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主导下的现代性

在西方19世纪欧美工业的快速发展之后，随着录音技术的发明和唱片业的兴起，流行音乐则越来越成为家庭欣赏的娱乐品和更具商业化、工业化的艺术品}fo}}fn}〔德〕T．Adomo．On Popular Musia，in^|Eanthope＆K．McGoran，ACritical and Culture Theory Reader，Buckingham，1992，P220．}/fn}。无论是我们熟知的爵士乐、蓝调、摇滚乐，猫王、杰克逊、披头士、滚石，还是奥斯卡、格莱美获奖作品，流行音乐的传播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变化，在进行着自身的演变，对我们的生活进行着改变。同样，作为流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流行音乐同社会经济和政治之间的紧密关系，也进一步使它的任何一点变化都成为整体社会变迁的重要迹象。

一、科技进步推动流行音乐传播

(一)口头传播和书谱音乐传播

在人类漫长的音乐传播历史上，经历了不同的传播时代，不同的传播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音乐的形态。民间音乐以口耳相传，只能在一个小的天地、一个有限的场所，如一个家庭、一个自发的小群体等极其有限的空间内得以交流;又由于民间音乐只能靠口传心记传承，其中带有即兴性、变异性的特征，在它凸显鲜活性优点的同时，也带来了瞬间即逝的时间局限性。以文字为载体的书谱音乐把活的口头音乐物态化，使之变成一种艺术的符号而诉诸视觉，使其便于阅读和保存，这在传播的时空上大大优越于口头音乐。但对于书谱音乐的消费却是有一定条件的，这要求消费者必须具有一定的音乐修养。因此，书谱音乐也只能是局限在有文化的阶层范畴。无论是民间音乐作用于听觉，还是书谱音乐作用于视觉，对于音乐消费者来说，二者都具有片面性，因为它们对消费者的适应性远远赶不上流行音乐。

(二)广播、电视传播

现代流行音乐是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作为传播手段的，如广播、电视、网络等，其信息传播具有无与伦比的综合性特征。匈牙利学者阿诺德·豪泽尔在《艺术社会学》一书中谈到电视对大众生活的影响时指出:“电视更可以说是大众媒介了，它已成为涉及面最广、最受人欢迎，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娱乐和消遣媒介了，总之是我们用来消磨时光的东西。缺了它，大多数人的生活几乎是无法忍受的——电视之所以适合大众传播，不仅因为它提供的娱乐节目无需太高的鉴赏能力，而且因为它价格低廉。”}fo}}fn}〔匈〕阿诺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学》，居延安编译，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fn}他认为，电视最主要的特征是其传播效果的直接性和集中性。电视观众之所以对电视节目如此着迷，那是因为坐在电视前的家庭成员总是一个人或几个人，受众与电视接收机短距离的接触，有着亲密无间的收视气氛和无干扰的收视空间。

电视的大众性并不在于大批人同时观看节目，而在于成百上千万的人分散式地参与了收视相同节目的一个过程。网络音乐、音乐电视既有作为民间口头音乐作用于听觉的声音特质，又有作为书谱音乐作用于视觉的形象特质。而且这种形象远比作为符号的乐谱要丰富得多，它有与我们现实生活一样多彩的活生生的景物、人物及其形象和声音等，多重信息同时立体地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犹如我们在生活中身临其境一般。可以说，欣赏这一类综合性的视听艺术，只要具有生活的本能，具备一般文化修养的人都可以进入其消费者之列。由于流行音乐具有休闲性和娱乐性的功能，直观性和丰富性的形象特质，因而对欣赏者来说，具有较为广泛的适宜性。上至国王元首，下至黎民百姓;上至耄耋长者，下至幼稚儿童，可谓雅俗共赏，老少皆宜。

