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闻传播学及人文社会学科理论借鉴

三、西方新闻传播学及人文社会学科理论借鉴

西方新闻事业发展悠久,从全球史的视角考察,其新闻事业率先进入现代新闻事业,并一直保持高度发达的运行状态,伴随而来的是其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在诸多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回顾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和新闻学的研究,对西方的学习借鉴也构成了重要的坐标系。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近代报刊的诞生,该刊物就是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创办。在新闻学研究方面,1913年,上海学广会翻译出版了美国记者休曼所写的《实用新闻学》专著,这是我国最早翻译出版的西方新闻学著作,该书介绍了报纸的组织、采访、编辑等业务,广告的制作与刊登,^[30]还探讨新闻法、出版法等问题。1918年,留美学者徐宝璜撰写的中国人第一部新闻学著作《新闻学》,明显地受到来自西方的影响,徐宝璜在其序言中也提到“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31]

1949年以后,在新闻学研究中对于西方新闻学观念与方法的态度经历了排斥、介绍、批判、借鉴等几个阶段。如长期以来对待新闻自由、客观报道等问题,认为是资产阶级鼓吹的“超阶级性”,是虚伪的、是欺骗的。而在我们的新闻学中,是将“新闻宣传”视为一体概念,所以在对待传播学引进时,开始的惯性反应认为“信息”代替“新闻”,把报纸、广播、电视等称为“传播媒介”等,概念“中性”化了,掩盖了新闻事业的阶级性,等等。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在技术、管理向学习西方的同时,对待西方的一切文明的成果突破了“左”的禁区,也开始大胆地学习、研究、借鉴。

由于东西方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差异及导致思维方式的差异,在科学研究活动中,东方人有致力于物我两忘境界的偏好；而西方人则有主体和客体明确的区分意识,一方面强调主体的思辨,擅长纯理论研究,同时,又通过客观性的实证方法来把握认识对象。如《三字经》首句“人之初性本善”,在中国人看来是天经地义毋庸置疑也无须论证的,可是流传到西方,有学者对其内容进行了实证研究。据报道,德国一家研究所的心理学研究员做过这样的实验：研究人员在24名刚刚会爬的婴儿面前做简单的动作和表演,如将婴儿专用毛巾整整齐齐地挂在尼龙绳上,然后用竹夹子逐条夹好,此时故意将许多夹子掉在婴儿的地铺上。随着竹夹子的落地声,这24名婴儿在几秒种内都做出了想要帮忙的举动,有的急切地手脚并用地爬过去抓起推到研究人员脚边,表现出关心他人、助人为乐的热情,证明了：“人之初性本善”是个真理。^[32]在新闻学研究中,新闻多久会变旧闻?这是令从业人员感到困惑的事,又似乎无从探讨,据美国物理学会期刊2006年6月号物理评论的一篇研究《网络信息动态》指出：在网络时代,新闻经过36小时之后,就会变成旧闻。主持这项研究的物理学家巴拉巴席也表示没有想到有这么长的时间,但是数据能说明问题。他分析因为人们上网的方式、时间不一,但多半是在短时间内做了很多的点选,而在很长时间内毫无动静。这种方式也是某些特定的新闻不会在短时间内阅读率大幅降低的原因。^[33]应该说这些研究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运用在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中是少见的,令人有种新鲜感,富有启发性。

随着经济的交往、技术的进步,对外交流也更加密切,在全球化时代,人们相互依赖,共同的东西越来越多。反映在新闻传播学研究方面也是如此,不再局限和纠缠于意识形态的差异,无论是学科内容、对象,还是研究方法、观点,人们本着求同存异、批判借鉴的学术态度,以开放的胸襟,接纳来自西方的学术文化。

