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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电视与国家道德价值取向构建(下集)

时间:2022-04-27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教育电视与国家道德价值取向构建(下集)主题:教育电视台在国家道德价值取向构建中的位置与责任主持:紧跟时代脉搏,承担社会责任。各位好,欢迎您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建台20周年台庆系列节目《教育电视与社会和谐》电视系列论坛。我们本期论坛的话题是《教育电视与国家道德价值取向的构建》。

教育电视与国家道德价值取向构建(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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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教育电视台在国家道德价值取向构建中的位置与责任

主持:紧跟时代脉搏,承担社会责任。各位好,欢迎您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建台20周年台庆系列节目《教育电视与社会和谐》电视系列论坛。我们都知道,和谐社会始终是在人与人之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候,这个主体始终是人。所以说在国家道德价值取向的构建时候,教育可以引导我们每一个人去逐步提高他的道德水平,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教育电视的从业者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教育媒体又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我们本期论坛的话题是《教育电视与国家道德价值取向的构建》。关于这个话题我们的两位嘉宾在上一期节目当中,都发表了各自的精彩观点,他们分别从电视文化价值取向和国家道德价值取向方面,进行了非常深入的阐述。下面我们请他们进一步来给我们做通俗的讲解。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他们,第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北师大艺术教育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周星教授,欢迎您周教授。

周星:你好。

主持:还有一位是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博士生导师,北大电视研究中心的常务副主任,俞虹教授。

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这20年飞速发展,世人瞩目。用周教授的话说,是一个高速飞奔的列车。我们现在向小康社会迈进,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道德水平,全民的道德水平,是不是也达到了小康?

周星:在我看起来,经济发展是一个硬的指标,人类的发展当然要不断地靠经济发展,得到物质生活满足,来满足我们日益增长的需要,但发展实质上后面还隐藏着一个很抽象的东西。中央现在所提出来的社会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真正发展的目标还包括另外的东西,那就是和谐,就是人际之间的和谐、社区的和谐、国家的和谐。除了经济以外,还应该有法律,维持社会的安全,另外一个就是文化和道德建设。

主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周星:对,这两个平衡,才能使经济发展走得更加平稳,朝着正确的目标就是我们所说的和谐前进。可以说,和谐社会或者是小康社会,不能是单一的经济指标,达到一定的物质满足之后,那么生活的美满度,人际之间关系的和谐度,以及社会的稳固度,这都是我们所说的道德建设,或者道德的小康,或者说人际之间的,你刚才提到的和谐的小康的真正含义。应该承认,高速发展的路上还可能有各种颠簸,这就提出来道德建设的问题,就是这种文化的小康,或者说人际生活的小康的东西,并不是完全地实现了,还是需要持续地建设。

俞虹:中国电视的发展,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今天,我们媒介环境变了,我们的媒介语态也变了,我们的媒介传播的内容都在变化。但是同时我们所生存的环境也在更大地影响着我们周围的人、社会、国家甚至世界。那么回到刚才你说的就是,我们中国的国家道德价值取向的建构,确实在今天提出有它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在中国的整个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的GDP上去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确实上去了,但是事实上我们付出了很沉重的代价。我们消耗的能源,我们环境的污染,我们人的精神文明从某种角度上的缺失,它实际上和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比,是既有发展,也有倒退的,就是以前我们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纯净,或者相对的单纯,到今天的这种复杂,我们以前非常崇尚的共性的社会,大家一致的那种共性的英雄主义时代,到今天的这种崇尚个人个性和差异化的追求,就是当每个人非常注重自己的时候,自己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是否真正地捆绑在一起?我们今天提出“八荣八耻”,其实我觉得“八荣八耻”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记住,背下来“八荣八耻”是什么,但是每一个人的人格魅力,你的价值取向,你的审美观,实际上应该真正融入到这样一个基本的范畴当中。“八荣八耻”,它应该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精髓的提炼,又是我们现时代文化精神的一种体现。所以它这里面包含的东西非常多,作为媒体,我们是不应该整天空喊口号的。

主持:我们不可能每天告诉大家口号。

俞虹:其实很多东西是从点滴开始,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刚才讲了中国教育电视台,我非常希望它是真正具有一种自己气质的电视台,有自己品质的电视台。而这种品质的电视台,它就让我们想到一个人,它应该是怎样一个人?它肯定不是活蹦乱跳的时尚的年轻人,有的电视台它可能就是一个很时尚的年轻人,中央电视台我们可能会更感觉到它带有一定程度的中国的官员的形象,尤其是中央一套。我觉得教育电视台,它是否应该有一定的学者形象呢?但是真正的学者形象,它又跟百姓距离很远。然后我就想到了,他应该是“良师益友”的形象。

