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影像传播的可能选择和现实路径

四、民间影像传播的可能选择和现实路径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眼中,作为文化工业代表的大众传媒是施加意识形态控制的罪魁祸首,正是其无孔不入、无远弗届的传播影响,实施了对公众的统治。但是,在传播学实证研究看来,大众并非无计可施的受宰割的羔羊。施拉姆说,“归根究柢说来,媒体的格调是由阅听大众来决定的。在大众手里,他们掌握着一张王牌,问题在于他们愿不愿来参加牌局”。^[117]其实,参加牌局的方式有很多种,他们既可以像施拉姆所言,“使自己成为机警而又有鉴别能力的阅听大众”,^[118]提高自身如霍尔所言的解码能力,也可以积极参与介入传播,通过自己能动的创造、主动的参与,来获取自我传播的权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更深层次地理解施拉姆的这句话——“阅听大众应以传播动力(communication dynamic)主要的推动者自任。我们坚信大众将可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一种传播制度”。^[119]那么,大众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传播制度呢？显而易见,就是传递大众声音,反映大众民意,使异化的大众传媒(即“为了沟通的不沟通媒体”)还原其本来的沟通、交流和公共领域功能的这样一种制度。

民间是个被压抑的场所。在长期的压抑和失语之后,大众对交流与传播的渴望是急切的,尤其当掌握了影像生产工具的时候。按照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观念,在民间影像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和水平的时候,在大众传媒之外,可望建立一种新型的影像生产关系。这种新型的影像生产关系正是施拉姆所言的“他们所需要的一种传播制度”。那么,这种生产关系的可能状况是什么呢？

1.通过与大众传媒合作,利用现有的传媒信道,改变一对多、中心对边缘的传播模式,部分实现受众角色与传播者角色的功能转换,实现大众在影像传播中的主体性。

越来越多的摄像机正在编织越来越严密的社会观察网络,渗透到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民间影像暗含的新闻价值、文献价值、文化价值和娱乐价值提供了自身进入公共传播的充分可能。对于大众媒体来说,也有增加观众参与提高收视率的需要,因此越来越多的电视台接纳大众自拍影像——当然前提是实现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共谋或者至少不是反抗。

施拉姆认为,大众对传播事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传播的主要责任在于媒体,基本义务则属公众。公众参与得愈少,政府与媒体就将填补这个空隙,我们期望达成理想的结果便愈是困难。因此“应有更多的非专业大众来学习传播技术,以使媒体求取最佳的运用”。^[120]大众传媒作为社会公器,理应负责任地传递社会的良知、正义和批判性声音,而不是非理性和被操纵的意志。但是要促成大众传媒上述功能的真正实现,沉默的大多数不能继续身陷于沉默的螺旋中,其挺身而出主动参与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视觉文化时代,在全球化与地方化、整合与离散的过程中,民间影像的个性化、民主性可以成为某些文化对话的文本,传播民众内部的观点,发出小众、边缘的声音,而且这种声音是较少损耗和失真的声音。民间影像对大众传媒的适当参与,也能进一步引发公众对大众传媒压制性和封闭性的反思,更是避免媒体影像趋同化的有效手段。

由于电视等大众传媒的介入,目前大众影像与大众传媒之间呈现既分流又合流的趋势,两者之间保持既合作又独立的姿态,其中进入大众传媒的大众影像根据栏目的不同风格定位开始进入类型细分时期。

20世纪90年代,栏目化的发展为纪录片在体制内赢得了合法的存在,而现阶段大众自拍栏目的纷纷开办,也正在为大众影像赢得更多的合法性和更广阔的生存空间。但是这种生存空间是有限的,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恰好是扼杀民间影像中透视出来的最可宝贵的东西,包括个人化、多样性、平民化、实验性、非功利、自由、自然、人文关怀、底层情结等等。毋庸讳言,栏目化的发展有可能使大众影像在影像摄制中受到专业媒体的规范,与主导叙事同流甚至“共谋”,最终成为媒体影像的附庸,或者被主导影像“殖民”导致私人领域的再封建化,从而消解其天然去雕饰的个性和独立性。