当代中国新闻学研究对于西方的借鉴可从三个方面认识：

(一)传播学理论

20世纪以来,西方现代报业取得长足的进步,同时随着科技的发展,杂志、电影、广播、电视等新媒体涌现,在20世纪上半叶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这些媒介强大的信息传播功能对人们的心理乃至整个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此,引起了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心理学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等广泛的关注。这些学者在对种种传播现象的研究过程中,把不同学科知识背景带入其中,在概念、方法、范畴、体系等方面进行整合,由此奠定了传播学的理论基础,最终促使一门学科的形成。传播学在西方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萌芽,五六十年代逐步发展,七八十年代进一步成熟,并在以后风靡世界。在传播学的创立过程中,有五位学者作出了关键性的学术贡献。即拉斯韦尔(Lasswell)、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卢因(Lewin)、霍夫兰(Hovland)和施拉姆(W.Schramm)。

政治学家拉斯韦尔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是宣传学研究的先驱。1948年在其《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把传播学研究内容分成五个部分,即：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和效果分析。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用测验的方法,对大众传播的对象和效果,对选举投票及媒介对个人的影响进行研究,提出“两极传播”和“舆论领袖”理论,认为传播媒介的影响力表现是由大众媒介将信息传播到舆论领袖,然后再由舆论领袖向社会大众扩散。心理学家卢因创立了“团体动力学”,认为传播对象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靶子,他受到自身所属社会团体的规范影响,并提出了“场所理论”、“守门人”的学说。霍夫兰也是一位心理学家,致力于人的心理对人的行为的影响研究,在有关劝服艺术和传播技巧的研究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如提出把一个问题的两种不同意见都讲出来的方法,对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而言,能产生更好的传播效果。

著名新闻学家施拉姆是传播学集大成者,他将新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语言学等学科综合运用,使传播学系统化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957年,施拉姆根据他所分类整理的1937年到1956年美国《新闻学》季刊的内容,提出了从新闻学到大众传播学的四个学科发展趋势：(1)从定性分析到定量分析；(2)从人文方法到行为科学方法。传统的新闻学是以哲学、文学为基础。而大众传播学是属于行为科学的一支,它是以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为基础的；(3)从伟人研究到过程与结构的研究。传统新闻学只以文学的方法对报业经营者作传记性的描述,而大众传播受牵制的因素变化多端,有着交错复杂的因果关系；(4)从区域性角度到国际性角度。由于国际传播的发展,新闻学的研究范围已不能局限于一国或一个区域,它须延伸至国际范围。^[34]

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新闻学研究从总体上考察也发生了施拉姆所论述的变化,这是由于媒介的生态环境决定新闻学内在演变的结果,同时也与西方传播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的借鉴有直接的联系。

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研究历程,有研究者将其划分为三个时期：引进阶段、研究阶段、为我所用阶段。^[35]还有研究采用主题概括法,即：放眼看世界——引进与起步；投身改革潮——纸上谈兵与介入实际；洋为中用——中国化与本土化；世纪主题——趋向多元与精致。^[36]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首先是在西方确立的,国人对其最初的接触可追溯到20世纪的50年代,1956年,复旦大学新闻系主编的《新闻学译丛》用汉语“群众思想交通”来对应“communication”(即传播)一词。传播学系统的、成规模地进入学术界及新闻界,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开始。通过研究者翻译介绍,“媒介”、“传播”、“信息”、“受众”、“反馈”等概念开始为人们所熟悉,这些为同时期中国新闻改革提供了理论的参照。随着研究的深入,“新闻学”发生了嬗变,逐渐地被“新闻传播学”所置换,对研究者而言面临观念和方法的转换与学习的问题,对此人们的认识也有个过程。1982年11月全国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上,提出了“系统了解、认真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的方针,也为新闻传播的研究掀开了新的一页。

传播学对新闻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首先,对传统新闻观念的冲击,新闻机构开始被称为“新闻媒介”、“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从而回归并突出了媒介本身的特点。“信息”、“反馈”、“把关人”、“受众”、“传播者”、“传播渠道”、“传播效果”、“意见领袖”、“双向传播”等一系列概念的引入,给新闻学带来了如此丰富的内容,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改造与刷新,以至今天的“新闻学”与“新闻传播学”常常并列而用；其次,对媒介功能的重新认识,即从“阶级斗争的工具”转向“传播信息的工具”,强调信息传播是媒介的基本功能,其他功能的实现都必须以此为前提；第三,实现由传者本位向受者本位的转变,而这是与传播学的核心理论之一——受众理论的影响直接相关的；第四,对效果理论的研究,促使新闻界重视与传播效果有关的各个因素,如不同媒介个性特点的研究,对信息本身的研究,受众调查成为媒介改革的重要举措和依据,等等。所有这些,最终导致新闻学研究的“升级换代”。

