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新闻报道的嬗变及其动因

中国电视新闻报道的嬗变及其动因

易前良　谈育明⁽¹⁾

始于2009年7月的央视改版一度被炒得沸沸扬扬，现在已渐趋沉寂，人们较为关注“改版”本身，而对其意味、动力及与传媒生态之间的关联，未及深入探讨。本次改版的重点是新闻频道，笔者因之感兴趣的问题是，它是否有助于考察我国电视新闻的整体演进与变革？因为横向地看，央视新闻的变化并非“孤案”，很多省级卫视和地方频道的新闻形态近年来也在逐渐“变脸”，纷呈之中彰显出某些共同趋势；纵向地看，我国电视新闻一直在谋求变革，因传媒生态之变而动，脉络依稀可寻。基于以上认识，本文从央视改版切入，梳理出中国电视新闻变革的三个关键点，并深入剖析驱动变革的内外动因。这三个节点的标志性事件分别是：1993年《东方时空》开播、2002年《南京零距离》的出现、2009年央视新闻频道的改版，它们的诉求昭示出电视新闻发展的一种整体趋势，分别可以归纳为：改变语态、关注民生和意见表达。对这三个标志性事件的分析与考察，可以呈现出电视新闻的发展脉络，以及中国电视与社会转型之间的互动关联。

一、从改变语态开始：中国电视的新闻自觉

电视史家认识到：“《东方时空》对中国电视的影响是很难用一两句话概括的。”⁽²⁾这个早间播出的新闻杂志改变了中国人早上不打开电视机的习惯，催生了《焦点访谈》、《新闻调查》，派生出《实话实说》；在电视观念和操作方面也多有创新，譬如，使电视新闻杂志化、主持人化；在运行机制方面第一次尝试制片人负责制等。针对这个栏目给电视新闻本身所带来的变化，当时的新闻评论部主任、《东方时空》策划者之一孙玉胜有更确切的理解，他说：“发端于《东方时空》的电视新闻改革，正是从改造我们的语态，或者说是从改变说话的方式开始的。”他还对此进一步作出解释，“叙述的态度应该是真诚平和的；叙述的内容应该是观众关心和真实的；叙述的技巧应该是有过程和有悬念的，叙述的效果应该是具有真实感和吸引力的……”⁽³⁾。诚然，《东方时空》给当时的电视新闻带来最切实的变化正是“语态变革”。

电视新闻变革的起点是“人”开始受到尊重，传播者（主持人和记者）和受众都是有思想、有情感、个性鲜明的人，彼此是平等对话的关系。而若要使这种对话成为可能，新闻的内容就应该是两者所共同关注的，新闻的叙述方式应该是彼此乐于接受的。然而，长期以来，电视新闻和观众的话语方式完全是两个系统，改变语态的基本诉求就是要让这两个系统之间的距离缩小。《东方时空》及其催生出的几个栏目，推出和培养了一批个性鲜明、富有激情而又不失理性的电视新闻人，他们尝试各种新的节目形态，在电视中设置公众普遍关注的议题，改变话语的方式，缩短了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距离，成功地改变了电视新闻的语态，并且在有限的空间里扮演着社会“守望者”的角色——使新闻和舆论监督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视的主题，极大程度地提升了电视的社会公信力。

改变语态不只是言说方式的转变，实际上是电视对新闻的一种“自觉”，它建立的是这样一种意识：电视新闻是与受众高度相关的传播过程，要真诚实在，电视新闻应该有自己的行业准则。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种自觉极大程度上得益于从业者的实验意识，它与当时的时代精神是合拍的，即所谓“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思想再解放一点”。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改革的潮流席卷中国的各个领域，央视在“解放思想”的精神鼓舞下，选择当时开机率很低的早间时段进行新闻的实验，旨在规避变革风险，却不期然地为国内电视新闻打开了局面。