技术的进步在推动社会变革的同时，也为音乐传播提供了丰富的模式。如果说唱片还只是为少部分人所拥有，那么无线电台却将电波播撒到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电视又以其声像并茂的强势冲击着电台的阵地，而以对受众主体性观照为诉求的网络的兴起则昭示又将上演一场新的激烈争夺战。其中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在流行音乐商业逻辑的发展过程中更多的是起到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在艺术、审美维度上的建设性职责却并未得到积极彰显。在市场上，不同年龄段群体和文化阶级的相对重要性正在继续转移。这也是在一种特殊音乐体裁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可能呈现为不同形式的都市文化网络的生命力造成的结果。

突飞猛进的现代科技为音乐制作和传播提供了现代化的手段，报纸、杂志、书籍、广播、电视、电影等大众传媒，尤其是微电子技术、卫星传播技术、光纤通信技术和光储存技术等在流行音乐传播中的运用，使得流行音乐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具有更强的占有性，对音乐的消费者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它既克服了以口头语言作为媒介的民间音乐在传播时空上的局限性，也克服了书谱音乐对受文化教育的要求而产生消费对象的局限性。

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声音记录技术飞速发展，钢丝录音、磁带录音、光电录音取代了早期的机械录音，立体声唱片及其电子还原系统取代了早期的机械还原系统。“二战”后，唱片工业空前复苏，音乐的商品价格呈爆炸性的膨胀趋势。这一切必然刺激音乐的社会运动在新时期高度的活跃状态。这个时期有一个重要的传播特点，即大众传播媒体(唱片、电台、电视台)已经介入了音乐传播，致使音乐传播的时空距离空前拉大。音乐对社会的作用(无论是所谓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效应日趋明显和突出。

所以，以前以苏联索霍尔为代表的一大批东欧音乐学者们，是用音乐的社会作用观的思维、带着“音乐社会干预”和“音乐社会控制”的目的进行音乐社会学研究的。东欧音乐学者们当时的主要所指，是西方的音乐影响。由于大量的西方现代大众音乐(摇滚乐、爵士乐)通过各种传媒渠道(唱片、广播)涌入当时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并在无数年轻一代人中起到了不小的冲击波，引起了意识形态部门的多种忧虑。

(三)电子音乐

进入20世纪90年代，MIDI技术和电子音响合成技术的引进应用，对流行音乐创作带来了一次根本性的变革。MIDI合成器的出现要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MIDI的英语是Music Instrument Digital Interface，中文可译为“乐器数字界面”。MIDI技术主要应用在电子音乐中，它开启了电子音响合成技术的新时代。正是由于MIDI技术和电子音响合成技术的运用，流行音乐的发展进入了崭新的阶段。

电子音响合成技术使流行音乐的音响变得异常丰富奇特，能制造出任何一种想象得到的声音，完全不受传统乐器的物理特性的限制。电子音响合成技术具有很强的模仿真人真声效果，它还可以通过配器合作，修缮真人真唱的声效甚至达到超越真人真唱的完美音质，即使五音不全的人也可以成为歌星，MIDI技术可通过预先编制好的数字化程序来操作电子乐器，能轻易地演奏出令人眼花缭乱的高难度音型和乐句，而无须经过多年的艰苦磨练的职业乐手来演奏。当下大量新唱片的出现，音乐歌手、歌星数量的日益猛增，都充分证明了经过电子音响合成技术的包装所带来的流行音乐的变革。

(四)网络传播

21世纪末，电脑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流行音乐的传播提供了新的可能。电脑模拟和合成技术产生的效果，可使人物栩栩如生。随之而来的将是在网络上只提供基本人物和情节，由使用者介入创造和安排的交互式等。对大众来说，这样的“音乐”将更符合他们的口味，其消费更广泛、更具有“大众性”和“全民性”。作为一种文化商品，满足尽可能多的消费者的需求，最大限度地赚取利润，是流行音乐的最终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则在于对消费者需求领域的拓展与引导，甚至人为的造势。经过长时间的摸索与积累，现代流行音乐行业已经形成了从市场预测、歌手形象(外形、气质、格调)定位、作品风格创作与设计，直至宣传推广战略的实施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操作规程。

