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氏藏书题跋与《善本书室藏书志》

第一节　丁氏藏书题跋与《善本书室藏书志》^[1]

八千卷楼丁氏的藏书活动是相当丰富多彩的，而写作藏书题跋是其中值得关注的一点。正如下文所述，藏书题跋与《丁志》同为丁氏藏书活动的结晶，两者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通过对比分析，不仅可以考见两者的关系，还可以揭示《丁志》编纂过程中的一些以前不为人注意的细节问题。

（一）丁氏题跋的种类与特点

在探讨丁氏藏书题跋与《丁志》的关系前，首先须对题跋本身略作探讨。丁氏留存的题跋数量相当惊人，很可能是题跋存世量最大的清代藏书家。据笔者粗略统计，仅《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的存有丁氏题跋的古籍即达1800余部，考虑到部分书籍中的丁氏题跋不止一篇，再加上流入海外机构或私人藏家的丁氏题跋本，最终的准确数字虽然不得而知，但约为2000篇左右则无问题。而被《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笼统归为丁氏题跋的，实际是两类有明显差别的文字：其一，具有固定体例格式的《丁志》初稿；其二，一般意义上的、采用自由文体的藏书题跋。

两者的差别首先在于形制。《丁志》初稿具有统一的样式：写于浮签之上，然后将浮签粘贴于首册卷首扉叶或首叶^[2]。而后者则无固定位置，卷首尾等空白处均可书写。

其次，《丁志》初稿字迹潦草，不署名，不记写作日期，亦不钤印；而后者笔迹时楷时草，多署名，记日期，间或钤印。

最后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两者的格式内容有明显区别。《丁志》初稿与刊本体例一致，首具书名，下题版本、旧藏，然后另起一行，进入正文；其内容与刊本极为接近，改动基本只有细微处的润色增补。兹举两例：

《竹书纪年》二卷　明刊本　卢抱经校藏

梁沈约附注　明张遂辰阅

右称魏之史，由汲郡人发冢而得，《晋书》具载其事，《隋·经籍志》亦载。沈约之名，世人疑其依托，顾氏《日知录》中往往引以为据，孙之、徐文靖先后考定笺注。此为明时刊本，卢抱经以吴琯、徐文靖两本校勘，有“数间草堂藏书”、“文弨校正”、“卢文弨字绍弓”三印。张遂辰，钱塘隐士，后人因其所居而称张卿子巷者也。（浮签初稿）^[3]

《竹书纪年》二卷　明刊本　卢抱经校藏

梁沈约附注　明张遂辰阅

右称魏之史，由汲郡人发冢而得，《晋书》具载其事，《隋·经籍志》亦载。沈约之名，世人疑其依托，顾氏《日知录》中往往引以为据，孙之、徐文靖先后考定笺注。此为明时刊本，卢抱经以吴琯、徐文靖两本校勘，有“数间草堂藏书”、“文弨校正”、“卢文弨字绍弓”三印。张遂辰，字卿子，钱塘隐士，精医理，后人因其所居而称张卿子巷者也。（《丁志》卷七）

《秋岩诗集》二卷　馆底本

元陈宜甫撰

焦竑《国史经籍志》载陈宜甫《秋岩集》一卷，下无注语。馆臣从《永乐大典》辑编二卷，并考宜甫为闽人，元世祖时为侍从，成宗时又为晋王僚属。其诗多与卢挚、姚燧、赵孟頫、程钜夫、留梦炎诸人相倡和。诗则抒所欲言，自有雅音。卷首有翰林院印，中有涂改之笔，似馆中底本也。（浮签初稿）^[4]

《秋岩诗集》二卷　旧抄本

元陈宜甫撰

焦竑《国史经籍志》载陈宜甫《秋岩集》一卷，下无注语。馆臣从《永乐大典》辑编二卷，并考宜甫为闽人，元世祖时为侍从，成宗时又为晋王僚属。其诗多与卢挚、姚燧、赵孟頫、程钜夫、留梦炎诸人相倡和。其诗则抒所欲言，自有雅音。卷首有翰林院印，中有涂改之笔，盖馆中底本也。（《丁志》卷三三）

