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观社会理论和媒体奇观理论

媒体奇观（Media Spectacle）的概念源于盖·德堡的奇观概念和奇观社会（the Society of Spectacle）理论。这两个具有渊源关系并且联系紧密的术语常常成为解读和阐释我们所处时代核心特征的关键概念，围绕奇观和媒体奇观所形成的观点体系也是我们理解真人秀之所以被认定为典型媒体奇观的理论源头和思想学术背景。

一、德堡的奇观社会理论

法国理论家、“国际境遇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之一盖·德堡提出，奇观社会理论是从根本上解释当下社会的努力和企图。他曾说：“毫无疑问，任何一个冷静观察问题并想真正撼动已成社会的人，必须具有系统化的理论，从而在根本上解释这个社会，或者，至少给出令人满意的说明。”^[1]在这种动机的引领下，德堡将“奇观”概念作为一个有启发的起点和生发性的理论核心，用以解释当今这个消费、媒体、信息社会的联合体。德堡认为，这个联合体是由资本主义组织起来的。有了提纲挈领地解释该联合体的“奇观”概念，德堡就有了形成他“奇观社会”理论的基石。用德堡自己的话来说，奇观理论“将各种社会现象统一起来，并作出解释”^[2]，它所针对的就是目前这个围绕着形象、商品和戏剧性事件而组织起来的媒体和消费社会。

“the Society of Spectacle”理论的核心概念——英文“spectacle”一词，陆谷孙在主编的《英汉大词典》中提供了相关的几种译法：“景观”、“景象”、“奇观”、“壮丽的景观”等。在中文中采用哪一个，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选择。德堡的理论最早是在陶东风等主编的《文化研究》的第三辑《视觉文化专辑》（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中有较为详细的介绍。他们所采用的是“景象”的译法。周宪等主编的《传播与文化译丛》（商务印书馆，2000年）收录的一些论著则采用了“景观”和“景象”的译法。《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的译者史安斌基于凯尔纳对德堡的理论做了修正和发展，加上当下的社会处于媒体高度饱和（media－saturated）的时代，膨胀和跳跃式发展的媒体已把“景象”或“景观”变成叫人瞠目结舌的“奇观”这两个缘由，将“spectacle”翻译为“奇观”。

虽然奇观（spectacle）概念是用来解释符号消费时代的，但正如学者吴琼所指出的那样，“奇观”或“奇观化”是人类文化史中由来已久的一种现象。远古先民的宗教仪式、中世纪的圣像崇拜、拉伯雷时代的狂欢节、路易王朝的断头台、大革命时期的庆典，这一切都构成奇观的场景^[3]。但与这些断片化、偶在性的奇观不同的是，在当代奇观社会里，奇观的存在与发生是整体性、遍在化的。当下世界本身就是由各种各样的奇观所构成，世界本身也已经是奇观化的文本，我们就寄身于奇观之中。

在1967年出版的《奇观社会》一书里，德波开宗明义地指出：“在现代生产条件蔓延的社会中，其整个的生活都表现为一种巨大的奇观聚集。曾经直接地存在着的所有一切，现在都变成了纯粹的表征。”^[4]说到底，这表征就是图像。奇观时代的图像与过去不同的是，它是经由媒介机器制造和大规模复制传播的，这使得置身于这个时代中的我们拥有的是技术化的视觉经验。“不管是‘视觉的狂热’还是‘景象的堆积’，日常生活已经被‘社会的影像增殖’改变了。”^[5]因此，针对这种根本性的改变德波说：“奇观不是形象的集合。毋宁说，它是以形象为中介的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在其所有特定的表现中——新闻或宣传、广告或娱乐的现实消费，奇观体现了流行的社会生活方式”^[6]。于是，奇观社会与此前的商品社会比起来有了更加飞速的发展。如果说商品社会中，商品界定了以其为中介的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并将早先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宁静的关系化约为精确的计算关系，那么在奇观社会中，媒介则将人与现实的实在关系化约为镜像式的虚拟关系。

奇观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世界的图像化呈现，是视觉性的在场，是海德格尔说的“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奇观成为当今社会生活的主导性模式，成为存在于媒介之中的特殊形式，常以信息或宣传资料、广告或直接的娱乐消费等形式出现。