不过，电视新闻变革的现实之路比期待的要崎岖得多。作为国家级的主流媒体，中央电视台有更多的承担，受限于自上而下的诸多规制，而且，这些规制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和偶然性，在政策环境没有太多变动的情况下，央视无法把实验性的新闻理念在更广范围内付诸实施。从改变语态开始的第一轮变革所取得的最深入成果，是极大地发挥了电视新闻的舆论监督功能，《新闻调查》、《焦点访谈》因而成为本行业的标杆。但也仅止于此，因为这些栏目在已有的社会语境中是无法复制的，其新闻理念不具备典范和推广的意义。原因是，《焦点访谈》舆论监督的威信不是来自于社会和公民代言者的“权利”，而源自政府上一级对下一级辖制的行政“权力”。因此，媒体本身的级别决定监督力量之大小，以央视之尊，行使电视新闻监督之职并无不可，至于地方媒体，居于权力格局之下位，监督实在是无从谈起。由于栏目生命周期的代谢与缺乏创新，《东方时空》和《实话实说》等栏目几经改版与调整，还是没有太大起色；《新闻调查》、《焦点访谈》等碍于来自权力实体和市场的重重压力，更是举步维艰，延至90年代末，国内电视新闻的变革步入裹足不前的徘徊期，电视新闻领域期待一场新的变革。

二、关注民生：地方频道在传媒产业化进程中的突围

1992年，中央在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中，将广播电视列入其中，政府将电视台推入市场，在财政上不再大包大揽，电视媒体仍须扮演“喉舌”的角色，但同时必须转变为市场主体。1993年《东方时空》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传媒市场化的萌芽，从筹办到开播，央视没有提供资金支持，只给予5分钟的广告时间，让它自谋出路。1995年，电视产业化的步伐加快，国家制定的《国民经济“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中，提出大力发展广播电视产业；从2001年下半年开始，电视台的合并与重组初步形成央视、省台和地市台鼎足竞争的格局；同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传媒市场平添风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滥觞于《南京零距离》的第二轮电视新闻变革，主要源于地方频道在中国传媒产业化进程中臻于危境后的市场突围。

在电视市场的竞争格局中，央视和省级卫视所占资源相对丰厚，覆盖范围遍及全国，在同等条件下享有更便利的新闻采访与报道的权力，优势明显。而省台的其他无线频道和地市的有线频道，覆盖范围局限于本行政区域，在人力、财力、技术等方面也捉襟见肘，势单力薄。尤其是省会的地方频道，一方面央视和各省级卫视泰山压顶，与之瓜分本区域收视率，另一方面，各市级有线频道和省级非卫视频道彼此同城竞争，正所谓“僧多粥少”。因此，只好从内容上下工夫，当时的情况是，地方频道在娱乐节目上做不过省级卫视，国内外的时政新闻又无法与央视角力，如此一来，在以行政格局作为边界的市场竞争中，地方频道的核心竞争力到底在哪里？

江苏省电视台的城市频道正是处于这样的困境中，但在2002年元旦成功推出新闻杂志《南京零距离》之后，形势迅速好转，在内容上找准了定位，同时也给国内其他地方频道示范性地找到了突围路径。栏目制作者景志刚在两年后的一篇文章里描述当时的动机：“我们开始一次全新的电视尝试：制作一档每天60分钟的完全自采并且形式别样的新闻节目，并雄心勃勃地打出了这样的宣传口号：打造中国电视新闻的新模式。”所谓“打造中国电视新闻的新模式”，不过是成功之后的豪言，栏目创办之初，其目的仅仅是为了生存。我们在同一篇文章里注意到作者这样回顾栏目的源起：“2001年冬天来临的时候，在南京市北京东路四号的一间办公室里，一群深陷困局的电视人开始了一次前途未卜的突围。”⁽⁴⁾这里提到的“深陷困局”，具体地说，就是地方频道在随传媒产业化而来的电视竞争格局中未能找准自己的定位，面临生存之艰局。

