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质性市场份额标准的确定

5.4.3　实质性市场份额标准的确定

在辛德尔案中，加州最高法院提出只有当原告能够证明作为共同体的被告所占有的市场份额达到一定比例时，才能够依照市场份额规则要求被告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加州最高法院却没有提出实质性市场份额的具体标准，即被告共同体所占有的市场份额达到何种比例时，才能够要求其承担责任。^[36]根据证据共同体理论，在DES案件中被告被视为是一个证据共同体，只要原告能够证明该证据共同体在事实上造成其损害，被告就应当按照其所占有的市场份额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除非被告能够提出有效的免责事由。也就是说，当DES案件中的被告被作为一个证据共同体来看待时，原告只要满足传统侵权法因果关系规则的要求，即证明被告共同体的侵权行为与原告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联系，就可以使被告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此时，实质性市场份额标准成为市场份额规则下替代因果关系发挥作用的法律规则。根据传统侵权法中的因果关系规则，原告只要证明被告的行为具有造成其损害的较大可能性，也就满足了因果关系要求。依照“更大可能性”证据规则，只要案件的原告能够证明被告共同体造成其自身损害的可能性超过50%，就能完成对因果关系的证明。当被告共同体造成损害的可能性被按照市场份额加以衡量时，“更大可能性”证据规则也就转换为证明被告共同体所占有的市场份额超过50%。由此，因果关系便被实质性市场份额标准所替代。DES案件中各个法院所确定的实质性市场份额标准虽然各不相同，但却存在着一个最低标准：被告产品所占有的市场份额均超过全部DES市场份额的50%。

当然，将实质性市场份额标准确定为50%，仅仅是依据传统侵权法因果关系规则及证据共同体理论而进行的估算。在DES案件中，原告起诉的被告所共同占有的市场份额一般都高于50%。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原告在侵权诉讼中起诉的被告所占有的市场份额越高，其损害获得赔偿的比例也就越高。在辛德尔案中，五名被告所占有的DES的市场份额高达90%。^[37]这就意味着，如果原告胜诉，其损害的90%都可以获得赔偿。

【注释】

[1]Arthur Ripstein and Benjamin Zipursky，Corrective Justice in an Age of Mass Torts，in Gerald J. Postem（aed.），Philosophy and the Law of Tort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232.

[2] Arthur Ripstein and Benjamin Zipursky，Corrective Justice in an Age of Mass Torts，in Gerald J.Postem（aed.），Philosophy and the Law of Tort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233.

[3] Arthur Ripstein and Benjamin Zipursky，Corrective Justice in an Age of Mass Torts，in Gerald J.Postem（aed.），Philosophy and the Law of Tort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233.

[4]刑事诉讼的证明规则被运用到民事诉讼的原因可能在于：最初，刑法和侵权法并未分离，两种诉讼均适用相同的证明规则；而随着法律实践的发展，侵权法从刑法中独立出来，但基于对法律传统的坚持，刑事诉讼证明规则仍然在侵权法中得以适用。

[5]Arthur Ripstein and Benjamin Zipursky，Corrective Justice in an Age of Mass Torts，in Gerald J. Postem（aed.），Philosophy and the Law of Tort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234.

[6]Sindell v.Abbott Labs.，607 P.2d 924，928（Cal.1980）.

[7]与此种情形类似的、通过对证据规则的改变而在个案中获得公正的情形在普通法中并不罕见，司法禁反言规则就是其中一例。在司法禁反言规则下，如果在先前诉讼案件中当事人对某一法律事实采取了一种态度或者做出了某种选择，那么在后来进行的诉讼案件中该当事人便不得采取与先前相反的态度和选择。这种程序性规则避免当事人因为前后矛盾的行为而获得不当利益。同时，司法禁反言规则也确保了司法过程中法院判决的一致性。

[8]Arthur Ripstein and Benjamin Zipursky，Corrective Justice in an Age of Mass Torts，in Gerald J. Postem（aed.），Philosophy and the Law of Tort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235.

[9]Arthur Ripstein and Benjamin Zipursky，Corrective Justice in an Age of Mass Torts，in Gerald J. Postem（aed.），Philosophy and the Law of Tort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236.

[10]Senn v.Merrell-Dow Pharms.，Inc.，751 P.2d 215，223（Or.1988）.

[11]Mark A.Geistfeld：The Doctrinal Unity of Alternative Liability And Market-Share Liability，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Vol.155，2006，p.447.

[12]David Rosenberg，The Causal Connection in Mass Exposure Cases：A“Public Law”Vision of the Tort System，97 Harvard Law Review，Vol.97，1984，pp.849—868；Richard W.W right，Causation in Tort Law，73 California Law Review，Vol.73，1985，pp.1735—1820.

[13]Summers v.Tice，199 P.2d 1，2（Cal.1948）.

[14]Mark A.Geistfeld：The Doctrinal Unity of Alternative Liability And Market-Share Liability，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Vol.155，2006，p.460.

[15]Rest.2d Torts，§433B，com. f，p.446.

