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的特点

中国图书是世界上各种书籍中最有民族性和独具特色的典籍。它可以归纳为如下十个特点。

第一，中国是文字典籍出现最早的国家之一，而且一脉相承，从未中断。

翻开人类社会发展史，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是著名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他三个文明古国其文字和图书的起源虽与中国的汉字典籍不相上下，都在五六千年前诞生，但它们的命运却不相同，不论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还是古印度的梵文都没有延续下来，早在一两千年前就不再使用了。基本上都成了死文字，只有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古文字专家才能研读。

而我们中国从山东大汶口陶器上的原始文字算起，距今也有五千多年的历史。近年来还在西安发现了距今五千多年的甲骨文，比原来在河南安阳小屯发现的殷墟甲骨要早一千二百多年。甲骨文可以证明：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的夏朝开始，中国的每一个朝代的每一位王位继承人都有可以查得出来的记录。现存古代史书可以证明，从公元前八四一年（周朝共和元）起，中国人有了每一年都能查得出来的记录。从公元前七二二年（周平王四九）起，中国人有了每一个月都能查得出来的记录。上下五千年，中国的典籍由涓涓细流汇成汪洋大海。固然，现在通行的文字与古代的甲骨文、金石文及大小篆字在形体上有所不同，但这些古今文字是一脉相通的，稍加辨识，便可认读。

第二，中国是载体材料众多、最先发明造纸术的国家。

自从文字发明以后，图书的载体材料就成为图书发展的主要矛盾，各国先民都对此进行过多种探索。

我们的祖先曾把文字刻在龟甲和兽骨上，刻铸在青铜器上，甚至把整部的儒家经典、数千部的佛经镌刻在上万块石碑上。流通较广的当数刮削过的竹片和木板，因其取材广泛、价廉易得、整治方便，可以连缀成册，使用了很长的时间。与此同时还把文字写在丝织品上，称为帛书。帛书具有体积小、分量轻、携带方便、容量大等优点，只是价格昂贵，但却诱发了人们发明既有竹木之廉又有织帛之便的一种新型图书载体—纸张。在其他国家，曾把文字写在泥板上、砖石上，如两河流域的泥版书；写在植物茎叶上，如埃及的莎草纸、印度的贝叶经；写在动物的皮上，如欧洲羊皮书、犊皮书；刻在金属上，如金书、铅书等。这些材料基本上都属于自然物的简单加工，有的过于笨重，有的过于昂贵，有的极易损坏，不便保存。中国人发明的纸不再是一种自然物质。纸具有一切文字载体材料的优点，并且克服了各种的不便，是一种最理想的书写材料，这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杰出贡献。

第三，中国书籍既注意实用，又注意美观，讲究装帧设计，很早就形成了固定的书籍制度，而且不断发展演变。

纵观中国图书形制的发展，可以由汉、唐为界划分为三个时期：汉代造纸术发明以前为竹简帛书并行时期，通行的是简牍的制度；汉以后至唐为纸写本时期，通行的是卷轴制度；唐代印刷术发明以后为印本书时期，后逐渐过渡到册页制度。

简牍制度是我国最早的书籍制度，它有如下特点：①时间长。竹木作为书籍载体几乎与甲骨、金石同时，不知孰为后先。纸发明后，竹帛仍与之并行几百年，直到东晋末桓玄下令，“古者无纸，故用简，今诸用简者宜以黄纸代之”，竹木作为书写材料的使命才逐步结束。②内容广。从经史文集、诸子百家到尺牍、版图、文书账册，历史上有名的发现就有孔壁藏书、汲冢竹书，近年又有居延汉简、云梦秦简、曾侯乙墓战国简，以及银雀山竹简、马王堆竹简等。③形式固定。从取材、整治、刮削、书写、编连、等齐、收卷，到长度、字数、函札、检、署、封泥等，逐渐形成定制。