事实上,作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在大众传播过程中,这种栏目化对民间影像的某种规范和影响是不可回避的。以北京电视台《百姓家园》为例,苏明曾经是该栏目的一个热心参与者,他的第一个作品选择的是父亲的老朋友老何如何接收手下工人和同事的礼信,然后又去自己的领导那里拜年送礼的事。吴文光自述“不知道为什么小苏的这一题材一直没有被节目列进后期编辑中。以后没多久小苏就没再去电视台了,《老何》也无下落。小苏和我讲到的原因大概是他在那里并没有一种‘家园’感”。^[121]实际上,《老何》之所以落选的原因众所周知。应该看到,“电视是一种团体意识形态的载体”,^[122]电视台、电影制片厂从事的是一种专业化和商业化的影像生产,重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而影像的个人化生产则更倾向于个人表现,更强调自我体验,更关注于个人视角中的独特发现,因此也更具私密性。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讲,影像的个人化生产更多地属于内向传播、人际传播及小众传播的范畴,而专业影视机构的生产则集中于大众传播领域,因此将个人化的影像产品投放大众传媒,难免产生两种生产的错位。尤其当我们用新闻价值、社教价值、娱乐价值、导向性等尺度来对大众影像生产加以评判的时候,影像生产中的矛盾就愈尖锐,两种生产的悖论造成一些电视台大众自拍栏目开办不久便偃旗息鼓。其实这不能简单地武断谁是谁非的问题,因为大众传播毕竟有其社会尺度(吴文光也坦言,“电视台应该给大家一些希望和光亮的东西,这是对的”^[123])。在大众影像已逐渐取得社会认同的今天,新辟的大众自拍栏目若要长久保有生存空间,大众影像作品若想更多地进入大众传媒,如何处理两种生产的矛盾恐怕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在大众影像生产的个人价值与传播价值、个人视角与社会意义、公共性与私密性之间如何确立取舍的标准,如何从大众影像中开掘出大众通路,正确处理前述个人影像生产与大众传媒定位的矛盾,求同存异,开创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自拍节目,恐怕也是留待业内人士与理论界进一步探讨的话题。

2.在小众传媒、边缘传媒及新媒体中寻求突破,明确和维护自己的社会公器角色。

拉斯维尔认为,“意识形态只是任何特定社会之神话的一部分。还会有与主流学说、准则和道德相对立的‘反意识形态’”。^[124]这种与主流相左的民间意识形态自然不能奢望在大众传媒得到大张旗鼓的宣传。虽说大众影像进入大众传媒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大众作为传播者的角色,但是在依靠大众传媒实现的信息传递中,大众只是作为一种初级生产者的角色,能否实现传播还有把关人的存在。因此对于大众影像来说,对于进入大众传媒并没有必要太过乐观。作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在舆论导向性的指挥棒下,把关人的存在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民间影像的传播。因此,“找到并发展一个民主的媒体,从而取代以市场为导向或是单纯由政府控制的媒体,或许会成为这个时代的重要政治任务之一”。^[125]

在现代社会,“对于‘庞大的阅听人’里各个团体所需的服务,绝不是‘最大公分母’式的媒体内容所可满足”。^[126]出于各自的需要,形形色色的民间团体的内部传播和小众传媒应运而生。因此,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群体化的传播工具正在经受冲击。新的,非群体化的传播工具在发展,在挑战,甚至要取它而代之”。^[127]米德把语言看做一种社会组织原则,认为它使独特的人类社会成为可能。影像语言实际上也是一种社会连接的纽带,影像的大众生产和传播也正在成为一种团体、社群的组织形式。在这些团体中,大众影像提供了一种如米德所说的“话域”,在这个空间中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128]在大众传媒被控制的情况下,大众影像可望凭借其“草根”特性,通过寻求在小众传媒和边缘传媒以及新兴传媒的运作中,建设公众的信息平台和公共论坛,来建设我们的公共领域,实现其监视环境、传递文化、协调关系、提供娱乐等功能。

