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失业率控制在多少

一般认为，在国民收入两个分配层次中，初次分配倾向于效率，收入分配差别既是市场效率的源泉和动力，也是市场效率的结果。但收入分配差别过大，有悖社会公平，损害市场效率。因此，政府在经济活动之外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进行有效调节。所以，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市场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和个人生活的幸福。作为财经记者，必须掌握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这一基本特征，在新闻报道中凸显居民、政府和企业多方话语。

一、失业率

失业率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词。因为失业率反映的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家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说，当失业率达到10%时，政治家们可能就会失去理智。由此可见失业率这个数据的重要性。失业率甚至被称为所有经济指标的“皇冠上的明珠”，是经济环境中最为敏感的经济指标。

目前，国际上通用的失业率概念，是指失业人数同从业人数与失业人数之和的比例关系，反映了一定时期内可以参加社会劳动的人数中实际失业人数所占的比重。国际上通常将失业率7%作为临界点，超过7%就视为进入警戒区间。我国目前使用城镇登记失业率概念。它是指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同城镇从业人数与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之和的比例关系，其中，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是指有非农业户口，在一定的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无业而要求就业，并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进行求职登记的人员。城镇登记失业率的计算公式为:

失业率问题受到了许多媒体的关注。不过目前对于失业率的统计数据并不统一。2008年12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称中国城镇失业率攀升到了9.4%，已经超过了7%的国际警戒线;而2009年3月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2008年城镇登记失业率是4.2%。两相比较，前后数据竟相差一倍。学界和民间更有“2009年预计中国失业率是14.2%”，“中国失业率严重失真，实际失业率已达到33%以上”等听起来颇为担忧的数字。失业率数据差距如此之大，引发了媒体的广泛报道。媒体不仅详细报道了为何两者数据差距很大、哪种数据更可靠等问题，同时还呼吁要废除“城镇登记失业率”，实行“城镇调查失业率”。“城镇调查失业率”是国际劳工组织通用的一个指标，是反映城镇常住经济活动人口中，符合失业条件的人数占全部城镇常住经济活动人口的比率。^[12]

近年来，伴随经济发展，中国劳动力供需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也已显现，转轨就业、青年就业、大学生就业、农村转移就业等问题日益突出。大学生就业和农村转移就业尤其成为媒体报道的重要内容。

二、贫困

中国科学院完成的《2012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提出，中国发展中的人口压力依然巨大，按2010年标准，贫困人口仍有2688万，而按2011年提高后的贫困标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300元人民币/年)，中国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13]贫困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阻碍，也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贫困地区的教育、医疗、卫生、交通、饮食、住房、日常生活等方面都存在很多的问题。如2012年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正式发布的《中国儿童少年营养与健康报告(2012)》显示，在贫困地区，农村学生普遍“营养贫困”，近一半的学生不能保证每天吃上3顿饭，47.6%的农村学生每天只能吃到两顿饭，其中有66.4%的学生不吃早餐;在一个月内，有1/3的学生吃不到肉，2/3的学生吃不到鸡蛋，80%的学生喝不到奶，39%的学生不吃豆类，35%的学生每天只吃一种蔬菜，主要是土豆、白菜和萝卜等，多数靠自带的咸菜、辣椒酱，甚至盐拌饭。^[14]近年来，政府部门、社会公益机构、爱心人士和媒体都对贫困给予了非常多的关注，提供了许多的帮助，扶贫力度也在进一步加大。然而，彻底消灭贫困仍然是一个任重道远的工作。

不过，一说到贫困人口，我们总会想到农村和欠发达地区。这些地方成为媒体报道的重心，如贫困地区的儿童上学、营养早餐、留守儿童、看病难、出行难等问题。但是，近年来，一些媒体不仅仅关注农村和欠发达地区，也将目光转移到了城市的贫困问题和城市的贫困人口生存状况。《瞭望东方周刊》就曾对中国城市贫困现象进行过深入的调查报道:

中国城市有多少穷人

米艾尼　颜葵

显然，中国到底有多少城市贫困人口是一个既重要、又无需过分强调的问题。根据8月5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这个数字是5000万人。