卷轴制度受简策影响，于帛书时期产生。以汉初马王堆帛书为例便可看出，折叠、收卷、卷轴三种形式是并存的，“图穷匕见”“鱼雁传书”均为帛书。到纸发明后，形成完整的卷、轴、褾、带四部分。卷轴制，一般用竹木做轴，隋代内府藏书考究者，精装用琉璃、象牙、玳瑁、紫檀等贵重质料做轴头。卷轴制后期由于卷舒展读不便，受梵夹装影响，由经折装、旋风装、龙鳞装等形式逐步向册页制过渡。

册页制度是印刷术发明后形成的。早期为蝴蝶装，元代有包背装。明中叶后线装兴起，近代又有了精装和平装，沿用至今。若细分还有包角装、金镶玉等多种名称。

第四，中国是世界上拥有典籍最多、图书类型最丰富的国家。

中国的古籍就数量而言，有人估计二十五万种以上。据历代书目统计：汉代政府藏书就有一万三千二百多卷，明代宣德年间政府藏书一百万卷。

到了现代，仅上海图书馆编的《中国丛书综录》一部工具书就著录了保存至今的古籍三万八千八百九十一种。仅据《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历代年谱总录》《历代医学书目提要》和相关的佛藏、道藏目录等几部书目，删去重复，就可以统计出我国保存至今的古籍，当在十万种左右。

中国典籍不仅数量多，门类也较复杂。汉代刘向、刘歆父子首创七分法。南北朝以后，我国古籍分成经、史、子、集四大部类。中国典籍浩如烟海，门类繁多，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有经学、训诂、小学、音韵、史学、方志、家乘、法律、道藏、医药、农家、水利、文学、戏曲、小说、历法、推步等。

中国有许多其他国家没有的图书类型，如方志，是以地方为主的区域性、综合性、资料性的著述。英国学者李约瑟考察全球古书后发现，国外只有《不列颠》和《耶路撒冷城》等三五部书带有方志意味，其他则很少见，而我国现存旧方志就有八千五百多种，目前各地还正在编修新方志。

第五，中国是最早有目录和建立了目录学学科体系的国家。

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分类目录是西汉末年刘向编的《别录》及其子刘歆完成的《七略》，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分类目录。刘向父子的成果独具匠心，有极丰富的内容。《七略》除总序辑略外，还有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数术略、兵书略、方技略，条理清晰、井然有序。略下分三十八个小类，系统完整，轻重平衡，创造性地运用互著别裁等方法，反映了当时在辑佚、校勘、编辑、整理、分类编目诸方面已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刘宋时，王俭编《七志》，加道佛二经，实为九志，体系依《七略》，又不同于《七略》。梁人阮孝绪编《七录》，内篇为五（经典、纪传、子兵、文采、技术五章），外篇为二（道录、佛录）。

三国时魏人郑默编《中经》，西晋人荀勖据之编《中经新簿》，始创四分法。又经东晋李充的调整，至《隋书·经籍志》，已有按经、子、集排列类名及细目的系统书目。

清代乾隆年间官修《四库全书》，四分法已臻完善，类目更加分明。四分法沿用近二百年，至今整理古籍仍沿用经过改编的四库分类体系。但该体系有以尊崇儒道、褒贬得失为宗旨，以阐圣学，明王道者为立，不以百家杂学为重的一面，也应有所分析批判。

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中突破四分法，总古今有无之书，分为十二大类，有所创新，并提出较系统的分类理论，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古籍编目上，有官修目录、私藏目录、史志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等，每类均有其特点、源流及价值。特种目录又可细分为个人著述目录、地方文献目录、丛书目录、禁书目录、刻书目录、版本目录、善本目录、举要目录、解题目录、辨伪目录等。仅清代的版本目录就有钱曾《读书敏求记》、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顾广圻《思适斋集》、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目录》及杨守敬《日本访书志》等。

第六，中国的图书屡遭厄运，损失惨重，因此也在典籍保护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

隋代牛弘有“五厄之说”：一为秦始皇焚书，二为西汉末赤眉入关，三为董卓移都，四为刘石乱华，五为周师入郢梁元帝自焚。明代胡应麟又续上“五厄”：唐武德元年（六一八）江都焚书为一，安禄山入关为二，黄巢入长安为三，靖康之难为四，南宋末伯颜南下，军入临安为五。实际远不止此。明代以后，近人祝文白又续上“五厄”：一为李自成之陷北京，二为钱氏绛云楼之烈焰，三为清高宗之焚书，四为咸丰朝之内忧外患，五为民国中日之战役。

