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舆论策略

二、控制舆论策略

1.封禁、威胁与杀戮

北京政府对报界进行大规模的压制起因于1913年“二次革命”。其时，南方许多报刊声援孙中山等人的反袁革命，这些报纸有的属于国民党系统，有的则为非党派所有。“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严厉查禁各地异己报刊。北京、天津、武汉、广州、长沙、南昌等各大城市的国民党报刊多被查封，还有一些记者、报人被杀害或被捕入狱。对于上海等地租界报刊不能直接查封，则采取禁售方法扼杀。

全国各地报纸在政府的严厉打击下锐减，由1912年初的500多种减至1913年底的139种。同时，一些报纸被政府收买。其后果之一就是，鼓吹民主自由的报刊销声匿迹，而各种黄色小报在上海等地泛滥成灾。⁽⁶⁶⁾

袁世凯称帝前，首先对觉察其称帝之意的各地报纸进行封禁。先是北京的《国民公报》，此后北京的《国风日报》、天津的《民意报》、汉口的《震旦民报》和《民国日报》、广州的《觉魂报》、开封的《民立报》、南昌的《新闻讯报》、福州的《民心报》和《民世报》、香港的《实报》和《新民报》等，因先后据理直言，随即遭受封禁之祸；其他持反对论调的报刊如《时事新报》、《爱国报》、《中华新报》、《民国日报》、《益世报》等，在内地被勒令停版，在租界则停止邮递，在国外则禁止输入。对此戈公振有云：“当时真正之民意，几不能于字面求之矣。”⁽⁶⁷⁾

北京政府对舆论的压制和利用，在袁世凯称帝时期达到高峰。1915年12月，参政院推袁世凯称帝，北京各报除日本人之《顺天时报》外，皆印红报，阿谀备至，而“臣记者”遂成一新名词。1916年，袁世凯改洪宪元年，令各报照登，上海各报最初仅载西历年月，后淞沪警察厅就内政部电致函上海日报公会，称如果继续沿用“民国”五年，而不遵照中央政令，将按照报纸条例，严行取缔、停止邮递等，要求上海报界予以配合，否则禁止发卖，没收报纸。各报不得已，“乃改民国元年为西历纪元几年，更于西历下别刊“洪宪元年”四小字，字绝纤细，读者苟不察，几不能见，用心亦良苦矣。当时如果不刊此四字，则报纸只能销售于上海一地、不能普及全国，同时邮政局又不能为之代递。报刊同时将警察厅来函同日登出以求国民谅解，其后又出现单独为袁世凯制作假《时报》之事。⁽⁶⁸⁾

在独裁政权时代，舆论几乎成为政治权力的掌中之物，但历史表明，这种欺骗社会视听的做法无异于掩耳盗铃，终不能长久。其后国内政治时局动荡，督军团之祸、张勋复辟、护法战争，直皖、直奉及江浙之战等，战祸不断、岁无宁日。内地报馆虽是前赴后继、时有增加，但有的仰赖于军阀的津贴，有的受戒严法所束缚，其言论不是偏于一端就是模棱两可、毫无生气。民国初年仅以事杂言庞为言论界批评者，对此情形也有今昔之感。⁽⁶⁹⁾

北京政局变动频繁，对报纸言论缺乏系统管理，这也成为促使军阀利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对待报业的主要原因。这个时期，政府迫害报界不只是封馆抓人坐牢而已，记者或主笔被杀事件也时有所闻。1916年12月，《出版法》公布后，言论自由继续受到摧残。据统计，在1912年4月至1916年6月，袁世凯统治时期，全国报纸至少有71家被封、49家受到传讯、9家被军警捣毁。全国报纸总数维持在130到150家上下，形成了持续四年的新闻事业的低潮。新闻记者中至少有24人被杀、60人被捕入狱。⁽⁷⁰⁾

1917年因是否参加欧战问题，政府与参议院发生矛盾，上演张勋进京复辟之闹剧，为时虽不过二十余日，但北京报纸停刊者却达14家。⁽⁷¹⁾段祺瑞重新执政后，宣布袁世凯时期颁布的新闻法律继续有效，并从1917年5月26日起，施行报刊邮电检查。1918年10月，《报纸法》颁布以加强对新闻事业的控制。1916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的四年中，全国至少有29家报纸被封，17名记者遭到枪杀或被判刑。到1918年底，全国报刊总数由289种降到221种。⁽⁷²⁾

尽管生存环境恶劣，但在社会发展大势及社会舆论的威力下，统治阶层的政策即使有短暂倒退，也不可能回到清政府那种“坚壁清野、不许办报”的状况了。这也是社会发展带来的进步。报业在惨淡经营中，似乎随时都有被摧毁的危险，但在社会上已有一席之地。

北京政府时期，政治起伏、中央失威，京津地区的报刊业受到的束缚和压制超出其他各地。与天津有租界作缓冲所不同，北京报人和报馆受到的迫害较为严重。1925年前后，林白水、邵飘萍等知名报人未经任何程序就毙命于强权之下，舆论监督权利自不待言，即使普通人的权利也被藐视到极点，这种极其粗暴的做法也映衬出当权者内心对社会舆论的恐惧及极度缺乏安全感。

