砖茶，永恒的碑记

在建国之初,她是毛泽东主席送给斯大林的礼物。

在武汉历史上,她是一个真实而经久不衰的神话。

在西方人眼里，她是“汉口存在的唯一理由”。

她就是萌发于唐代、风靡于清末、传承200多年,今天回流到城市居民茶座上的 ——砖茶。

闻名于世的 “丝绸之路”, 或许人们并不陌生。 然而在我国北部草原有一条通向欧亚大陆的驼道 ——“茶叶之路”,又有多少人知道？她的东方源头是福建、两湖的安化和汉口,西端终点则是穿过茫茫的蒙古高原和高寒的西伯利亚大地,一直向着太阳沉落的俄国圣彼得堡。昔日这条万里迢迢的国际商道,现在如同一抹余晖,只剩下风中的驼铃声了。

笔者透过一幅早巳残缺的橘黄色牛皮地图,仿佛看到那条条点点的营销路线,星罗棋布的票号、商号,还有商船、马车、驼队在长江汉水、戈壁滩上溅起的浪花与飞沙,撩拨起了追寻的欲望……

汉水码头，一箱箱砖茶从羊楼洞经此运至蒙、俄及欧洲，香飘海外。

地标,何止是震撼

假如你到汉口江汉关去走走,那恢宏而壮观的钟楼,徐徐的江风,令人爽朗而恬静。不远处就会发见一条百十米长、以“茶”命名的里份 ——“茶担巷”,它是当年汉口茶市繁荣的见证,更是武汉人心中的城市地标。

据说,这个叫 “茶担巷”的里份衍生于1893年5月20日,武汉历史上发行的第一套《担茶人》邮票呢！ 图案就是一个挑着砖茶箱子的脚夫（老汉口人称 “扁担”）。 至1897年汉口书信馆关闭前,曾发行过数套“担茶人”邮品。 如第一套《担茶人》 邮票发行仅5日之后,便被第二版替代了,原因是排版时“汉口”两个字从右至左并列,阅读起来容易产生 “口汉”的错觉,再版时就改为“汉书信馆”了。 将“担茶人”图案作为商业名片印制于邮票之上,这在中国邮票史上惟汉口独有。

第一套二版《担茶人》邮票。

然而,记录茶叶的可不仅仅只有这一张张邮票！ 我们在寻找当年汉口茶贸易的老图片中,有一幅载于1899年3月4日《伦敦新闻画报》上的汉口江边景色照片特别惹眼,它把队列整齐、忙而不乱的码头脚夫们将茶叶箱子扛运到停靠在茶栈码头的画面真实刻录下来,再现了当年汉口作为世界茶贸易之都的繁忙景象。另外,还有一张老明信片,上书“HANKOW-Chineseteahouseinthe City”,意思是 “汉口城市中的中式茶楼”。 构图形象、生动、鲜活、逼真。 可以看出,当时的汉口市民虽然还梳着满清时的长辫子,却已经有在茶馆里喝茶的习惯和雅兴了。难怪晚清诗人叶调元作竹枝词赞曰：“无数茶坊列市阛,早晨开店夜深关。粗茶莫怪人争嗑,半是丝弦半局班。”可想而知当时汉口已经具备了休闲城市的特质。

时间是历史的坐标。 可为时间留下坐标的历史事物又何其之多！试问为何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的第一枪会在武汉打响呢？ 为何武昌首义会取得成功呢？在种种原因之中,除了武汉交通上九省通衢的便利和得天独厚的政治环境等诸因素,恐怕经济的繁荣也是不可或缺的！而就在1909年,一座代表世界主流的建筑,标志武汉在全国经济版图中的地位的三角形建筑矗立在汉口的中国街（现名潘阳街）上,这是一个叫巴诺夫的俄国茶商自已花15万银子量身定做的,人称“巴公房子”。

俄罗斯茶具。 （乐音 提供）

巴公房子矗立在道路中端,像一块巨大的礁石,把河流分为两半；又像一艘远洋货轮,直挂云帆。 只要是曾经经过这里的人,无论是一百多年前的昨天,还是一百多年后的今天,都会被它的独特风格所吸引。 今天,巴公房子对我们而言,也许是一段历史的记录者,而在当时却是中国茶市的符号！

