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还没有落山

太阳还没有落山^[1]

当人的砝码被投上了天平，倾斜的历史才恢复了平衡。

——题记

一

　　　　——藏身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

　　　　——哈佛校园最后的漫步

　　　　——太平洋上的遥望

你没有歌星那么显赫，也没有英雄那么光荣，你藏身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漫长的一生化成十几行蝇头铅字:

韩德培　江苏如皋人，1934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法律系……1946年任武汉大学法学教授，1947年任法律系主任。建国后，先后任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副秘书长、副教务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国际法研究所所长、环境法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法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顾问，对外经济贸易部条法局顾问，中国政法学会、中国法学会、中国国际法学会理事……

历史太宏大、太浩繁，因之它省略掉法学家生命历程的一切细节和感情色彩。

你，法学家的情感历程也许应该从哈佛大学那时写起。

那时你风流倜傥，气宇轩昂，在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和吴于廑、张培刚被同学们称为“三剑客”。其实你们学法律，学历史，学经济，唯独没有学过击剑，你们的“剑”就是你们优异的学业。

而查理斯河却真像一把闪亮的长剑，把哈佛大学一分为二，一半留在波士顿，一半遗落剑桥。你在河边那疏疏的林木间漫步，感受到和大自然拥抱的愉悦，因为大自然的语言没有国界，你能读懂查理斯河对于这块神奇大陆的委婉流畅的倾诉，能读懂白桦林对于季节的描绘以及晚霞和晨曦自由的歌唱。

和你一起散步最多的是B君，你们是同窗好友又住同寝室。你们常常穿着高筒皮靴在河边高谈阔论，就像古战国时的纵横家。

那个夜晚飘着雪花。

这是太平洋战争后的第一场瑞雪。两双皮靴在雪毯上踏出吱嗄吱嗄的声响，你们默默地走，走，仿佛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两双脚在一幢高大的建筑面前停住了，举目仰望，大厦正檐下有一排赫赫醒目的英文字母:“兰德尔大厦”——这就是哈佛大学法学院正门。再往前走去，就是霓虹灯明灭的剑桥市区，那里人影憧憧，神秘莫测，晚祷的钟声和夜总会的爵士乐构成了这个文明世界特有的旋律。

你们站在校园与社会的交界点上，站在不同命运的岔路口上。

“韩兄，留下来吧，联合国即将成立，我们还是一起去联合国做事吧。”B君对你说。

“我的主意不可能改变了——回故土去。”你为人最讲信用，你已应国内著名学者周鲠生之聘，去武汉大学法律系执教。你觉得那纷纷扬扬的雪片就像从故国飘来的请柬。

“中国知识分子做过多少救国的美梦——工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医学救国，最后都成为泡影。现在国内政局不稳，内战将起，你的法律救国之志未必得偿。望兄三思。”

雪落无声，你的思绪却在奔涌。当初你以拔萃的成绩和钱伟长、张龙翔、林家翘等24名中国青年一起考取了“中英庚款出国研究生”，你常感到心中的灼痛——英国人把鸦片战争的中国庚子赔款拿出一部分给中国办教育，中国人的银子，英国人的面子，强盗变成施主，花着这样的钱在国外读书，真是百感交集。你发愤扬起了青春之剑，读硕士学位时就用流利的英语写下了《国际私法中的实质与程序问题》。你的导师、著名法学家汉考克为它发出了衷心赞叹，竟然一个字未改就通过了。后来你舍弃了攻读法学博士学位的机会，利用这个世界第一流法学图书馆，潜心国际私法、国际公法和法理学的研究。你在这里拥有一个阅读单间，里面有写字台和自动电话，工作人员随时送来你所需要的书籍，你在这里先后写了评介法国I·狄骥的社会连带关系说，奥地利H·凯尔森的纯粹法学，美国R·庞德的社会学法派等论文，这些论文引起了美国法学界人士的注目。