网络的便利还为我们提供了诸如Flash动画音乐和网络歌曲。这不仅为我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带来更广阔的空间，同时在当代更加凸显出一种碎片化和片断化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是后现代主义背景下的一种普遍现象，它暗示着一种潜在的生活方式和时尚潮流的出现。在如今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面对快餐化、通俗化和简单化的生活，人们的休闲时光被各种信息和娱乐方式所充斥着，浮躁占领了思考和想象的空间，我们的生活被各种五光十色的现象所切断，每天都目不暇接地处于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碎片化和片断化的文化形态昭示着当代人们生活的状态:一种无目的性、无中心、无信仰的生活状态。我们不妨引用英国社会学家鲍曼的著作提及的“生活在碎片之中”(life in fragments)来说明，因为这似乎是最好的印证。音乐不仅是感受，也是一种文化的载体。

(五)手机传播

正当网络媒介如火如荼发展的时候，又一种新的传播媒介正在崛起，这就是被人们称为“第五媒介”的手机媒介。手机作为新的传播媒介主要体现在手机下载铃声和播放歌曲方面的功能，这也是与网络发展分不开的。随着制造和操作技术趋于成熟，手机的功能也不断完善，比如手机播放歌曲的功能似于MP3，这在上文已经提到，这里主要说一下手机下载铃声这一传播渠道。

以2006年“东方风云榜”为例，候选名单中的88首歌曲全部可以通过彩铃下载。这些歌曲中不乏一些网络歌曲。这是艺术与商品联姻的典型事例。近年来，唱片市场受网络和手机下载的影响，出现了整体的萧条，销量等有所下滑。但伴随彩铃下载业务的兴起，出现的一个新的情况是，更多的原创歌曲以彩铃为依托，迅速地传播，目的就是为了使受众能更熟悉，更便于传唱。彩铃和网络歌曲的异军突起，给流行音乐带来了一股强劲之风，也引起了流行乐坛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新媒介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流行音乐的传播方式。

当然，网络彩铃的创作方式也容易造成一种倾向，那就是不求歌曲整体构思，只是抓住几个细节人为地进行强化，整首曲子缺乏精心打磨。造成的后果就是受众对于某一首流行音乐作品的概念的理解是残缺不全的，只能断章取义。至于音乐本身所负载的文化信息或者其他，则是根本无法实现的。这是和社会的整体变化紧密联系的，同时也与艺术的商业化倾向不无关系，因此就有了“来去匆匆”的谐谑说法。另外，草根化、平民化的口水歌，旋律雷同，风格单一，缺乏艺术性，难以长期传唱，造成生命力不强的现象。也就是说，下载人数与艺术水准之间是没有必然联系的。生产和传播音乐以及在市场上谋求一席之地的组织数量稳步增多，造成了音乐舞台日益分化。

多种传播手段的融合已经是音乐传播活动中势不可当的潮流。这里的传播手段狭义上指的是提供给媒体用以流行音乐传播的各种新技术、新媒体等。以2006年为例，更多的流行音乐通过网络、手机进行传播和推广。李宇春2005年年底推出的单曲《冬天快乐》通过网络首发，刘德华的《心肝宝贝》也选择在中国移动无线音乐俱乐部进行了无线首发。一些唱片公司因此缩减投资，但也有的逆向而行，通过增加歌曲宣传上的投入来刺激消费。

流行音乐的歌迷们也许会留意到，以前得知某首新歌，通常是通过听广播或者看电视的音乐推介节目，但是现在，它们开始以广告的形式出现。手段可以多种多样，只要能为受众服务，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即可。同样，以手机电视、移动电视、网络电视、IPTV、手机电台、火车电视、户外电视墙以及楼宇、候车亭和加油站的视屏等为载体的新媒体融合了各类媒介的特点，已经开始凸显其巨大的实力。

