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苏门六君子

苏门内部自由议论与自由批评之风，达到了坦诚无讳、畅所欲言的最高境界_

灯红酒绿之中，苏轼似乎是如鱼得水，尽情地戏谑玩耍。不过，尽管他天性开朗，乐群好友，总能以平和可亲的风度、诙谐幽默的谈吐给人们带来快乐，使每一次宴饮气氛更加热烈，但就本心而言，他最喜欢的还是三五知己好友小聚轻酌，谈诗论艺，随心所欲地泼墨挥毫，人生享受莫过于此。他曾说：

吾醉后，乘兴作草书数十行，觉酒气拂拂，从十指间出。

——《跋草书后》

某平生无快意事，唯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矣。(www.guayunfan.com)——宋·何蘧《春渚纪闻》引

美酒、佳肴和同气相求的朋友，正是灵感迸发的触媒。

在苏轼的知交好友中，“苏门四学士”历来最为民间所喜闻乐道。这四位在北宋文坛上引人注目的杰出人物，投札执礼、列入苏门均已十年以上，如今，他们各自的才华也都焕发出了动人的光彩：黄庭坚自是诗界翘楚，秦观的词篇传遍南北，晁补之、张耒文章议论名动朝野。元祐之初，他们先后汇聚京城，供职馆阁，“四学士”之称即出现在此时。加上李、陈师道，时人又将他们合称为“苏门六君子”。

对于这数位晚辈，尤其是“四学士”，苏轼极为爱重，多年来一直利用自己的影响，不遗余力地称扬，使他们得以顺利地崭露头角。在《答李昭书》中，他曾十分欣慰地写道：

轼蒙庇粗遣，每念处世穷困，所向辄值墙谷，无一遂者，独于文人胜士多获所欲。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之。

个人的遭遇坎坷多蹇，唯有识拔后进是平生一大快事。而且，作为一代宗师，苏轼对晚辈的热情培养、提拔，并不仅仅出于彼此之间私人情感、脾性的相得与投缘，更是出于一种对国家、民族文化传承的深切的责任感。他曾语重心长地告诫门生们说：

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与主盟，则其道不坠。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辈出，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任付与某，故不敢不勉，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

——李《师友谈记》引

他孜孜以求地识拔后进，正是为了培养第三代的文坛盟主，以保证一代文学的顺利发展，这也就是他引以为快事的原因所在。

当时苏轼名满天下，一般士人无不仰之如北斗。但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全才，苏轼并没有以自己的文学好尚强加于他的门生，而是尊重他们各自的艺术风格。苏轼本人是个才气焕发的天才型人物，因此，他的诗歌“不以锻炼为工，其妙处在乎心地空明，自然流出，一似全不著力，而自然沁人心脾”（清·赵翼《瓯北诗话》），随物赋形，信笔挥洒，毫无“矜心作意之处”（同上）；黄庭坚、陈师道却与他截然相反，讲求学力，注重章法，“专以拗峭避俗，不肯作一寻常语”（同上），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诗句）的精神，当时人们即已盛传陈师道“闭门觅句”的苦吟轶事；秦观感情丰富而又细腻，无论吟诗、作文、填词，皆以清丽优美见长，尤其是他的词作，是典型的传统一派，宛然与苏轼的词学追求迥异其趣；晁补之、张耒、李也都呈现出与苏轼不尽相同的艺术风范。张耒曾经十分形象地描述过苏门师弟的不同风采：

长公（轼）波涛万倾海，少公（辙）峭拔千寻麓，

黄郎（庭坚）萧萧目下鹤，陈子（师道）峭峭霜中竹，

秦（观）文倩丽舒桃李，晁（补之）论峥嵘走珠玉。

凡此种种，苏轼皆能以其“海不择流，有容乃大”的心胸予以接纳和欣赏，极大地鼓励了门人弟子艺术才能的自由发挥，直接促成了北宋中后期文坛异彩纷呈的多样化格局的形成。

更令人称羡的，是苏门内部的自由议论与自由批评之风，达到了坦诚无讳、畅所欲言的最高境界。

学术界绵延近千年的关于苏轼“以诗为词”的争论，最初便是在苏门展开的。宋人笔记中曾记载了两则十分有趣的故事：

东坡在玉堂（即学士院），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

——俞文豹《吹剑续录》

东坡尝以所作小词示无咎、文潜曰：“何如少游？”二人对曰：“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

——《王直方诗话》

这两则故事都发生在元祐时期的苏门，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方面，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开创革新词派是相当自觉的，他要求门下之士以柳永、秦观比较他的词作，反映了他潜意识中以柳、秦作为竞争对手，正说明他力图在当时流传最广的柳词和成就最高的秦词之外，另辟蹊径，别开生面；另一方面，苏轼具有豁达的气质和艺术上的宽容度量。当时的词，一般是供歌女在酒筵娱乐场合演唱的，常用琵琶等丝竹乐器伴奏，所以“关西大汉执铁板”之喻，实则含有戏谑婉讽的意味，苏轼却“为之绝倒”，不以为忤。他与晁、张二人的对答应和，更宛然烘托出平等探讨、心情舒畅的艺术氛围。而“以诗为词”之论，则准确地抓住了苏轼革新传统词风的主要方法和手段。

