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鹰一号”案的几点看法

关于“金鹰一号”案的几点看法⁽²³³⁾

涉外海事案件的管辖，目前国际上尚无统一的规定。虽有少数有关的国际公约，但参加的国家为数甚少，因此，这一问题仍由各国独立自主地加以规定。

关于我国“金鹰一号”案，可分两部分来处理。首先，关于碰撞问题，由于碰撞发生在我国港口，按照我国法律规定，我国法院当然有管辖权，并应根据我国法律加以解决，这是毫无疑义的。其次，关于“金鹰一号”船东在意大利法院申请扣押我国船舶所产生损害赔偿问题，有的同志认为，扣船与碰撞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且其行为发生地和结果发生地均发生在意大利，我国法院没有管辖权。言外之意是扣船纠纷的解决，必须是意大利法院才有管辖权，我认为，这种观点十分值得商榷。

(一)认为扣船案与碰撞案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而否定我国法院的管辖权，是对案件的有关事实没有正确的认识。扣船以及因之而造成的损害与船舶碰撞之间，关系十分密切，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没有发生碰撞，就不会有扣船事件的发生，也不会因此而造成原告的损害。其间的因果关系，不言自明，不要求有什么“必然”性。有了这样的联系和牵连，就有足够的理由合并审理，合并管辖。提出所谓“无必然因果关系”，完全是节外生枝，毫无法律根据。

(二)否认我国法院的管辖权，是对我国有关法律没有正确地予以理解。我国民诉法有关合并审理的规定，在本案中完全可以适用。按照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第109条和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126条规定，有三种情况可以合并审理。前两种情况是指当事人之间有牵连关系，不论是原来的原告对原来的被告提出“新的请求”(即增加诉讼请求)，还是原来的被告对原来的原告提出“反诉”，只要提出新的请求，就可以合并审理。这种情况下，后来的请求与原来的请求是否有牵连，都可以不问。只有第三种情况，即第三人提出请求时，才必须要求这种请求“与本案有关”，也就是与原案有牵连关系，否则不能合并审理。就扣船事件而言，不但当事人之间有牵连关系，而且所提出的请求也与原案有关，有什么理由认为不能合并审理呢?怎么能说合并审理“缺乏法律依据”呢?我认为，只有那种认为我国法院对扣船纠纷没有管辖权而应驳回××海运局追加诉讼请求的观点，才是真正的缺乏法律依据。

(三)如果说“行为发生地与结果发生地均在意大利”，似乎只有意大利法院才有管辖权，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说“行为发生地在意大利”还可以，说“结果发生地在意大利”却很成问题。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结果就是指产生的损失，而受损害的正是中国的××海运局。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说“结果发生地在中国”。退一步说，即使承认行为发生地和结果发生地均在意大利，也决不能因此就认为只有意大利法院才有管辖权，因为这种管辖权并不是一种专属管辖权，其他国家在一定情况下，也是可以有管辖权的，例如被告的本国或住所地就可以有管辖权。在该案中，我国法院以合并审理为依据，当然也可以有管辖权。提出“行为发生地与结果发生地均在意大利”，借以证明中国法院因此无管辖权，那就是大错特错了。

(四)我国法院不但对该案有管辖权，而且还有必要适用中国法律来处理损害赔偿问题。首先，我国法院既然有理由将扣船问题与碰撞问题合并审理，根据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也就同样有理由一并适用中国的法律。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两个问题的处理彼此协调一致。其次，扣船行为虽然发生在意大利，但在意大利扣船完全是一种偶然的行为，而且我们认为这种行为是错误的、不当的。因此在该案中适用意大利法律显然是不合适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再次，在该案中，受害的一方是中国法人，意大利法院根据加害一方的错误申请扣押了中国的船舶，如果再适用意大利法律来处理赔偿损害问题，显然是对受害方不利的。中国法院为维护我国法人的正当权益，也只有适用中国法律才能公平合理地解决问题。所以，在该案中适用中国法律是无可非议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我国法院可以根据《民法通则》中有关规定的基本原则来处理这一问题。

(五)目前一般国家在涉外案件中，特别为了维护本国公民或法人的正当权益，都是倾向于扩大自己的管辖权，而不是缩小或放弃自己的管辖权。我国法院在本案中行使自己的管辖权，是完全有法律依据的，并非毫无理由地扩大自己的管辖权。放弃自己应行使的管辖权，这种做法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如果在本案中我国法院放弃自己的管辖权，不依法维护我国受害方的正当权益，请问我国受害方又能到哪一国家去请求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呢?很多国家的法院，都是对自己的法律判例作扩大或比较灵活的解释，来行使自己的管辖权，以达到维护本国公民或法人的正当权益的目的。我国法院绝对不可以对此漠然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