improving 'Administrative Justice': Hearings and Evidence; Scope of Judicial Review", 32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Journal (1946): 827, 893.

【392】　U. S. Congress,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Legislative History, 223-224.

【393】　Martin Shapiro, Who Guards the Guardians: Judicial Control of Administration (Athens, Georgia: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8), 39; "The Supreme Court's 'Return' to Economic Regulation", 102.

【394】　Martin Shapiro, "APA: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Virginia Law Review 72 (1986): 453-454.

【395】　Shapiro, "The Supreme Court's 'Return' to Economic Regulation", 101.

【396】　Alan B. Morrison,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A Living and Responsive Law", Virginia Law Review 72 (1986).

【397】　Shapiro, "The Supreme Court's 'Return' to Economic Regulation", 104-105.

【398】　NLRB v. Hearst Publishing Inc., 322 U. S. 111, 130 (1944).

【399】　Robert L. Labin, "Federal Regul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tanford Law Review 38 (1986): 1268.

【400】　SEC v. Cheney Corp. [Cheney I], 318 U. S. 80 (1943); SEC v. Cheney Corp. [Cheney II], 332 U. S. 194 (1947).

【401】　James Landis, Report on Regulatory Agencies to the President-Elect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0), 70.

【402】　参见Shapiro, Who Guards the Guardians? 62-68。

【403】　Labin, "Federal Regul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278.

【404】　Cass Sunstein, After the Rights Revolution: Reconceiving the Regulatory Stat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28.

【405】　American Airlines, Inc. v. CAB, 359 F. 2d 624, 632 (D. C. Cir. 1966).

【406】　Marine Space Enclosure, Inc. v. FMC, 420 F. 2d 577 (D. C. Cir. 1969); Walter Holm & Co. v. Harding, 449 F. 2d 1009, 1015 (D. C. Cir. 1971); International Harvester Co. v. Ruckelshaus, 478 F. 2d 615 (D. C. Cir. 1973).

【407】　James V. DeLong, "Informal Rulemaking and Integration of Law and Policy", Virginia Law Review 65 (1979): 260, Note 22.

【408】　Office of Communication, United Church of Christ v. FCC, 359 F. 2d 994, 1003-4 (D. C. Cir. 1966).

【409】　Great Boston Television Corporation v. FCC, 444 F. 2d 841 (D. C. Cir. 1970).

【410】　Shapiro, "The Supreme Court's 'Return' to Economic Regulation", 110,

【411】　Ibid., 112-113.

【412】　参见本书第十三章“环境保护在美国法院所遭遇的挑战”。

【413】　Peter L. Strauss, "Citizens to Preserve the Overton Park v. Volpe", Columbia Law School, Public Law and Legal Theory Working Paper Group (Paper Number 05-85), Law &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 (Paper Number 267), 1.

【414】　Citizens to Preserve Overton Park v. Volpe, 401 U. S. 402 (1971).

【415】　Ibid. 401 U.S. 402, 410-416 (1971).

【416】　Shapiro, "The Supreme Court's 'Return' to Economic Regulation", 118-119.

【417】　Citizens to Preserve Overton Park v. Volpe, 401 U. S. 402, 417-420 (1971).

【418】　Shapiro, "The Supreme Court's 'Return' to Economic Regulation", 119-120.

【419】　Citizens to Preserve Overton Park v. Volpe, 401 U. S. 402, 416 (1971).

【420】　Antonin Scalia, "Vermont Yankee: The APA, the D. C. Circuit, and the Supreme Court", Supreme Court Review (1978): 375, 388.

【421】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v.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547 F. 2d 633, 644 (D. C. Cir. 1976).

【422】　Vermont Yankee Nuclear Power Corp. v. NRDC, 435 U. S. 519, 520, 521 (1978).

【423】　Cited in Kenneth F. Warren, Administrative Law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2004), 371.

【424】　Jeffrey Lubbers, A Guide to Federal Agency Rulemaking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2007), 530.

【425】　Gillian Metzger, "The Story of Vermont Yankee: A Cautionary Tale of Judicial Review and Nuclear Waste", Columbia Public Law and Legal Theory Working Paper, Paper 0592 (2005): 53.

