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技术与公司力量的发展

把目光投向国家政府之外，我们的确可以看到，传播技术与“人格化”的资本所驱动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资本需要争夺市场，市场的扩展以“离散（大众）社会和消费文化”为前提，而“离散社会和消费文化形成的前提则是传统电子媒体在不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的扩散和应用”。⁽¹⁴⁾具体而言，电话的发明使用，使得工厂和办公地点可以分开，为公司的扩展创造了基本条件，同样，19世纪末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对社会提出的要求和挑战也为电话的扩散提供了机会。接下来收音机和电视的运用，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众消费阶段紧密相关；在美国，广播系统的出现标志着工厂的生产已经超过了需求，“如果说电话早期的应用主要和商品的生产和积累联系在一起，广播电视则和商品的销售分不开。从某种意义上说，广告创造了美国的广播电视”。⁽¹⁵⁾

顺此逻辑，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传播科技，只是资本主义市场所赖以存在的离散社会和消费文化的进一步推进，是跨国公司所极力推动的全球化的必然结果。跨国公司要以主角身份登上世界舞台，就需要发展与之相适应的离散社会结构和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消费文化，“为了创造这些社会和文化条件，公司资本主义即使把人变成商品，把社会变成市场也在所不惜”，“当跨国公司打开了世界上一个又一个国家的大门的时候，它们手中的战略地图也随之发生着变化”，“跨国公司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祖国”，“与全球化进程相伴随的是传统国家的削弱、公民感的丧失、人的虚拟化和‘商人共和国’的建立等等”，互联网的发展为实现这一切提供了新的条件。⁽¹⁶⁾

在全球化进程中，尤其是新媒体时代，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的力量对比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跨国公司的要点是跨国”，其唯一目标是盈利，而“国家是以领土和限制在领土上的公民为基本特征的”，“国家政府的职责是不但要使自己的社会富裕起来而且还要使社会或民族的价值观念得到增强”，因此两者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¹⁷⁾其结果，有学者认为是近乎零和博弈的情况，即跨国公司力量的上升和主权国家力量的不断被削弱，“在国家的物质基础被摧毁、主权和独立被废除、政治阶级被遗忘之后，它就会成为超级公司的安全服务机构”。⁽¹⁸⁾在这个过程中，互联网的作用是成为“直接协助跨国公司推行全球化的媒介”，而跨国公司要传播的文化是“具有世界普遍性，因此极富大众传播性”的与“人欲”相关的消费主义文化，而非某个具体国家的文化，“以因特网为核心的传播系统摧毁的也正是国家或民族特征”，“跨国公司要利用因特网传播有利于加速全球化进程的超国家或超民族的文化”。⁽¹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