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发型法制现代化模式的特征

三、外发型法制现代化模式的特征

（一）外发型法制现代化是由外来的较先进的法律系统对自身较落后的法律系统的冲击而被迫引起的突变性的法制转型过程

尽管外发型法制现代化模式的社会内部也存在着促使法制由传统向现代发展的生长因素，但是由于社会自身现代生产力的落后和工业化条件的不足，法制的自我转型过程十分困难且缓慢，因此强大的外来因素的冲击形成了外发型法制现代化模式的主要动力。布莱克等人在把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置于国际背景中进行比较时指出，只有少数几个较早发达起来的国家——主要是英国、美国和法国——没有在发展中受到来自边界以外的巨大压力而完成了所有的现代化过程，“日本和俄国是被迫进入发展的过渡阶段的——作为在面临外部压力的情况下维护自己的特性的一种手段。”日本在明治时期之所以推进改革，正是因为无法继续闭关自守。^[12]外国对日本和俄国的强大影响，对于它们按照西方先进的模式建立价值标准和制度、实现现代化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两个国家都指望以欧洲的榜样作为改革的基础，用这种办法来对付比较发达的西方的挑战。由1868年明治维新和1861年俄国大改革开始的革命性变革，标志着日本和俄国迅速实现现代化的开始。日本明治政府迫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压力，在法制建设上奉行“泰西主义”原则，以欧美西方法律为模式着手编纂法典，迅速建立起了日本资产阶级法律体系和模式，走上了由传统到现代的法制转型变革之路。

（二）外发型法制现代化的启动一般以政治革命或改革运动为先导，变革的顺序是自上而下，政府（包括现代政党）作为有组织的社会力量在法制现代化过程中扮演主导力量、起主要推进作用

在外发型法制现代化国家，由于市场发育不全，资本主义经济因素薄弱，而国家作为组织经济生活与控制社会的集中权力，多数是强大的。因而，国家自然地成为推动各种变革的现成的强大组织力量。正如布莱克所指出的：“在这些国家，从根本上与过去决裂既不是由政府之外的国内力量所发动的革命所造成的，又不是由外国势力的占领所造成的，也不是由反对外国统治的民族起义所造成的，而是由传统领导本身所造成的。”^[13]能代表与过去彻底决裂的，在俄国是1861年的农奴解放和大改革，在日本则是1868年的倒幕运动和明治维新。不仅如此，政府及其国家官员、军队领袖在现代化的启动阶段还是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运动的领导力量。在整个变革时期，俄国和日本“两国政府能够产生一个官僚机构，而这个官僚机构能够领导这种改革，而不使这种改革窒息”。日本的法制现代化是以1868年的明治维新为先导的，明治维新的一系列根本性改革最终涉及国民生活中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颁布了宪法和教育法令，成立了议事会和国会。俄国的法制现代化则是以1861年大改革为先导的，它虽然不如日本改革的范围广，也不那么富有革新精神；但是从1861年到1864年，农奴全部被解放了，像日本那样成立了新的地方议会（缙绅会议），对法院审判制度作了全面改革，并实行了陪审团制度。在政治改革的导引下，日本和俄国的法制走上了现代化的转型之路。

（三）外发型法制现代化的进程是法律形式主义运动单向度发展的过程，法律价值合理性与法律形式合理性之间的二律背反是法制变革中的典型表征

外发型法制现代化是在外来因素的冲击下被迫进行的防御性现代化，其直接目的是尽快废除西方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收回列强在本国的治外法权，取得同西方列强同等的地位。因此，作为面对挑战的回应，能够立即采取的措施就是在法制建设上模仿西方列强，迅速奉行“泰西主义”的立法原则，加快立法和法律改革的步伐。日本在1875年5月由明治天皇发布诏书，宣布制定法律，先后制定出了民法、商法、刑法、治罪法（即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法等一系列法典，为日本现代法律体系的确立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使法制现代化在法律的形式合理性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和成效。然而，由于这些富有法律形式主义特征的法典基本上是以西方尤其是法国的同类法典为蓝本制定的，有些甚至是法国法的照搬。而在缺乏理性主义思想启蒙和现代法律精神熏陶的日本，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只能是实证的法律形式主义的单向度发展，而失却了法律价值合理性的思想基础。日本法制从1932年到1945年的法西斯化，恰恰是外发型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法律价值合理性与法律形式合理性之间二律背反的充分反映和典型表现。而法律价值合理性对于法律形式合理性的滞后性，则是所有外发型法制现代化模式发展过程中普遍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