【426】　Ibid., 54.

【427】　Motor Vehicle Manu facturers Association v. State Farm Mutual, 463 U. S. 29, 30, 43, 52 (1983).

【428】　Cass Sunstein, "Chevron Step Zero", John M. Olin Law &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No. 249 (2d Series), Public Law and Legal Theory Working Paper No. 91 (2005), 1-2.

【429】　Chevron, USA v.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467 U. S. 837, (1984).

【430】　Ibid. 467 U.S. 837, 842-843 (1984).

【431】　Ibid., 467 U. S. 837, 843-844 (1984).

【432】　Chevron, USA v.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467 U. S. 837, 865-866 (1984).

【433】　Sunstein, "Chevron Step Zero", 50.

【434】　Ibid., 52.

【435】　Mayburg v. HHS, 740 F. 2d 100, 106 (1^st Cir. 1984).

【436】　Stephen Breyer, "Judicial Review of Questions of Law and Policy", 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 38 (1986): 363.

【437】 Antonin Scalia, "Judicial Deference to Agency Interpretations of Law", Duke Law Journal 39 (1989): 511.

【438】　Sunstein, "Chevron Step Zero".

【439】　Metzger, "The Story of Vermont Yankee", 59-60.

【440】　Martin Shapiro, "The 'Globalization' of Judicial Review", in Lawrence M. Friedman and Harry N. Schieber, eds., Legal Culture and the Legal Profession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6): 119-135.

【441】　Robert A. Kagan, Adversarial Legalism: The American Way of Law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7-9, 5.

【442】　Ibid., 15-16. Lawrence M. Friedman, "Are We A Litigious People?" in Friedman and Scheiber, eds., Legal Culture and the Legal Profession, 62-64.

【443】　Robert A. Kagan, "American Lawyers, Legal Culture, and Adversarial Legalism", in Friedman and Scheiber, eds., Legal Culture and the Legal Profession, 13-14.

【444】　Samuel Huntington, American Politics: The Promise of Disharmon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Belknap Press, 1981).

【445】　Lawrence M. Friedman, Total Justice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85), 5.

【446】　Patrick M. Garry, A Nation of Adversaries: How the Litigation Explosion is Reshaping America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97), 103-105.

【447】　Kagan, Adversarial Legalism, 40-58.

【448】　Mirjan Damaska, The Faces of Justice and State Author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3.

【449】　Steward Macaulay, "Non-contractual Relations in Business: A Preliminary Stud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8 (1963): 55.

【450】　Friedman, "Are We the Litigious People?" 66.

【451】　Kagan, "American Lawyers, Legal Culture, and Adversarial Legalism", 27-30.

【452】　Robert Gordon, "The Legal Profession", in Austin Sarat, Bryant Garth, and Robert A. Kagan, eds., Looking Back at Law's Centu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301.

【453】　Morton Horwitz,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Law，1780-1860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Brian Z. Tamanaha, Law as a Means to an End: Threat to the Rule of Law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下文中有关事业律师的叙述主要依据Tamanaha的著作。

【454】　Stuart A. Scheingold and Austin Sarat, Something to Believe In: Politics, Professionalism, and Cause Lawyering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3.

【455】　NAACP v. Button, 371 U.S. 415, 429-430 (1963).

【456】　Karen O'Conner and Lee Epstein, "Rebalancing the Scale of Justice: Assessment of Public Interest Law", Harvard Journal of Law & Public Policy 7 (1984): 489, citing Center for Public Interest Law, Balancing the Scale of Justice (1976).

【457】　Interview with David Wagner, "Legal Activism—When Conservatives Lay Down the Law", Insight Magazine, August 10, 1998, 1.

【458】　Jim Robbins, "A Broken Pact and a $97 Million Payday", New York Times, April 19, 1998, sec. 3, 1, cited from Kagan, Adversarial Legalism.

【459】　David Trubek, et al. "The Costs of Ordinary Litigation", UCLA Law Review 31 (1983): 72, cited from Kagan, Adversarial Legalism, 104.

