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内容的框架结构

三、研究内容的框架结构

本书重点从社会环境变化所构成的不同学术研究语境,以及研究活动中思路的演进所涉及的观念、方法、知识等,来考察当代(1949年至今)新闻学研究的演变。具体从纵横两个方面进行：前者从历时出发将其进行阶段划分,归纳不同时期的基本研究状况与特点；后者从学术资源的吸收借鉴和内部研究、外部研究的路径考察它们对于研究的影响,内容框架如下：

1.从历史的眼光出发,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才能更好地把握我们该向哪里去。在研究当代新闻学研究演变之前,先来回顾一下新闻学研究在中国的历史进程,梳理这条“研究之链”的前端。新闻学研究的历史与媒介的历史尤其是报业的历史,以及社会的变迁紧密关联,新闻学研究在当代之前大致可以分为萌芽期(1834～1917年)、确立期(1918～1937年)和分化期(1937～1949年),对应着的是新闻学研究,以梁启超等为代表的“启蒙主义”,以徐宝璜等为代表的“新闻本位”和立场坚定、思想统一、具有鲜明的主义思想的“党报宣传”的研究范式。

2.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一般史学意义的当代开始,中国社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项事业进行了全面的改造与建设,新闻事业的发展、新的新闻体制的建立,新闻学研究对象变化等使得新闻学的研究也与之同步演变着。新闻学研究进入“体制化研究形成与变异”时期(1949～1976年),其研究特点为主题、风格、方法、体裁、语言等强调安排计划和同一性,个性化的研究色彩淡化,缺乏不同学术观点的讨论,研究呈现出高度的组织化和一体化。形成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承接之前的战争时期新闻工作与新闻观念的影响；二是学习苏联高度计划经济模式下的新闻工作和经验,这是体制化研究形成的历史契机,同时也规定了新闻学研究的思想秩序和表达样式。伴随“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受“左倾”思潮的影响,新闻学研究出现了阶级斗争挂帅的研究范式。

3.1976年“四人帮”的垮台,是中国“新时期”开始具有标志性的政治事件,历时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随之宣告结束,整个国家在着手拨乱反正工作,并从恢复传统到改革开放。新闻学术研究围绕着重新调整新闻与政治关系,整体上进入了“反思与自觉时期”(1977～1991年),在这一时期新闻学研究日趋活跃,对新闻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讨,摆脱了长期以来“左倾”思潮的影响,新闻学研究突破了“阶级斗争工具”的僵化模式,在新闻学理论、历史及实务方面取得了一批具有开拓意义的学术成果。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启动了与国外新闻学方面的学术交流、传播学的引进,信息、媒介、受众等概念逐步得到认同,新闻学研究开始“升级换代”,同时与新闻学术研究相关的教育、研究、学会、刊物等机构组织的建制层面开始恢复建立与逐步完善。

4.经过前十几年改革开放的洗礼,中国的新闻事业取得长足的进步,新闻学研究在人员、成果、建制等方面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视察的谈话和同年10月中共“十四大”的召开,确立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新闻事业又出现了新的发展机遇,新闻事业的“双重属性”(即政治属性和经济属性)确立,并在理论与实践互动中取得重大进展,为新闻学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以此为契机新闻学研究出现不同的视角转向,形成了政治视阈、经济视阈、文化视阈和专业视阈等学者们各自研究的重点和领域。1997年“新闻传播学”被国家列为一级学科,为其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身份证明,新闻学研究进入了“多元与繁荣期”(1992年至今),在市场化和高科技的社会大背景下,新闻学研究的新课题、新问题等都随之而来。

5.新闻学在中国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尚不足百年,其学术研究的理论架构、思维方式、论证形式、语言习惯等,需要在新闻学之外汲取学术资源的养分。本研究尝试从传统学术文化、马克思主义学说和西方新闻传播学及人文社会科学等三个方面加以分析。这三个方面的背后所蕴涵的哲学观,从学术角度上考察,代表着本土的、主流的、异域的等不同的思想方法和研究特点。它们作为新闻学研究的学术资源及所产生的影响,在研究的文本中,从语言体式、结构模式、论述方式等方面都有各自不同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它们也并非决然对立与隔绝,而是可以相互参照借鉴,由于人类作为主体认识把握客体的活动规律时,受共同制约因素的影响,以及日益全球化的语境影响,这三个方面也具有内在相通融合的潜质,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7]显示出宽广的学术视野和胸襟。

6.新闻学研究演变的路径是探讨有哪些因素在影响、制约、推动新闻学研究的演变。它涉及到研究的方向、方法、架构、对象、风格、主体、历史、社会、环境等。科学研究历来有宏观与微观、本体与应用、学理与技理等研究之分。美国学者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1942年)中把文学研究分为外部研究(泛文学研究)和内部研究(潜文学研究),前者以重构文学生成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为目的；后者以作品自身要素、文学文本结构研究为目的。华人学者余英时先生在分析中国文化的演化与现代化进程时,也用了外在“外缘影响”与“内在理路”分析概括。这些为我们分析考察新闻学研究的演变提供了一个思路。

其实在我们的新闻学研究中一直也存在内外两种路径的问题：一方面,谈论新闻问题从篇章结构布局制作的操作技能立场出发,涉及采访、写作、编辑等；另一方面,人们习惯于利用阶级、政党、党性、经济状况、意识形态来谈论新闻问题等。它们构成两个向度,制约着新闻学研究演变,应该说这种内在也好,外在也好,本身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以往这两条路径的参照物过于单一、过于简化,从而导致新闻学研究的视野狭窄。近二十年来新闻学研究在这两个方面发生了种种变化,本书试图从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来探索路径问题,以此来观察、认识新闻学研究演变的向度、动因。需要指出的是,内外因素相互作用关系复杂,科学研究则需要有一个分解与综合的过程,才能更好地把握认识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