《南京零距离》迅速掀起一股强劲的民生新闻风潮，它究竟做了什么？简捷的回答是——让具有地方色彩的社会新闻第一次大规模地上电视。众所周知，报纸做地方性的社会新闻并不是什么稀罕事，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晚报就开始做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勃兴的都市报更是把它作为报道的重头戏。但是，对于电视来说，这的确是第一次；就覆盖范围限于一地的地方频道而言，这实在是无可奈何的选择。本土新闻具有天生的接近性，易于为当地市民所接受，这是地方频道在不利的竞争环境中唯一可控的传播资源，别无选择。除了“人和”、“地利”之外，地方频道进行本土社会新闻实践还占有“天时”之利。2003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首次提出新闻报道“三贴近”的原则——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南京零距离》迅速捕捉到这一契机，声称他们正是遵循“三贴近”的原则，坚持“以民为本”，把体现党的意志和反映人民的心声统一起来，并把这类新闻命名为“民生新闻”，其核心特质是“平民视角、民生内容、民本取向”。这种命名的实质是电视新闻的实践者对国家舆论政策作出的敏锐感应，用主导意识形态话语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正当化”，以获取发展的空间。

学术界旋即对此作出回应，电视批评家认为民生新闻改变了“新闻”的内涵，不啻中国电视的一次“革命”；⁽⁵⁾而大量的学术研讨、座谈会、学术论文也积极跟进，对此予以关注，观点或有不同，褒贬或有不一，但民生新闻作为全新的新闻模式之观念已然确立。与此同时，各地方频道纷纷仿效，大做地方新闻和社会新闻，收视率持续走高，社会反响也一片叫好——因《南京零距离》而刮起的新闻变革效应，其范围之广，声势之大，远甚于《东方时空》。

时间的距离让审视变得更客观，胡智锋近来的一篇文章提到：“民生新闻的说法，我们自己也感觉到，就是传统的社会新闻，只是大家换了一种说法，而从《南京零距离》的起步、发展，它的影响力确实超出我们原始的想象。”⁽⁶⁾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影响力？原因是多方面的：地方频道选择富有地方色彩的社会新闻以锻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定位准确，借助了市场的力量；新闻实践者用国家的宣传政策阐释市场行为，提升自身品格，依赖的是意识形态话语的力量；此外，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民生是社会进化的重心”，孙中山先生的论断在新时代获得新的内涵，关注民生是媒体应有之义，民生新闻的言说方式在这种社会语境中具有强大的召唤力。⁽⁷⁾近年来，民生新闻的发展遭遇瓶颈。地方频道先后推出大量类似节目，同质化竞争日趋激烈，发展空间日益逼仄，收视率不断被摊薄。为增加新闻容量，提高收视率，奇闻趣事、民事纠纷充斥荧屏，各种琐碎、奇异的社会新闻以“民生”的名义不断蚕食着电视的公信力，而国内的传媒生态却在发生新的变化，电视新闻亟须作出新的调适。

三、意见表达：提高电视新闻的锐度

面对地方频道引发的民生新闻浪潮，三四年后央视才作出谨慎回应。2006年6月央视新闻频道曾进行过一次改版，在早间和晚间分别增加了《朝闻天下》和《360度》两个栏目。具体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闻容量增大”，《朝闻天下》时长一个半小时，《360度》时长一个小时；二是“民生类的新闻增多”，除了国际国内时政新闻和老套的会议新闻之外，与老百姓日常生活高度相关的社会新闻在新闻频道中占到一定比重。本次改版动作小，影响不大，对国内电视新闻的整体变革乏善可陈，因为，它只不过是央视承继地方频道“关注民生”之余绪所做的小小调整而已。发端于2009年7月的央视改版则不一样，笔者以为，它是号准中国传媒生态脉搏作出的一次主动出击。此次改版涉及面广，动作较大，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围绕“新闻频道”对新闻栏目的格局进行调整，对新闻报道的内容和形式加以改进，以提高电视新闻的纯度、精度和锐度。

