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宣传与调查研究之风的兴起

二、“大跃进”宣传与调查研究之风的兴起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报刊、电台和通讯社无不以满腔热情地宣传“大跃进”运动，甚至大唱高调，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在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中，提出要在生产建设上“来个大跃进”。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我们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俭建国！》宣称：“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之后，“大跃进”这个口号响彻中华大地。

在“大跃进”运动中，各行各业很快就出现了完全背离经济规律、严重破坏生产力的错误倾向。在农业生产上，出现了以大放高产“卫星”为主要标志的“浮夸风”，而《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正是这些“卫星”的“发射地”。1958年6月7日，新华社郑州分社播发了一条题为《惊人的高产卫星》的消息，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居中位置刊登了这条消息，并把标题改得更加具有鼓动性，主题为《卫星社坐上了卫星五亩小麦亩产2105斤》，副题为《在过去亩产一百多斤的低产区创造了丰产新纪录》。当时，河南信阳地委对于遂平县这个卫星农业社的小麦亩产量是持怀疑态度的，但在《人民日报》刊登这条消息后持怀疑态度者只得将错就错。之后不久，河北安固县南娄底乡卓头村农业社于6月30日被报道说小麦亩产5103斤，河南西平县于7月12日被报道说小麦亩产7320斤，直至小麦亩产8586斤的最高纪录横空出世。麦收过后，水稻登场。7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福建闽侯县一块试验田亩产水稻5806斤。之后，水稻亩产量的最高纪录不断地在报纸上、电台里被刷新，半个月后已高达几万斤，最高达130435斤！

1958年8月，毛泽东视察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发出“办人民公社好”的指示，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大力宣传人民公社化运动，誉之为“一个由社会主义迈向共产主义的伟大社会改革”^[10]。随后，一股“共产风”随着人民公社的兴起而出现，各新闻媒体也立即予以推波助澜。在工业生产中，“瞎指挥”甚嚣尘上，出现了全民炼钢运动。对此，《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狂热地报道与宣传土法炼钢等过火行为，且大放钢铁“卫星”，如广东一天产铁87万吨、河南三天产铁300万吨等。《人民日报》开辟了《比一比》专栏，发表各省的计划数字与实际完成情况，给各地实际工作者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在报纸的版面编排方面，各报的第一版以及其他版面常常翻新出奇，甚至把报头从报纸版面的上端搬到下端，把原来报头的位置让给那些所谓振奋人心的报道。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还错误地宣传了“唯意志论”，片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否认客观条件和科学求实精神。在新闻媒体中，带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的口号随处可见，“一天等于二十年”；“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能想到，一定能做到”；“异想就能天开”；“思想解放无边无岸”；“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6月21日，《人民日报》在社论《力争高速度》中写道：“当大家都想快、要快、力争快的时候，事情的进展果然就快了。”《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还配合当时实际工作中出现的反右倾斗争，用大辩论、大批判的手法，不断批判所谓的保守派、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以及悲观论、条件论等。

“大跃进”期间整个中国社会的狂热局面以及由此而出现的狂飙般的宣传报道，事实上已经危及人民群众对党报的信任度。因此，毛泽东在1958年11月提醒“记者的头脑要冷静，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不要人家讲什么，就宣传什么，要经过考虑”^[11]。1959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报刊宣传工作的几项通知》中指出：对“大跃进”成就和人民公社优越性的宣传，要注意科学分析，力戒浮夸。从年初起，宣传报道出现收缩的势头，有关强调冷热结合、指标要切合实际、要尊重客观规律的言论和报道开始出现。4月29日，毛泽东在写给省、地、县、社、队（即后来的生产大队）、小队（即后来的生产队）六级干部的《党内通信》中指出：“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6月20日，毛泽东看了新华社关于广东水灾的内部参考材料后，立即作出批示：“广东大雨，要如实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同月，毛泽东在同吴冷西谈话中重新提出与解释了“政治家办报”的观点。毛泽东说：“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他认为，应该多谋善断，“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12]对于毛泽东的这些观点，《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及时作了传达与宣传，许多新闻单位还组织学习，并在《新闻战线》等报刊上发表文章交流体会，努力在实践中贯彻“政治家办报”的主张。