古代公私藏书的官吏和专家为保护典籍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春秋时的老子为公藏职官—柱下史，有人称其为最早的图书馆长。“学富五车”的惠施也是早期私人藏书家。

现存最早的皇家档案馆—明嘉靖年间所建的皇史宬，至今保持“金匮石室”的传统，并有防火、防水、防盗、防虫、防晒等许多保护图书的措施。

现存最早的私人藏书楼—宁波范钦天一阁，也为明嘉靖年间所建，有许多保护图书的手段和定制，而且直接影响到清代乾隆时为藏《四库全书》所建的七阁。除七阁外，清代故宫、圆明园中还各有十余处藏书楼。

历代藏书家和藏书楼不胜枚举，清末四大藏书家为：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聊城杨氏海源阁，湖州陆氏皕宋楼，杭州丁氏八千卷楼。可惜他们的家藏，有的毁于兵火，有的流散海外，保存下来，实属不易。

第七，中国是最先发明印刷术，包括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和套版印刷三种技术的国家。

在文字载体材料的矛盾随着造纸术的发明而得到解决的同时，图书复制生产技术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手工抄写，不仅费时费工，而且极易出错，严重地阻碍了图书的传播流通。经过多方探索、反复实践，在捶拓和印章等技术的启发下，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明了印刷术，对世界文化又作出新的贡献。

古代印刷可分雕版、活字、套版三种类型。

雕版印刷起源于佛教寺院和民间坊肆。具体时间有东汉、东晋、南北朝（北齐）、隋、唐、五代和宋代七种说法。前三种证据不足，后两种已被文献实物推翻，只有隋唐之际较为可信。唐代印刷品实物与文献记载较为丰富。从中可考见印刷术发明轨迹。一条是以单幅佛像—密宗经咒—图文并茂的佛经为脉络的寺院刻书；另一条是以民间历书、字书、小学、阴阳杂书为主的坊肆刻书，而且很快传到南朝鲜和日本。

活字印刷发明于北宋庆历年间。布衣毕昇的胶泥活字印书法，在沈括《梦溪笔谈》中有详细记述。南宋周必大、元初杨古、清代翟金生均用泥活字印过书。元代王祯发明木活字，明代用来印家谱、邸报。清代金简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明代锡山华氏和安氏用金属活字印书，成果显著，最大部头的铜活字印本为清雍正年间印的一万零四十卷的《古今图书集成》。

套版印刷的发明时间过去认为是元代，现据一九七四年山西应县木塔所出的辽代印刷品彩印《释迦牟尼像》可知为宋辽时期。明代饾版、拱花技术发展较精，除吴兴闵氏和凌氏外，颜继祖的《萝轩变古笺谱》，胡正言的《十竹斋画谱》《笺谱》，及清代李渔的《介子园画谱》都十分出色。

第八，中国是出版印刷发行事业最先发达的国家。

图书的价值与作用就在于其能传播知识、传递信息，所以自它诞生之日起就有流通利用的问题。早在春秋之际，公私藏书就已对贵族和有阅读能力的人开放，活跃了当时的学术思想。汉代国家藏书控制较严，私藏流通率较高，故培养了一批经学家。纸发明以后，图书更为普及，西汉末出现了槐市书肆，并有了一批以抄书为业的佣书或经生。

张骞出使西域后，我国与外国图书交流增多。魏晋南北朝时，多次送书与百济、新罗、日本、扶南（柬埔寨）。唐代与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阿拉伯、东罗马都有图书文化交流。

印刷术发展后，图书流通更加便利。中国古代的刻书出版事业可分官刻、私刻、坊刻三大系统及寺院、书院两个旁支。

官刻即政府刻书，又分中央与地方两个方面。中央官刻始于五代冯道奏请刻儒经。前期以国子监刻书为主，后期转到以内府为主。两宋有各院、监司。元代有兴文署。明代有司礼监、经厂本、各部院本。清代以武英殿为多。

