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时期的商法学与商事立法

第三节　国民政府时期的商法学与商事立法

国民政府时期，商事立法在短短几年内就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确立了民商立法模式，完成了商事法律制度的体系化。一方面，商事立法的迅速完成带动了商法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商法学的发展也对商事立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商法研究群体的扩大

国民政府法律教育经历了缓慢起步、压缩控制、战时发展、短暂复兴等阶段，日趋成熟，并基本定型。^[77]1939年8月，国民政府公布施行了有关法律院系专业课程设置的规定，其中的民法、商事法概论、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等成为法学专业的必修课。这时海外法学留学生的大批回国，并在各政法院校中执教。据统计，1941年2月至1944年2月经国民政府教育部审查合格的大学教授与副教授共有2448人，其中法科教授、副教授339人，具有留学背景的则有300人，占88．5%。^[78]在接受法律教育的人群中，从事商事立法、商法研究的人数大幅上升，比较突出的有胡汉民、史尚宽、王效文、王孝通、王去非、李浦、方俊杰、梅汝璈、梅仲协、张知本、杨鹏、刘笃、魏文翰等，他们的研究促进了商法学的发展，对商事立法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商法学研究论文的增加

民国时期的商事立法有其自身的特点，这一时期的商事立法既有移植外国法的因素，也吸收了清末民初商事立法的成果，更有创新与发展，这为商法学者提供了研究的舞台。

（一）公司法研究

在《公司法》颁行与修正过程中，一批较高水平的研究论文相继出现。如王效文的“论我国新公司法之所谓公司者”，^[79]徐广德的“我国新公司法与英美公司法之比较观”，^[80]徐砥平的“保证有限公司论略”，^[81]田中耕太郎的“中华民国公司法”，^[82]孟继湘的“修改公司法之我见”，^[83]张企泰、张肇元的“新公司法解释”，^[84]张企泰的“评有限公司立法之得失”^[85]等。这些论文都努力地对公司法理论问题进行深入地探究。如“我国新公司法与英美公司法之比较观”一文，作者通过比较研究方法，在公司类别、公司设立、股份、股票发行价格、股东决议权的限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股份有限公司的监察人、公积金问题、外国注册公司待遇问题等方面，将我国1929年《公司法》与英美公司法相关的规定进行对比研究，指出我国公司法规定的不足及缺陷，并提出“欲求公司企业之发展，先要使一般投资的人明了公司法律常识”。

（二）票据法研究

票据法律制度发展趋势至国民政府时期，对票据法的研究更进一步，不仅有宏观的对票据法体系研究，如余群宗的“中国票据法之统一的考究”、^[86]梅仲协的“票据法在法律体系中之地位及其统一运动”^[87]等，还有对具体票据问题研究，如丘汉平的“票据法总则释义”、“票据法第二十五条关于利息规定之研究”，^[88]胡文柄的“支票发行流通及付款之比较研究”，^[89]王效文的“论票据之空白背书及恶意取得并答彭君望栋”^[90]等。这些研究论文对丰富票据法理论研究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如“中国票据法之统一的考究”一文，对票据的概念、票据法上的特殊用语、票据的经济作用以及票据的弊害等，均征诸论理、依据实际进行论述，作者还从票据法的抽象性、票据法上各当事人的法律地位等方面入手，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如票据法存在的意义、区分支配票据关系与支配原因实质关系的原则等。^[91]

（三）破产法研究

中国近代的破产立法可谓一波三折，直到1935年才正式颁行。围绕破产立法，不少学者开展了研究工作，比较有影响的有傅秉常、〔法〕宝道、梅汝璈、张知本、王仲恒等人。他们的代表作分别为：“破产法之制定及其内容”、^[92]“对于破产法草案之意见”、^[93]“新破产法草案之特征与理论”、^[94]“评破产法草案初稿”、^[95]“论我国破产法上之免责规定”^[96]等。它们密切结合立法需要，多是立法建议及对立法草案的评论。

（四）海商法研究

海商法比较专业，不像公司、票据、破产等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它具有较强的技术性与国际性。关于海商法的研究，比较突出的有刘笃的“论我国海商法船舶所有人责任之立法主义”、^[97]“关于船舶所有人有限责任义务之检讨”，^[98]魏文翰的“中国海商法概述”及“海上保险关于船舶委付之研究”，^[99]胡文柄的“船舶所有人有限责任之过去、现在及将来”^[100]等。总体而言，海商法的研究成果并不突出。

三、商法学著作的涌现

国民政府时期，商法学著作数量大大增加了，研究领域涵盖了从商法一般理论，到公司法、票据法、破产法、海商法、保险法等所有商事法部门，使商法学研究呈现出活跃的局面。这一时期商法学著述中比较突出的有：^[101]

续　表

续　表

续　表

续　表

续　表

续　表

续　表

从上述商法著述的简单梳理中可以看出，在国民政府时期商事立法快速完成后，商法学著述开始大量涌现，虽然仍与民初有不少类似之处，法条解释性作品仍占很大比例、专题性著述仍然少见，但相较于民初，这个时期的商法著述呈现的特点有：一是综合性比较商法学研究出现，如票据法比较研究及破产法比较研究等；二是研究领域大大拓宽，如公司、票据、破产、海商、保险等商事部门法均有著作问世；三是在理论研究深度上有所加强，如王效文的《中国公司法论》一书，作者不仅对《公司法》作逐条解释，而且纯熟地运用各种国外立法例、判例、学说、商业习惯等资料阐述公司法条文，有学者认为，该书与同时期李浦的《公司法要论》、杨鹏的《公司法新论》、王去非的《公司法要论》、王孝通的《中国公司法论》等一起，支撑了中国近代公司法学科。^[102]当然，从总体而言，民国时期的商法学著述还是以法条注释为主，多来源于授课讲义，侧重于教材，除出现了部分专题论文外，内容全面、论述深入，或综合性、专题性的论著几乎未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