其实, 俄国人第一次接触砖茶是在1567年。 当时作为使者的俄国贵族瓦西里斯塔尔可夫收到蒙古可汗一份4普特 （约64公斤）重的砖茶作为回赠礼品。当这份礼品送到沙皇那里,皇宫中所有人不知如何享用,刚好有位来自远东地区的侍女稍事中国茶道,于是支起火炉和水壶,将砖茶破碎后放入水中熬煮。 片刻间整个皇宫中弥漫起浓郁而醉人的茶香,品尝的人赞不绝口。 从此,砖茶便登上冬宫宝殿,成了王室贵族中时尚的奢侈品。

“砖茶”一词俄语发音也和蒙古语发音基本相似,读“CHEA”。 “蒙古茶”亦称 “东方神茶”, 是当时整个蒙古地区乃至远东、中亚地区普遍饮用、产自中国江南一带的砖茶。至今,湖北省赵李桥茶厂的青砖茶仍被许多俄罗斯人或其他西方人称为“蒙古茶”。

1872年英商在汉口设立的砖茶厂，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砖茶制造企业。

提到湖北省赵李桥茶厂[1]——这个中国最大的青砖茶企业,不禁令人想起一百多年前现距它4公里处繁荣一时的羊楼洞了。

武汉城市圈内的赤壁市,有座被称为中国近代制茶的 “实物标本”——羊楼洞茶庄。 这里所产有红茶、绿茶、米砖茶、青砖茶,统称为“洞茶”。 虽说羊楼洞当地所产不乏上品,但洞茶的驰名却主要源于其盛产青砖茶,素称“砖茶之乡.”

湖北是全国产茶大省。 相传茶从神农尝百草开始,但当时只作为药饮。正式出现在历史文献记载上,是西汉宣帝时的一部《僮约》。 唐代以前茶叶曾为商品,五代时曾出现过江陵茶市,陆羽《茶经》问世后致使内地“尚茶成风”。文人品茗巳不单为解渴,而上升至艺术及精神层面。 茶兴于唐而盛于宋,自宋才有“柴米油盐酱醋茶”,如“茶会”、“茶宴”则是茶文化在宋代的特征。 宋景德年中叶,官府以两湖茶实行“茶马交易”、鄂南圆柱体形状的紧压茶（青砖茶）现身于张家口蒙汉“互市之所”, 这些都足以表明这里的茶叶生产有了较大发展。 到元、明时期,鄂南羊楼洞已是著名的边贸茶市。 清代时又诞生了鄂西渔洋关红茶贸易茶市,与成熟的鄂南羊楼洞茶市并驾齐驱,从而使汉口茶叶贸易市场闻名中外。 仅茶叶贸易一项,早在汉口开埠的前6年,羊楼洞就设立了茶厘总局,年收茶厘印税达20余万两之巨。 当时,羊楼洞被誉为“小汉口”。

汉口开埠之后,俄商便开始在湘、鄂两省一带招人包办,监制砖茶。 仅羊楼洞就开设了顺丰、新泰、阜昌3家茶厂。 在外国资本的刺激下,地主买办竞相来羊楼洞设庄、办厂。 其中俄商开办、合办的就有十几家,外资和民族资本的砖茶厂、茶庄达200多家,以晋商为主,其次为俄商和粤商等。 这里烟囱林立,烟雾弥漫,手推独轮车川流不息,车水马龙,肩挑贩运,络绎不绝。各种叫卖声通宵达旦,小小的羊楼洞镇,居民一度达到两三万之众,真可谓一时之盛！

从茶担巷到巴公房子,再到羊楼洞,这一个个地理标签上无一不散发着一缕缕茶香。 然而,在这一杯杯香茗的背后却是一个又一个硝烟弥漫的战场。 那些我们今天所铭记的、所保护的地方,不知沉淀下了多少风雨沧桑。茶,是那样的恬静,品茗人的心境也如这清莹的茶水一样淡泊。然而,这份心境却无法随着那一块块砖茶传递给我们的朋友。繁荣的茶市早已狼烟四起,而武昌首义的胜利又何尝不是一阵吹散狼烟的疾风？ 只是那些刻在地标上的伤痛,我们又怎能轻易忘怀？