“我渴望中国早日变成一个法制昌明的强国，免受列强欺侮。”这是你深埋于心中的夙愿。

“法制强国，谈何易啊！”B君朝你摇摇头，“戊戌变法提出仿效西方君主国家模式，实行‘军民共主’，这样一个改良的措施也遭到横难，变法者被推到了菜市口；辛亥革命胜利，国父孙中山主持南京临时政府三个月，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还有一系列反封建特权、保障人权的法律。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北洋军阀登台专政，‘国会’、‘宪法’空有其名，大总统放个屁也算法律，这些历史韩兄比我更清楚吧？”

你向B君掏出心底话:“我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

“嗯？”不参加任何党派的B君吃惊地望着你。

“当年陈独秀先生首先提出打破北洋军阀专制主义的‘特权人治’，主张‘尊重民权、法治、平等精神’；李大钊也曾发表文章论证法治对国家的意义，提出‘国之存也，存于法……国而一日离于法，则丧厥权威’；当今共产党内许多要人都曾留学法日等国，汲取西方治国之经验，解放区之所以能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团结昌盛，皆因执法严明，上下平等所致，建设法制强国希望在他们。”

B君不语了，他知道你和共产党的要人还有过书信来往，不便多问。你们势必像哈佛校园一样被一道河流隔开，不，隔开你们的是浩瀚的大洋和截然不同的语言、习惯、文化环境、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

这是你在哈佛校园最后的漫步。

你将告别这片高矗着自由女神的国土，到那厚厚的长城下开始人生的跋涉。

两天以后，你在西雅图港登上了一艘美军的运输舰，在太平洋上开始了漫长的航行。

你临风披襟站在甲板上，向着茫茫的大洋上望去，心中猛然涌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声音:

“新中国的航船的桅顶已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

“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这是你在哈佛大学图书馆读到的英文版的《新民主主义论》时所记下的。

二

　　　　——人生角色的更换

　　　　——记忆像铁轨一样长

　　　　——共产党出了什么故障

历史一个浪涌，中国的航船被推到了1967年。

你身穿着补丁的中山装，两眼深陷，青筋绷起的手牵着一头犄角水牛，嘴里喊着极简单的原始单词“吁——哦”踽行在校园珞珈山林间草地上。

你的名字被打上黑叉，倒着写在校墙上。当你在清晨或黄昏牵着牛走过校园石径路时，不无惊恐地望着周围，害怕那些小将陡地跳出来，朝你呼喊:老右派，老实点儿！

当年哈佛校园那个风流倜傥的“剑客”呢？

你的罪状是两条:一，对1957年反右不服气；二，有反动言论——你1962年被摘帽后在外文系代英语课，有一次上课你提醒学生将“胡子”一词翻译成英文时要仔细，比如，英语称连鬓胡子为whiskers；长在下巴的胡子叫beard；蓄在上唇的胡子叫moustache，不可乱用。你抬手一指墙上挂着的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头像:“看到了吧？”这句话被指控为影射革命导师一代不如一代，胡子越来越少！

批判会上你重新被戴上右派帽子。

人生角色的突然变换打乱了以前建立起来的人生系统。学生们不再喊你老师，熟人成了陌路，妻子被称为右派家属，孩子成为狗崽子，与你有关的一切都贬值，你珍爱的法学书籍、外文资料和呕心沥血写出的手稿被红卫兵成筐地抬走。你生命的鳞片被一层层剥落，留给你牛鞭，留给你困惑，留给你无尽的孤独。

水牛啃饱了草，温驯地卧在你的脚下反刍。你听着松涛，听着鸟鸣也听着自己的心音。天上的云朵原来也是那样的美丽，化作崇山化作羊群化作老人化作顽童化作奔马也化作喷吐烟雾的轮船。

那时你和爱妻在汉口下轮船过驳在一个划子上，忽然斜刺里跳上一个莽汉，脚下的划子在江浪上晃动，那是一小块不稳的国土！

“交出二十块大洋！”他低声说。

“你是那个部门派来的？”

“少废话！”

“这不行，我要问问你们是根据哪一条法规！”