宋迎昌对《瞭望东方周刊》解释说:1990年以前，中国的贫困问题主要体现为农村贫困。目前城市贫困人口应该分为三部分人:进城农民工是典型的城市贫困人口，国企改革的下岗职工是第二部分人。离开原岗位之后，他们因为文化程度、年龄等原因很难找到工作。

“第三部分是一部分刚毕业的大学生，被普遍称为‘蚁族’，他们的收入不能支撑日常生活。”数周来一直受到质疑的宋迎昌解释说，根据2010年第四季度公布的数据，中国进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2311.1万。城市贫困人口通常是享受低保人数的2倍多，在城镇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在7.5%至8%之间。

若按8%的比例计算，目前中国城镇贫困人口大约是5000万人。

乡村为城市“贡献”了大量贫困人口。“城市每年消化1000万农村人口，这部分人里有百分之八十属于贫困人口。”宋迎昌认为，农民工的迁移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贫困人口的迁移。事实上，许多农村的殷实之家，也很难在城市相对高的物价中很好地生活。

“目前大多数有户籍的城市贫困人口，都已经进入40岁或者50岁，还有10年左右也要退休了。现在这部分人生活艰难，收入水平和居住条件都比较差。他们进入退休年龄以后，总量不会增加，但是他们在城市里的影响很大。”宋迎昌认为:“对社会稳定而言，他们是敏感的一群人。”

在现有制度下，这些人其实能够享受一些援助政策，比如就业培训、贫困救助补贴、廉租房等，“他们比外来非户籍人口处境相对好一点，但是心理仍旧不平衡。跟本地中、高收入阶层比，他们觉得自己好像是被时代抛弃了一样，”他说。

此外，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也相当突出，导致了所谓“蚁族”。“现在我们国家的城市化率约50%，城市化率到达75%以上就算是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因此，我们的城市化进程还要经过30年时间。”这位城市问题专家认为，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加也要延续30年。

(《瞭望东方周刊》2011年第34期，本部分为节选)

这篇报道包括四个部分:城市贫困人口的构成——三种人;贫民的态度——平时忍耐力很高，一旦突破底线就可能会有超乎寻常的爆发;政府角色——尽量调低低保补助;扶贫的空白——包括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内，各大扶贫机构都没有城市扶贫的项目。正是对这四个方面的分析，中国城市贫困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关注。

三、收入差距与基尼系数

与1.28亿的贫困人口相对应的是中国富人阶层的不断膨胀。截至2010年底，除香港、澳门、台湾之外的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千万富豪人数已达96万人，相比去年增长9.7%。北京有17万个千万富豪，排名第一;广东有15.7个千万富豪，排名第二;上海有13.2万个千万富豪，排名第三。^[15]胡润研究院所做的一份针对中国千万富豪的报告显示，受访富豪中有25%每年花费在100万元以下，57%的富豪每年花费在100万～300万元之间，花费达300万元以上的富豪占18%。受访富豪最大的消费是奢侈品，这直接导致了国内奢侈品消费市场的火爆。^[16]对比中国人看病难、买房难、上学难和“富豪一掷千金”以及“穷人区富人区”的争论，可以看出，中国的贫富差距已不能忽视。这种鲜明的对比，进一步暴露了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的某些问题，彰显了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目前，衡量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标为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或称洛伦茨系数)是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茨曲线提出的衡量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一个指标，通常用字母G表示，其值在0和1之间。G越小，表明收入分配越是趋向平等;反之，收入分配就越是趋向不平等。一般认为，0.4以上的G值表示收入差距较大，当G值达到0.6时，则表示收入悬殊。近些年来，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正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聚焦民生》显示，目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比为3.23∶1，成为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早在2005年，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中国名列其中。而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一般是在1.5左右。^[17]

然而，这样一个国际上通行的指标却因为中国的特殊国情，引发了专家和媒体的讨论，经济学家、政府和普通群众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理解。经济学家厉以宁曾提出，中国是个二元经济的国家，城市和农村的经济结构不同，生活方式的差别很大，不能笼统地用基尼系数来说明问题，应按中国现阶段城乡二元经济的情况来分析;学者薛兆丰甚至认为:“贫富分化，是否一定是坏事?盖茨确实比我富裕，但假如不让他富裕，我们每个人都会更穷。实施一刀切的劫富济贫政策，会否打击了社会的进步力量?”然而普通人认为，假如我们能够到街头蹬三轮、摆小摊、给别人打小工的人中间走一走，到仅仅靠父母的退休金生活的家庭中问一问，甚至深入乡村那些依然住在几十年没有翻新的房屋里，家中的收入仅仅是过去一年卖出的几只鸡蛋的农民中间，与他们聊一聊，或许我们才有可能得出更真实的结论。^[18]

