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增量改革”破解国企改革难题

以“增量改革”破解国企改革难题

2009年8月5日，新华社报道，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资委、监察部联合发出的《关于妥善解决关闭破产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等医疗保障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国家将给予破产国企退休人员医保补助。

其实，这是两个月之前就发出的一个通知，6月5日的中国广播网做过报道，但是，不知道为何现在又被重新报道了一遍，而且被挂在了各大网站的重要位置。况且，里面的内容并没有变化。不过，这对牵涉到其利益的国企职工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好消息。特别是在通钢事件发生后，这样的消息对于国企职工来讲，在心理上和保障上都是一个说得过去的安慰。

因为，通钢悲剧的发生，虽然有很多原因，包括职工表达权利的丧失、职工权益的被漠视、社会利益相关者的参与甚至是鼓动，等，但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现有职工面临着失业的危险，而且失业之后的相关利益也没有任何说法。换句话说，即使在这个事件中，有别具用心的人串联甚至组织，最主要的原因仍然是职工的利益问题。我们必须向死者表达悲哀并谴责和法办那些施暴者，可是，我们也必须回过头来正视曾经和将来仍然由于改革而被忽略的职工权益。

经过三十年改革之后的中国，现有的改革已经无法使所有人都从中受益了。从改革史的阶段来说，当下的改革往往意味着一部分人失去，而另一部分人得到。显然，这样的结果会使改革阻力增加、改革效果削弱、改革进程减速。在通钢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上述现象的存在，比如吉林省国资委宣布“建龙集团永不参与重组通钢”，事实上是暂停了改革进程。这个局面或许是谁都不想看到的，但它反映了当下国企改革推进过程中的窘境。

一方面，一些地方的改革代价如此之大；另一方面，国企改革的进程必须进行。那么，如何能够减少代价来推动国企改革，也就成为了一个重要问题。而破解这一难题的有效方式，能够顺利推动国企改革，我们不妨借用一个概念，即“增量改革”。这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俞可平提出的“增量民主”当中的一部分，但是，因为他讲的主要是政治民主，“增量改革”也是说的政治民主。但是，我们在这里把它用在国企改革的意义上来讲。

所谓“增量民主”，其实质是在不损害人民群众原有政治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新的政治利益。那么，按照这个思路，“增量改革”用在国企改革上，就是在不损害原有职工利益的前提下，或者说，至少是在最小限度地损害原有职工利益的前提下，来最大限度地增加新的职工利益。因为，国有企业从根子上讲是国家作为代理人拥有的企业，不像民营企业那样是某个或某些所有者的钱。

因此，在改革中产生的成本，从法理上讲，它是由国家出面承担的，而不是由某些人来承担的。而国家出面承担这些成本是应该的，是具有历史正义性的。因为，国有企业职工在历史上为共和国做出了贡献，而且在社会保障不完善以及国企职位在历史上是“铁饭碗”的状况，造成了国企职工在社会化保障上的缺陷。时至今日，我们现在已经回过头来，逐渐弥补上世纪九十年代因改革造成的大规模国企职工下岗而留下的欠账，比如划拨国有股充实社保账户。既然如此，今天我们就不应该再行欠下历史账单，而是在当下的改革进程中充分考虑到职工利益，尤其是那些可能因改革而面临下岗的职工的利益。

或许因为改革而产生的成本，在一段时间内对地方政府或者中央政府产生压力，但是应该看到：既然国企改革是一定要进行的，既然职工利益是一定要被纳入的，那么，国家就应该为此负担改革成本，而不是像20世纪90年代疾飞猛进的国企改革中主要由个体来承担。何况，已有的改革经验中证明，这样的成本，也可以通过谈判，让那些参与改革的企业或老板来承担一部分或大部分，甚至是全部。

不仅如此，对于改革成本应该在历史的宏观视野中加以考量，要看到改革之后的长远收益，不能只看到现在推行改革的短期成本，它是中国转型的历史成本，是这个国家应该接受并承受的。概而言之，当下顺利推动国企改革的原则应该是“补台原则”，即充分考虑现有职工的利益，特别是充分考虑将要被改掉的国企职工的利益，即使无法完全保证他们的现有利益，也应该是最小限度地损害，使之在他们的可承受范围之内。否则，谁都不能保证通钢悲剧不会重演。

（本文发表于2009年8月8日《华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