比较甘惜分的《新闻理论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和黄旦的《新闻传播学》(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这两本书均成了不同阶段的时间窗口。前者是我国新闻学理论方面的第一部专著,因此对后来的研究,从体例到内容都提供了一个范本,影响广泛。由于时代背景的关系,其成书过程正如作者所言“一方面要拨乱反正,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另一方面要继承和发扬党报的革命传统,使后继者有所遵循”。^[37]基本内容为：分析新闻和舆论；论述新闻事业的性质和作用；论述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基本原则,由三大块组成。随着来自西方传播学的引进和研究,新闻学获了新的理论养分,研究也有明显的变化。《新闻传播学》的体例从新闻传播的社会性和人际性出发,勾勒出新闻传播活动的起源、演变、发展以及与社会关系作用等,新闻传播过程中的传与受双方作用的要素和特点。作者通过对传播学的吸收,对新闻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内容体系进行调整和改造,如分析新闻事业的社会控制问题,作者认为“社会中的不同组织、势力,通过各种手段,对新闻事业施加压力和影响,使之传播的内容符合社会或控制者自身的利益和愿望”。^[38]书中从政治势力、经济集团、媒介所有者等三个方面分析了控制的层次,其论述的视角、理论工具到语言表述都有独到之处,突破了长期以来把新闻学局限于新闻媒介研究,新闻理论与党报理论合二为一,以及新闻、新闻事业、新闻工作等三大块内容的研究框架。而《新闻传播学》一书对传播学的借鉴不仅体现在书名上,在一个细节上也充分体现,如作者在论述“社会控制”部分所引用的注释共十八条,其中十七条来自西方学者与传播学相关的文献,传播学范畴、体系、方法等方面的借鉴丰富了新闻学的研究。

在新闻史研究领域,传播学的介入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从方汉奇、张之华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二版)^[39]到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也不仅仅是书名上的变化,其中视野、观念、对象、材料、评价等都发生相应的变化,对以往新闻史中的政治斗争、党史、事业史为框架、为重点的格局进行了调整,将新闻传播作为社会历史现象,介绍、分析、评价不同时期的新闻传播活动,将媒介自身的演变、新闻教育、新闻研究、新闻法规与管理等都纳入新闻传播史的体系中。

(二)新闻应用理论

从操作层面上讲,西方新闻应用理论与中国新闻学研究的接轨,在技术上显得更加直通些,如倒金字塔结构、新闻价值要素、导语与背景写作及“硬新闻”、“软新闻”等等,在我们的新闻实践和实务研究中经常提及,也建立起某种对应关系。这里要涉及西方有代表性的新闻应用理论,并分析其对我们新闻实务研究的影响和内在关联。

1.新新闻主义(New Journalism)。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出现、具有强烈主观色彩的报道,认为传统的客观报道复写记录式的手法不能反映社会复杂性、多样性,故主张借鉴文学手法,在新闻报道中传达作者感受,以打动和影响读者,这与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提出并盛行一时的“新闻散文化”、新闻大特写、报告文学的体裁和风格,强调文辞优美、情节曲折等与新新闻主义存在着共通性。吴晓波的《知名企业衰败之谜——大败局·爱多篇》,在报道爱多公司老总胡志标竞标中央电视台广告标王时有这样一段文字：