[16]Prima facie一般包含两种含义：第一，原告提出的证据足以支持其诉讼请求，从而可以将案件交付陪审团裁断；第二，原告已提出足以支持其诉讼请求的证据，如被告不能提出足以反驳的反证，法庭必然判决原告胜诉。参见薛波主编：《元照英美法词典》，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088页。

[17]Mark A.Geistfeld：The Doctrinal Unity of Alternative Liability And Market-Share Liability，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Vol.155，2006，p.469.

[18]Summers v.Tice，199 P.2d 1，2（Cal.1948）.

[19]Ybarra v.Spangard，154 P.2d 687（Cal.1944）.

[20]“事实自证”规则，即在过失造成伤害的案件中，推定被告有过失。适用此项规则的条件必须是：造成伤害的工具（器械）由被告控制或管理；按照当时的环境，根据一般的经验和常识，如果不是被告的疏忽大意，事故不会发生；原告所受伤害是事故造成的。被告如要推翻此项推定，必须提出相反的证据。参见薛波主编：《元照英美法词典》，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9页。

[21]Mark A.Geistfeld：TheDoctrinal Unity of Alternative Liability And Market-Share Liabilit，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Vol.155，2006，p.474.

[22]David A.Fischer，Successive Causesand the Enigma of Duplicated Harm，Tennessee Law Review，Vol.66，1999，pp.1127—1130.

[23]Restatemen（tThird）of Torts：Liab. for Physical Harm＆8 cmt.（ fProposed Final Draft No.1，2005）.

[24] Stephen R.Perry，Responsibility for Outcomes，Risk，and the Law of Torts，in Gerald J.Postema （ed.），Philosophy and the Law of Tort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p.119—120.

[25]这种替换可以说是基于一种政策上的考量而做出的变通，即法院认为在有过错的被告和无辜的原告之间后者更应当受到保护。

[26]选择性责任规则与市场份额规则的不同之处在于：在适用选择性责任规则的案件中，原告能够将所有可能导致其损害的侵权行为人列为被告；在适用市场份额规则的案件中，原告则无法将所有可能导致其损害的行为人列为被告。

[27]我们在环境侵权诉讼中采纳的所谓“举证责任倒置”的处理方式，与市场份额规则所创立的这种责任形式也十分相近。因而，我们建议可以采用证据共同体理论对其加以解释，这样可以使环境侵权诉讼更好地与侵权法的其他部分相融合，从而减少冲突和矛盾。

[28]格斯特菲尔德所提供的理论路径也并非无懈可击，其自身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格斯特菲尔德理论的缺陷在于，其将证据共同体理论作为市场份额规则与选择性责任规则相互联系的基础，并借助美国法院对于选择性责任规则的认同而为市场份额规则的适用奠定基础。此种将市场份额规则“嫁接”在已经被接受的法律规则之上的做法是合理的。但问题在于，选择性责任规则的基础在于被告不仅作为一个证据共同体而出现，同时也是作为一种责任共同体而承担侵权责任的。而在适用市场份额规则案件中，由于被告共同体并非造成原告损害的所有侵权行为人的集合，因而所有被告仅仅形成了一个证据共同体，而无法构成责任共同体。由此，在DES案件中适用以选择性责任规则为基础的市场份额规则，在理论的衔接上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即便如此，格斯特菲尔德所提供的实质化方法仍然是目前我们所能采纳的最有效的解释方法。

[29]譬如，原告有证据证明其在A药房购买了DES，此时，若通过进货渠道查明以该药房所曾经出售过的DES中各个制药企业所占有的份额，由此会形成一个由在该药房所销售过DES的企业所构成的、以该药房为其范围的市场。

[30]Hymowitz v.Eli Lilly＆Co.，73 N.Y.2d 487（1989）.

[31]Arthur Ripstein and Benjamin Zipursky，Corrective Justice in an Age of Mass Torts，in Gerald J. Postem（aed.），Philosophy and the Law of Tort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238.

[32]纽约州上诉法院认为DES案件的责任问题存在偶然性：被告是由于运气较差才造成损害的发生并因此承担侵权责任；而其他企业虽然生产了DES药品，但因未造成损害结果而侥幸地无需承担侵权责任——这些DES生产企业的运气比较好。为了防止运气因素在侵权损害赔偿中发生，也使所有做出过危险行为的企业都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纽约州上诉法院便要求生产过DES的被告按照其所占有的市场份额承担侵权责任。

[33]Arthur Ripstein and Benjamin Zipursky，Corrective Justice in an Age of Mass Torts，in Gerald J. Postema（ed.），Philosophy and the Law of Tort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238.

[34]Sindell v.Abbott Labs.，607 P.2d 924，928（Cal.1980）.

[35]Brown v.Superior Ct.，44 Cal.3d 1049，751 P.2d 470.

[36]Sindell v.Abbott Labs.，607 P.2d 924，928（Cal.1980）.

[37]Sindell v.Abbott Labs.，607 P.2d 924，928（Cal.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