在奇观社会中，最重要的关系是奇观与现实的关系，是技术媒介图像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奇观和现实之间是一种嵌入和显露、表征和替换、僭越和本源的关系：一方面，奇观（或称为“景象”、“景观”）是现实生活本身所展现出来的一个隔离的虚假世界；另一方面，它又保持了一个自足的形象世界中非生命之物的自发运动。一方面，活生生的现实吞噬奇观秩序；另一方面，现实又被奇观的静观所侵蚀。一方面，奇观颠倒现实；另一方面，现实源自奇观，甚至奇观就是真实^[7]。之所以有真实的世界变成简单的图像这样的社会后果，根源在于奇观通过技术和媒介来观照世界，视、听觉尤其是视觉成为现代人的特权性感官，媒介对感官的统治导致虚拟向人类真实世界的进军。德堡说：“当真实的世界变成简单的图像，简单的影像便会成为真实的存在并能产生有效的催眠作用。奇观使人们通过种种特殊的媒介来看待世界（不再是直接去感受），渐渐就会发现视力成了有特权人士的感官，触觉成了另外一个世纪的事，而最抽象、最神秘的感觉才符合当前抽象概念盛行的社会。”^[8]所以当下的世界是受制于新技术的媒介的世界，符号和影像构成这个世界的基本图景。

二、凯尔纳的媒体奇观理论

在德堡“奇观”概念和“奇观社会”理论的启发下，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育与信息科学研究院院长，乔治·奈勒教育学讲座教授道格拉斯·凯尔纳提出了他的“媒体奇观”理论。

凯尔纳所说的“媒体奇观”，是指“那些能体现当代社会基本价值观、引导个人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并将当代社会中的冲突和解决方式戏剧化的媒体文化现象，它包括媒体制造的各种豪华场面、体育比赛、政治事件”^[9]。

凯尔纳认为，媒体奇观组织和推动了当代经济生活、政治冲突、社会交往、文化和日常生活，奇观文化飞速发展并迅速扩散和渗透到社会和文化的各个领域。媒体文化是联结人类经济、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领域的轴心势力。

和德堡的奇观与奇观社会相比，道格拉斯·凯尔纳提出的媒体奇观在立足点和出发点、视域、方法论以及所继承的学术传统等方面都有所不同。

德堡提出的奇观概念较为宽泛和抽象，他是从社会文化的整体特征出发，站在俯瞰全局的高度，对当代社会的性质进行把握；而凯尔纳却将德堡的奇观概念借用过来并使之具体化。凯尔纳紧紧抓住奇观文化的核心和纽带，将视线聚焦在媒体制造的奇观现象上，从一个个具体的媒体奇观出发，细致入微地考察当代社会文化。凯尔纳的奇观概念既包括以麦当劳为代表的消费文化奇观，以克林顿丑闻和弹劾案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奇观，也有以《X档案》（The X－Files）为代表的电视文化奇观。

德堡说，奇观社会中媒体与受众的关系，“是一场永恒的鸦片战争”。奇观社会基于大众的屈服和顺从，而个体的差异“完全可以通过市场开发来解决”。在多媒体文化的影响下，奇观现象变得更有诱惑力了，它把我们这些生活在媒体和消费社会的子民带进了一个由娱乐、信息和消费组成的新的符号世界。媒体和消费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思想和行为，这个世界已经不能用直接的方式来理解。正如德堡所言：“当真实世界化为简单视像时，后者就成为一种真实的存在，其催眠和麻痹的作用十分有效。奇观成为一种趋势，使人们通过各种特定的中介物认识世界。”^[10]

凯尔纳在《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一书中，承认德堡的理论有效地解释了当代社会的状况。不过，他争辩说，既然奇观社会由媒体和受众共同组成，就不可能完全没有矛盾和冲突。凯尔纳举例说，在大小媒体疯狂报道克林顿性丑闻后，这位总统的支持率反而上升了，因为“公众厌倦了媒体的做法”，公众的自觉抵制使无往不利的媒体导向发生了逆转。这种情况被称为“回火效应”。因此，媒体文化奇观“本身构成了一个推行霸权和抵抗霸权共存的话语场”。