他第二次走进北京梅地亚中心。一年前,他差点因忘了戴胸牌而被拦在门外,(如今,这里的人见到他就如同见到了财神一样地绽开了笑脸。)中央台宴请,他(顾盼生风地、很显赫地)坐在第一张圆桌旁,而一年前的那些酒大王们被安排在角落不起眼处,(成败转瞬,江湖势利,其间况味他是无暇咀嚼的了,他决心在这个“华山之颠”负手独立,笑傲群雄。)有记者采访他,问他此番对标王是否志在必得。他(神闲气定地)说：“夺不夺标,你看我的名字就知道了。”(他一个没有幽默感的人,能说出这样风趣的话,看来实在是心情不错。)^[40]

括号为笔者添加,如果删去括号里面的涉及到描写、议论、抒情等内容,作为新闻报道的核心事实及结构依然完整,但是文章干涩乏味,远没有现在来得生动有趣。

除了新闻与文学传统的渊源关系影响外,电视媒体的兴起,媒介竞争的加剧,以及中国社会正在经历改革开放的转型,受众的需求变化等都促使新的报道方式出现。1982年,穆青在《关于新闻改革的一点设想》一文中阐述了新闻散文化的观点：“我们的时代,应当是新闻、速写、特写比较发达的时代,但实际还不够发达。不知你们注意到没有,在资产阶级世界,新闻报道的形式正发生很大的变化,在散文方向,在松散的、自由的、不那么规格化的方向发展,……我们的新闻报道形式和结构,也应向自由的活泼的散文式的方向发展,改变那种沉重的死板的形式,而代之以清新明快的写法。”^[41]穆青通过对国外记者新闻报道的研究、借鉴,提出的“新闻散文化”主张,引起国内新闻界广泛的讨论和反响,在提高新闻可读性方面产生良好的效果。

2.解释性报道(Interpretative Reporting)。西方的报纸解释性的报道占报纸版面的50%左右,而像《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等著名大报占到70%以上。^[42]解释性报道是把五个“W”(即何人Who、何时When、何地Where、何事What、为何Why等新闻五要素)中的为何Why要素放在重点突出的位置,运用丰富的背景资料分析一个新闻事件发生的原因、意义、影响及发展趋势的一种新闻报道方式。

解释性报道起源于美国,美国的新闻学者认为它是1929年经济危机的产物。一夜之间公司破产、银行倒闭,人们失业、流浪,给美国社会和家庭带来巨大的冲击,对此人们困惑不已,媒体也在反思。只提供表面的事实是不够的,著名的政论家李普曼曾就经济危机和罗斯福总统实施的新政指出：“各种事件接踵发生,而这些事件本身似乎是毫无意义的。于是,一个‘为什么’变得与‘是什么’同样重要的时代开始了。当时,如果驻白宫的记者仅仅报道发生了什么而没有提供事件发生的原因和含义,那他工作只完成了一半。”^[43]

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新旧体制交替,社会各方面的关系也复杂起来,原来长期单一的、人们都习惯的计划模式,越来越不灵了,新事物、新思想层出不穷,如何认识这些新变化,给新闻报道提出了新的课题,中国的解释性报道在社会转型与变革的背景下出现了。如1987年12月2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命运备忘录》,文章报道了中美合作培养的高级工商管理硕士(MBA)38人归国后报国无门,他们的才干被白白浪费,作者通过对事实的分析得出结论：“中国的人才浪费不是观念性浪费,而是结构性的浪费,不突破人才结构机制的森严壁垒,任何新的观念都难以发挥作用。”解释性报道为记者个人的创造性提供了施展的空间,同时对其专业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所涉及的领域要有深入的了解,有较强的研究分析能力,有独立的见解。在国外大量专业报道如金融报道记者就是学金融出身的专家,卫生健康方面的报道由医学院培养出来的人来从事,等等,受此启发,国内也有研究者对此曾作过比较思考,提出了学者型记者、专家型记者的问题。

3.调查新闻报道(Investigative Reporting)。专门暴露政府、公共机构及社会上腐败、黑幕、丑闻的报道,其核心是“揭丑”。调查新闻报道在20世纪70年代风行美国新闻界,具有标志性的是《华盛顿邮报》关于“水门事件”的报道,通过记者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将事件的真相公布于众,导致尼克松总统下台。显然,在进行调查新闻报道过程中记者面临的是具有一定强势和资源的对手,具有一定的难度和风险,对记者的素质要求更高,勇气、责任、专业技能等要有过人之处。

