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播音的降调问题

谈谈播音的降调问题

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广播电台的播音质量有所回升。但是,继续提高播音质量,既是广大听众的强烈呼声,也是我们播音员的普遍愿望。对降调问题的研究、探索,正是由此而来的。

我们的人民广播,历史不算长,却有优良的传统和丰富的经验。前些年,由于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人民广播事业遭到严重的干扰和破坏,播音又怎能例外? “不喊不革命”,这就是原则;“调高情亦高”,这就是标准。喊得头昏眼花,还得接着喊;已经声嘶力竭,仍然不许降调。喊不上去了吗? “不怕牺牲”!喊不出来了吗? “靠边站”!喊,成了最时髦的东西,连舞台上、银幕上,也是喊声震天的!如今,随着林彪、“四人帮”的覆灭,随着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逐步恢复和发扬,我们更深切地感受到了党的期望和人民的意愿。人民厌恶假话、大话、绝话和屁话,当然,也从来没有喜欢过“喊”话。那令人不能忍受的、不堪入耳的嗓音高调,连同那令人不能容忍的、不堪出口的毒言恶语一起,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历史的谴责和抨击。

于是,降调被鲜明地提出来,并且在播音实践中被愈来愈多的播音员同志所重视、所追求。这种追求,正标志着我国播音的优良传统的恢复和发扬,也意味着向广播语言艺术高峰开始了可喜的登攀。

一

究竟怎样理解“降调”呢?

有的同志可能说:降调降调,自然是把调降下来,有什么不清楚的!

那么,如果进一步问:所谓“降下来”是指什么呢?怎样降下来呢?

事实上,就是因为对“降调”的理解有不够准确的地方,才产生了不太理想的效果。例如,有的同志就认为:降调显然是对高调的否定。那么,这种否定显然是越彻底越好。于是,在播音时就得尽量低,似乎一点儿高音也不能有,有一点儿高音便看做是高调的影子和痕迹,就必须立即加以荡平。这种认识,在一些同志的头脑里不一定那样清晰和强调,但或多或少是起了作用的。因之,我们听到某些播音,低是低了,不过却显得那样平,连应有的高音和棱角都几乎被磨光了。对这样的“降调”,有许多异议那是自然的。还有的同志认为,高调是费力不讨好的事,而降调却可以事半功倍,自己播音时,只要松弛省力,听众就容易听得进去。基于这样的认识,播音时的确松弛了,省力了,不过却显得那样淡,几乎听不出播音员的播讲愿望,感受不到那蓬勃的朝气,反而给人以松松垮垮、无精打采、冷若冰霜的印象。对这样的“降调”,我想也不会有多少人赞同吧。

实际上我们播送每一篇稿件都有一定的宣传目的,它总要体现在播音的具体过程中。我们思想感情的运动状态,表达思想感情的各种方法,都受到宣传目的的统帅和制约。凡是由于某种干扰,正确的宣传目的被削弱,甚至被其他目的替代了,这就是目的转移。如果为降调而降调,使降调作为手段的性质变为目的,就是喧宾夺主。这同在话筒前想技巧、改毛病、装样子等,殊途而同归。在这个问题上,有意无意地把降调作为目的,的确是一大障碍,必然会导致播音的失败。

降调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只是为了更好地为宣传目的服务,只是为了“使人愿意接受”而被我们赋予了存在的价值。否则,它的命运不会比使人听而厌之的高调的命运好多少。为了避免出现“降调情亦降”的效果,而忽视宣传目的的作用,无疑是缘木求鱼;即使详谈其他细微末节,也不会产生纲举目张的作用。这是为众多的事例已经或正在证明的。

二

不少播音员同行在探索降调的实践中,对存在的问题和听众的反应很伤脑筋。听众不愿意听高调,可是对当前的降调又觉得平淡无味,松软无力。在这方面,当然不应以听众的这些意见作为否定降调的理由,应当在我们自己身上找一找原因,认真研究一下如何降调的问题。

我认为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降到什么程度;二是降成什么样子。

先谈降到什么程度。

高调,经常使用极限高音、强音,令人震耳欲聋。但如果过低,一味使用极限低音,反而会使人感到压抑、窒息。二者都会造成外在、强制、生涩、吃力的印象。在生活中,在艺术上,那最丰富、最生动、最悦耳、最诱人的声音,肯定是自如的声音。我们降调,就是降到自己的自如声区,充分发挥自如声区的特色和表现力。

自如声区,有其最高点和最强点,也有其最低点和最弱点。这最高点和最低点之间,最强点和最弱点之间,便是自如声区。需要说明的是:所谓“最高”,不是极高,不是到了极限的高音;所谓“最低”,也不是极低,不是到了极限的低音。 “最强”、“最弱”的意思也一样。自如声区里,高低强弱都是自如的,没有任何做作力量。