除了总体的贫富差距外，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我国收入差距还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行业、企业间工资差距扩大。2010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36539元;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20759元。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金融业，70146元;最低的是农林牧渔业，16717元。最高与最低之比为4.2∶1。上世纪80年代，我国行业间工资收入差距基本保持在1.6～1.8倍左右。世界上多数国家行业间差距在1.5～2倍左右。企业间工资差距更大。2010年调查上海某银行员工工资及奖金人均为29.66万元，员工的其他福利人均6.08万元，合计35.75万元，是当年城镇单位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10倍。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2010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109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5919元，二者之比达3.23∶1。1990年，这一比例为2.2∶1。世界上多数国家这一比例在1.6以下。

——地区收入差距扩大。2010年，平均工资最高的上海市为66115元，最低的黑龙江省27735元，最高最低之比为2.38∶1。1990年我国地区间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比为1.84∶1。

——企业高管薪酬与普通职工收入差距扩大。据统计，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平均值2010年为66.8万元，是当年全国平均工资的18倍多。而部分私营企业、简单劳动者的工资偏低。2010年，城镇私营单位中的住宿餐饮业、农林牧渔业、公共管理社会组织三个行业中就业人员月均工资收入在1461元以下，不到城镇单位企业在岗职工的一半。

(白天亮:《中国行业收入差距4.2∶1政府调控不可或缺》，《人民日报》，2011年12月2日。)

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社会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将会影响到发展的可持续性。在这种宏观背景之下，在坚持过去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过程中应更加注重公平。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认为解决公平问题本身就会带来效率的提高:“为贫困家庭提供保健服务和充足食品的计划将增进生产率和效率，而不是减少产出。打破今天的贫困恶性循环，我们明天就能改进贫困家庭儿童的技能、人力资本和生产率。”

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与完善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在此背景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将以保障与改善民生为核心内容的社会建设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不断提高保障水平，全方位满足国民对社保及相关服务的需求意义重大。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相衔接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普及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进一步加强，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试点工作顺利推进。但是，不可否认，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完善，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社会保险主要覆盖的还只是城镇职工，大量农民、城镇居民仍徘徊在制度之外;老龄化给养老保险带来巨大冲击，如何保证资金充足也是需要研究的课题;医疗保险为百姓求医问药提供了基本保障，但百姓还希望医疗费用降一降，保障水平提高一些。

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关系着社会里每个人的安全感和幸福指数，是切实关系民生的大问题，历来是社会和政府关注的热点。在2012年全国“两会”即将召开之际，《人民日报》政治文化部和人民网联合推出大型网络调查“2012两会调查”，在十大候选项热度排行榜上，“社会保障”成最大热门。截至2月29日晚调查结束，“社会保障”以25万票连续第三次蝉联热度排行榜榜首。其中，社会养老及现行的养老金“双轨制”再度成为网友关心、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关注以及媒体热议的焦点。在网民留言中，要求取消“双轨制”的呼声鼎沸。其余的九大热点话题有收入分配、医疗改革、社会管理、教育公平、“三农”问题、反腐倡廉、物价问题、食品安全、房价调控等。“中国证券报2012年两会网上调查”结果显示，收入分配、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成为网民关注的热点话题，分别有10.46%和8.88%的网友投票，排在楼市调控和房价问题之后。2012年2月29日的新华网头条正是《关注社会养老:慢慢变老，怎么浪漫得起来》，并以《“未富先老”呼唤社会化养老体系》、《网民期待既“有钱花”又“敢花钱”》等系列文章对社会保障和养老话题进行深度剖析。3月2日的《人民日报》也以“聚焦养老”专题形式对此进行报道。“社会保障”热度的飙升，是民心所向，更是政府应该努力的方向。^[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