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观的建立与发展

自人类出现以来，便有了儿童。但是，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历程中，儿童只是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几千年间都未被“发现”。这里所说的“发现”，并不是指对于儿童客观存在这一事实的认识，而是指对于儿童这一特殊群体在观念上形成认识，这种认识包括:儿童是不同于成年人的个体;儿童与成年人的区别不仅在于个体大小的不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具有独特的心理特点和精神个性;儿童具有独立的人格，而不是成人的附属品。这种对于儿童的认识和评价，就是我们所说的儿童观。

一、未被发现的儿童

在原始社会，人类社会的发展还很不充分，人类的生存环境恶劣，生产力水平低下，儿童并不属于独立的家庭，而是被看作整个氏族的一员。虽然原始社会中的儿童也会得到成人的照顾和抚养，但是他们并没有被视为具有特殊身心发展需求的个体，而是被看作种族延续的一种需要，是未来的劳动力，其实，确切地说，他们已经被用作劳动力了，只是劳动能力比较低下，能够承担的劳动有限。

人类社会进入奴隶社会以后，虽然生产力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人类生存状况有所改善，但是对于儿童的态度依然没有太大的改变，儿童在成人的观念中仍然是缩小了的成年人，不会给予他们过多特殊的对待。增田抱村在《儿童社会史》中描述了古罗马父权社会的现实:“父亲对子女具有专断之权，既可以买卖子女，也可以废嫡，女儿必须和父亲选定的女婿结婚;儿子则必须依据父亲的好恶娶亲。不仅如此，如果儿子对父亲的意志表示反抗，或由于其他原因，父亲甚至可以杀死儿子而不被问罪。”

封建社会中的儿童，虽然在人权上的处境有所改善，不会被随意剥夺生存权，但人们对他们的存在是视而不见的，更不会像现代人那样去娇惯和宠爱儿童，没有将儿童期看作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更没有在精神文化上给予儿童应有的重视。那时的欧洲，僧侣们用“敬畏神灵”来训诫儿童，要求儿童服从于长辈的意志，如果儿童敢于坚持人权独立，就会被看作遭人憎恶的忤逆了。在那时的艺术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儿童与成人一起去商店，一起去农田，或者与成人一起参加聚会，饮酒狂欢。连儿童穿着的衣服也和成人的样式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号码小了一些而已。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普·阿里耶斯在1960年发表的《儿童的世纪:家庭生活的社会史》中指出:“直到中世纪的欧洲，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意义上的‘儿童’并不存在，孩子们只是作为‘小的人’而存在于成年人之间。”[1]

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由于社会长期处于传统的小农经济，孩子，尤其是男孩子，被看作自己生命的延续，是自己人生移交的对象，同时，男孩子又是未来从事生产劳动的主力、父母年老的保险。看起来，人们是看重儿童的。古代的作品中也表现出了对儿童的真诚崇拜，如孟子有“赤子之心说”，老子、庄子有“能婴儿说”，明代有李贽的“童心说”。但是，仔细分析我们就会明白，这些都不是以尊重儿童人格的独立性为前提的对儿童的理解，只是将“童心”作为“人心”之一种的“真诚之心”来礼赞，将儿童状态(童心境界)作为人生一种至善至美的境界来追求，它不仅不能够以尊重儿童生命本体的需求为前提，反而是以牺牲现实生活中儿童的人格独立为代价的。[2]其实，在封建社会中，人们观念中是把儿童看作发展得不好的、处于社会边缘的甚至是带有“原罪”的人，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正如《周易》中所释，“童”从“僮”，指奴隶与愚昧、幼稚。在祖先崇拜、老者本位和父为子纲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影响下，人们忽视儿童的存在，甚至对他们存在着蔑视的态度。在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中，儿童始终被看作是缩小了的人，他们只是个体比成人小罢了，人们完全是按照成人的标准来要求儿童，忽视了儿童心理和生理发展的特殊性，也不懂得儿童发展的规律性和需求，更没有人尊重儿童的需要，儿童只能聆听和遵从成人吩咐，否则就要受到惩罚。