可见，浮签初稿与《丁志》刊本相较，修改的幅度很小，近乎不易一字。而丁氏的藏书题跋则不拘于固定格式，内容丰富多样，兹以《王文正公遗事》一书为例：

许丹臣心扆为叶九来先生婿，藏书具有渊源。是册尾题“与内子话旧”，卷前有叶氏藏书印，当为奁中物也。余藏《陆甫愚先生文集》亦有丹臣题“康熙壬辰六月十八日校正”一行，乃后两载所记者，何幸熊鱼兼获耶！光绪七年七月七日曝书偶记，八千卷楼丁丙。（丁丙题跋）

《王文正公遗事》一卷　明刊本　许丹臣藏书

前有王文正公幼子素序。素字仲仪，举进士，历官工部尚书，谥曰懿，《宋史》有传。是编晁氏《读书志》作四卷，凡五百条。陈氏《书录解题》作一卷，与此本合，则南宋时已经删节矣。有“叶氏藏书”、“荣甫世藏”、“心扆之印”三印。后有“康熙庚寅七月廿九日曝书检及，补印小凤图记，时年五十有二，内子书将另录目。昨秉烛话旧，驹隙堪惊，丹臣识于霏玉轩瓶兰北窗”。丹臣姓许，松江人，叶九来先生婿也。玩其题记，当为奁中物耳。（《丁志》初稿）^[5]

尽管初稿与丁丙题跋的描述对象均为“许丹臣旧藏明刊本《王文正公遗事》”，但初稿格式齐整，具载书名、卷数、版本、藏印、序跋次序及序者、旧藏者生平仕履等著录要件，再利用《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考订卷数，并录旧藏者许丹臣题跋。丁丙题跋则天马行空，主要记述了许丹臣藏书与叶九来的渊源关系，且斜逸旁出，述及八千卷楼藏书中另一部曾经许丹臣收藏的《陆甫愚先生文集》，但对《王文正公遗事》的版本学著录要件却付之阙如。将这一现象予以概括，则可得出如下结论：《丁志》初稿明显依照清代藏书志通行的体例格式而作，丁氏题跋则与清代藏书家如黄丕烈等人的题跋如出一辙，文体、内容均相当自由。

《丁志》初稿追求格式体例统一，写成之后，以浮签贴于首册卷前，既可防遗失，也便于最终汇编成书。题跋则是信手而成，雍容从事，散记得书由来、版本源流、故旧逸事，无需追求体例格式上的统一；至于加钤图记，更是藏书家多有的闲情雅趣。

一般来说，但凡题写于藏书之上、以文献学眼光考述书籍各方面情况的文字均可称之为题跋，从这一角度宽泛而言，《丁志》初稿当然可以称为题跋；但正如上文所述，若从文体格式的角度更严格地审视，《丁志》初稿与题跋存在着明显差别，是应予以区分的。

（二）丁氏题跋与《丁志》的编撰过程

笔者之所以不惜篇幅地论述《丁志》初稿与丁氏题跋的区别，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提示两者间的差别，而是为了进而论述两者间的联系。如所周知，藏书家的藏书活动是持续时间相当长的动态过程，鉴定书籍版本则与藏书活动相始终，是这一过程中极重要乃至居于核心的组成部分；而藏书志的写作一般是在收藏活动的晚期。当然，藏书志的首要任务是鉴别版本，因此与藏书家日常的版本鉴赏密不可分。具体言之，从时间维度来看，两者具有传承关系；从表现形式来看，藏书志是日常版本鉴别活动的最终结晶；从形态来看，呈“分散—集合”的态势。因此，研究藏书志的理想方式是将其置于藏书活动的语境下予以考察，这样就能更好地展示从“分散”到“结晶”的演化脉络，探索出藏书志编撰体例的“内在理路”。

可惜的是，限于材料，并非所有的藏书志都可以按照这一构想进行研究。幸而由于《丁志》初稿和丁氏题跋的大量留存，使我们可以按照这一思路研究《丁志》。具体而言，就是将作非一时、信手而成的丁氏题跋作为丁氏日常书籍鉴藏活动的史料，与《丁志》这一“最终结晶”比对、互参。

