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社会与全球经济重组

贝尔的信息社会理论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论和批评，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其中所暗含的进化论的观念和对信息社会中全球秩序的乐观预测。首先，贝尔对信息社会的描述与现代化理论家的经济发展阶段论有某种内在的承接关系。社会经济生产的不同模式，采掘工作（extractive）、制造工作（fabrication）与信息活动（information activities）分别代表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并且它们之间有明显的阶段性和由初级向高级演变的顺序——每一个新的社会阶段似乎只能是建立在之前阶段成熟和质变的基础之上。这样的论述仍旧将经济转型的解释局限在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技术决定论的框架之中，似乎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自身的资源、基础以及国家精英对新技术的策略性扶持与推动。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许多工业化国家都纷纷推出针对新技术和“第三产业”的经济发展政策，比如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英国的“创意产业”、日本的IT立国战略，等等，与这种新进化论的思路不谋而合。

但是，如果我们借鉴世界体系和依附理论的观点就会发现，信息传播技术在生产中的渗透与普及只是代表了现代以来资本全球扩张进程的一个更加激进、更加独立的阶段。它并没有改变资本在全球流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平衡的地理分工、资源分配和权力分化等老问题，并同时产生了数字鸿沟、信息垄断等新的全球性议题。卡斯特在分析全球信息经济的结构时指出，由于传播科技的介入，资本的全球流动与分配更加变动不居，但大致的方向却显而易见，可以用四种形式描述处于不同分工链条上的地区：高价值生产国（基于信息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北美、西欧和日本）、高产量生产国（基于廉价劳动力，比如中国）、原材料生产国（基于自然资源）和过剩生产国（只剩下贬值的劳动力，严重缺乏资本和资源，政府不稳定、基础设施薄弱）⁽²⁹⁾。

信息资本主义时代一个全新的经济地理现象是全球都市的崛起。生产与管理的信息化使得全球经济中一些高度专业化和需要文化资本的业务都集中到几个基础设施（尤其是通讯网络和服务）完备、国际化程度高、具有高质量的教育和公共服务、能够吸引全球专业人才的大都市中。这些大都市虽然仍旧属于某个特定的民族国家，但它们所汇集的人群、行业、社会行动、信息流通早已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管理范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民族国家需要在全球行动的平台上将全球都市或者总部设立在全球都市的金融机构与跨国公司当做平等的伙伴、竞争对手，或是利益相关方，而不是行政管辖的对象⁽³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