“法规？老子的家伙就是法规！”

“我们两个人从上海到汉口还花不上二十块大洋呢，你们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勒索！”

“你给不给？不给今天就叫你泡在水里！”

他怎么会知道面对着的是一个稔熟各种法典的法学教授呢？法学教授怎么想到他的法典在这里毫无作用呢？

这就是无法无天的旧中国！暴力横行，物价飞涨，每一次发工资你都背回成捆的钞票，看上去煞像个富翁，但你必须去城里把它换成现洋换成米面换成肥皂换成煤球，因为一天之内这些钞票就会贬值。有一个月银行里发不出薪水，周鲠生校长多次奔走给教授们发下了盐巴、发下了咸菜、发下了豆豉。

国民党政府的司法部长托人捎来口信，请你到他手下做事，你不愿为那个行将灭亡的王朝去补天，却奋笔疾书，在《观察》杂志上发表了《我们所需要的法治》、《评中美商约中的移民条款》、《评现行出版法》、《征用豪门富室在国外的财产》等文章，揭露那个腐朽的制度。

那时候外面人称珞珈山是“小解放区”。这里墙上、树上经常贴着一些传单，社会各界人士悄悄溜到这里，像泰山观日出一样，站在拂晓前的暗夜里，看着那一片片解放区的曙光。

为此，武汉特种刑事法庭拘捕了武汉大学的进步学生。

你作为教授会的代表昂然走进了刀枪林立的汉口警备司令部，搬用当时的法典，尽你的雄辩的口才为学生辨护。

你胜利了，心里却很难过——特讯庭长就是武汉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

你意识到你的讲义并不能改变中国的现状。因为你的教鞭无法铲除那生长罪恶和暴力的土壤。就像严密的罗马法不能阻止斯巴达克斯的起义，德国的魏玛宪法无法阻止希特勒上台——法理不能从法律本身去寻求，更不能从神的意志和人们的主观愿望上去寻找，而应从社会的经济基础上去寻求。一个真正的法制社会，应该是由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来立法的社会。

你悄悄对被释放的学生说:“到解放区去吧！”

……

你怎么在1957年一下子成了右派呢？

开始有人让你鸣放，你因十二指肠溃疡住进了医院，有人把预告打出来，你还未“放”就成了右派的“山中宰相”，说你利用法律武器和党对抗！

你被通知去学校体育馆开会，一进门，看到那里面黑鸦鸦地站着一片“右派”，这四百八十多人犯了什么法？

事到如今你还在想着法律的问题。你没预料到这次大会上你突然被宣布撤掉一切职务，停发工资，发送沙洋农场劳动改造——那里是惩治犯人、改造犯人的地方。你，一个法学教授将去与他们为伍。法律系因为成了“右派窝”，不久被宣布撤销。

你感到了问题的严重。

难道共产党人不要法律吗？不，当年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董必武到旧金山参加联合国成立会议，你向这位留学日本学过政法的长者写去一信，请教法学研究如何才能有利于未来的中国，几天后他就给你写来了回信，鼓励你说，法学研究一定要联系中国的实际。解放后他到武汉视察工作，派专车把你接到他下榻的宾馆，他说:“没有法制就不能算一个国家。要有自己的社会主义法制，首先要培养一大批法律人才，这个工作才刚刚做，我们的目光要放远些。”你们的心是沟通的啊！所以他的眼睛在望着你的时候那么明澈、那么慈祥。

后来，后来，后来共产党人的队伍中就出现了另外一种目光，那是学校管人事的A书记，他看着你的时候瞳仁里射出冰雪一样的寒光，在那里面，藏着一头饥饿的小兽。

你知道那头小兽是怎样长大的。打“经济老虎”时，A书记硬要把一个构不成贪污罪的教师打成“老虎”，当时你是学校“人民法庭”庭长，你有权维护法律的尊严，制止了荒唐的扩大。又一次A书记要开除一个和人吵了架的青年教师，你以教务处负责人身份向党委进言:不能草率地断送一个知识分子的生路。你的意见被校方采纳了，A书记的尊严却被冒犯了，于是他在心里用嫉恨喂着那头小兽。

