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立法活动与法律渊源

二、宋代立法活动与法律渊源

宋代法律形式主要有律、敕、令、格、式、例等。其中敕例在宋代法律上占有重要地位。《宋会要辑稿·刑法》中说：“国初用唐律、令、格、式外，又有《元和删定格后敕》”，“皆用焉”。

1.《宋刑统》

宋代的“律”指“刑统”，这种法典编纂形式最早源于唐代的《大中刑事统类》，后由后周传至北宋。宋太祖建立宋朝以后不久，建隆三年(963年)诏示编定《宋刑统》。建隆四年(964年)，制定了宋朝第一部刑法典，《宋建隆重详定刑统》简称《宋刑统》。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刊印发行的封建法典。宋刑统是宋朝的基本法典，自颁行以后，虽然作过几次修改，但是究其始终没有较大变动，所以说它“经宋之世，用之不改”^[3]。

宋刑统从其内容上来说，是《唐律》的翻版，连疏议也一并照抄。清代藏书家吴骞有一部宋律文，因为没有注明律名称，他曾以为是唐律，说明宋律与唐律的高度一致。但是宋刑统在体例上与唐律不同，首先是在每篇篇名之下，分为若干门，一共12篇，合计213门。其次，在每一门之内，以律文为主，同时，将其他的具有刑事法律性质的敕、令、格、式分别附在律文之后，并且注释内容变化或中央机关核准审批的情况，使适用法律者一目了然，从而进一步确定了五代以来创立的律令合编的法律形式。此外，《宋刑统》中增加“起请条”，是对原来唐代律文审核并提出修改的建议，“起请条”共有32条。

法律形式从律发展为刑统，其意义在于：一方面，在律之前加上刑字，突出了刑事法规的性质，强调了法律镇压的作用；另一方面，打破了律令格式分立的传统，汇集各类法规，进一步重视了中央对于各类法规的统一解释，与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保持一致。律发展为刑统，混合综括了不同位阶的法条法规及立法解释，对防止互文歧义，避免法内漏洞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2.编敕

敕本来是封建君主在律之外发布命令的一种形式，通常是在特定的时间，对特定的对象或事件发生效力。敕是对律令格式所作的补充修正，效力高于律令格式。宋神宗后，敕作为定罪量刑的法律规范与律具有同等意义。

《宋史·刑法志》说：“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随时损益则有编敕。”编敕是将没有归纳到刑统中的敕令进行汇编，使皇帝对一件事情、一个具体问题的命令和指示，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法律规范。编敕是对法律内容进行调整、修订的主要方法。

(1)编敕活动。宋代编敕活动极为频繁，每当皇帝继位或者改元，都要进行一次或几次编敕工作，例如宋孝宗时期有《隆兴编敕》，以后又有《淳熙编敕》。编敕规模在太祖时期比较小，有4卷。太宗时期编敕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太平兴国编敕》有15卷，《淳化编敕》有30多卷。由于敕文太多，内容按年代安排，因此十分杂乱。太宗之后，真宗对律文进行调整，按律文12篇分为12门，与刑统的体例对应。此后的编敕在汇编中都以调整的范围进行分类，其规模则越来越大。神宗时起用王安石进行变法，在立法机构上设立了“编修敕令所”。这个机构在变法失败之后，仍然存在，专门主持编敕。一直到南宋灭亡，整个宋代的编敕有180多部。(2)编敕种类。编敕按照其效力范围来分，可以分为中央编敕和地方编敕。中央编敕在全国范围内适用。除此以外，一路一州一县又别有编敕，是地方编敕，是把皇帝对某一地区的指示汇编成文，在本地区范围内适用。其次按编纂方法分类，又分为编敕和“条法事类”。条法事类是按法令所规范的问题分门别类对敕令进行汇编，称为“分门编类为一书”，是不同的机关根据职责范围汇编的敕令。(3)编敕与刑统的关系。编敕的地位，在宋代不断提高，它与刑统的关系在发展上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北宋初期编敕依附律文，“凡断狱本于律，律所不该，以敕令格式定之”^[4]，编敕只是作为律文的补充，“该”指具备、包括。第二个阶段，是宋太祖以后到北宋中期，是“律敕并行”的阶段，编敕已经作为审判案件经常适用的法律依据。宋仁宗曾批评编敕过滥的情况，说现在编敕都在法律之外，又多次更改，官吏都不能通晓，百姓就更不得而知。这说明编敕已经在律文之外，对律的内容作了重大修订，但是律仍然具有独立的地位^[5]；第三阶段是所谓“以敕代律”^[6]，在王安石变法期间，为了改宋初以来的惯例，进一步提高敕的地位，所谓“凡律不载者一断以敕”^[7]，实际上，律和敕冲突时，以敕为准。不过，由于宋代法史资料佚失，关于“以敕代律”效力之争的说法，在学界存在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终宋之世，律的地位十分稳定，编敕始终未取代律^[8]。

3.编例

唐代曾经明确禁止用判例作为审判案件的依据，但唐代有“格”，实际上也是例的汇编。北宋期间，判例的地位也在升高，作为法律形式的一种，到南宋例的地位越来越高，经常出现“以例破法”的现象，甚至没有例的时候，就“法当然而无例，则事皆泥而不行”^[9]。即没例就难以适用法。宋代的例分为两种，一种是“断例”，是司法机关审判案件的成例。另一种是“指挥”，是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指示的汇编。从北宋中期开始出现例的汇编，此后编例也就成为经常的立法活动。

编敕和断例地位的上升，是封建中央集权在立法中加强的体现。编敕和断例的发展，造成宋代法令繁多、法网严密，有所谓“内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10]。

4.南宋的《条法事类》

南宋孝宗时开始编订《淳熙条法事类》，是因为按年代的敕令格式只以法律性质分类，而未按“事类”汇编，使“官不暇遍阅，吏因得以容奸”，故孝宗时诏令以“事类”即职官的职守类别为依据汇编敕令格式。在法典编纂上，条列法规，以事为类，又编入不同形式的敕格式。宁宗赵扩时有《庆元条法事类》140卷，理宗赵昀时有《淳祐条法事类》。现存有《庆元条法事类》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