北京政府对新闻界赤裸裸的杀戮行为极大地刺激着全国新闻界，引发他们对北京政权统治的失望和不满。一个不容异己之声、轻易动用强大国家机器剥夺公民权利的政权其前途可见。已失去人心的北京政府，无论有多少报纸做何种美文都不能挽回败局，军阀政权对舆论的迫害更引发人们对南方革命力量的向往。

2.收买利诱

北京政府时期的历届统治者从未放弃使用暴力方式控制报业，但同时也把安抚和收买报纸视为重要手段，此外还有各类政客涉足新闻界，办起为己所用的报刊或通讯社，所以那时的新闻界和政界一样也处于混乱之中。

袁世凯、段祺瑞直至曹锟都曾慷国库之慨，用金钱来贿买报人。首先行贿的是袁世凯，方法很干脆，把金钱和枪弹放在一起，请你于两者之间选择。到了段祺瑞手里，多了一个花样，就是把升官、发财和封闭报馆三条路放在你面前，请你自己决定。他的新花样是除金钱贿赂以外，再在他所主管的国务院设置一些顾问咨议的员额，供收买报人之用。此风一开，北京各机关都有这类领干薪的恶例。因此有些报社、通讯社的老板，便借此实行了聘编辑又不给薪水的怪制度。

报社领取政府津贴、新闻记者挂名领干薪，也成为当时新闻界的普遍现象。如《世界日报》成舍我在艰难创业时确实需要资金，办报初期，他在各机关挂名差事的收入，帮他勉强维持下来。⁽⁷³⁾有人就新闻界这种领取政府津贴的情况指出，本来当时中国人大都患于贫乏，所以一般人多不能自拔于贪污的狂流，报人当然不能在例外，因而那时的野心政治家就有了最简便的操纵报人的方法。

段祺瑞专政时期，报纸多为收买。1925年，段祺瑞曾以大笔津贴分送北京报界，据说领取这笔贿款的竟多达300人。⁽⁷⁴⁾1925年11月19日，《晨报》揭露《世界日报》、《世界晚报》领取六机关宣传费400元。《晨报》在1925年底公布由北洋军阀政府六个机关赠送“宣传费”的报社、通讯社有100多家，加上那些空立名目、市面上见不着报纸的报社和不发稿的通讯社就更多，总数在200家以上。那时北京的人口为100万左右，有这么多的报社、通讯社实在是畸形的，因此有人称北京报纸泛滥成灾。这六个机关包括：参政院、国宪起草委员会、军事善后委员会、财政善后委员会、国民会议筹备处、国政商榷会。1925年底，向新闻界赠送的“宣传费”共分四级：①超等6家，每家300元；②最要者39家，每家200元；③次要者38家，每家100元；④普通者42家，每家50元，总计款14500元，125家。内有日报47家，晚报17家，通讯社61家。其中《世界日报》、《世界晚报》被列为最要者，每家200元。

同月29日，《世界日报》、《世界晚报》刊登紧要声明，否认曾收受这笔津贴，声明谓“本报为股份组织，基金确实，言论独立，无论何方津贴，概不领受。一切职员均系聘雇性质，自社长以及员役，无论任何人，亦绝无收受津贴之权”，并且提出同年4月29日两报关于不受津贴的特别启事，加以辩白。这些辩白当然与事实不符，⁽⁷⁵⁾但为报纸的对外形象计，表面上还是不能不予坚决否认。

至于年节，各机关给新闻机关送礼是习以为常的事。某通讯社甚至还曾因北洋政府国务院送的年礼只有600元而登报宣布璧还，还有报社、通讯社因为没有领到“津贴”，登报质问。如六机关送“宣传费”后，就发生被质问的事，使之非常难堪。而报社间为了津贴的事互相攻讦也是屡见不鲜。政府给报社津贴，其用意无非“或求人恭维、或止人不骂”，但这并不是说，报社受了津贴就全部丧失立场一边倒，毕竟还需要考虑到社会的需要和反映，因此“不管当局送津贴是什么目的，受津贴的人，或是恭维或是谩骂，很可随意选择。不然都恭维起来，也许是不胜其烦”⁽⁷⁶⁾。

政治势力的介入，不仅影响到报刊的言论倾向，最为严重的是它对新闻事实的破坏，使报刊新闻难以获得社会的信任。美国报纸主笔斯米司针对中国的报纸状况指出，中国报纸不常登载真实之新闻，使报纸不能为人所尊重，因那些真实的新闻并非政府所愿登载于报纸，而中国新闻界要使报纸在社会上有影响力，则应当从必不受人钳制开始，如果仍然受政府财力的辅助，不仅影响有限，且不能贴近于民意。他坚持认为，除非中国报界先脱去政府的羁勒，否则它在新闻界的地位始终非此泱泱大国之所当有也。⁽⁷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