凯尔纳从美国社会的文化现象入手进行具体的分析和阐述。世纪之交的美国已经发展为一个媒体高度饱和的社会。当代媒体的膨胀和跳跃式发展把这些“景象”或“景观”变成了一个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奇观”（《媒体奇观》译者史安斌语）。几个世纪以来，大众文化娱乐植根于奇观现象，最近十几年来，奇观文化飞速发展并迅速扩散，渗透到社会和文化的各个领域中。凯尔纳论述道，技术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令人目眩神迷的信息、娱乐社会阶段，奇观现象成为组织当代整体、经济活动和日常生活的基本原则之一，媒体奇观也已成为经济、文化全球化的一个主要特征。媒体文化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带来集团资本的消长，同时也将高消费生活方式的种种符号迅速扩散，促进消费社会的产生和在全球各地的复制。媒体文化还使本来枯燥无味的政治事件“内爆”（implode）为肥皂剧一般的“政治秀”。随着技术的发展，网络媒体也为受众开辟了极具诱惑力的虚拟空间，创造出许多信息、娱乐和社会交往的新形式。可以说，媒体策划和媒体操控等手段在当代社会文化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媒体文化奇观的建构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和文化的鲜明特征之一。

按照凯尔纳的说法，德堡认为所谓“奇观社会”似乎是无往而不胜的。他还说，德堡的“奇观社会”概念是较为单一和抽象的，带有鲜明的整体论色彩，但这一概念对奇观现象中存在的矛盾、逆转甚至翻转趋势的分析很有说服力。德堡是从法兰克福学派的视角批判视觉文化和消费文化给西方社会带来的“去政治化”的“绥靖”效应。在德堡看来，奇观是去政治化和推广绥靖政策的工具，是一场“永恒的鸦片战争”（第44节）。它使社会主体变得麻木不仁，将大众的注意力从现实生活中最紧迫的任务上转移开。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任务恰恰是通过创造性的实践活动来恢复人类的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奇观的概念与“分离”和“被动”的概念融为一体。对奇观的“屈从式消费”是人类远离对生活的积极参与和创造。德堡的观点具有影响深远的文化悲观主义的色彩，在他所谓的“奇观社会”中，个人完全受制于商品的包装、展示和消费以及媒体的摆布。媒体的滋生促进了新的文化形式的产生，逐渐占据了人类的思维和日常生活的主体^[11]。

德堡所作的是一个总体的分析——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某一个特定阶段，即按照“奇观”的概念框架所构建的媒体和消费社会的分析。此外，德堡采取的是法国激进知识分子的立场和新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具体来说，德堡的奇观理论实际上受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安全监管”和“单向度社会”概念的影响（Marcuse，1964；Horkhermer ＆Adorno，1972）。他做了以下阐述：“当消费完全占据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奇观就产生了。”（第42节）他关注的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进行批判，目的是寻找具有革命性的替代方案。国际境遇主义者主张克服一切形式的分离，使个人直接参与到自己的生活、行为模式和集体时间的过程中去。德堡和其他国际境遇主义组织的同志们一起勾勒了种种可能进行的反抗与斗争活动的蓝图，在一定程度上为1968年法国的“红五月”运动提供了有益的启示^[12]。

与德堡形成区别的是，道格拉斯·凯尔纳运用“层层剥离”的手法，以作为诊断性批评的文化研究去解释媒体文化现象。他承认受罗兰·巴特的启发，并指出巴特的媒介文化研究与诊断式批评在方法上的相似之处：巴特为媒介文化的研究树立了典范——通过对图像进行修辞学的解析，将那些“神话”对社会生活进行殖民化的过程层层剥开，从读者的视角发展出一种独特的批评意识。同样道理，诊断式批评也是将人们熟悉的名人、体育、媒体文化和政治“神话”层层剥开，解析其社会语境、意识形态上的意义及其在复杂的社会冲突中所发挥的功能^[13]。凯尔纳条分缕析，鞭辟入里，借助文化研究的范式，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和语境分析来深入阐释当代社会文化，通过诊断性批评去揭示现存社会体系中的矛盾和问题，解析当代人的恐惧和希望，阐释各种政治、社会和商业集团势力之间的冲突的本质^[14]。他认为，批判式的文化研究有助于我们揭开媒体文化中的各种“神话”，从而达到洞悉当代社会和文化的目的。由此他倡导一种能够使我们把握和有效抵抗媒体文化奇观中迷惑并且控制我们的方方面面的批判式的媒体认知力^[15]。有人评价说，这种研究思路把结构主义的路径和文化研究的路径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沿着符号学和话语理论两条线，将文本内外互相勾连，对文本的生产、接受和使用整个流程做全面的考察，避免了研究的非历史倾向，无疑更具辩证性^[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