自如声区的范围,有其相对性。有的人,自如声区大部分在高声区;有的人,自如声区大部分在中声区,或在低声区;某个人自如声区的最低音,可能是另一个自如声区里的最高音;某个人自如声区的高低幅度可能相当于两个半八度音阶,另一个人自如声区的高低幅度可能只有两个八度音阶,如此等等。这种自如声区的相对性,正是每个播音员自己的自如声区的个性。要确定和把握自己自如声区的个性,摸索出运用它的规律,取其长,补其短,才能在降调过程中有所突破,才能逐渐形成自己的播音风格。

把握住自己自如声区的个性,还要防止那种脱离自己自如声区的声音的模仿,防止使用自己自如声区以外的声音。例如,有的同志自如声区偏高,为了降调,就故意压低声音;有的同志为了追求某种“理想”的声音,改变正常的发声状态,改变自如声区的特色,等等。

另外,由于稿件内容的千差万别,在考虑稿件基调的时候,也要适当考虑播送全篇稿件的“使用声区”。播某些稿件,要更多地使用自如声区中偏高的部分;播某些稿件,又偏重于自如声区中较低的部分,等等。 “使用声区”一般总是小于自如声区,充其量也只能等于自如声区,而绝不能大于自如声区。

上面着重谈的是自如声区的高低音域,其实,自如声区是一个立体概念,还包括强弱、明暗、宽窄、圆扁、润干等。如有的同志自如声区的高音有时变窄、变干了,这种高音就是有缺欠的、不完美的。如果经过持之以恒的科学的训练仍不能解决,就要在使用时注意“避其短”。

降调,只要能降到这种立体概念的自如声区里,就会如鱼得水了。

下面再谈谈降成什么样子。

降调要降到自如声区,只是第一步,接着还要把握降成什么样子才能“使人愿意接受”。我认为至少要把握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要做到无一字无依据。我们把文字稿件转换为有声语言,最忌“睁眼看稿不动脑,张嘴念字不动心”的机械状态,而应准确地表现稿件的思想感情,充分发挥我们再创造的主观能动性,完美地达到宣传目的。这方面一般初学播音的同志容易产生问题。还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未能完全从内容出发的、走向主观随意性的播音。似乎在动脑,在动心,但思想感情的运动状态与稿件内容是游离的,色彩不吻合,分寸不贴切。这是初步掌握了播音的主动权之后容易产生的问题。

在播音中,我们要经常注意避免出现机械状态和随意状态。胜利的途径唯有“无一字无依据”。我们形之于声的每一层、每一段、每一句、每一字都要从稿件内容出发,都要以符合稿件内容的内在思想感情的运动状态为依据。 “无依据”有时是理解不深,有时是表达不当;有的是生活经验不足,有的是语言习惯未改;也还有一些别的原因。这要具体分析。

为降调而降调的表现之一,就是脱离了内容,失去了依据,只注意降调,当然不会有什么好效果。说穿了,也还逃不脱“八股调”。这就像有一个人想把浮躁的作风变得扎实起来,光注意于举手投足是不够的,先得让内心扎实起来。这样,扎实的作风才有依据,也才能真正形成起来。

第二,要做到无一处无变化。我们播送到每一篇稿件,从内容到形式,从层次到语句,从色彩到分寸,都是有变化的。要做到“无一字无依据”的表达,必须使这些变化自然地显露在有声语言中。为变化而变化,没有依据的随意变化,当然不妥;但是,因担心无依据而不变化,成为无依据的单调,同样为我们所不取。

有声语言是诉诸于听觉的。要使听觉永远处于积极、敏感的状态,就要求声音的不断变化。这似乎是一条普遍的规律。这和视觉要求色彩的变化相同,感情色彩、声音色彩就是一种向视觉的借用。在歌德和艾克曼的对话中,曾由颜色学而涉及声音、舞蹈、戏剧的变换规律。艾克曼还指出,在这条规律下“我们乐意避免方才听过的同一种声音”(《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十一册,第215页)。这个见解虽然显得笼统,但对我们还是有启发的。

要求变化,在有声语言的运用中,正是对单调的否定。人的听觉之所以不愿承受单一性的刺激,就因为刺激的单一性少有色彩和分寸的有依据的变化,少有主次分明、上下衔接、浑然一体的转换。平淡、呆板、僵直、生硬,永远使人厌烦,并会受到听觉的抵制。

有声语言的变化,有的如“吹皱一池春水”,有的如“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有的如“铁骑突出刀枪鸣”,有的如“夜半钟声到客船”。降调,正是为了克服单一性,加强丰富性。

