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碑的“笔画峻厚”需要方笔笔法纯正

乃见书学之示入门者，执笔既各有主张，姑置勿论。而运笔之法，多语焉不详，初学者无从领悟；高论者，则又超超玄箸，或穷年而不得其解。

——祝嘉《中国书学史·自序》

齐珏：您反复强调孙伯翔在魏碑方笔笔法上取得的成就，那么您如何评价孙先生在魏碑笔法方面的贡献的？

王树秋：碑学兴盛两百多年来，历经几代人的探索与努力，形成了今天的局面。但回顾这段历史，当前对于魏碑书体贡献最大的便是孙伯翔对魏碑笔法的重塑。孙伯翔找到并且塑造了方笔笔法。我特别强调重新塑造，因为孙老师风格样式的形成，自身面目的建立，不仅仅是始平公笔法，而是融汇了魏碑各种笔法元素，并最终形成了自身的笔法特征。

另外，孙老师之前的书家，如赵之谦、康有为这一批碑学书家，包括沙孟海、启功等先生，使用写帖的方法写碑。而就魏碑的传承来看，魏碑书法是直接从箓隶的笔法延续过来的。虽然经历魏晋两朝，但从书法角度来看，魏碑并没有受到东晋“二王”书法的影响。也可以说“二王”帖学根本没有影响到魏碑的笔法。

从地域上看，东晋“二王”所处的当时的“中原汉文圈”与北方的“五胡十六国”并存，两个文化圈存在地域阻隔，因此“二王”的书法对魏碑书法的影响有待商榷。

而北方鲜卑族的文化与汉文化碰撞融合后，反映到书法艺术上，对魏碑的书法艺术的影响更为明显也更为强烈。孙过庭《书谱》提到“古质而今妍”，“今妍”是对“二王”书法特征的总结，“古质”则是讲的汉隶书法的特征。魏碑书法中更多继承了“古质”，魏碑中保存的是汉隶的艺术精神。

魏碑没有受到“二王”帖学的影响，在当下却要以“二王”帖学的方法去临习或评价，简直是南辕北辙。二者没有任何关联，如果非要用“二王”笔法写魏碑，则仅是从形式上的模仿。对于追溯魏碑笔法法源来讲，是彻底的失败。今人在理论上推崇沙孟海、启功二位先生，把他们关于帖学笔法的理论强加于魏碑笔法理论之上，对魏碑进行诠释，是不合适的。

孙伯翔老师在谈方笔的时候，特别指出：“我郑重地告诉大家，魏碑方笔就是写的，不是刻出来的。”孙伯翔与赵之谦的方法是不同的，赵之谦是“帖骨碑面”，孙老师是“碑骨碑面”。因为方法的不同，对魏碑方笔本源的追溯是大相径庭的。

所以说，孙伯翔还原了魏碑方笔笔法，对魏碑笔法的重塑是孙伯翔的最大贡献。

齐珏：能不能这样理解——孙伯翔重塑魏碑方笔笔法，实际上是创造了一种新的评价体系。原先写帖的书家，使用写帖的方法写魏碑，但在孙伯翔重新溯源后，应该按照孙伯翔提出的魏碑笔法体系来重新评价魏碑书法。

王树秋：OK！一定要把这一点澄清！魏碑是从汉隶笔法发展而来，用写帖的方法来写魏碑，肯定是不合适的。就方法而言，处于一种格格不入的状态。

就魏碑方笔笔法来说，我认为如果把赵之谦等作为第一阶段碑学书家代表人物，那么孙伯翔应该作为第二阶段代表人物，其区别于第一代书家的标志就是笔法重塑，建立了方笔笔法体系。但还没有得到当代人所关注，相信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齐珏：从艺术风格的角度来看，汉代的艺术风格是气势与古拙，魏碑直接延续了汉代的这种风格。而当今书坛却仍然以“二王”帖学的标准评价魏碑，这似乎有欠公允，恐怕也是站不住脚的。

王树秋：“古质”追求强悍、博大、雄浑，“今妍”则追求柔美、妍美、秀美。隋和唐之后，因为帝王的倡导以及对儒学的推崇，倡导文雅、中庸、中和之美，“二王”帖学书法的地位陡升，而曾经的大漠孤烟之美、粗犷的少数民族的彪悍的金石气息慢慢被边缘化了，真实真朴的大朴之美被排除在主流审美之外了，自唐至清，中国书法史实际是一部帖学史，理论研究也同样是围绕帖学展开的，魏碑受到排挤也是一定历史时期发展的必然。

齐珏：赵之谦等人“帖骨碑面”从形式上看，有魏碑的面貌，但无法体现出魏碑的精神本质，无法体现魏碑的审美特质。孙伯翔先生的“碑骨碑面”才是真正反映魏碑的精神特质，是这样吧？

王树秋：赵之谦等人的作品风格是“帖碑结合”的成果，他们受到汉碑、秦碑的影响，但出于历史的局限，被称作“碑学大家”是当之无愧的，但他们这种用写帖的方法写魏碑书体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虽然不准确，但也无可厚非。

沙孟海非常赞赏赵之谦的书法，曾评价赵之谦是“把森严方朴的北碑，用婉转流利的笔子行所无事地写出来，这要算赵之谦第一副本领了。”“婉转流利”和“行所无事”是写行书的用笔和心态，这是无法体现出魏碑的笔势和气势的。试问，用婉转流利的行笔能写出钢打铁铸、金石质感般的线条吗？用行所无事的心态能写出茂密雄强、阳刚浑朴的精神气象吗？但由于沙孟海的推崇，使这种写碑方法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和追随，但不可否认的是，魏碑的方笔笔法本质特征长期以来却被湮泯了。

齐珏：好，有志于学习书法的人，对于选帖和笔法的重视是首要的。如果笔法错了，方向就错，南辕北辙，越努力离目标越远。这个问题要引起当代写魏碑的人的高度重视，并且要转变观念。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