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立法活动与法律渊源

二、唐代立法活动与法律渊源

(一)立法活动

1.唐律

隋末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使统治者感到“惕然震惧”。因此，废除隋末的“淫刑”是唐初统治者的首要任务。唐高祖李渊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曾打起“除隋苛法”的旗号，颁布了“宽大”令，与民约法12条，杀人、劫盗、背军、逆叛等行为处死刑，其余一律废去隋律^[18]。建国以后，武德二年(620年)，召刘文静等人，参照隋开皇律，制定了53条新格，是为唐朝立法的开端。随后，又由裴寂等人以开皇律为标准，制立唐律，编成《武德律》12篇，500条。《武德律》加进了53条新格的内容，其余基本照抄《开皇律》。在编定武德律时，还汇编了武德令格式^[19]。

唐太宗李世民继位以后，命长孙无忌、房玄龄多次讨论。贞观十一年(638年)完成贞观律。仍为12篇，500条。唐代律文的确立时期在贞观时期。除贞观律以外，定令1546条，为贞观令；汇集武德以来敕七百余条为贞观格，取各机关文书来往为贞观式。唐高宗时期，封建经济经过30多年的恢复发展，进入高度繁荣时期，同时立法与司法也都获得了比较丰富的实践，在此基础上修订的《永徽律疏》进一步完善。《永徽律》是高宗继位第一年开始修订，第二年制成，有12篇，502条。律文颁行以后，高宗又感到律文没有“定疏”，缺乏必要的立法解释，于是广召解律人“条议疏奏闻”，以阐明永徽律的立法原则和精神实质。长孙无忌、于志宁等人在进律疏表中谈到“刑废定法，律无正条，徽墨妄施，手足安措”，于是按照“网罗训诰，研覆丘坟”^[20]的精神，逐条逐句对律文进行解释，称为“律疏”。疏是对律文进行注释，又有“议”是探讨法律条文的精神实质。疏议于永徽四年(654年)颁行，附于律文之下，与律文具有同等效力，疏律合称，是“永徽律疏”，后人称为“唐律疏议”。以后断狱者，皆导律疏分析之。永徽以后玄宗开元年间(713～742年)，也曾大规模地修订过法律，但现在完整保存下来的是永徽律疏^[21]。

2.唐六典的编纂

唐六典是唐代开元时期制定的行政法典，是继永徽律疏之后唐代立法的又一重大成就。开元年间(713～742年)，唐玄宗下诏集贤院撰写六典，徐坚受诏，但对六典一事“历年措思，未知所从”。后来以“令式分入六司”制成六典，模仿周官之制，到开元二十六年(739年)才奏呈皇帝。因此，六典是以当时的行政法规范为内容，按各个机关的职责重新分类编纂制成的法典。其编纂的分类标准和规范的安排方式，大体上模仿周官的天地春夏秋冬，分为治职，即高级行政职官；教职，学官和负责教化的长官；礼职，即礼仪职官；政职，即行政、军事职官；刑职，即司法长官；事职，即营造事务长官。因为唐朝官制与周官大不相同，许多内容勉强以类似相从，但体例却难妥善。在内容上，六典规定各机关的职责、官吏配备和品秩。

唐六典之前，历代王朝虽有行政性质的立法，但是没有进行法典编纂。唐六典的制立是古代立法史上的一个创举，开后世历代会典的先河。从此行政法从刑律中分立出来，自成一个法律部门，标志着古代两大成文法典编制体例的确立，反映了封建立法制度的成熟和完备。

(二)法律渊源

唐朝的法律形式有律、令、格、式。据唐六典的解释：律，即《唐律疏议》，以正刑定罪，主要是刑事制裁的法律条文，同时也包括民法、婚姻法和诉讼法的规范，具有稳定性和确定性。唐律虽有调整不同社会关系的规范，但均以刑罚制裁的方式调整，其特点还是有罪即有刑。令，以设范立制，范原指铸铁时用的模型，定制则是制度。设范立制，《刑法志》说：“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它的内容一方面是各国家机关的层次设置，按《唐六典》所载《永徽令》，分为地方和中央各机关，共30卷，1 546条；另一方面是国家机关规定的单行官吏条例，并确定了各国家机关的统辖关系，作为律文的基础。例如《田令》规定：“户内永业田，每亩课植桑五十根以上，榆、枣各十根以上。”不如令者治罪。与此相适应，《唐律疏议·户婚律》中规定，诸里正，依令：“授人田，课农桑。”若应受而不授，应还而不收，应课而不课，如此事类违法者，失一事，笞四十。由此可见，令是具体的管理规定。对于违令者来说，“令”又是违者的罪状叙述。其各项具体制度是对正律中罪状的细述。格，《唐六典》说是禁违止邪，《新唐书·刑法志》谓“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格的来源是皇帝的敕令，因此它是皇帝临时颁布的国家机关必须遵行的各种单行敕令的汇编。汇编时按尚书省各司为篇名，汇成后留在各司执行的为“留司格”，对州县所颁行的为“散颁格”。格的涉及范围广泛，而且比较具体，法律效力最高，是系统律令的重要补充。例如《仓部格》、《屯田格》是关于盐田的经营和管理方面的单行法规。根据戴炎辉先生的研究，“格”实际上也是唐代判例汇编的法律形式。即在“格”的汇集事例中，有皇帝对具体案件讼争的批示。式，以轨物程事。《新唐书·刑法志》说是其所常守之法也，是国家机关活动的细则和公文程式，具有行政法规的性质。例如《职方式》规定边境的警卫机关，放置烽燧的数目。警卫部队执行的任务不得违式，按《唐律·卫禁律》规定，“应放多烽而放少烽者，各徒三年”。

关于律、令、格、式四者之间的关系，《新唐书·刑法志》说，“凡邦国之政，必从事于此三者。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因此，令、格、式是从义务的规范意义规定国家机关的制度法令，办事的章程；律则从禁止的方面，规定对违反令、格、式的人处之以刑罚。律、令、格、式的综合运用，就是唐朝全部法律的实施。统治者通过设立四种法律形式来安排制度，标志封建法律体系逐渐系统规范、周密完备。

唐代在律令格式四种形式之外，曾经有过以“例”断案。唐高宗仪凤年间(676～679年)，大理寺详刑少卿赵仁本对这些经常适用的案例作过整理，写下《法例》30卷，高宗认为律令格式，天下通规，以例断案会造成混乱，严令禁止，以例定罪才废弃不用^[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