周星:我同意俞教授的相当一部分观点,她刚才说的电视这个东西,是会制造或者引导或者灌输给人们一些东西的。我给她做一个补充,就是现在中国的相当一部分电视台,其实主观上都试图朝着这个方向走,但好多走偏了。

俞虹:对。

周星:走偏指的是什么?大家都关注一条,就是收视率这个东西。为了追求收视率,不分类型级别的电视台,走同样一条路,这首先使得本应是丰富多彩的电视严重趋同,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电视趋同非常可怕。另一个问题是,大家最后都只关注盈利,不遗余力地争夺一个市场份额。这样我们不能不发出疑问,还有一大块公共的空间在哪里?道德灌输或者我刚才所说的主动建设的职能,由谁来承担?我要补充的主要在这里:我同意电视必须有自己本身的东西,但这个本身的东西这种语言的表达,是通过什么方式?是通过你刚才所说,树立什么样的品格,因为好的品格可以用轻松的话语表述方式来体现出来。但很可悲的是,我们有些电视在这个方面走了趋同之路,共同走上一条争夺收视率之路,同时附带的就是把很重要的一些功能,或者自己有个性的东西丢掉了。我主要想说的是,如果说在经济发展和向小康社会迈进的路途中,电视需要把它的这种通俗化,或者说趋近大众,或者说博取大众的青睐作为它共同目标的话,那么用什么方式趋近和吸引大众,确实有各种的妙招。我的意思是说,应该有个性的差异,同时电视的表现手段若采取娱乐的方式,应寻找到自己特殊的娱乐方式,形成丰富多彩的样式。电视的教育功能,应通过不同的途径表现出来,我觉得这才是中国电视非常美好的前景。商业电视大行其道没问题,有央视和作为教育平台的中国教育电视台坚守着,不同的电视台,它可以有不同的娱乐方式。我们的《非常24小时》,别人学不来,别人可能是用情景喜剧的方式来表现。所以我补充的主要就是表述方式的轻松化,它取决于各个台。我同意俞教授所说,各个台不同的追求,不同的品格,以及自身的定位,如果没有差异,中国电视朝着一条路走,就会出现不平衡,这种文化建设的责任就丧失了。电视这种趋同化,最后会毁了电视,你想所有都一样的时候,人们还愿意看一样的东西吗?

主持:就没有必要存在了。那二位刚才都对各个电视台的趋同性非常地担忧,实际上我也知道,大家都是有收视率的压力,有生存的压力,没有办法,我们中国教育电视台同样也面临收视率的压力,那我们该怎么样在坚守的同时,又保持我们正常的运营呢?

俞虹: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关键词。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今天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时代?是一个差异化竞争的时代。那么就是说,面对我们国家的道德价值取向这样一个重要的命题,和一个重要的使命,作为中国教育台,这么一个大平台,我们该做什么?我们也有选择。其实对于个人来讲,对于道德完善,你有自己的选择,对于我们教育电视台,面临现在的竞争生存,也是一个选择。现在是信息的时代,我们就是选择什么信息,那么对于国家道德价值取向的建设,我们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我们可以从上到下的,从“八荣八耻”去切入,我们同时也可以从非常底层、非常具体的问题去切入。我要讲一个小事,前两天我去办了一个保险,办好出来走了好长时间,忽然发现工作人员把我的身份证号给写错了,保险单上身份证号写错,那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我就折回去跟她说,然而这个女孩,没有任何的表情,觉得好像……

主持:没有向您道歉,她写错了。

俞虹:没有,没有任何的表情,很平静地把那个单子拿来以后,改好了就给我了。后来我就说,实际上这已经耽误了我很多时间,您是否应该说一句道歉?结果她说“我说不好意思了”。我想可能她说得很轻,我没听到,但“不好意思”是道歉吗?这其实是一件小事,但反映出来了一个问题,我们今天的年轻人,连道歉都不会说。

主持:您说到这个道歉的小故事,我就想到“八荣八耻”里边实际上已经有这方面的内容,只是大家可能平常没有在意,她不知道自己的责任。

俞虹:离她很远。其实这种细节都反映了,如果我们的年轻人不会道歉,不会感恩,你想这个世界你再富足的话,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是很远的,缺少爱,缺少润滑的东西。然后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对于教育本身是一个大概念,其实它是无处不在的。看到《我的太阳》,我实事求是讲,还没有太多地看这个节目,但是,我真的为教育台的这个策划,这个思考,从标题到内容,从先做个人再做集体再做国家,这个创意叫好。这几乎就是一个学术论文的电视化的概念和过程,我觉得真的非常好,所以很有继续看的欲望。

主持:而且收视率也不低。

俞虹:对,我看了有很多人看,而且给你们很多反馈。

主持:对,包括很多人希望有光盘出售。

俞虹:所以教育不是一个很无趣的东西,应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主持:对,现在中央领导为了更好地进行国家道德价值取向的构建,提出“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我们也需要做各种各样电视化的表现。青少年是未来的主人翁,他们更需要把“八荣八耻”印在自己的心里边。我就想到我们教育台有两个“伙伴”行动,一个《阳光伙伴》,一个《音乐伙伴》,其实在孩子们当中也有一定的反响。那请问周教授,这两个活动,您的评价怎么样?我们需要怎样来把这两个活动进一步加强?