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历史延续性、稳定性，使得对于儿童的传统观念几千年都占据着统治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另一方面，中国的文化传统，崇尚的是“文以载道”的实用主义，文学被拿来用作实现政治、道德、教化等目的的工具。在这样一种社会文化大环境下，当然不会有人从儿童的天性出发，为满足儿童发展的需要进行专门的创作，更不会有专门为儿童而进行的少儿出版了。

二、西方儿童观的建立与发展历程

14—17世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18世纪欧洲思想启蒙运动，使得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思潮兴起，人们开始强调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以及人在宇宙中的主体地位，对腐朽的封建政治势力和落后的传统思想作了全面的批判，否定了中世纪基督教会所谓的儿童“原罪说”，提出尊重儿童、发展儿童天性的口号，儿童才真正地被发现，崭新的儿童观开始逐步建立并得以发展。

1632年，摩拉维亚教育家夸美纽斯在其《大教学论》一书中，批驳了基督教会鼓吹的儿童生来有罪的“原罪说”，提出了“种子说”和“园丁说”。夸美纽斯认为，人心如同树木的种子，树木实际已经存在种子里面。

1658年，夸美纽斯出版了《世界图解》一书，这是第一本儿童画册，从此开启了人类对儿童一种崭新的认识:儿童并不是缩小的成人，也不是成人的预备，为他们创造的读物应遵循一些区别于成人读物的特殊规律。这本书的问世，标志着人类对于儿童的认识有了一个飞跃性的转折——童年开始被当作一个独立人生阶段来认识，散发着人文精神的儿童观终于出现了。

1693年，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发表了《教育漫话》一书，他在书中分别谈了体育、德育和智育三个方面，并指出儿童应该有一个欢乐的童年。[3]他所提出的有关儿童教育的种种见解对人们进一步发现儿童、尊重儿童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和促进作用，时至今日，其关于儿童的见解与有关教育的认识仍然发人深省。

1762年，英法启蒙运动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和文学家卢梭，在他的教育哲理小说《爱弥儿》这部经典性作品中，第一次发出了“要尊重儿童”的呼声。卢梭在这本书中指出:“说教之所以最没有用处，其原因之一就是:它是普遍地向所有一切的人说的，既没有区别，也没有选择。”卢梭还在书中强调:“在人生的秩序中，童年有它的地位，应当把成人看作成人，把孩子看作孩子。”这本书集中体现出了卢梭的儿童观:儿童是独立于成人的个体，有自己的尊严和权利，儿童不应成为成人的牺牲品;儿童有着身心自由发展的需要，儿童的现在与未来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教育应该重视儿童的现在，而不能只以儿童的未来为目的。[4]因而，人们将《爱弥儿:论教育》视为科学儿童观形成的一座丰碑。而这一时期，也正是中产阶级兴起、妇女解放、个性解放运动开始高涨，儿童的地位也得到进一步确认的时期。在人们关注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同时，有关儿童的许多问题被提了出来，其中包括美育问题，即如何培养儿童的审美能力。于是以文学为内容、儿童为读者对象的特殊产品——儿童读物出现了。因而，我们可以说，是对儿童的发现，是科学儿童观的建立，使人们认识到了儿童读物的价值，少儿出版的价值才有了被发现的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对近代儿童进行了反思性的批判，他认为，在对孩子的整个教育过程中，不应把教师与教科书作为中心，而主张“儿童是起点，是中心，而且是目的”，“儿童的世界是一个具有他们个人兴趣的人的世界”。杜威同卢梭一样，主张儿童的心理需求要从儿童现在的角度来考虑，而不是从儿童的未来角度来考虑。当然，杜威对于儿童现在生活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对儿童将来的忽视，他只是“希望这种对更广大、更遥远前景的重视是从内部发展起来的即逐渐发展起来的，而不是如陈旧教育的通常办法，从外部强加于儿童”。杜威在提出自己教育思想的同时，深刻揭示了当时教育思想中存在的问题，就是把儿童未成熟的状态看作没有发展，而这种思想的根源在于对于儿童发展的认识存在误区，就是认为儿童的发展是朝着一个固定目标的，把儿童的发展看作一种有目的的运动，而不是把儿童的发展本身就视为目的，这是对儿童发展本身的忽视，是“依靠外部的压力来达到外部的目的”，而没有看到儿童本身的能力。杜威这种“儿童本位论”的教育思想，使人们对于儿童自身及儿童教育的认识有了空前的提高。[5]

