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在杭州相比，密州的生活确实是艰苦了许多，也寂寞了许多

和在杭州相比，密州的生活确实是艰苦了许多，也寂寞了许多_

“以杞为粮，以菊为糗（qiǔ干粮）”（《后杞菊赋》）的生活窘态固然是诗人的夸大之词，可是，杭密两地无论在物质生活上还是精神生活上，其巨大反差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在这样一个远离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穷乡僻壤，莽莽荒原上颠簸劳顿的车马，替代了江南水乡安逸的舟船；仅蔽风雨的粗朴住宅，替代了雕梁画栋舒适的屋宇；一望平川单调的桑麻之野，替代了如诗如画醉人的湖山美景。而更为叫人难以适应的，则是饮食的粗陋和单调。苏轼的家乡四川素称“天府之国”，自古便是美食的天堂，当时京城汴梁（今河南开封）及各大都市都有专门的“川饭店”，经营四川风味的饭菜和小吃。因此，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四川人，苏轼自然而然地养成了在饮食方面种种精致的讲究和习惯。通判杭州的三年，江南鱼米之乡的丰饶物产，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扁舟渡江适吴越，三年饮食穷芳鲜。

金齑玉脍饭炊雪，海螯江柱初脱泉。

——《和蒋夔寄茶》(www.guayunfan.com)吃着洁白晶莹的大米，品着各色各样刚刚出水的河鲜海味，这位十足的美食家常常充满了陶然自得的满足感。而最令他难忘的则是吴郡名菜鲈鱼脍。《大业拾遗记》曾记载了这道驰名远近的菜肴的制作方法：

鲈鱼白如雪，取三尺以下者作之，以香菜花叶相间，和以细缕金橙食之，所谓金齑玉脍，东南之佳味也。

以南方人特有的精细，将肥美白嫩的鲈鱼切成吹弹欲破的薄片，配以翠绿的香菜，撒上金黄的橙丝，做成色香味俱全的“金齑玉脍”……然而，这些曾经的家常便饭，一到密州都成了纸上画饼。荒瘠寒冷的大地，物产本来就不够丰富，再加上连年蝗旱，庄稼、菜蔬无不歉收，因而食物奇缺。早已习惯了鲜食美味的苏轼，如今却不得不学着像本地人一样吃粟米饭，饮酸酱，有时也把肉块埋在饭下蒸煮，做成所谓“饭瓮”，这大概可算是密州的一道“美食”吧。

如果苏轼依旧像当年签判凤翔时一样，对未来充满了乐观和自信，或许环境的变迁还不会令他多么沮丧。可是现在，理想之光已经暗淡，他的心中充满了与时不谐、壮志难酬的郁闷，也充满了现实苦难的哀感：环顾所辖之郡，四野哀鸿，满目疮痍，数万百姓，饥寒交迫——他却无能为力；反观自身处境，

此生何所似，暗尽灰中炭。

——《除夜病中赠段屯田》

像一块埋在灰中的炽炭，默默燃尽，渐渐成灰——他也无可奈何。太多的苦闷、太多的沉重堆积在心中，他需要寄托、需要排遣，可是这里除了天灾、人祸、冷落、荒凉，似乎什么也没有，既没有杭州怡情养性的好山好水，也没有凤翔丰富多彩的人文遗迹，甚至没有多少可以交游的朋友，这一点可以说是最让他无法忍受的痛苦。就像鱼儿离不开水一样，苏轼永远都需要生活在友情的光辉之中。好在云散四方的朋友们不时地会有亲切的问候捎来，给这颗寂寞的心以温情的抚慰。而他也可以在书信中尽情地向远方的友人抒发心头的郁闷。有一次，在寄给好友刘攽和李常的诗中，他几乎以一种追悔莫及的语气描述移守密州后的生活：