实际上,在大众传媒之外的小众传媒和小众传播的出现,并非偶然。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媒介帝国的扩张,抵制媒体集中化和中心化的运动方兴未艾。一些个人、团体和组织“一直在为建立另一种媒体而斗争。事实上,每个国家都有一些团体——或许是许多团体——参与类似的活动,其会员也不断增加”。^[129]从美国、德国到萨尔瓦多、海地、菲律宾,社区和公共广播电台、电视台及其节目制作正迅速崛起,抵制权势传媒的全球化和商业化趋势。世界社区电台广播联合会(World Association of Community Radio Broadcasters)、全球另类媒体联盟(the Global Alternative Media Association)是他们联系的纽带,从事节目互换和政治组织合作。全球另类媒体联盟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为打破西方媒体巨头的垄断而奋斗”。^[130]

在美国,有线频道的增多为民主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社区电台获取公众频道使用权的运动悄然兴起,在1000多个地区蓬勃开展。许多国家成立了社区有线电视合作团体和地区电视台,在非商业化的基础上向地区传送人们需要的节目。在洪都拉斯利隆地区的萨卫农场社区,教师们成立合作团体,安装有线系统,当地社区观众比较关注的体育、社会、宗教、政治事件在16∶00到20∶00的黄金时间播出的节目中得到反映。

此外,为推进、支持和维持农业、教育、环境、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性别平等、营养以及公共卫生等项目,发展传播学中的某些策略被一些国家政府、地区性和国际性组织、社区团体以及非政府组织采纳,用以解决世界所面临的各种发展问题。这些策略包括提高大众参与意识、普及知识、社区动员、利用民间媒体、社会营销、娱乐教育以及倡议等。

由于价格下浮,一些业余爱好者和半职业人士使用的摄像器材急剧增多。差不多世界上每一个国家为社区团体制作的电影、录像或培训节目都有大幅度的攀升。如印度,有15000多个非官方组织和几千个学校、学院发起了另类录像运动,围绕少数民族冲突及其根源和经济、环境问题制作节目。^[131]截至1989年,拉丁美洲开展的群众摄像计划大约有400多项,这些计划经常与社会活动紧密联系。录像活动家走上街头,拍摄动态、真实的地方电视节目。他们号召社区内外进行密切交流,将录像作为社会运动的首要教育工具。巴西流行录像协会走上街头,在22个城市公开场所的电线杆上安装电视荧屏,试图建立一个国家街头电视网,播出社会运动的录像并播出观众对此的反应。另一家非营利机构电视Maxambomba在工人数量庞大的里约热内卢的百克萨德(Baixada)地区,进行录像培训和以工人阶级为题材的电影制作及放映。自1989年以来,该计划中的摄制人员几乎每天都深入居民区征求民意,将居民对不同话题(如避孕套的使用、洁净水、卫生)的不同看法制成录像。每周有五个夜晚,电视Maxambomba的工作人员搭建活动展厅,播放居民的观点及流行偶像制作中心或当地电台的其他录像节目,鼓励人们讨论不同问题。“电视Maxambomba大获成功。它不仅没有丝毫的党派偏袒性,而且促进了真正民主意义的对话”。^[132]

国外以小众传媒及诸多边缘传媒为主要传播途径的群众运动的蓬勃开展,可以给国内方兴未艾的大众影像生产的未来走向带来很多启示。大众影像作为一种文化传播符号,大众影像生产作为一种文化生产方式,可望作为一种民主参与的媒介,作为一种自我表达、增进了解、促进沟通、保存文化的方式,可望通过更广泛的群众性参与,与知识启蒙、社会教育、民主参与等社会运动相结合,扎根于更深厚的社会土壤,从而获得更深广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