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拥有广阔水域的国家，大陆海岸线长达18000公里，有着众多优良的港口；我国也有着悠久的航海和海上贸易历史，航海业曾经高度发达，海上丝绸之路和郑和下西洋都是这一段辉煌历史的写照。但是在明清时期厉行海禁等闭关锁国政策后，我国的航海和海上贸易陷入了长时间的停滞。而在法律上，由于我国固有的“重刑轻民”的传统，现代意义上的海商法并没能出现。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正式与外国通商，开始感到商法的重要性。清政府聘请日本人起草的《大清商律》中，就有商船法的规定，但该法并未正式公布。1929年国民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海商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海商法。随后，民国期间又出台了《船舶法》和《船舶登记法》等法律。这些法律至今仍在我国台湾地区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发展海运事业，但当时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禁运和海上封锁，使我国远洋船舶不能远洋，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尽管这样，我国还是先后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国际航行船舶和所载货物监管办法》(1958年)等法律法规。
新中国政府很早就意识到海商法的重要性，1952年即成立了海商法起草委员会，着手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海商法》的立法原则是以“独立自主，平等互利，参照国际惯例”以及“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准则，从我国海上运输、经济贸易等实际情况出发，以国际上通行的国际公约和国际海事惯例为基础，借鉴有广泛影响的国际上通用的合同格式，并适当考虑了国际海事立法的发展趋势。196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草案)》第一稿完成并上报国务院审议。其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致使我国海商法立法工作中断了近二十年。
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对外贸易和经济交往有了很大发展，海洋运输事业发展更加迅速，我国商船吨位已位居世界前列，悬挂五星红旗的船舶航行于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个港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船舶频繁进出我国口岸。与此同时，海事立法工作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海商法的起草工作也得以重新启动。1981年交通部调整充实了海商法起草委员会，邀请国内各有关部门、单位和高等院校的专家、教授参加起草工作，于1985年1月18日向国务院报送《海商法(送审稿)》。
1989年1月起，国务院法制局、交通部和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共同组成海商法草案审查研究小组，开始对草案进行前所未有的系统深入研究。该小组全面了解了国际上在海商法领域里的最新动态，深入分析了我国海运、贸易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广泛征集了各个方面对草案的意见和建议。在经过认真仔细的工作后，先后形成了《1989年8月征求意见稿》、《1991年3月31日修改稿》以及《1991年8月8日草案》。1992年6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Maritime Cod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简称“海商法”(草案)。1992年6月23日，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上，国务院法制局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草案的说明。同年11月7日，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上，101位常委会委员表决，98票赞成通过了《海商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4号予以公布，自1993年7月1日起施行。历时40年，经历几代人的艰辛和努力，《海商法》终于诞生了。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在海运领域里无法可依的状况，是我国海运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我国航运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除《海商法》外，我国还先后颁布了其他一系列的海商海事法律法规，这包括《轮船船员考试发证办法》(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国籍船舶管理规则》(1979年)、《海上交通安全法》(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登记规则》(1986年)等。为了更好地配合《海商法》的实施，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于1999年12月25日通过了《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并于2000年7月1日实行。《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我国的海事法制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初步形成了比较完备、具有中国特色的海事诉讼制度，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的海事法律制度的健全和发展。此外，其他的相关民商事法律法规也在这一期间陆续出台，其中《保险法》(1995年)、《合同法》(1998年)等法律更是为海商法的适用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和支持。可以说，目前我国的海商海事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并日臻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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