你为那头小兽感到不安，揣着北大的聘书找到李达校长:

“放我走吧，再干下去会出事情的……”

“我在这里当校长，你怕什么呢？”

谁知1957年A书记担任了“反右办公室”主任……

野性脱离了法律之缰迅速膨大，终于，趁“文革”之机这头巨兽向着整个民族扑来。李达校长也自身难保，被打成武汉大学“三家村”头目，被声讨被辱骂被审讯被开除党籍。这位共产党“一大”代表、党的杰出理论家和法学家在弥留之际对老伴说:“当初韩德培想调离，我不放他走，不想果被他言中，是我害了他……”

你在农场用卢梭的话悲悼这位校长:我愿自由地生活，自由地死去。也就是说，我要这样地服从法律:不论是我或任何人都不能摆脱法律光荣的束缚。

为什么我们历来重视树立各级领导者个人的权威，而忽略和轻视树立法律制度的权威？结果导致权大于法，侵犯人民民主权利的违法行为无法被制裁。人民最重要的权利——对国家各级领导人员的选举权、监督权、罢免权成为空谈，一伙野心家趁机篡党夺权，正是钻了法制不健全的空子。

历史有一定的因袭性。在漫长的封建王朝中国没有真正的法治。因为是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意志构成了法的渊源。其威临天下的权势与秘藏心内的权术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法律。他们全都用“真命天子”的外衣遮盖着膨胀的封建特权，法律的权威必须屈服于君主的权力，古汉字的“罚”字不是包含着以言为刀么？

“文革”的灾难是历史对无法无天作出的惩罚！

你有许多许多的思考，但是却无法把它们见诸文字。而现实是蜷在牛棚里给三个插队的孩子写信——他们受你的株连，失去了招工和升学的资格，你怕他们在逆境中堕落:

“孩子，我坚信这种局面会改变的。一个国家不会长期没有法律。共产党内集中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人，我不相信这么大的荒谬他们看不出来。有一天他们一定会出来阻止这场灾难，只是时候还不到！”

三

　　　　——人回到历史的天平上

　　　　——法学家和伽利略

　　　　——还我八千个太阳

历史的脚步在1978年深秋的一天走近。

你用枯瘦的手打开“三透书屋”（透风、透雨、透光）的木门，校党委一行人跨了进来。

家里好久没有来过这么多的客人，一间半的小屋很挤很挤，因为里面装着太多的辛酸和太多的思考。

党委庄书记向你宣布了彻底为你平反的决定。

历史性的灾难终于被制止了！

你鼻子一酸又忍住眼泪，对于你个人，20年没有工作，对于一个国家，20年没有法律呀！

贤良的老伴却背转身去放声痛哭。

共产党人走过去握住她那生满厚茧的手:

“韩妈妈，你为党立了一大功啊！”

有谁像这位普通的中国妇女那样忠诚地体现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呢？

有谁像这个普通的女性护法神般维护着一个法学家的尊严呢？

她胸前没有奖章，心中却存远志。

法律不能保护法学家自身，更不能保护儿童的笑靥和母亲的吻。你到农场去了，她和三个孩子断绝了一切生活的来源——她是个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呀，难道人能离开物质只靠苦涩过活？

“给我份活儿做吧。去幼儿园当保姆、到图书馆装钉资料都行。”她硬着头皮去找管人事的A书记。

“妈的，你还想找工作？不把你们全家赶走就是照顾了！”

野性一旦嫁给了权力，会变得多么冷酷和无情，A书记仰在躺椅上，要把她作为人的自尊全部剥掉。

“为了三个孩子活下去……”

“你去二区教授家里倒夜壶好了！”

她扭头走了，头也不回，走出校门，到好远好远的地方去，在一个小巷子里找到一家街道服装厂，揽回了锁扣子的活，锁一件衣服三分钱报酬。她一捆捆向家里扛着衣服，用细细的棉线把孩子们和这个世界连接起来。