1．《丁志》对丁氏题跋的利用

丁氏的藏书活动历时数十年之久，《丁志》的编撰却始于甚晚。据《丁目》孙峻序：“乙未（光绪二十一年）春，丈（丁丙）有善本藏书志之作……阅三年毕事。”^[6]

《丁志》篇幅达四十卷，字数有数十万之多，收录善本2666部^[7]，在三年间完成初稿，就时间而言，相当紧迫。因此剪裁序跋，熔冶旧说，在所难免。严佐之指出：“丁志载录文献有两种情况。一种注明摘自原书序跋、藏书题识……另一种没有注明是哪一家的文字，乍看以为是丁丙的考订心得，其实大多是抄录、摘节或改写别人的东西，采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者尤甚。”^[8]

除摘录诸家书目及原书序跋题识之外，《丁志》当然也会利用丁氏日常书籍鉴藏活动的成果——藏书题跋，将其改造成格式齐整的书志解题。这种情况相当多见，兹举南图藏明嘉靖刊本《周易赞义》为例：

谨案《浙江采集遗书总录》题：“《周易赞义》六卷、《系辞上传》一卷，以下阙。”刊本与此合。此即竹垞著《经义考》所阅本。岂郑本未刊竣耶？不然，何范朱所藏，同属刊本，阙卷又适相符耶？兹所阙仅《系辞下》及《序卦》《说卦》《杂卦》等传，不应尚有十卷，与原序十七卷亦不合。或刻时归并欤？然未可以残阙少之耳。光绪三年七月十二日循俗迎祖灯下检记。八千卷楼主人。^[9]

《周易赞义》七卷　明嘉靖刊本　朱竹垞藏本

前有嘉靖三十五年朱睦序，云溪田先生自卿寺谢归，雅志著述，谓《易》为六籍之原，发凡起例，求诸儒同异，得十万余言，釐十有七卷。南泉公名俊，泾阳进士。葵山公名纲，莆田进士。二公以经术饰吏事，盖有合于是编，特为表章云。又有郑序及理自序。理字伯循，三原人，正德甲戌进士，官南京光禄卿，《明史》有传。是书先为门人庞俊缮藏，继为郑付梓。惟序称十七卷，而此仅七卷，所阙止《系辞下》及《序卦》《说卦》《杂卦》等传，不应尚有十卷。或刻时归并者欤？竹垞著《经义考》，即据是本。未可以残阙少之耳。（初稿）

《周易赞义》七卷　明嘉靖刊本　朱竹垞藏书

前有嘉靖三十五年朱睦序，云溪田先生自卿寺谢归，雅志著述，谓《易》为六籍之原，发凡起例，求诸儒同异，得十万余言。公以经术饰吏事，盖有合于是编者，特为表章云。又有郑序及理自序。理字伯循，三原人，正德甲戌进士，官南京光禄卿，《明史》有传。是书先为门人庞俊缮藏，继为郑付梓。惟序称十七卷，而此仅七卷，所阙止《系辞下》及《序卦》《说卦》《杂卦》等传，不应尚有十卷。或刻时归并者欤？竹垞著《经义考》，即据是本。未可以残阙少之耳。（《丁志》卷一）

比对可知，初稿与《丁志》解题大致相同，除节抄原书序文外，解题中“《经义考》即据是本”的论断以及对卷数的推测，实际都袭自丁申光绪三年手跋。

类似的情况还发生于明刊本《堪舆仙传四秘》，不过被利用的则是丁丙手跋：

此四种葬书，收《四库》。《披肝露胆经》，附《存目》，题刘基撰。此题宋赖文俊撰。《提要》所称“笔架科名应有分，满床牙笏世为官”等句，此本作“笔架三台卿与相，满床牙笏世为官”。后所称附南北平阳论数条，此本亦无附入。或尚是原本欤？杨筠松著有《撼龙经》、《疑龙经》、《葬法倒杖》、《青囊奥语》、《天玉经内传外编》，无《安门秘法》，或即各著内摘出之种欤？吴望江《造福秘传》，《地理大全》中亦不收此种。东南兵燹，书卷荡然。是帙犹明刊本，较坊刻恶抄，胜逾数倍，亦可宝也。田园。（丁丙手跋）^[10]