虽然社会制度存在差异,新闻媒介运作方式不同,而人们对新闻社会责任,及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惩恶扬善期望有相同之处。在中国,有与调查新闻报道相类似的“批评性报道”及舆论监督“曝光”等报道形式,如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新闻调查”之类节目,在节目的定位和叙事方式等方面,都有过对这种调查新闻报道式样的研究和借鉴。

4.精确新闻(Precision Journalism)。在大量的调查统计数据基础上形成的报道,美国新闻界往往在一些重大事件、重要问题的报道中采用民意调查、随机抽样的方法收集资料形成报道。1971年,美国新闻学者菲利浦·迈耶(Philip Meyer)出版了《精确新闻学》(Precision Journalism),认为传统的新闻报道只注意情节和个案,而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手段采集、处理信息可以提高新闻报道的准确性和客观性。

精确新闻报道近20年来在中国也开展起来,具有开拓意义的是北京新闻学会在1982年进行的“北京读者、听众、观众调查”,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有关民意调查、市场调查的栏目以其深度系统、科学可靠成为一些媒介的主打“品牌”,如《南方周末》的“数据”、《中国青年报》的“微型调查”等,精确新闻学方面的研究也随之展开,如李文刚的《用数字说话——数字新闻的理论与操作》(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肖明、丁迈的《精确新闻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等借鉴国外相关理论和方法进行新闻学研究,注重数据和实证,形成了与传统新闻学研究的不同风格。

(三)西方其他人文社会科学

西方的人文社会学术思想体系宏大,同时也显得庞杂。从时代考察,经历了古代、近代、现代、后现代,具体的学科体系纷繁复杂,现代、后现代的理论伴随哲学思潮的变化更是体系叠出,层次交差,术语错综,见解互殊,如现象学、符号学、阐释学、叙事学、接受美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等。现代的学术研究日益走向综合化,这些作为学术思想体系并非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某一具体学科,在文学、史学、哲学、社会学、传播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都有广泛运用,随着对外学术交往的密切,它们通过不同学科的途径引进到中国来,也逐渐影响新闻传播的研究。

以叙事为例,叙事学研究源于文学艺术,它是探讨文学艺术作品创作规律学说。从文本的建构出发,涉及到叙事的角度、顺序、人物、事件、语言等,如何构成一定的故事性,满足读者的阅读和审美的需要。在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将社会视为文本时,叙事就变得无处不在了,从流行歌曲到电视广告都是一种叙事表达,叙事的核心要义是一种传递信息、生成意义,使无序变有序的要素组合。从这一叙事理论出发,新闻报道无疑是典型的叙事,新闻叙事即通过新闻五要素的组合来形成文本再现事实。

现在美国的记者们在就新闻业的确切目标进行一场深刻的辩论,“有人认为我们不再属于新闻业,而属于资讯业、娱乐业、讲故事的行业,或者是越来越属于一个与读者互动的行业”。^[44]这里“讲故事的行业”是个有意思的提法。现代传播中人们认识到,新闻不仅要客观地报道事实的基本要素,同时要通过一定的话语方式形成情节的变化和意义的生成。报道中的新闻话语是报道者再现事实所用的语言或文字,对于受众而言是个听阅文本,它承载和反映的是重构新闻事实,即新闻叙事。因此,诸如叙事学等以往文学研究的理论被引入到新闻学研究中,通过叙事结构、语言、角度来分析新闻的意义、广播电视节目视听元素组合等。