她和孩子们都患水肿了，却把省下的黄豆寄给在农场干着重体力劳动的你。秋冬之日，她带孩子背上竹筐拿了耙子去搂回树叶搂回草稞代煤煮饭和取暖，春夏之交她带孩子去田野去菜场拾来野菜拾来菜叶代粮充饥以果腹。为生计，家里变卖了一切可以变卖的东西，可是你的书籍、手稿她却爱如生命，定期搬出书屋在阳光下晾晒。

情深似海，恩深似海，你在农场每次来信都把她以“妈妈”相称。没有大地又怎么有高山，没有雨露又怎么有森林，美好的人性是一切才华和灵感的母亲。

在你平反的同时，世界各国报纸都竞相报道了一则消息:罗马教皇宣布为三百多年前蒙冤的伽利略平反。

就是那个用自制的望远镜观察宇宙的伽利略吗？科学家都是最勇敢的人。当哥白尼因他的“太阳中心说”被宗教裁判所烧死在鲜花广场，伽利略仍然以科学的论证向神学的世界挑战，写出了《关于两种世界体系的对话》，被判终身囚禁。

三百年，人造飞船已经神话般登上了月球，宇宙探测器又飞往更遥远的星空。科学的真理打破了一个又一个神话，宗教在新的文明面前不得不垂首反思。

科学的太阳将取代神的太阳！

而在社会科学领域，人的太阳将是中心！

共产党人纠正自己的错误未用三百年，他们及时地拨乱反正，扶起倾斜的历史。

于是，沉睡的法律女神醒来了。

你在古稀之年走进了校长办公室。

“根据国家法制建设的需要，武汉大学要恢复法律系。先组成四个人的筹备组，你来牵头。”校长刘道玉对你说。

有什么消息比这更使你振奋和激动？法律系的恢复意味着国家接受了历史的教训，要重还法律的尊严。你像一个将军，20年前在历史的浪涌中全军覆没；而今，你将为实现在哈佛校园时的夙愿重登将台。

“重建法律系困难重重，最关键的是师资问题。不过，用一句化学术语来说，‘晶体’虽然被破坏了，‘晶核’还在，我相信一个新的晶体很快就会形成。”学化学出身的刘道玉打了个巧妙的比喻。

“晶核”不仅指你，也是指法律系“保存”下来的七名教师。1958年法律系撤销，教师重新分配工作，剩下了一些“老右”没人乐于接受，都改行去管资料、教外语、打杂工。后来一起到沙洋农场接受改造——民法教授姚梅镇理发；教宪法的何华辉喂猪；教刑法的马克昌烧火；研究法理学的张泉林放牛……

法律的不幸！知识的不幸！

老伴不希望你再任职，只是教教书，带带孙子，跟你过一个再也没有惊悸再也没有冷漠再也没有饥饿再也没有屈辱再也没有分离的晚年。

可是，一个你所崇慕的政党对你的委托，你不能拒绝。你知道这一委托的代价。

你只向老伴说了一句:“我情况熟，给年轻人把架子搭起来吧。”然后就带上一个帆布包，和党支部书记、你当年的学生陈明义乘上去北京的特快列车。

在北京，你感受到这个政党肺叶的呼吸，那个决定了中国人民命运的会议刚刚开过，你在各部委看到的是上层建筑的各个齿轮都开始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运转。无数双手伸出来，向你索要法律人才，仿佛你是个大富翁。

你激动地对陈明义说:“法制是一个国家走向文明的桥梁。根据三中全会方针和国家需要，我们应该把国际经济法、国际私法和中国经济法作为建系的方向。”

你的倡议被上级批准了。

学校考虑到白手起家的不易，决定1982年开始招生。

也就是说，给予你七百多个日夜的准备期。

不，过去的岁月里已经丢失了八千个太阳和八千个月亮，它们像车轮一样滚动着远去了，载着从你生命上切割下的血肉，不再复返！

“人等岁月，岁月不等人。第一年的课可以开出来，一边招生一边建设吧！”