《堪舆仙传四秘》四卷　明刊本

右《堪舆四秘》，一为郭景纯《葬书古本》，收入《四库》者也。一为《赖布衣披肝露胆秘诀》，江右赖文俊撰。《四库附存》则题刘基撰。《提要》所称“笔架科名应有分，满床牙笏世为官”，此本作“笔架三台卿与相，满床牙笏世为官”。后所称附南北平阳论数条，此本亦无。或尚是原本。一为杨筠松《安门秘法》，筠松著有《撼龙经》、《疑龙经》、《葬法倒杖》、《青囊奥语》、《天玉经内传外编》，无《安门秘法》，或于各著内摘其要欤？一为吴望江《造福秘传》，《地理大全》中亦不收此种。有申时行撰序。望江名天洪，歙人，自称了隐，有万历辛巳自序。郭书题“古杭张文介惟守校”，赖书题“钱塘希谷张尚方校”。封面中题“河南张氏梓行”。葬书皆坊刻恶抄，此尚是明刊，存以备考。（《丁志》卷十七）

解题的考订内容乃至行文都与丁丙手跋形似神肖，只是文句略有润色，更加清晰通畅而已。

以上举利用丁申、丁丙题跋各一例，以下再举利用子侄辈的丁立中题跋的一例。南图藏明刻本《素轩集》前有丁立中手跋及浮签初稿：

沐昂字景颙，黔宁昭靖王之子，以左都督镇守云南，卒赠定边伯，谥武襄。《静志居诗话》：定边平麓川之寇，威著西南，而能以余暇留情文咏，辑明初名下士官于滇及谪戍者自邾仲经以下二十一家诗凡二百五十首，目曰《沧海遗珠》。杨东里序之，谓当时选录诸家，刘伃肩过略，王偁虽精且详，犹未免有遗。惟沐公所择，和平婉丽，可玩可传。其赏识若此。（跋一）

《天一阁书目》：《三轩诗集》。明左都督总兵云南定边武襄伯沐昂著《素轩诗》十二卷，锦衣副千户沐僖著《敬轩诗》四卷，右都督总兵云南沐璘著《继轩诗》十二卷。裔孙黔国公沐崑重刊。嘉靖三年滇抚黄岩王启序曰：沐氏起白昭靖武，襄佐太祖太宗，继世上公。所谓三轩者，则素轩、敬轩、继轩也，各有诗行于世。顷者故黔国公讳崑重梓未就，厥嗣笃字世贞始成厥志。今袭黔国公笃庵又能益武而文，予叨抚滇南，得与笃庵朝夕聚，而获睹其所为《三轩集》，顾不幸欤！又有何孟春序。武林平沈后序。（跋二）

光绪乙未春日得此书于汪氏。检阅各家书目皆不载，及见《天一阁书目》，始知为《三轩集》之一。考《万姓统谱》，昂谋远过人，任思发叛，昂以都督统兵征剿，捣其穴，贼遂平。留镇云南，号令严明，夷人詟服，边徼肃然。弟璘读书工诗，抚治有方，夷人悦服。又案《文瑞楼书目》，《素轩集》刻于天顺年间，行世已久。嘉靖时，故黔国公崑因旧板脱裂，乃辑所未备，再梓焉。是册前后无序，殆书贾因三轩不全而割裂之欤？安得使《敬轩》、《继轩》二集复出，珠联璧合，同登诸八千卷楼耶？和道人丁立中谨记于宜堂。（跋三）

《素轩集》十二卷　明刊本

明沐昂撰。昂字景颙，黔宁昭靖王之第三子，定远忠敬王之弟。以左都督镇守云南，正统间讨平麓川之寇任思发，威著西南，余暇留情文咏，辑明初名下士官于滇及谪戍者自邾仲经以下二十一家诗凡二百五十首，曰《沧海遗珠》。杨东里序之。与其子锦衣副千户沐僖、孙右都督总兵沐璘武纬文经，并著声绩。《天一阁书目》及《文瑞楼书目》均载，僖字可昭，著《敬轩集》四卷，璘字廷璋，著《继轩集》十二卷，世称《三轩集》。而《千顷堂书目》则单列《素轩集》，岂单有专行之本，与此帙相合欤？惟《文瑞楼记》称《素轩集》刻于天顺间，行世已久。嘉靖时重梓。是册前后无序跋，岂书贾因三轩不全而割去欤？抑为先时单刻欤？（浮签初稿）