苏轼的豁达宽容，对于苏门中在文学、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和争论，不啻是无言的鼓励，促使门人们在这位尊师面前更大胆地直抒己见，放言高论乃至无所顾忌。从苏轼一面来看，他也常在轻松戏谑中对门人进行辩难和批评。

苏黄之间，即互相敬重，也彼此指责。苏轼曾说：

“黄鲁直诗文，如蝤蛑、江珧柱（蟹贝类海鲜），格韵高绝，盘餐尽废；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

而黄庭坚也坦言在他看来苏轼“文章妙一世，而诗句不逮古人”。

黄庭坚作诗，以追求“不俗”，“不鄙”为旨归，部分作品“格韵高绝”，品格上乘，但也伤于单一，为苏轼所不满。苏轼才情奔放，以挥洒自如，酣畅自适为艺术真谛，黄庭坚批评他“未知句法”。这些意见都耐人寻味。

在谈笑中见出严肃的艺术沉思，幽默感更有助于深刻评论的淋漓发挥，这样的场景在苏门中可说是随处可见。

苏轼与黄庭坚，同为北宋著名书法家，但是风格迥异。一天，两人一起切磋书法技艺，苏轼评论道：

“鲁直近日所作字书，虽清新劲拔，但用笔过于瘦弱，就像树上挂着的蛇一样。”

黄庭坚心中叹服，却不免反唇相讥：

“先生的字我固然不敢随便加以评论，但有些地方觉得太局促，写得太扁平，很像石头下压着的蛤蟆。”

两人相对大笑，都以为十分恰切地说出了各自的毛病。对读苏黄现存的法帖，我们亦当会心而笑。

这种情形也同样发生在苏轼与秦观之间。元祐二年，由于苏轼与鲜于子骏联名举荐，秦观从蔡州进京参加制科考试，稍事休整，即往西城苏府拜望恩师。久别重逢，十分欢愉，苏轼忙令家人沏上一壶密云龙茶送到书房。密云龙茶品优异，产量有限，为皇室所独享，宫廷赏赉，仅限于王公近臣，因此极为苏轼所珍视，自己偶尔品啜一杯，绝不用来招待一般的客人，唯有四学士得以分享。当时师弟几人细品清茗，畅谈别后情形。苏轼说：

“一别三年，少游文章定然是大有长进。前些日子，京城还在盛传你新作的‘山抹微云’一词呢。”

听到老师提及自己的作品，秦观连忙拱手逊谢。这首《满庭芳》（山抹微云）是秦观近期力作，一经写出便众口传唱，苏轼读了亦赞不绝口，早已和晁补之等品评议论过一番。晁补之激赏其中“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几句，他说：

“近世以来作者，皆不及少游，像‘斜阳外’这样的句子，即使是不识字的人，也能听出是天生好言语。”

苏轼认为整首词诗情画意，情词双绝，且能融身世之感于艳情之中，在传统母题的基础上，写出了一定的新意，从而使词作内容显得较为厚重，开篇“山抹微云，天粘衰草”两句，尤其从容整练，他开玩笑说：

“今后见到少游，我将不称其字，就叫他‘山抹微云君’得了。”

不过，对于词中描写男女相思离别之情过于绮靡，苏轼稍觉不满，认为未脱《花间》、柳永习气，今天相见，不能不提出来，因此单刀直入，对秦观说：

“想不到分别后你却开始学习柳七（柳永）作词。”

秦观一听，便有些不服气，他自认为词风深婉清丽，与柳永那些为市井之人所欣赏的香软浅俗之作还是不同的，因此当即辩解：

“我虽然学无所成，但也不至于到那种地步。”

苏轼笑着说：“那么‘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难道不是柳七的用语？”

秦观顿觉无言以对。苏轼又问：

“不知你近来可有什么新作？”

秦观忙拿出《水龙吟》一词，首句为：

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

苏轼读罢，不禁摇了摇头说：

“这开篇十三个字，只说得一个人骑马楼前过。”

回环往复，情深言长本是传统词作的突出特点，它能使抒情更为深婉、细腻和恳挚，加强感情的深度。但是，作为革新词派的开创者，苏轼的美学趣尚稍有不同，他不太满意这种委婉深曲的表达方式，更倾心于像诗一样较为简洁的语言风格，因此便直率地提出来讨论，并吟诵他当年在徐州时所写的那首《永遇乐》（明月如霜），作为相反的例证。这首词是苏轼新型词风步入成熟时的一篇力作，颇能代表他的词学追求，正如晁补之所评述的，“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只三句，便说尽张建封旧事，确实是非常简练。

苏轼和弟子们之间就是这样坦诚相待，各抒己见，充满了平等探讨的艺术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