这是恰克图200年前的茶叶贸易中心，位于蒙古与俄罗斯边境线150米处的中俄贸易口岸。 （图片来源：湖北陆羽茶文化研究会 提供）

试探,东方起狼烟

众所周知,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如果推算茶叶这个世界独一无二有益饮料传入欧洲的时间,大约始于明代。 先是英国从中国大量收购茶叶,从中牟取暴利。 而到了19世纪上半叶,老沙皇谋图扩大国外市场,决定“用武力为俄国的商业开辟通向东方的道路”，茶叶首次作为一种政治上的试探,正式被靠近中国的俄国人介绍到俄国。

1840年鸦片战争后,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所开辟的五个通商口岸,大大便利了英国对中国东南六省茶区的掠夺。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沙俄则不费一兵一弹,借口“调停”有功,在战后侵占了中国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终于实现掠夺中国经济资源砖茶的愿望。 这样一来,红砖茶顺着滚滚的江水向东流去,而堆在驼峰上的青砖茶,更像一座座小山似的经年累月地向沙皇俄国移去。

至1861年3月汉口正式开埠后,列强在老汉口镇的下游沿江先后设有英、德、俄、法、日五国租界,以英国为首的各国外商经营着长江航运和茶叶等农产品出口业务,汉口的对外贸易很快超过了广州,几乎可以与上海匹敌。虽说英国属列强之首,但在汉口确实例外。如第一家外企新泰茶砖厂就是俄国人开办的。 俄商为与英商竞争,在1874年将羊楼洞的顺丰、新泰、阜昌三座茶厂迁至汉口, 1893年又新开柏砖茶厂,在江边专辟茶栈码头。

1874年前后,俄商茶厂改用蒸汽机和水压机制作砖茶,武汉地区有了第一批近代工厂和最早的产业工人。 其设备之先进、产量之高、利润之丰,数千上万工人制茶规模,令他国茶商无以抗衡。 著名的“火车头”商标米砖茶,就是俄商当时的代表作。可英国总想在茶叶贸易竞争中压倒俄国,俄商却巧妙竞争,几乎完全垄断了汉口茶市。 到1894年,由汉口直接装运出口的茶叶为14.7万担,俄商占其总数的85%。 到1917年20余年间,从我国输出的茶叶占销俄茶叶总量的65%以上,其中砖茶又占输出总额的75%,占汉口茶市出口总额的6／7。 我国出口的砖茶全部销往俄国,其中绝大多数购自汉口。 在汉口英俄茶叶商战中,英商不得已败北,撤离了汉口茶市。

清华大学仲伟民教授在《新华文摘》上撰文认为,鸦片战争后直到19世纪中、后期,中国一直都是世界上最大甚至唯一的茶叶生产国和出口国,也恰恰这一时期世界茶叶消费需求迅猛,对中国的依赖度加大。茶叶出口曾是占中国第一位的商品,茶叶税收比重也大。 从某种意义上说,茶叶贸易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

仲的文章指出：此时俄商在汉口开办的多家大公司,专门制造砖茶和焙制上茶,也经常雇佣当地市民和城郊农民,是国外茶叶市场的开辟带动了地方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而汉口在19世纪60年代之所以成为主要的中英贸易口岸,完全因为汉口在茶叶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在西方人眼里,“茶叶是汉口存在的唯一理由”。

的确,茶市的兴盛足以让我们为之骄傲。当我们看着茶市的繁荣刺激经济繁荣的同时,殊不知老沙皇的侵略政策,煽起了俄国茶商掠夺羊楼洞茶叶的狂热。1893年以前,羊楼洞的七八十家茶庄,不到几年,便倒闭过半；曾经营两湖茶叶边销的大盛魁,在买卖城销茶的上百个庄口,只剩下两个了。而它在羊楼洞的三玉川、巨盛川砖茶厂,亦进入了惨淡经营的岁月。

从西伯利亚袭来的寒流,把江南青砖加工业的早春天气吞噬殆尽。 可是,世界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辛亥革命的爆发,不仅推翻了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而且使实业发展的空气为之一振。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各国忙于狗咬狗的战争,放缓了对华的经济掠夺,也给中国民族资本发展带来了短暂的繁荣。 也许,再醇美的茗香绝不会随着某一个时代的结束而散去；也许,有段时间的茶市不如从前,但是,有一种精神,却是生生不息。

