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形象建构中的国家认同价值发现

奥运媒体传播是一种透过奥运文化认知国家社会发展和理解人自身的过程[36]，奥运文化的不同类型——古希腊原版、美国文化版、中华文化版等，代表了不同的话语权力、国际影响和文化软实力，蕴涵不同的文化叙事与国家身份。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当今世界竞技体育头号强国，这种事实必须与民众的认知划等号，国家实力与国家认同（硬实力和软实力）共同实现且合二为一。媒体惟有不断地界定与建构“他者”形象，才能有效地建立个人认知与国家概念之间的身份关系，建立名副其实的强国形象与认同。

刘翔摘得雅典奥运会110米栏桂冠，中国媒体在民族主义情绪调动下群起围观，刘翔摇身变为家喻户晓的商业巨星和民族英雄，西方媒体难以理解黄种人统治高速赛道的事实，给予了平常心报道。由于伤病原因退赛，这在残酷的精英竞技中司空见惯，北京奥运会和伦敦奥运会刘翔退赛事件，西方媒体反而投入了极大热情，表现出遗憾和嘲讽的腔调。《泰晤士报》网络版的新闻报道具有代表性（题名为Liu Xiang withdrawal was a crying shame for China，文章现已删除），评论称“谁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再看见他？中国的奥运明星昨天闪烁了一会儿就迅速地回到了黑暗中。”东方世界在田径项目上历来表现萎靡，刘翔的出现对西方意识形态话语中的制度、文化和种族优越论形成了观念冲击，刘翔退赛事件是重建西方国家认同和重振西方优越论威风的千载难逢机会。北京奥运会刘翔退赛事件的负面报道力度堪比美国民族英雄菲尔普斯，我们表现怎样，他们表现怎样，只有在二者的鲜明对比中，才能理解国家的优势力量，建立国家的强大形象，塑造国家的身份认同。西方媒体顺势反戈一击，新闻隐喻的巧妙运用将刘翔形象回溯至雅典奥运，“雅典赛场的欢呼声是那么遥远”、“一闪光又回到了黑暗中”、“那些荣誉好像没有发生”等比较性话语，刘翔雅典奥运夺冠被西方媒体政治描述为随机事件，一个诸多偶然因素的集合反映。蔚为壮观的尚有“后院起火”，中国媒体从“悲情论”到“阴谋论”[37]，一派鲁迅笔下的“看客”嘴脸，具有中国特色的自嘲、自惭、自贱的民族与媒体心态值得反思。

在一个长期由西方世界主导的奥运基础大项中，孙杨、叶诗文、焦刘洋的泳池竞技表现令人印象深刻，而美国昔日泳坛巨星菲尔普斯则出师不利，西方媒体试图塑造“他者”的负面形象，来比较与衬托“自我”的强大。西方世界在未取得任何事实依据的前提下，散布有关叶诗文服用兴奋剂，并且带有明显话语攻击倾向的猜测和质疑。西方媒体人首先发难，训练专家遂即做出经验描述，《自然》杂志进行补充论证，组成“媒体—训练—科研”三重质疑链条，由叶诗文个人的评价上升到中国身份或国家角色的合法性存在层面[38]，藉此消解优异成绩的事实预期产生的国家认同效果。叶诗文夺金事件有力佐证了中国竞技体育优势项目的结构性转型带来的积极变化，这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结构优化调整的国际形象联系紧密；运动员年轻化趋势透视出中国强大的后备力量储备和未来发展潜力，这与中国经济与社会强劲的发展势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联系紧密，这些中国叙事都是西方媒体感到不安并极力掩盖的事实隐喻。需要注意的是，西方媒体政治中的“他者”话语，是一个广阔的话语叙事范畴，不仅与之强劲的竞争对手中国针锋相对，一切既成思维定势的西方统治项目，由此衍生出的可能危及西方国家认同的潜在因素，均在新闻价值发现的评估范畴。博尔特打破尘封多年的美国高速赛道神话，迎接爆棚式的兴奋剂质疑声洗礼，从博尔特那无奈的抱怨和那无助的神情得以启迪，我们的新闻媒体在体育赛事报道建构国家认同问题上，需要下更大的功夫，付出更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