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借鉴欧美学者语言学、符号学的理论进行新闻学的研究,在研究视野和方法论意义上都有新的突破。如“原型”的概念在西方文论中有过系统的论述,并有大量的文学作品为其提供了理论分析的材料。瑞士著名的心理学家荣格认为无意识包括两个部分：“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原型是集体无意识的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在文学创作中原型是那种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象征等,特定的文化中人们都熟悉它们,具有约定俗成的语义联想。像“红颜祸水”,这一母题是一种源远流长的原型：妲己亡殷、西施淖吴、杨妃乱唐,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有研究者运用“原型”理论分析“香港回归”新闻话语中的“家”原型。“翻开众多新闻媒体对香港回归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新闻话语中,复现率最高的是‘回家’、‘炎黄子孙’、‘兄弟情’、‘手足情’、‘母亲’这样的象征表述”。^[45]并列举了《人民日报》上诸多有关“香港回归”新闻话语运用的“家”的意象,如“轻风涤去一路风尘,香港回家了!”、“血脉永相连”、“说秦汉,道明清,金瓯不可缺”,认为“新闻话语叙事不仅用了‘家’的意象,并且‘家’还是其基本的诠释框架和意义聚合点”,“新闻工作者有意运用了沉淀、深烙在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中,并被历代所有文人反复运用的‘家’型”。^[46]无疑“原型”理论对于分析新闻意义生成与升华,以及报道策划的把握等体现一定的学理深度。

同样,“澳门回归”的报道话语中“游子”的原型挖掘与提炼,完成了凄苦、思念、欣慰的叙事过程,是个人、民族沉淀在心底情感的释放。而类似的研究有常见的社会意义及主题方面的,不同媒体报道特点比较,也有发多少新闻、通讯、评论、照片之类的量化统计方面等,这里新闻话语分析,通过新闻叙事的研究及“原型”理论的运用把握意义的生成,使新闻学的研究又深入了一层。

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对上述三个方面西方学术资源的学习借鉴可以评价为：传播学对新闻学丰富与提升具有决定性意义；应用理论对于新闻传播的操作产生了直接效果；西方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理论运用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尝试,拓展了研究的视角,提升了学理内涵。

在西方传播学兴起之后,传统的新闻学研究已渐渐融入其中了,专门以新闻学名义的研究也逐渐减少,高等教育中学科设置及名称也基本上由传播学院取代新闻学院。在中国,随着传播学的引入,其学科内容逐步为人们所了解、接受,其影响力也显现出来,新闻学从传播学研究对象的系统化和研究方法学理化中吸取了大量的养分。传播学研究框架中的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和效果分析,同时关注传播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其研究的范围不再局限于新闻媒介内部、新闻工作的原则、业务技能等。传播学研究方法同时具有定性与定量方法,加之引入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强化了研究的学术性品质。长期以来困扰新闻学发展的“新闻无学”的阴影,随着传播学的介入,产生了拨云见日般的效果。现在新闻学研究中往往把“新闻传播”作为一个概念来用,而在国家教育部门的学科目录中“新闻传播学”是作为一级学科提出的。

西方新闻传播业发达,从业人员经验丰富,在应用理论方面有许多成功的探索。应用理论固然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但其技术层面的特点,即媒介及从业人员在相似情况下,面对相同的问题所作出的反应和调整有共通之处,某种意义上讲,应用理论本来就有专业相同的基础,如我们的新闻体裁在自我实践中就形成了“评述新闻”一说,与西方的解释性报道构成了一种异曲同工的关系。学习借鉴过程中,无论是观念接受上,还是理解把握上的阻抗要小得多,在电视节目中从“美国偶像”(American Idol)到中国的“超级女声”也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在当代娱乐造星和眼球经济的“合谋”下,中西方新闻传播应用理论的对接或者是移植都显得更加直接而少有排异现象。

在借鉴来自西方的新闻传播思想和方法等学术资源过程中,全盘否定或是照单接受的两种极端倾向都需要防止。一方面,理论的力量在于其解释世界的透彻性、概括性,西方现代派与后现代派的学术思想是建立在其社会演变的基础之上的,它们为人们认识现代社会的种种现象提供了分析工具和理论框架,像叙事学、接受美学等学养丰富,在分析新闻传播现象时令人有慧眼独具,看深一层,看高一境的深刻感。另一方面,当今新闻学研究“左”的樊篱已撤除,对于西方学术资源的引入、借鉴的意识形态壁垒也已突破,学术交流与研究的大门敞开了,在这一过程中出现消化不良的现象。在西方,从古代、近代、现代、后现代的历史时期,各种学术思想经历了一个“轴心时代”的发展,如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每一种思想理论体系经过充分的发育都有自己的核心范畴和边界,而这些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思想在当代中国则是一股脑地涌入进来,彼此杂呈,前后矛盾,在我们的一些研究中表现一种“术语轰炸”现象,令人不知所云。这里西方学术的引进存在一个适应与吸收过程,同时也有个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学术规范的问题,将学术当时髦,玩概念游戏同样也是不可取的。