传承,洞茶别有天

茶代表绿色、代表生命。 而其中蕴藏的又何尝不是和平友好？无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主席去莫斯科第一次会见斯大林时带去的礼物；还是成吉思汗陵园落成时乌兰夫同志前去送上的祭品,都是湖北省赵李桥茶厂生产的砖茶。 连上世纪80年代末,中苏两国结束了20多年的敌视与对峙,民间商业往来第一批踏上中国版土的前苏联客商带来的采购清单中,也是砖茶。不难看出西方人对中国茶的情结,也拷量了砖茶在欧亚大陆人民心中的“忠诚度”。 砖茶,已然成为连接世界人民友好相处的纽带。

当年的中俄茶叶贸易口岸恰克图所在地的俄国布里雅特共和国国际旅行社董事长达尔玛一行来到武汉,参观考察俄国领事馆、巡捕房、工部局、巴公房子、汉口茶厂以及赵李桥砖茶厂之后感慨万分：“俄国人没有忘记茶叶之路、忘记汉口。 ”她说在1999年就开辟了“茶叶之路”国际旅游线路,恰克图也建起茶叶博物馆,她希望茶叶之路的旅游线路能拓延到汉口就好。

在历史中思索,在品味中传承,何止达尔马一人呢？

曾启蒙于砖茶的云福俊老人,孩提时认识的第一个字是砖茶上的那个“川”。 现在退休下来居家养生,似乎对茶的品味更浓了。 他说无论作为休闲还是文化,喝茶都应该是老年人的一种重要生活方式,因为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加需要充实自己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生活。

祖祖辈辈生活在内蒙,一百多年来没有一天离开过砖茶，从小被砖茶熏陶的杨东升建议，能开发出熬奶茶用的“专用品”就好,传承尚须创新啊！

在今天,茶文化已经深入人心,茶经济开始复苏。 茶,这个西北牧区的必需品和内陆城市不可缺失的饮品,已经赋予了新的含意。

据湖北省赵李桥茶厂提供的数字显示： 建国以来,它累计为我国内蒙、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供应边销茶40余万吨,如果将这些砖茶铺成1.6米宽的砖茶路,可以从赵李桥铺到莫斯科。 外销砖茶每年约200多万元,主要销往俄罗斯、蒙古、韩国、英国、美国、日本、马来西亚、埃及等国家。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起至改革开放前,砖茶产品一直被列入国家指令性计划。 改革开放后,砖茶厂实现了转身,侧重开拓以武汉为重点的中部经济区等内陆城市市场。

然而,也有不和谐的音符。 茶厂自2008年11月完成改制,由某企业商会收购改制成为民营企业,法人代表给工厂画了一个大大的“饼”：计划投资11亿元人民币,开发茶马古道项目。 设想建砖茶原料基地、茶博园、茶学院、明清风情商业街等。 由于“纸上谈兵”,没有资金,“只听楼上声,不见人下楼”。 就在书稿结束前,茶厂发生过因兑付不了工人薪水而逐级上访的事情。倘若一间工厂连工人工资都要拖欠,还一味高调,“邯郸学步”,难保市场不萎缩,人心不动搖,生存不出问题,能不让人担忧？

这一现状立刻引起学界的关注。今年3月,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到湖北省赵李桥茶厂访问时,题写了“确保传统产品,开拓欧亚市场”十二字。

厉以宁为湖北省赵李桥茶厂题词。

试问,假如茶厂连西北少数民族特需的传统产品砖茶都给弄“丢”了,谈何欧亚市场？但愿茶厂重新正视自己,不要忘了根本！作人、当官也好,做企业也罢,亦应如此。

而今天,武汉茶马庄不见了,恰克图的茶叶都会消失了,清脆悠扬的驼铃声仅仅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100年前,一批批有志青年,意气风发,用青春与热血为旧的王朝画上句号,开启了一个新的起点。

100年后,这里万物复苏,百业兴盛,却隐藏着一个个无形的战场,茶市也不例外。 今天,我们无须用长枪厉炮、用血液与白骨浇筑胜利的堡垒,但需要智慧,需要市场理念,更需要传承。 相信“茶叶之路”的回归不会太遥远。

（原载2011年经济日报出版社《记忆·首义之城》）

[1]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列入出版选题计划、湖北省赵李桥茶厂与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联合组成的厂史编写组正式启动。 1978年春,茶厂政办抽调时任新闻干事的本书作者,脱产协助华师历史系陈辉、朱秀武、彭英明历时两年，采访、撰稿、修改,出版了中国砖茶史上第一部专著《洞茶今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