你的话平平淡淡却胜过了华丽的赞美诗。于是，法律系的牌子挂出来了，你们有了三间寝室改做的办公室和资料室。你一边着手编写教材，一边带着一群年事已高的“晶核”登上学校图书馆的最高层，拨开岁月之尘，寻找着当年遭劫失落的法律之页。你还像一个化缘僧人，跑遍武汉三镇的古旧书店、新华书店，搬回一块块铺设法制之路的知识之砖。

1980年9月5日，是武汉大学的新生报到日。

“欢迎你，未来的哲学家！”

“欢迎你，未来的文学家！”

“欢迎你，未来的物理学家！”

“欢迎你，未来的化学家！……

新生报到点上聚集着各系的老届本科生，聚集着热气腾腾的友情。

法律系的彩旗和锣鼓呢？法律系的老届本科生呢？

老教授们顶着华发赶来了，他们从房管科家具组借来一辆旧板车，装上新生的行李，车轮扭扭晃晃沿着校园小路向前滚去，前面是上坡，加油啊！

你曾多么激动地去观看全校秋季运动会的开幕式。

看，经济管理学院的队伍走过来了，彩旗、军鼓、仪仗队，八百名未来的企业家、金融家、经济战略家踏着军鼓的鼓点威武地前进，这是时代的检阅，他们将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成为强大的主力军。

生物系的旗帜飘过来了，经过严格选拔的数百名运动员穿着火一样的运动衫，它象征着生命的热烈和力量。下个世纪生物工程将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他们怎能不骄傲地昂首挺胸？

文学系的长队走过来了，铅字一样整齐地组合排列，诗的严谨，散文的风采……

突然，看场上响起了噼噼啪啪的倒掌——在这些超级大系之间，你的法律系六十名新生（这是他们全体啊）组成了一个小小的方队，丑小鸭一样地走过来了。

这冷落激发了他们的庄严，面孔昂起，步履齐整，把绣着“法律系”的红旗举得高高。猛然间，六十名热血儿女向着长空齐声高喊:

“加强法制，实现四化！加强法制，实现四化！”

这才是真正的时代的强音！这气势博来了真正的掌声！

你塑像般站在那里聆听，聆听法律的脚步从历史深处走来，那个敢于正视自己错误的政党把它呼唤出来，去跨越昨天留下的断裂带。

这一年你加入了民主党派九三学社。临填表前，你动情地对陈明义说:

“我盼望有一天能加入中国共产党。”

四

　　　　——工作着是美丽的

　　　　——法律的剑光

　　　　——你的太阳

工作着是美丽的，因为在工作中你能感觉到你作为一个公民和国家和历史和时代的沟通。工作着你的肺叶才能舒畅地呼吸和吐纳，你的四肢筋脉才能有力地聚结和伸展。一个文明的制度总是最大限度地让生命的岩浆去喷发。

那一年你在沙洋农场牧牛，忽然接到携带行李返回学校的通知。你带着行李忐忑不安地走进教务处，一个当权者把你的行李踢了一个“前滚翻”——

“谁通知你回来的？”

“军代表。”

军代表从里屋走出来打量着身穿补丁衣服的你:

“听说你是武汉大学英语的第一块牌子，现在给你一个任务，有一些联合国的英文资料，限你和×××、×××在两个月内把它翻译出来——这是立功赎罪的好机会。”

“资料呢？”

“在饭堂里，你们留在那里翻译好了！”

这任务是周恩来总理下达给武汉大学的。那时节我国刚刚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忙于“斗批改”的外交部积下了成麻袋的联合国文件。你怀着工作的饥渴扑进了饭堂，伏身在油渍斑斑的饭桌上，让笔像奔马一样在纸页上驰骋。你追上一个月亮又追上了一个太阳，距家咫尺，你没有去看望。两个月的译文半个月完成了，当周总理发下嘉奖令，你又隐身在沙洋原野的牛群。