何人劝我此间来？弦管生衣甑（蒸饭的器皿）有埃。

绿蚁（酒名）沾唇无百斛，蝗虫扑面已三回。

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泪循城拾弃孩。

为郡鲜欢君莫叹，犹胜尘土走章台。

——《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二首》之一

没有歌舞，没有酒筵，只有恼人的蝗旱和纷繁的公务。这样的烦杂，这样的寂寞，真不知当初为什么要跑到这个地方来！原想和弟弟离得近一点，可是，尽管密州与齐州相距不过几百里，兄弟俩各自忙于公务，依然不得相见。诗歌的最后两句，诗人勉强自我宽解：作为密州的郡守虽然抑郁寡欢，但是比起汴京城里处处陷阱的党争生活来，还是要好得多。

来到密州后的第一个春节，就在这样一种凄凉落寞中没滋没味地度过。身体不适，心情不畅，闭门谢客卧床了好几天，等到正月十五上元节，闲不住的苏轼终于耐不住这份寂寞，打起精神出门去了。

当时习俗最重上元，每到此夜，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平时深居简出的闺阁少女，也都获得特许外出观灯，她们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争奇斗艳，更给这个美丽温馨的夜晚平添了旖旎风情。汴京、杭州等大都市的上元之夜尤其迷人，鼓乐声声，烟花阵阵，狂欢的人们流连忘返，通宵达旦。

然而，密州的上元节却令苏轼深深地失望了。当他没精打采扫兴而归时，对杭州的怀念突然变得不可遏止，于是提笔写道：

灯火钱塘三五夜。

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

帐底吹笙香吐麝，更无一点尘随马。

寂寞山城人老也。

击鼓吹箫，却入农桑社。

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

——《蝶恋花·密州上元》

词的上下两片分别描写杭州、密州上元节的情景，以杭州的热闹繁华反衬密州的简朴萧瑟，形成强烈的对比，充分表现了诗人对杭州的深深怀念和初到密州时对这座“寂寞山城”的苍凉感受。

好在他有个贤淑温厚的好太太，时时地为他分忧解烦。和堂姐王弗相比，王闰之也许不能算是极聪慧极精明的女子，但是她性情温柔，处事明智，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恪守着“男主外，女主内”的古训，王闰之很少过问苏轼在外的事务，只是有条不紊地操持家务，照顾丈夫，抚育孩子，从来不让苏轼为家中琐事分心。同时，几年的共同生活，她早已摸透了丈夫的脾性。他虽然比自己年长十一岁，并且是全国最有名望、最有学问的人，但是，作为一位才气焕发的诗人，许多方面却依然孩子般天真，不知掩饰，总是被起伏不宁的情绪所支配。时而兴高采烈，开怀大笑；时而抑郁沮丧，唉声叹气；时而随和开朗，诙谐幽默；时而固执倔强，焦躁易怒。王闰之稳重而平和，以不变应万变，永远不会在丈夫情绪的洪峰浪谷中迷失自己，因此，他们的家庭生活始终保持着平稳有序。

这天，苏轼闷闷不乐地在书房里踱步，三岁的幼子苏过咿咿呀呀地跑了进来，撒娇地拉住爸爸的衣服，叫爸爸陪他玩游戏。平时苏轼最爱跟孩子们嬉戏，可是今天心里烦闷，几次三番不肯理睬。苏过太小，还不知道察言观色，依然坚持不懈地缠住爸爸不放，惹得苏轼火冒三丈，忍不住一声断喝，苏过不明白爸爸为什么这么凶，委屈得哇地一声哭开了。王闰之闻声进来抱过孩子，柔声劝慰脸色阴沉的丈夫：

“小孩子不懂事，你又何必跟他生气？”

她转身出去，将过儿递给小丫环，用托盘擎回来一壶酒，几碟小菜，对苏轼说：

“我看你呀，比三两岁的孩子还要傻呢，整天地愁眉苦脸有什么用呢？来，喝杯酒，开开心吧。”

苏轼曾将这个小小的插曲以生动的笔触记录在一首题为《小儿》的诗中，一方面他为自己拥有这样一位善解人意的妻子而欣慰，另一方面，妻子朴实的话语引起了他深刻的思考。是啊，愁眉苦脸有什么用呢？蝗旱之灾不会因此而减轻，生活不会因此而丰富，种种的不如意也不会因此而消失，为什么自己就参不透这么简单的道理呢？他为自己这些天来为外界所支配，为环境所左右而深感惭愧。