丁立中似乎对此明刊《素轩集》钟爱有加，考之再考，连撰三跋，而《丁志》则将立中陆续考得的见解杂糅成文，这便是前文所谓藏书志是平日考订活动的“结晶”之明证。以上两例可以充分说明：丁氏平时书籍鉴藏活动的成果——藏书题跋，是《丁志》撰写时可资利用的依据和材料来源之一。

2．《丁志》对丁氏题跋的改造及其原则

《丁志》在撰写解题时不仅利用了丁氏题跋，更值得注意的是其对丁氏题跋的改造。兹举南图藏嘉靖刊本《升庵长短句》为例：

升庵词集未收《四库》，未入附存。《太史全集》八十一卷中亦未编入。惟《天一阁书目》有《升庵长短句续集》三卷、《玲珑倡和》二卷《附刻》一卷、《乐府拾遗》一卷。右册虽无《玲珑》以下诸刻，却多《正集》三卷，尤可宝也。修甫侄从书摊上购回，喜而记之。斋头适悬钱叔美摹太史画像，题云：先生像滇南有三本，一在永昌铁树岭，作道士装，一在大理写韵楼，作处士装，一在昆明陆尔玉家，作冠冕装。盖万年为弟子所摹，存其观也。兹摹晚年本。瞻像，广颡疏髯，眉目宽阔，神采如生。洵足与此词相辉映耳。光绪辛巳午月尾丁丙识。（丁丙手跋）^[11]

《升庵长短句》三卷《续》三卷　明嘉靖刊本

明杨慎撰。升庵词集未收《四库》，《全集》八十一卷亦未编入。惟《天一阁书目》有《升庵长短句续集》三卷、《玲珑倡和》二卷《附刻》一卷、《乐府拾遗》一卷。此明嘉靖陆氏刊本虽无《玲珑倡和》以下诸刻，然多《正集》三卷。有唐锜及杨南金序，后有临安王廷表跋，次又列“门生楪榆韩宸拜书”、“门生南华李发重刻”两行。《续集》三卷则不知谁所编辑也。（《丁志》卷四十）

《丁志》基本袭用了丁丙题跋对该本的描述，但增补了序跋次第，并删去了由杨慎画像而引申出的一段。此处体现的改造原则是：凡题跋中与本书版本考订无直接关系的文字，即予删除，而加强对书籍版本要件的描述。

又如南图藏《成化杭州府志》的浮签初稿末尾有“光绪二十一年□□□□（此四字字迹不清）记于八千卷楼上。距成化乙未成志之时，已四百二十年矣”一句，大有时光荏苒，旧本得之不易的感叹《，丁志》刊本则删去了此句。此处的改造原则是：只求客观描述，而削弱抒发感慨的主观色彩。

限于篇幅，笔者不再举出更多的例证。由上举两例，可知《丁志》对丁氏题跋改造的基本原则是：加强书籍特征描述的针对性和客观性，削弱主观的感情色彩。

要理解这一原则，必先理解藏书题跋和藏书志的不同特质和目的：前者是相当自由的文体，写作时兴之所至，凡有关书籍的源流、内容、递藏、逸闻均可谈及，并无任何限制，目的在于抒写藏家的雅人深致；后者则是具有格式和体例限制的著作，目的在于客观描述书籍的版本学特征和要件，鉴定版本，发覆其文献价值。

因此，虽然藏书题跋与藏书志均系书籍鉴藏活动的产物，在术语使用及版本鉴定的基本方法上也无二致，但撰写藏书志时利用藏书题跋，并不能简单地照搬汇录，而必须按照藏书志的体例要求进行客观化改造，即按照固定格式，补足书名、卷数、版本、著者、旧藏者、序跋次第及旧藏印等必备的著录项。行文风格必须板正客观，不求文采夺人；必须专注于介绍、考证书籍本身，任何发散性的题外话和主观色彩浓重的感慨则无存在的必要。这其实已是藏书志编撰体例方面的共性问题，《丁志》初稿和丁氏题跋的存在，恰为思考这一问题提供了极佳史料。