二、科技进步改变社会音乐生活

音乐传播的新形势已经导致了人们音乐观念的变化，给社会音乐生活的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

(一)音乐创作观念的变化

在不断发展的大众传播媒介中，出现的全新的社会特性，已经使流行音乐的创作者对音乐载体(唱片、广播电视、网络和某些演出活动)表现出一定的依赖。在这种情况下，音乐创作演奏者和音乐听众之间建立的是一种全新的关系。比如，某些演出活动，观众的现场参与使过去音乐传播原始形态体现出来的“直接性”在当今时代得到了再现与回归。而网络媒介的出现，更是放大和强化了这种“创作者”和“听众”融合为一体的状态——创作者只要将创制完美的音乐文件在互联网上共享，音乐的社会传播与社会交流活动就已开始。在这种独特的音乐网络传播中，创作者与创作者之间、创作者与音乐接受者之间、音乐接受者与音乐接受者之间可以就作品的多种形态进行直接地、及时地和全面地艺术、技术交流。

从这样一个意义上来理解音乐的大众传播，也就是说，过去传播过程中非音乐人员出于非艺术动机(商业动机、政治动机和其他动机)而对音乐传播的人为导向、人为干扰也就消失了。在今天的网络音乐传播形势下，今天和未来的音乐家已开始并进一步地获得某种解放。当代音乐人可以不受音乐商品老板的多种制约而随心所欲地进行音乐语言的探索和创造并直接进行全球性的音乐扩散。这是一种创作思想的解放、思维方式的解放、创作行为的解放和音乐传播的解放。在人类的音乐发展历史中，我们会发现，不管过去人们经历的是什么形态、什么种类的精神获释，都会导致新音乐语言的诞生。比如，在欧洲，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从文艺复兴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时期，都会有新的风格、新的语言和新的感觉的诞生。今天，数字时代使作曲家摆脱了在音乐商品时代的束缚，也使我们看到了新时代的一种全新音乐世界的黎明和新世纪音乐语言的曙光。

(二)音乐审美观念的变化

音乐审美观念的变化体现出人们对音乐创作成果、音乐语言的新的追求、新的适应和新的感觉。回顾21世纪以来，人们没有停止过对新的音乐语言的探索和追求。但是因为音乐传播对音乐商品载体的依赖，使作曲家们经历着痛苦与磨难。今天，当作曲家们在个人计算机音乐系统面前时，这种探索和追求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得到了强化。而且，在互联网上，全球任何一个地方的作曲家们都可以自由地相互交流、学习和借鉴。在这样的条件下，那种过去封闭式的音乐构思格局会彻底打破，过去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音乐创作观念会根本动摇。一种来自传统但又不等于传统的全新音乐语言将会诞生。这种新的音乐语言，是在新的数字时代里为适应多种多样的社会音乐需求(广播、电视的栏目，标题音乐，商业广告音乐，计算机软件配乐，各种题材的影视音乐等)而出现的音乐语言。

(三)音乐价值观念的变化

音乐的网络传播时代，就是一个音乐技术传播高度统治与覆盖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它改变了人们以往对社会的终极价值的维护和设定状态，它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生活观和生活态度。在意识形态领域内，音乐丰富的人文内涵日益变成了为技术所驾驭与垄断的东西。人们对音乐的态度，只是一种听觉感官“顺”与“不顺”的信号、符号与外在刺激物，甚至是一种商业利润的设计、吸取和盘剥。在今天的技术传播条件下，在电影、电视、广播、音像制品、通俗读物、流行期刊等大众消费文化的强烈支撑下，网络音乐传播已经进入了极端的唯“我”主义和个人主义、拜金主义领域。