毛泽东同志曾深刻地指出:“世界上的事物,因为都是矛盾着的,都是对立统一的,所以它们的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的。 ……这是事物矛盾运动的曲折性。”(《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61页)有声语言的变化。就是要把握思想感情的曲折性,把握声音形式的波浪式。这正是我们所说的“降成什么样子”的“样子”。

在声音形式上,重视语音要素各自的相对性是极端重要的。在有声语言的运动中,音色、音高、音强、音长都是在比较中显现出区别来的。我们常说的虚实、起伏、刚柔、快慢等,怎能切实做到“降而不懈,降而不僵,降而不抻,降而不软”,健康的而不是畸形的体魄便会应运而生了。这“一朝分娩”的缘由,并非造物的神通,恰是“十月怀胎”的孕育。这中间,废寝忘食自不必说,仅那失败的苦痛就比成功的欢欣要多出多少倍!

第三,无一言无对象。为了降调而降调的播音,往往失去对象感。就像高调的“对空训人”,降调而无对象犹如自言自语,听众会觉得你的话与我无关。

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研究如何设想对象。

我认为,设想对象要具体,要力图符合宣传目的,并尽量联系与稿件内容有关的、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但是,具体设想时,既不要太广大,似乎是千万人端坐细听,也不要太狭小,好像只播给一两个近亲好友听。以有利于唤起播讲愿望,达到宣传目的为原则。如果不但能做到“心中有人”,而且能做到心中有听众的反应,把每句话都流畅自然地送到听众的耳朵里,送到听众的心坎上,那么,降调便增添了新的活力。

困难的是新闻、评论的播音。这当然同我们对两种体裁的看法有关系。它们的政治性、政策性、指导性、鼓动性,把我们搞得谨小慎微,前怕狼后怕虎,甚至手足无措了。不是吗?有的同志播起科学常识来,自如得很,一旦拿起了新闻、评论来,似乎就登上了什么宝座,端着个架子,拿着个调子,真是正襟危坐,照本宣科。这些同志完全是出于好心,不过多为习惯使然,弄得事与愿违,效果不佳。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设想的具体对象,大多是工农兵和知识分子。我们向他们作宣传,虽然不必是事事商量,小心求教,但也不应把他们看做一无所知。新闻、评论,难道不是摆事实,以事明理,讲道理,以理服人吗?对敌人,轻蔑比目眦尽裂更有力量。

诚然,有一种意见并不正确。这种意见认为,听众对我们宣传的内容完全了解。这样想,常常会削弱甚至取消宣传的必要性,削弱甚至取消播讲的迫切性。在我们设想具体对象时,要恰当选择才是。

正确地设想对象,牢固地获得恰当的对象感,将帮助我们调降而情不降。

三

降调,要降到自如声区,要降得丰富多彩,但我们不能满足,因为这只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创造多种播音风格的基础。对如何形成自己的播音风格,本文不打算多谈。这只是想说,在降调问题上,宁可把目标定高些,眼界放开些,理论的研究更深些,实践的步子更大些,也不要受到局限,左顾右盼,裹足不前。

播音工作的个体性、独创性,当然是受阶级性、党性支配的。这一点正是我们无产阶级广播始终不渝地坚持的根本原则,也是我们形成我国无产阶级播音风格的共性基础。忽视了它,必定走入歧途。但是,我们也不要忽视了不同的播音员的声音特色、不同表现方式所形成的个人风格。忽视了它,寓于个性之中的共性必定名存实亡。那种对空谷回音和高天流云的“气势”的膜拜,并没有完全从某些同志的印象中消失,他们的辨音力尚未从中解脱。恐怕不能说这不会成为阻力吧!

播音的优劣,应该让人民群众来评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不能用一两次实践作为盖棺论定的例证。播音风格的形成,需要时间,需要帮助,需要支持,需要实践。出现曲折和反复,不能动摇登攀的毅力;发生争论和非议,只会增加登攀的勇气。降调问题很可以作为突破口,把我们的播音质量提高一步,从而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国式的广播语言艺术的成熟,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1979年10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拨乱反正,在广播电视中也受到了巨大的推动。 “文革”中的高调门、火药味儿,受到了冲击和摒弃。但是,应该怎样调整播音的基调、语气、声音和状态,众说纷纭,理解不一。 “降调”问题,针对性强。当时,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打电话给北京广播学院学报编辑部,对此文表示赞赏,有一些地方台播音组还专门组织了学习讨论。

所谓“降调”问题,至今未完全解决,这里有总体要求和具体要求问题,也有播音队伍素质和语文功力问题,当然也涉及改革问题。仍可以作为一个课题深入探讨。

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