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新闻传播学及人文社会学科等三个方面学术资源并非决然对立和隔绝的。三个方面的融合有其内在的、人类作为主体认识把握客体的共同规律所制约；另一方面与全球化的语境有关联,也就是在共同的语境下,人类的文明和文化在不断超越国家和地域界限的基础上积累、传播、交流和发展起来。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47]体现出一种宽广的学术视野和胸襟,新闻传播为一种沟通渠道,其自身的学术研究也在沟通中吸收各种养分于一身。

西晋时期,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家陆机在《文赋》中提到“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48]与新闻导语的功能和倒金字塔结构有共通之处。穆青在论述“新闻散文”问题也用了中国和西方两个参照系,认为“新闻既是一种散文……我国有很好的散文传统,我们应该继承这种好的传统,充分吸取散文写作中那种自由、活泼、生动、优美、精练的表现手法”(1963年)；“在资产阶级世界,新闻报道的形式正发生很大的变化,在散文方向,在松散的、自由的、不那么规格化的方向发展,……我们的新闻报道形式和结构,也应向自由的活泼的散文式的方向发展,改变那种沉重的死板的形式,而代之以清新明快的写法”(1982年)^[49],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传统和西方的借鉴从年代关系看,中间隔了“文化大革命”,然而“道术未裂”,我们的学术资源更加丰富,眼界更加开阔。

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实践性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用理性存在某种亲近性,反映在我们的新闻学研究中,更多地是从“用”的角度,而少有“无用”之学(即纯逻辑、理性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就是来自西方,作为无产阶级学说的创始人,同样也吸收了前人的成果。陈力丹的《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1993年),从传播学的视角,梳理、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传播理论、世界交往的基本理念,以及关于舆论、宗教、文艺、宣传、新闻等各种精神交往形态,语言、文字、报刊等各种交往媒介的基本观点,对于拓宽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研究富有启发。

在政治思想领域,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在中国社会中处主导地位,在学术研究中也必须坚持,同时马克思主义也具有开放性和与时俱进的品格。当我们从极左路线走出,摆脱“唯意识形态论”绝对束缚和僵化的教条时,政治与学术的关系逐渐趋向合理,不同的话语体系所构成的学术生态,呈现出多样性的繁荣景象,新闻学研究的学术氛围和思想环境更加宽松,学科建设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传统学术文化、马克思主义学说和西方新闻传播学等,构成了当代中国新闻学研究学术资源三个重要方面,新闻学研究从概念、方法到资料、观点等都从中吸取了大量的养分,逐步构建起新闻学的学科内容和框架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着各说各的脱节问题,一些研究中,如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新闻学中的运用,有的只是政治原理的介绍,结合新闻问题时成为几条原则的简单概括,而结合新闻学论述时,理论的透彻性和逻辑的力量则显得不够到位；在对西方新闻传播学的借鉴时,中西“两张皮”的现象更为突出,分析西方各种学说侃侃而谈,用来观照中国问题时又变得语焉不详,不得要领,再进一步用异域理论解释、论述本土新闻问题时显得机械生硬,等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新闻学的研究方法及新闻学科自身稚嫩的一面,新闻学在借鉴传统、主流和外来的学术资源还需一定的时间进行不断的磨合,使彼此之间达到水乳交融,以期形成自己完整的理论形态和论述体系。