由此产生了商品价值外化的“包装”，对主体人格、精神价值的亵渎和为功利目的的屈从与媚俗。人的音乐价值观已经变化了，大众的审美精神价值消解了。如果说，当代德国学者彼得·维克在《摇滚乐的美学与社会学思考》一书中说摇滚乐“摇翻了贝多芬”的话，那么，在音乐的网络传播时代里，网络音乐“自来水”正无情地冲刷着当代年轻人心中由前辈们口传心授给予他们的东西，正无情地动摇着当代年轻人立足社会、创造社会、发展社会、拥抱社会的基石。

杰姆逊认为，后现代社会里关于时间的概念是和以往的时代大不相同的。形容这一现象带来的是一种新的时间体验，那种从过去通向未来的连续性的感觉已经崩溃了，新时间体验只集中在现时上，除了现时以外，什么也没有。历史的连续性在这里断裂，没有记忆的人们也失去了对永恒的追求。无怪乎有学者认为，体现传统音乐精神的音乐文化是中国当代音乐生态缺失的两极之一。当观众沉迷于MTV影像时，作为时间艺术的音乐无形中已沦为它们的附庸。

三、科技进步改变流行音乐本身

现代传播媒介引发的另一个现代性的问题是关于“复制”与“本真”的问题。本雅明在其重要著作《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认为，技术复制得到了这样一个水准，它不仅能复制一切传世的艺术品，从而以其影响使社会开始经受最深刻的变化，而且它还在艺术处理方式中为自己获得了一席之地。本雅明认为的“以其影响使社会开始经受最深刻的变化”的认识依据是，人们对艺术作品的接受有两种不同的价值层面，一种是侧重于艺术作品的膜拜价值(对艺术极端地恭敬与虔诚)——常见于西方的传统艺术;一种是侧重于艺术的展示价值(获取艺术的实用功能，如休闲娱乐)——常见于西方的大众艺术。在现当代，大众艺术已不可能具备其神圣性和神秘性而只是人们自身形象、心灵、幻想、渴望、追求的观照。本雅明以照相技术为例说明复制时代艺术品“权威”的丧失和在社会影响中的积极意义。

然而，阿多诺在一系列的文论中的阐释与本雅明的观点针锋相对。阿多诺在《文化产业》《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段)》等书中对文化工业、流行音乐的批判，实质上是对艺术复制手段、行为和复制时代的全面否定。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在大众传媒和日益精巧的技术效应的配合下，大肆宣扬带有虚假光环的总体化整合观念。一方面极力掩盖严重物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主客体间的尖锐矛盾，一方面大批量生产千篇一律的文化产品。将情感纳入统一的模式，纳入巧妙包装的意识形态，使人的个性无条件地淹没在平面化的生活方式、时尚化的消费行为和肤浅化的审美趣味之中。文化工业是一场骗局，是一场虚伪的承诺，是一幅可望而不可即的虚假的快乐图画。文化工业用虚假的快乐骗走了、偷换了人们从事更有价值活动的潜能。

阿多诺认为，流行音乐，纯粹是文化工业的商业产物。为此，流行音乐有两个本质的特点:一是标准化，二是虚伪个性化。流行歌曲虽然外表上五光十色，但实质上却是千人一面、万人一腔。但是，流行音乐有一种追求，那就是处心积虑、挖空心思地玩弄所谓的技术效应。

阿多诺与本雅明的争论，其实已经充分地、共同地给我们证明着这样一个事实:艺术复制的出现，已使艺术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单就在音乐文化中，随着唱片工业的发展，音乐的商品性强化，音乐的商品价值呈现出爆炸性地增长，文化经济发展了，资金积累了，一部分人拥有财富了。但是在音乐传播活动中，主、客体之间的透明性在减弱，大量接受音乐艺术的人，是处于和真正的音乐人的高度隔绝之中。在时空的距离下，人们得到的音乐，是一曲已经永远凝固了的音乐、没有生命的音乐、没有人气和心气的音乐。然而，这种复制，使音乐产生了新的功能:经济的功能、更加强化和突出的政治功能和休闲娱乐功能、情感的异化功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