地方官刻，宋代遍及全国。以公使库本最著名。明代除各地布政使司、按察司外，藩王府本别具一格。清代前期地方政府刻书极少，后期各地官书局曾兴盛一时。

私刻即私人出资刻书，也称家刻，始于五代杜审知、毋昭裔。宋代文人豪绅以藏书刻书为风，如陆游之子陆子谲、岳飞之孙岳珂等。毛晋汲古阁是我国古代最大的私人刻书家，四十年刻书六百种。清代乾嘉学派以考据、校勘、辑佚为长，多刻丛书。

坊刻即民间以刻书卖书为业者，起源最早，子承父业，世代相沿。我国有许多刻书数百年的世家，仅福建建阳就有余、刘、蔡、郑、陈、虞、熊等诸族。他们刻书内容面向民间，形式多变，适合民众需要，为传播保存文化立下不朽功绩。有的民间刻书家集撰著、编辑、印刷、出版、发行诸工序为一身。如熊宗立、余象斗等，形成各自的经营特色。由于书市生意兴隆，公私藏书开始出现借阅流通。宋辽西夏金元时，虽政府屡颁禁令，但图书交流从未停止。公私藏书在编史修志办书院等文化活动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明嘉靖后，耶稣会士东来，西籍翻译活动展开，利玛窦、汤若望等与中国士大夫合作译书。同时，图书大量向外输出。清代后期又有马礼逊等传教士译书，政府开设了同文馆、上海江南制造局译书处。至清末又出现了商务印书馆等私营出版机构，形成了民间译书高潮。

大多数藏书家藏重于用，明清之时也有少量开明之士，如曹溶《流通古书均》提出流通古书的理论和办法。到了近代，古代藏书开始向图书馆过渡。

第九，中国的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等治书之学发达，硕果累累。

前人留存下来的文化遗产中，由于各方面原因，夹杂着大量真伪难分的典籍。要正确地利用它们，就需要认真地考辨，这种学问叫辨伪。有些古籍虽然已经亡佚，但却有零篇断句或较完整的章节“隐”于其他书籍之中，要把这些篇章、语句搜辑起来，恢复古书部分原貌，这种学问叫辑佚。一部书由于多次传抄、印刷，形成不同的本子，要想得到正确无误的书籍，就要讲究鉴定各种不同的版本，这种学问叫版本鉴定。

一部书在流传过程中，往往有脱、缺、讹、衍等现象，即非本来面目。误用这些资料，就要致谬，故研究学问不但要有版本知识，还要做校勘工作，又称校雠。

这几门学问都是围绕图书展开的，故统称治书之学。治书之学大体始于汉，兴于宋，到清代达到鼎盛。乾嘉时期涌现一大批版本校勘名家，如卢文弨、黄丕烈、孙星衍、何焯、惠栋、全祖望、沈廷芳、戴震、钱大昕、王念孙、阮元、顾广圻、鲍廷博、罗士琳、吴骞等，他们在古代文献的辑佚、整理、校勘上作出了杰出贡献。

第十，中国古代编纂了许多可称得上世界之最的巨帙大书。

巨型类书丛书的编纂是古代中国博大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显示了中国古代文献的宏富、图书事业的兴旺发达。中国最早的一部类书是三国时魏文帝曹丕令儒臣编的《皇览》。唐代有《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白氏六帖》四大类书；宋代又有《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玉海》四大类书。进入明代，明成祖朱棣令解缙、姚广孝等编纂的《永乐大典》，引书八千多种，堪称世界上最早、最大的百科全书，计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三亿七千万字。

清代康熙年间，陈梦雷编辑的《古今图书集成》贯通古今、汇通经史，天文地理皆有所记。全书六汇编，三十二典，六千一百零九部，一万零四十卷，一亿六千万字，是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代百科全书，被外国称为《康熙百科全书》。

另一个大部头，是清乾隆年间官修的《四库全书》。收书三千四百六十二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存目六千七百六十六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六卷；一部就有三万六千册，二百二十九万页，九万九千七百万字，集中国古代典籍之大成，称得上是世界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