提高新闻纯度有两个举措，一是通过栏目调整让新闻频道更纯粹，《实话实说》作为时效性较弱的谈话节目被调至综合一套（现已停播），关于公益慈善的专题节目《共同关注》被取消，保留名字，转换为新闻资讯栏目。还有一个就是提高电视新闻的可接受性，凸显信息传播的特质：画面主色调从原来的黄和黑变成蓝和红；栏目的片头使用3D地球动画和悦耳的音乐；屏幕的左下方出现三条提示，包括时间、新闻发生地、新闻关键词，关键信息一目了然；主持人的头像变大，和观众距离拉近，更有亲和力。提高新闻的精度是指加大国内国际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力度，通过直播、深度发掘及时全方位地进行报道。提高新闻的锐度主要体现为凸显电视“意见表达”的功能，这是本次央视改版重心所在，也是第三轮电视新闻变革最实质性的变化。过去我们把新闻等同于信息，这是对新闻“钝化”的理解，新闻有它的精神内核，这个内核就是“表达”。新闻的表达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遵循理性、客观、公正的原则，有隐性和显性两种形式。隐性表达蕴含在新闻报道当中，即选择一定的框架、视角和叙述方式；显性表达指媒介人物代表媒体直接言说，发表意见，或者媒体把自身作为平台，呈现不同群体的多元意见，在众声喧哗中营建“公共空间”。

首先，央视于2009年重点推出了两个新闻言论（评论）栏目《新闻1＋1》和《环球视线》，分别主要由白岩松和水均益担纲，针对国内国际的热点新闻事件进行表达。其次，还有意识地在新闻频道的其他资讯栏目中加入评论元素，突出的例子是早间和午夜的新闻杂志《朝闻天下》、《新闻24小时》，尤其是后者，主持人在集纳全天新闻的同时适度自我表达，使新闻变得鲜活灵动，更有锐度。再次，央视逐步建立和完善特约评论员机制，邀请各领域的专家担任评论员，以增强言论的权威性。总之，意见表达正在成为传媒新的增长点，央视本次改版旨在加强电视意见表达的功能，可谓顺时应势。作为一种趋势，非央视独然，各省级卫视和地方频道也有类似变动。以笔者所在地南京为例，《南京零距离》、《直播南京》、《法治现场》等栏目，过去是民生新闻的重镇，其风头正日益让位于《东升工作室》、《老吴韶新闻》、《大刚说新闻》等带有评论色彩的新闻栏目。目前省级卫视的主要精力还放在娱乐节目和电视剧的竞争上，但如果想要在新闻领域分一杯羹的话，必须在意见表达上做文章，当前已有此迹象，如辽宁卫视的《瞭望・评辩天下》、江苏卫视的《新闻夜宴》都是新开播的新闻评论节目。

四、变革驱动力：转型社会的电视传媒生态

第三轮电视新闻变革背后的驱动，是当前转型期社会独特的传媒生态构成的合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市场体制改革引发社会结构多方位、多层次、多向度的变迁，社会阶层不断分化，形成不同的利益主体。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处于阶层分化的过程当中，“正在形成的阶层不仅很不成形，而且很不稳定”，那么，到了90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阶层已经定型，诚如孙立平先生所言，中国大陆“逐渐成为了当前较为显见的碎片化的社会生态”。⁽⁸⁾不同阶层作为新的社会力量，有各自利益诉求，再加上阶层的定型使其成员具有高度的群体认同感，使人们“表达”的欲望更强，表达的勇气更大，表达的效果会更显著。基于以上现实，党和国家因势利导，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保障人们的表达权。2008年6月胡锦涛总书记在视察人民日报时更明确指出：“媒体要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和表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据华裔学者赵月枝的观察，“从1978年开始的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心从经济领域转向传播文化领域”⁽⁹⁾，应该承认，国家传播政策的取向为媒体基于表达的新闻变革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此外，传播技术的发展也为意见表达提供了便利。各种“基于数字技术、集制作者/销售者/消费者于一体、消解了传统的信息中介”的“共有媒体”，如电邮、论坛、博客、播客、微博等，使言论的传播和意见的交换成为日常生活，网络世界里可谓“众声喧哗”。⁽¹⁰⁾网络意见形成的舆论正在对国家行为施加影响，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通过对两个“环保议题”报道的实证考察，曾繁旭认为，中国已形成“媒体市民社会”，因为“随着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以及民意表达机制的开拓，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底层民意对于政府决策和政府行为的影响”。⁽¹¹⁾需要进一步关注的是，为构建“媒体市民社会”正在作出努力的究竟有哪些媒体？作者在研究中提到“真正在议程中表现活跃的是一些具有专业主义倾向的媒体”，其中包括央视《新闻调查》栏目、《南方周末》、《南风窗》、《中国青年报》、《南方都市报》、《中国新闻周刊》、《青年参考》等，除了《新闻调查》栏目以外，几乎都是纸媒，在这方面电视软乏无力。