周星:两个“伙伴”,尤其是“阳光伙伴”其实就是一个和谐协调,彼此之间关系的协调。参加者腿和手拉在一起,一个人的摔倒,就是群体的摔倒,你不能和群体和谐的话,那么整个大的竞争局面你就落伍,这个时候在这种娱乐的活动之中,它就完成了群体或者说整体的和谐团结集体意识这样一个教育,让小孩子知道,团结互助的重要性,让他知道,他是代表这个学校的荣誉,和别的学校之间,两个群体之间竞争,他需要有一个认识:团队之间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和谐的伙伴,我的胜利也是你的胜利,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所以我强调我前面所说的,教育电视台无论做什么样的节目,它一定要坚守自己的立场:我是教育电视台,我是针对青少年的,或者说更扩大一点,包括所有受教育群体,他的这种道德,我要主动去建设,我要灌输式去做,而不是像有些电视台那样屈从地做,就是在那琢磨,哪个节目火,我也学它一招嘛,那叫东施效颦,然后自己又没有主见,所以它始终没有个性。但教育台有自己的立足点之后,它同时要采取多种方式。这个时候我就提到,中国电视它走到重大的关口,那就是说,我们所知道的,无穷尽地摹仿港台、欧美、日本,以及北方摹仿南方,以至于在主持人方面语言上的摹仿,在这无穷地摹仿之后,最后趋同。现在好像是都在互相地摹仿,因为暂时性的都能分一杯羹。但是它全部的羹都分尽了之后,都是一样,都是咸的这时候怎么办?个性、创造、品牌、特征的重要性就凸现出来。所以我同意俞教授的说法,需要多样化的,和电视化的,包括艺术化的处理。实际上也就是说你这个台自己有没有品质,你是一种屈从方式,还是自主的创新?当然创新非常难,但是社会经济发展到这样的程度的时候,创新的人才和创新的社会以及创新的节目,必须提到一个重要的日程上面。一开始可能会比较困难,但是慢慢地你会成为别人摹仿的对象,也会促使你向更新的方面发展。所以无论如何,我同意适应观众是需要的,观众需要引导灌输同样是重要的。所以国外有很重要一个观念,我觉得大家都要记住,从电视的角度来说,有人说,我是琢磨观众的欲望,错了!电视很重要的是创造欲望,创造一个收视。创造的观念很重要,等级就一下显示出来,你是想方设法让观众知道,我还有这个愿望要满足,就像广告一样,看这个节目好,你满足了我不知道的一种欲望,我跟着你走,还是人家已经成功,你摹仿这种方式,最后人家看,无非如此,二三流角色。这个处理的关系,自己的立足点,和多样化的艺术表达和电视化的表达之间的关系是微妙的,当然很难,我们说说容易。

主持:那我们刚才是从坚守说到了创新,刚才俞教授也做了补充。实际上我们注意到,像教育台今年“五一”期间播了《创新360》,而后我们还有下一部,《我的太阳》里面,有一个《创新记》。那么我们在节目形态上的创新,或者内容上的创新,周教授对此有没有什么建议要给我们?

周星:我觉得创新,不但是中央提出来,实际上对于媒体竞争里头也是一个关键的东西,我宁愿把这个创新当成一个观念的,就是首先我们前面提到,我刚才一再说灌输是指内涵上,就是有些东西必须要说出来进行教育的,但是表现手段传播手段我觉得很重要,我觉得最主要是在观念上的创新。

俞虹:这个观念特别重要,就跟我刚才在上一集讲的装满水的筛子,真的是里面充满了非常深刻的含义。可能是我们还需要再挖掘,再挖掘。那么,作为教育电视台,我在结束的时候,也是有这样一种期待,我希望有一种气质和品质上的东西,其实教育台已经做了很多非常好的探索和努力。尤其这两三年我觉得发展特别快,在整个媒体竞争中,从形象塑造、品牌创立的角度,真是崛起了。

主持:谢谢二位,在电视栏目或者说许多电视台越来越同质化的今天,中国教育电视台如何坚持自己的操守,而且如何把这个坚守进行下去,并且能够把自己在国家道德价值取向构建方面的润物细无声工作继续下去,刚才两位嘉宾都给了我们很好的建议。谢谢二位,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今天的电视论坛,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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