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当众嘲笑程颐，遗下无穷后患_

苏轼当众嘲笑程颐，遗下无穷后患_

半年之后，司马光因病去世，苏轼与他在政治上的矛盾没有继续发展，然而，事情并未就此了结。苏轼事后追述说：

始论衙前差雇利害，与孙永、傅尧俞、韩维争议，因亦与司马光异论。光初不以此怒臣，而台谏诸人，逆探光意，遂与臣为仇。

——《杭州召还乞郡状》

作为一位胸襟坦荡的贤人君子，司马光生前并没有因意见不合而开罪苏轼，相反，在他执政期间，苏轼一直仕途通达。但是，由司马光一手提拔的四名御史：刘安世、王岩叟、刘挚、朱光庭，却早已将苏轼视为异端。此后，由于一些错综的人事渊源关系，这一矛盾又延续和夹杂在另一更复杂、更持久的“洛蜀党争”之中。(www.guayunfan.com)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中往往充满了偶然的巧合。当宋仁宗嘉祐元年，苏洵携二子苏轼、苏辙进京应试时，程珦也与二子程颢、程颐同一年抵达京城。二苏连名中第，二程则因先入国子监就学，后国子监解额减半，仅程颢一人登科。在此后的岁月，他们沿着自己的人生轨迹向前发展，在不同的领域里各领风骚。没想到，到了元祐年间，二苏、程颐又同在京城，各立门户，自树宗派，竟至演成旷日持久的“洛蜀党争”，成为历史上的一桩公案。程颢、程颐兄弟是洛阳人，苏轼、苏辙兄弟是四川人，“洛蜀党争”即由此得名。

程颐，世称伊川先生，青少年时代与哥哥程颢一起师从北宋理学创始人周敦颐，为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英宗、神宗两朝，大臣屡次推荐，他都不肯出仕，授徒讲学三十余年，门人弟子遍及朝野，在当时学术界影响深远，声誉日著。哲宗即位之后，司马光、吕公著联名举荐，任崇政殿说书。程颐想到少年皇帝的教育，关系国家未来的治乱盛衰，所以，在年过半百之际欣然出山就职。按照宋朝的官制，经筵讲官，地位高的为侍讲、侍读，位卑资浅的为说书，程颐以布衣的身份初入仕途，担任这一从七品的职务，作为帝王之师，乃是一种非常的荣耀。

程颐为人不苟言笑，动辄诵说三代古礼，开口必称尧舜孔孟，俨然以师道自居，丝毫不近人情。这副迂夫子的模样，不仅性情通脱、崇尚精神自由的苏轼看着别扭，就连生活谨严、一丝不苟的司马光也觉得有些过分。

一天，程颐在经筵为皇帝讲书，课间休息时间移坐殿旁小轩，君臣喝茶赏春。当时微风轻拂，垂柳依依，小皇帝顺手折下一根柳枝玩耍。这本是平常小事，但程颐见了立即站起身来，拉长了脸教训道：

“现在正是春天，莺飞草长，万物生荣，皇上不可无缘无故摧折生命，致伤天地和气。况且，为君者以仁为本，爱惜万物须从小事做起……”

哲宗此时刚刚十一岁，想不到攀一根柳枝也会惹来这么多嗦，心里很不高兴，一赌气，将柳枝狠狠地扔在地上。

司马光听说这件事情后，十分感慨地对门人说：

“人主不愿接近儒生，正因为有这样一些迂腐之人的缘故。”

程颐处世的生硬拘泥，确实是司马光所始料未及。他当初汲引程颐，本意是想利用他在学术上的声望和才华，辅助经国大业，影响年少的哲宗，结果却是适得其反。

司马光于元祐元年九月一日去世，那天，皇帝正领着百官在南郊举行明堂祀典，安放神宗的灵位入太庙。九月六日，典礼结束，朝臣们都急着赶往宰相府吊唁。程颐连忙拦住大家，说：

“《论语》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今明堂吉礼刚过，岂可又行丧礼？庆吊同日，与古礼不合也。”

有人当场反驳道：“孔子说，哭则不歌，但并没有说歌则不哭呀。”

程颐有些尴尬，顿时满脸涨得通红，不禁提高了嗓门，继续争辩。苏轼在一旁见程颐板着面孔唠叨不休，不禁引起十二分的厌憎，心想：世上竟有如此泥古不化之人，实在是可笑之极！于是上前挖苦道：

“此乃鏖糟陂里叔孙通所制礼也。”

叔孙通是秦汉时的儒生，刘邦称帝后，他采择古礼，结合秦制，为汉王朝制定了一整套规章与礼仪。鏖糟陂则是一处沼泽地，位于北宋都城西南十五里处，“夏秋积水，沮如泥淖”（宋·庄绰《鸡肋篇》）。“鏖糟陂里叔孙通”，意思是从脏乱之地而来的冒牌叔孙通。苏轼嘲笑程颐拘泥小节，不识大体，是个没有见过世面的村学究，既富幽默的地区色彩，又与历史人物叔孙通制定朝仪、举朝整肃形成强烈反差，由此获得入木三分的讽刺效果。此言一出，百官哄堂大笑，程颐恼羞成怒，朝中那帮出自程门、视程颐如圣人的洛学弟子更是怒不可遏。从此苏程结怨，遗下无穷后患。

这肇事的端由虽然只是细故，并不涉及国家大政的争论，但究其根本，却反映了苏轼、程颐两人思想、志趣和性格上的歧异。程颐讲求道学规范，不免矫情伪饰，苏轼崇尚真率通脱，追求本真自然；苏轼曾多次表示：“素疾程颐之奸，未尝假以色词。”（《杭州召还乞郡状》，又见《再乞郡札子》）程颐也指斥苏轼有纵横家捭阖的习气。以此为发端，更由于各自门人推波助澜，从而导致了水火不容、攻诘不已的洛蜀党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