知识的隐没是国家的不幸。知识的屈辱总是以时代的落后为代价。那些日子里有了商店空空的货架，那些日子里有了田垅里密密的荒草，那些日子里工厂里生产着古老的产品，连儿童的玩具也是那么原始。少女们更没有一条设计精美的裙子，单色的制式服装把一个民族裹得紧紧，课堂上的书本也张着苍白的面孔。

如今你从牛群回到了人群，把知识一起带上了历史的天平。

在一个春日里共和国用电波召唤着你的名字——

国家因财力所限，决定对国民经济计划进行调整，准备终止已签订的几个重点工程项目合同，这引起了和M国、C国关于五个大型成套设备进口合同的经济纠纷。M国公司当即复电:我们是私商，你们是国家企业，你们单方面提出停建与终止合同，应承担百分之百的经济损失。进而又提出要我方赔偿因与中国签定了合同而未接受第三国订货所遭受的间接损失。

C国步M国的后尘，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依此，中国将会蒙受若干亿美元的损失！

若干亿，那是千万个农村姐妹在千万个日夜里用草编和刺绣勾成的理想，那是千万个工人兄弟在千万个日夜里用钢花和焊火组成的希望，那是千万个工程师设计师在千万个日夜里用汗水和智慧描绘的振兴之梦！

有人说:“赔就赔，拿出一些金子来就是了！”

有人说:“不赔，我们的政策变了嘛！”

相持不下。

国家的信誉呢？人民的利益呢？签订合同时的微笑、掌声和灯红酒绿的华宴呢？

也许当初只看清了合同书上那一长串的天文数字，而忽略了潜伏的冲突和法律的危机。

法学家的大脑此时显得多么重要。

白塔寺附近一所办公大楼的会议室里坐满了国务院各部委有关要员，所有的目光射向从大地深层走来的你。

你如何回答这重要的咨询呢？你如何扬起法律的剑光呢？

“目前出现的情况，意味着新的形势和我们旧有的观念和习惯发生了冲突。这冲突将迫使我们付出昂贵的代价——有些单位和个人在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贸易活动中不按已有的法律办事，而是凭长官意志、主观臆断解决涉外经济的法律问题。这是受几千年‘人治’思想影响，法治思想不强的表现，直接影响着党中央依法治国和对外开放的宏业。

“外商利用我们涉外经济立法的不完善，利用了合同行文中某些疏忽和含混，索要若干亿的赔款，按老说法这叫‘缴学费’，我们能缴得起这么大的一笔学费吗？这既使国家的经济建设受到损害，又丧失了我国法律的尊严。我们更不能用政策向人家解释——在国际经济交往中，解决纠纷唯一的依据就是法律。让我们记住这一教训吧。”

你站在那里，像法律本身一样刚直。

你已经在招待所里夜以继日地和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周子亚教授、助手李双元副教授翻阅了一尺多厚的合同书。一份6000言的《咨询报告》似铮铮利剑灿然出鞘。《报告》引用罗马法古老原则阐述了由于非债务人的原因而造成的“给付不能”可以使合同失去约束力而免除债务人的责任。因为我们×××××公司不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以法人资格缔结这些合同的。因此他们显然不能预见国家国民经济计划会作出目前这种重大调整；《报告》引用英美法系判例和M国、C国民法典论证我方的赔偿应先行自估有关的数额与数据，扣除对方未投未损部分以对等原则使对方自行解决应承担的损失和风险，解决方式为“适当补偿”而非“赔偿损失”。因为《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77条明文规定声称另一方违反合同的一方必须按情况采取合理措施减轻由于该另一方违反合同而引起的损失包括利润方面的损失，如果他不采取这种措施违反合同的一方可以要求从损害赔偿中扣除原可以减轻的损失数额……

6000字的《咨询报告》有理有据导致奇迹发生，《报告》为国家挽回了若干亿的损失——节省了原数额的四分之三！

国务院某部一位领导人称你为“国宝”。

C国某大学东方法律研究所一位学者赞赏咨询意见观点正确，论证缜密，尤其对各国法典运用之稔熟，不由生出敬慕之心，专程赶来武汉会见你，并要把咨询报告译成C国文字。后来你得知这位学者身兼C国某公司的法律顾问，他正是你的对手之一！