在当前的传媒多样化时代，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及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各种新媒体在新闻领域，构成既合作又竞争的共存格局，电视如何制胜？从过去的情况来看：在快速反应和新闻时效方面，电视不如广播；在公共议程设置方面，电视不如网络；在深度报道方面，电视不如报纸。电视面临的媒介竞争的压力使之必须寻求突围路径，信息高速膨胀，停留于信息的简单收集和播报，显然意义不大；社会日益开放，民众的新闻参与度高，争夺独家新闻也非易事，因此，电视通过表达意见占据话语制高点，彰显传统主流媒体的权威性，是锻造电视公信力的必由之途。作为国家电视台，央视理应迈出第一步，否则，电视只能在空泛无力的会议新闻和日趋琐碎的民生新闻中，旁观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东方时空》开播为标志的电视新闻变革本来可以走得更远，但面对国内外一系列重大公共事件，如非典、“9・11”事件，以央视为代表的大陆电视错过了一次又一次表达的机会，而当时刚起步的凤凰卫视因“节省成本”而最早开办华语电视新闻评论，并进一步确立从资讯传播向观点传播的立台策略，凭理性表达于籍籍无名中崛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凤凰卫视评论家曹景行戏称“是央视成就了凤凰卫视”。好在央视已意识到“亡羊之失”，眼下以央视改版为标志的第三轮电视新闻变革，其核心指向正是通过强化新闻的表达以提升新闻的锐度，通过提升新闻的锐度以构建电视的媒介公信力。这种努力究竟会取得多大的效果，尚难判定，除了媒体自身的努力以外，归根结底，还取决于“我们的现有体制对于改革的耐受程度”。⁽¹²⁾

【注释】

(1)易前良系河海大学新闻传播系副教授、博士；谈育明系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

(2) 郭镇之：《中外广播电视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90页。

(3)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三联书店，2003年，第523-524页。

(4)景志刚：《我们改变了什么——南京零距离及其民生新闻》，《视听界》，2004年第1期。

(5)李幸：《十年来中国电视的第三次革命》，《视听界》，2004年第1期。

(6)朱虹、胡智锋：《中国广播影视发展的新起点》，《现代传播》，2010年第1期。

(7)孙中山：《三民主义》，岳麓书社，2000年，第177页。关于“民生”概念的相关论述，见易前良：《民生新闻概念的历史辨析》，《河海大学学报（社科）》，2008年第11期。

(8)孙立平：《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及其分析模式的转换》，《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9)赵月枝：《文化产业、市场逻辑和文化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文化传播理论与实践》，《新闻大学》（上），2006年第4期。

(10)胡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和公共讨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5页。

(11)曾繁旭：《形成中的媒体市民社会：民间声音如何影响政策议程》，《新闻学研究》，2009年第7期。

(12)展江：《全球竞争，央媒须再兴新闻变革》，《青年记者》，200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