3．丁氏题跋与《丁志》未收书

笔者还发现存在有已写成初稿，最终却未收入《丁志》的情况。如南图藏明刻配清抄本《刘宾客文集》卷首有扉叶跋、浮签跋各一则：

《刘宾客文集》修甫配以明初刊《中山集》残本七卷、季沧苇影抄宋本十五卷，益以新抄八卷，合成三十卷，并以王西庄抄藏《别集》十卷足之。装订整齐，亦可称百衲本也。光绪丁亥闰四月二十三日田园□□。（扉叶跋，末两字模糊不清）

《刘宾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　抄配本　季沧苇王西庄藏书

唐正议大夫检校礼部尚书兼太子宾客赠兵部尚书刘禹锡撰

右文集以明初刊《中山集》残本七卷、季沧苇影抄宋本十五卷，益以新抄八卷，合成三十卷，又以王西庄抄藏《别集》十卷足之。装订整齐，亦可称百衲本矣。（浮签跋）

可以看出，浮签跋以扉叶跋为蓝本，略易数字，并变换格式以与《丁志》一致，显然即为《丁志》初稿。可以推测，此书原本将如同上文所举各例，经过“题跋—初稿—刊本”的逐次修改，收入《丁志》。而《丁志》最终未收此书，若非由于疏漏，那么就是有意将其剔除。这类已完成初稿但最终《丁志》未收的情况并非孤例仅存，民国时任国学图书馆馆长的柳诒徵，经过检点八千卷楼旧藏，也发现“丁先生藏书，于普通习见之本，第钤印记，不标签语。审为善本者，则剪矮纸，手书提要，粘之封面里叶，汇入《藏书志》中……如《古周礼释评》，如明刊《释名》，如《金史补》，亦均有签记，未载《藏书志》”^[12]。若不全是由疏漏所致，那么就说明在最终成书时，编纂者对所收录的书籍进行了选择取舍。

《丁志》是善本解题目录，取舍的标准自然是为善本否。若能全面调查现存的丁氏题跋，择出此类已完成初稿但最终《丁志》未收者，就可以推定出《丁志》原始的收录计划；进而再与收入《丁志》者进行比较，便可深入探讨《丁志》择取善本的标准究竟如何，与丁丙自定的四条善本标准——“旧刻、精本、旧抄、旧校”相比，在编纂过程中是否有游移。这样就能对《丁志》的编纂体例和丁丙的善本观做出更全面精确的结论。

（三）小结

尽管并非所有收入《丁志》的书籍都先经过丁氏题跋，再据以写作初稿，最终收入《丁志》（事实上完整经历上述步骤的书籍非常有限），但如上所述，丁氏藏书题跋与《丁志》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对于考察《丁志》的编撰过程具有重要价值。具体而言，其功用有三：

其一，丁氏题跋是《丁志》的重要参考来源之一。如上文所述，《丁志》参考、利用了题跋的考订成果和成文。我们可以由此进而考察丁氏日常鉴藏活动与其藏书志撰写之间的联动关系。

其二，《丁志》在利用题跋的同时，又对其进行了改造。其主要原则是去除主观情感色彩，强化客观描述。这为我们深入探究藏书志体例和编纂思想提供了极好的例证。

其三，《丁志》在最终成书时，曾弃用了部分初稿。这为我们深入考察《丁志》的善本标准提供了进一步的空间。

要言之，丁氏藏书题跋与《丁志》初稿在时间上具有连接性，在内容上具有承续性，为我们将藏书志写作置于日常鉴藏活动的语境下，以整体、联动的视角予以考察，提供了大量连续性证据。

以上归纳的三点，还仅仅是就丁氏个案研究而言。事实上，研究清代藏书史，无法略过八千卷楼丁氏不谈。丁氏藏书题跋中大量关于搜访书籍、友朋交游、版本考订、故旧逸闻的记载，是考察丁氏乃至整个晚清藏书史、文献史的珍贵一手史料。因此，大量存世的丁氏题跋是藏书史、文献史的史料渊薮，有着极为珍贵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