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包括国内出现的彭德怀上书毛泽东、国际上出现的赫鲁晓夫对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恶意攻击等事件，毛泽东虽然看到了“大跃进”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但还是坚持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三面红旗。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的正确意见，会后还在全党开展一场反右倾的斗争。因此，“反右倾、鼓干劲”在庐山会议后成了当时新闻媒体宣传报道的中心内容，新闻工作中出现的“左”的错误和不顾实际情况的假新闻、空言论，非但不可能得到解决，而且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发展得更为严重，片面、浮夸等问题又一次出现上升之势，“高速度、大跃进”仍然被广泛用作大字标题。《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系列社论和评论文章，如《“得不偿失”论可以休矣》、《驳“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谬论》等，编发了为“驳斥右倾机会主义者对群众运动的污蔑”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看待新生事物》、《马克思主义论群众、政党、领袖的关系》等专题材料，批驳所谓的“右倾”观点。集中、突出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保卫三面红旗”，更是当时“反右倾”报道的一项重要内容。有些省报连续用“人民公社万岁”、“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力能胜天”等口号作为大字通栏标语，一整版、一整版地刊载歌颂人民公社的文章和报道。

进入1960年后，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的“反右倾”、“继续跃进”等运动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出现了大批农民饿死、病死的悲惨景象。对此，中共中央在1960年9月30日批转了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由“大跃进”转入全面调整时期。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在毛泽东的倡导下，新闻工作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调查研究、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与作风。1月29日，《人民日报》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题发表社论，阐释开展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和目的、意义。4月28日，刘少奇同《人民日报》、新华社工作人员专门谈了调查研究问题，并结合自身体会阐述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目的与方法。5月1日，刘少奇同《人民日报》、新华社负责人谈话时明确提出：记者和编辑是调查研究的专业工作者。之后，各新闻媒体把开展调查研究作为搞好宣传报道的关键，许多报纸还成立了专门机构，拟订计划，列出专题，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作调查研究。1960年9、10月间，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亲自率领南方日报社工作人员去粤西和海南岛进行调研，同行人员写成27篇通讯并以《随行纪谈》为题在《南方日报》陆续发表，后结集为《西行纪谈》出版。1961年1月21日起，《人民日报》连续6天在第二版以《粤西行》为题转载了《随行纪谈》中的6篇文章。

对前几年新闻工作中出现的“左”的错误，中共中央要求广大新闻工作者认真回顾与总结经验教训。1961年5月1日，刘少奇在同《人民日报》、新华社负责人谈话时说：《人民日报》报喜不报忧，只登好的，不登缺点、错误。宣传了很多高指标，放卫星，在这个问题上使我们党在国际上陷于被动。他要求《人民日报》好好总结一下3年来在宣传生产建设方面的浮夸风，在推广先进经验方面的瞎指挥风，在政策宣传和理论宣传方面的片面性。按照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要求，《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新闻媒体对1958年至1960年3年的宣传报道作了全面检查和逐一分析，找到了问题产生的原因与克服的办法，认识到在从事新闻工作时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认真学习理论和尊重客观规律。有些单位还写了专题报告或文章，制订了对于宣传报道具有规范性的文件。

调查研究之风的兴起，反映在新闻宣传上，来自第一线的新闻报道增多了，“第一手材料”受到普遍重视，并出现了一大批有血有肉的社会主义建设先进人物的典型报道，如有关雷锋、大庆、大寨和焦裕禄的报道。雷锋是一名解放军战士，多次立功受奖，1962年8月15日因公殉职。1963年1月8日，《辽宁日报》率先报道了雷锋的事迹。2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通讯《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评论员文章《伟大的普通一兵》和《雷锋日记摘抄》，宣传雷锋“言行一致、公而忘私、艰苦奋斗、助人为乐”的共产主义精神，掀起全国性的学雷锋活动。1959年后的大庆油田开发，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革命干劲与科学精神相结合的一个典型。1964年1月，人民日报社、新华社联合抽调12名人员赴大庆油田采访。4月19日，新华社播发了通讯《大庆精神大庆人》，后《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又发表了介绍大庆工人王进喜的报道，掀起了工业学大庆活动。大寨是山西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通讯《大寨之路》、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介绍大寨人同穷山恶水斗争、发展生产的事迹，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焦裕禄是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通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和社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号召全国干部和群众学习焦裕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