【460】　Thomas Petzinger, Oil and Honor: The Texaco-Penzoil Wars (New York: Putnam, 1987); Robert Mnookin and Robert Wilson, "Rational Bargaining and Market Efficiency: Understanding Penzoil v. Texaco", Virginia Law Review 75 (1989): 295, cited from Kagan, Adversarial Legalism, 110-111.

【461】　Kagan, Adversarial Legalism, 117-118.

【462】　Gordon, "The Legal Profession", 317.

【463】 Kagan, Adversarial Legalism, 126-127.

【464】　Shapiro v. Thompson, 394 U.S. 618 (1969).

【465】　Goldberg v. Kelly, 397 U. S. 254 (1970).

【466】　Kagan, Adversarial Legalism, 165-168, 173-174.

【467】　Ibid., 192-193.

【468】　Holly Welles and Kristen Engel,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olid Waste Landfill Regulation: Case Studi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Netherlands", in Robert A. Kagan and Lee Axelrad, eds., Regulatory Encounters: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American Adversarial Leg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469】　Lyle A. Scruggs, "Institutions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 Seventeen Western Democraci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9 (1999): 1-31.

【470】　Robert Reinhold, "Final Freeway Opens, Ending California Era",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4, 1993, Al.; Kagan, Adversarial Legalism, 209-211.

【471】　Marc Galanter, "Farther Along", Law and Society Review 33 (1999): 1115, note 2.

【472】　Herbert M. Kritzer and Susan S. Silbey, eds., In Litigation: Do the "Haves" Still Come Out Ahead?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3-4, 7-8.

【473】　Marc Galanter, "Why the 'Haves' Come Out Ahead: Speculations on the Limits of Legal Change", Law & Society Review 9 (1974).

【474】　Ibid.

【475】　Ibid.

【476】　Craig Wanner, "The Public Ordering of Private Relations: Part I: Initiating Civil Cases in Urban Trial Courts", Law & Society Review 8 (1975): 421-440.

【477】　Stanton Wheeler, Bliss Cartwirght, Robert A. Kagan, and Lawrence Friedman, "Do the 'Haves' Come Out Ahead? Winning and Losing in State Supreme Courts, 1870-1970", Law & Society Review 21 (1987): 420.

【478】　Donald J. Farole, "Reexamining Litigant Success in State Supreme Courts", Law & Society Review 33 (1999): 1043-1058.

【479】　Donald R. Songer and Reginald S. Sheehan, "Who Wins on Appeal? Upperdogs and Underdogs in the United States Courts of Appeal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6 (1992): 235-58.

【480】　Donald R. Songer, Reginald S. Sheehan, and Susan Brodie Haire, "Do the 'Haves' Come Out Ahead over Time? Applying Galanter's Framework to Decisions of the U. S. Courts of Appeals, 1925-1988", in Kritzer and Silbey, eds., In Litigation: Do the "Haves" Still Come Out Ahead, 93, Table 3. 2.

【481】　Ibid., 94, Table 3. 3, A.

【482】　Ibid., 94, Table 3. 3, B.

【483】　Ibid. 96.

【484】　Ibid., 95, Table 3. 4.

【485】　Ibid., 96, Table 3. 5.

【486】　Reginald S. Sheehan, William Mishler, and Donald R. Songer, "Ideology, Status, and the Differential Success of Direct Parties before the Supreme Cour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6 (1992): 464-471.

【487】　Lauren B. Edelman and Mark C. Suchman, "When the 'Haves' Hold Court: Speculations on the Organizational Internalization of Law", in Kritzer and Silbey, eds., In Litigation: Do the "Haves" Still Come Out Ahead? 290-341.

【488】　Herbert M. Kritzer, "The Government Gorilla: Why Does Government Come Out Ahead in Appellate Courts?" in Kritzer and Silbey, eds., In Litigation: Do the "Haves" Still Come Out Ahead? 343.

【489】　Patricia Ewick and Susan S. Silbey, "Common Knowledge and Ideological Critique: The Significance of Knowing that the 'Haves' Come Out Ahead", in Kritzer and Silbey, eds., In Litigation: Do the "Haves" Still Come Out Ahead? 273-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