意大利著名教育家蒙台梭利在其《儿童教育》一书中也对儿童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她指出:“像所有别的人一样，儿童有着他自己的人格。他自身具有创造精神的美和尊严。”成年人教育儿童的错误在于:“他全部精力所指向的目的，就是给儿童为他将来必须参与的社会生活做好准备。”人们“经常注意的也总是儿童的明天，他将来的生活。现在从来没有被严肃地考虑过。所谓现在，我的意思是儿童为了能按照儿童期的心理需要充分地生活，他要求些什么”。[6]

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提出的进步的儿童观，合乎儿童心理发展的实际状况，对于提高儿童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教育思想进步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专门为儿童而进行的图书出版开始发展起来，比如19世纪《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木偶奇遇记》、《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凡尔纳科幻小说系列等作品的先后出版，给当时欧美国家的孩子带来了崭新的阅读体验，这也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三、“五四”运动时期我国儿童观的转变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前三天，杜威来到中国，在中国十多个省及京沪等城市进行讲学，为时两年多，将他的“儿童本位论”带到了中国，使人们认识到了一种进步的教育思想。杜威来到中国开始讲学之后五个月，鲁迅便写下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中国人儿童观转变的宣言书。鲁迅在这里发出了建立新儿童观的呼吁:“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而且他把以孩子为本位看作是符合道德的观念，以后觉醒的人首先要洗净东方古代的儿童观，把儿童当成私有财产，当成附属品，当成一个缩小了的成人都是不道德的。同时，鲁迅在文章中还呼吁“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以及“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

鲁迅的这篇文章，不但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人的发现——儿童的发现——儿童文学的发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整个20世纪中国的儿童观也起着规范的建设性的作用。

“五四”时期，随着资产阶级个性解放、妇女解放等潮流传入中国，要科学、要民主、要自由、要个性解放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这期间，除鲁迅先生以外，还有一些进步人士提出了要解放儿童的思想，并开始探索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的问题。1920年，周作人在《儿童的文学》一文中指出:现代的儿童观有着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要把儿童当人看;第二，要把儿童当儿童看;第三，要尊重儿童的独立人格。

以此为起点，“五四”运动带来的新思潮、新文化的冲击，使得数千年来天经地义的传统文化意识和价值观念开始动摇崩溃，一大批文化先行者意识到:虐杀儿童、禁锢儿童天性的封建制度、封建文化要彻底批判，要大力提高儿童的社会地位，“不是把儿童看作未完成品，然后按照成人自己的人生预设去教训儿童，也不是仅从成人的精神需要出发去利用儿童，而是从儿童自身的原初生命欲求出发去解放和发展儿童，并且在这解放和发展儿童的过程中，将自身融入其间，以保持和丰富人性中的可贵品质”。[7]

在这样的认识和思想理论的指导下，儿童读物的价值被认识，儿童读物也开始了发展的历程，少儿出版的价值由此才有了被发现的基础。

[1] 俞金尧:《西方儿童史研究40年》，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19268，2009年3月1日。

[2] 蒋风主编:《儿童文学原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

[3] 〔英〕约翰·洛克著，傅任敢译:《教育漫话》，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4] 〔法〕卢梭著，李平沤译:《爱弥儿:论教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5] 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见《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流派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

[6] 〔意〕玛莉亚·蒙台梭利:《儿童教育》，见《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流派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

[7] 朱自强:《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年版，第3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