你，用知识创造了一个奇迹和一个启示:

知识，你到底值多少钱？到底可以转化成多少生产力？

就是那些不起眼的书本本吗？就是那些揉得皱巴巴的讲义吗？就是那些用铅字排列成的论文吗？就是那些不出声响的思考吗？它们曾受到怎样的蔑视和压制，权力和荒蛮和无知都曾把它蹂躏！

毕竟，你已进入了一个光荣的时代！

你的晚年成为你的生命的“华彩乐段”，为新时期所需，写出了《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中国的法律走向世界》、《中国的法律教育》、《要大力加强国际法的研究》、《应该重视对冲突法的研究》、《中国环境与立法》、《关于终止若干合同所涉及的几个法律问题》等论文；主编了高等学校教材《国际私法》、《环境保护法教材》、《中国环境法的理论与实践》等；撰写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若干条目；整理出版了李达的《法理学大纲》并为之写了序言。还参加了国家一些立法咨询，以中国法学家身份多次出国参加国际会议，进行学术交流。如今你兼了太多太多的职务，补偿了往昔太多太多的寂寞。

你的生命之树上结满了秋天的果实。

你的法学院建起了中国高等院校第一所国际法研究所，研究范围扩展到国际关系、条约法、海洋法、空间法、国际组织法、国际私法、国际投资法、国际货币法、国际贸易法、海商法、国际经济法的基本理论问题。你把一个年轻硕士生推上了领导岗位，默默做他的人梯。

你的法学院建起了亚洲第一所环境法研究所，它已经参加研究、起草、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对外经济开放地区环境管理暂行规定》、《固体废物管理法》等二十多个国家与地区的环境立法研究项目。你仔细校阅修改年轻学者的论文和书稿，并为他们有见地、有争议的文章加写编者按。

你的法学院建起了中国、香港、台湾法研究所。你提出加强中国冲突法的研究，在香港、台湾回归之后，一国两制三法的局面就会出现……

你在辛亥革命的枪声中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整整生活了四分之三个世纪。动乱夺走了你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你却并不为此而伤悲。你的生命用另一种形式得到了延伸——年轻的门生一批又一批地涌来，汲取了知识和才情又像蒲公英一样飞向千山万水，成为共和国法律的卫士和理性的眼睛。连绵不断的梯队在接力、在冲刺，你带出了中国第一个法学女博士和成批的硕士研究生。运动会的日子里不必再担心冷落，法学院七百名本科生、研究生足可以组成十个雄伟的方队，去震撼珞珈山下那片古老的大地。

你在73岁的时候站到了绣着镰刀斧头的红旗下。

最后的夕阳是属于你的，它最后的沉没最后的燃烧最后的喷射给你的书斋涂抹上橙黄涂抹上橘红涂抹上金子一样的光芒。春风在窗外悄悄走过，和珞珈山那苍翠的松柏碧绿的槐杨幽郁的枫樟低语。你常年沉浸在理性王国里，忽略了对大自然美丽风光的鉴赏。

当年风云一时的A书记时而从后窗闪过，踽踽独行，目光冷漠，他的野性已经和那个时代一起结束。

老伴右眼已经失明，默默坐在外屋的木椅上，不想用一点声音把你打扰。

小孙女呼叫着跑进你的书斋——她是唯一可以在爷爷工作时间闯进来的人。你把欠下儿子的爱凝聚在她的身上，给了她一个多么久长、多么响亮、多么动人的吻。然后又连推带赶，把生命的喧闹送出书房。

暮霭中你伏身书案，微弓着背，像一个奔马上的老骑手，钢笔在桌面上敲出马蹄一样的声响，我觉得你在拼命追赶着一种东西，它的名字就叫——历史！

李延国

【注释】

[1]本文原载《文汇月刊》198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