新闻学研究对待学术资源还需要进一步从借鉴、阐释到融合、创新,从开始的依赖、模仿、照搬到结合当代中国新闻学自身状况和特点,生成出有自己原创性的学科内容品质来。在研究进一步深化的过程中,需要有学术大师和学术精品来支撑和实现,大师级的人物富有深厚的学术功力和准确把握学科发展趋势的洞察力,能够引领出一批在融会古今、贯通中西的基础上有一批集大成、开风气之作,并以其深厚、精辟的学理内涵将已有的新闻学研究成果推向更高的层次。这才是新闻学研究中对学术资源吸收借鉴的最终目的,新闻学能立身学术之林的根基所在。

【注释】

[1]张国刚、乔治忠等：《中国学术史》,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版,第11页。

[2]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737页。

[3]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页。

[4]同上书,第105、106页。

[5]同上书,第121页。

[6]乐黛云：《比较文学简明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8页。

[7]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页。

[8]参见〔法〕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9]〔美〕密苏里新闻学院写作组：布赖恩·布鲁克斯等著,褚高德译：《新闻写作教程》,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386、396页。

[10]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89、290页。

[11]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6页。

[12]萧乾：《让我们的广播更丰富、活泼,更有创造性》,《广播爱好者》,1956年3月号。

[13]葛兆光：《十八世纪的思想与学术》,《读书》,1996年第6期。

[14]刘建明：《新闻学前沿——新闻学关注的11个焦点》,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第375页。

[15]傅斯年：《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1918年),引自关鸿、魏平主编《人生问题发端——傅斯年学术散论》,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

[16]同上书,第29页。

[17]周周：《电视时代的观音娘娘》,《新京报》,2004年3月29日,C42版。

[18]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7页。

[19]李大钊：《在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晨报》,1922年2月14 日),《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83页。

[20]李大钊：《新闻的侵略》(《向导》,1924年6月18日,第71期,署名T.C.),《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74、775页。

[21]张艳国：《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光明日报》,2005年10月26日,第11版。

[22]毛泽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44页。

[23]这段论述的原始出处为：本报编辑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见《人民日报》,1957年6月14日,第一版。童兵在《主体与喉舌——共和国新闻传播轨迹审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中,提到毛泽东的这段论述,但没注明出处。一般认为该文为毛泽东撰写。

[24]毛泽东：《给刘建勋、韦国清的信》,《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页。

[25]徐耀魁主编《西方新闻理论评析》,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390页。

[26]博古：《党报记者要注意些什么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03、204页。

[27]郑保卫主编《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61、562页。

[28]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史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2、313页。

[29]李承贵：《通向学术真际之路》,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页。

[30]当时将广告翻译为“告白”,书中有“告白之文”和“登载告白”两章。见余家宏等编注《新闻文存》,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第238～244页。

[31]同上书,第280页。

[32]参见徐冰川：《人性本善有科学依据,婴儿天生爱助人为乐》,《北京科技报》,2006 年3月8日。

[33]《新闻多久会变旧闻?》,转引《安徽商报》,2006年7月19日。

[34]四个趋势转引自徐耀魁主编《西方新闻理论评析》,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62、63页。

[35]参见吴文虎：《对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思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4 年4月号。

[36]参见龙耘：《传播学在中国20年》,《现代传播》,2000年第3期。

[37]甘惜分：《新闻理论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38]黄旦：《新闻传播学》,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

[39]《中国新闻事业简史》初版于1983年,时代局限更明显,同时,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当代部分也付之阙如。

[40]转引《新安晚报》,2002年10月27日。

[41]穆青：《关于新闻改革的一点设想》,《新闻散论》,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217页。

[42]参见李良荣：《西方新闻事业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页。

[43]〔美〕梅尔文·门切尔著,艾丰等编译：《新闻报道与写作》,广播出版社,1981年版, 第198页。

[44]吴惠连：《美国新闻业纵论》,《美国研究》,2002年第3期。

[45]曾庆香：《新闻叙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第238页。

[46]同上书,第239页。

[47]钱钟书：《谈艺录·序》(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

[48]陆机：《文赋》,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选》(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第172页。

[49]穆青：《新闻散论》,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93、2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